第一部

PART ONE

1

黑尔到布赖顿还没有三个小时，就知道他们要干掉他了。他的手指上沾了油墨，指甲用牙齿啃过，满脸愤世嫉俗的神色，却又显得紧张不安。谁都看得出来他不属于这个消夏胜地——这里初夏的阳光，圣灵降临节从海上吹来的习习凉风，都跟他没有关系，他不是到这里来度假的游客。每隔五分钟，就有一列客车从维多利亚车站送来一批游客。他们乘上本地的小电车，站在顶层，摇摇晃晃地经过皇后大道，然后又推推搡搡地挤下电车，一个个面露惊异，走进了仿佛闪着亮光的清新空气里。新漆过的码头银光闪烁；一幢幢奶油色的楼房远远向西延伸，宛若一幅维多利亚时代色调疏淡的水彩画。这里正在举行微型摩托车大赛，一支乐队在演奏，海滨大道下面的花园里鲜花盛开，天空中几朵淡淡的浮云若隐若现，一架飞机在为某种保健品大做广告。

黑尔本来认为，混进布赖顿海滨的人群中间销声匿迹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除了他，这一天到这里来消夏的足有五万人。好一阵子，他也确实沉浸在这节日的气氛中，只要他的巡行程序许可，他就会喝上几杯金汤力鸡尾酒。他必须严格遵守预定的巡行程序：从十点到十一点不得离开皇后大道和古堡广场，十一点到十二点必须出现在水族馆和皇宫码头，十二点到一点又得行走在老船餐厅和西码头之间的海滨大道上。然后，一点到两点再回到古堡广场，到附近随便哪家餐馆吃顿午饭。午饭后就沿着海滨大道一直走到西码头，再到霍夫镇街道附近的车站去。这就是广告里已经广泛宣传的荒谬可笑的巡行路线。

每一张《信使报》上都登着这样一行广告：“科利·基伯今天在布赖顿。”他的口袋里放着一包卡片，他得把这些卡片一张张塞在他的规定行程上人们不易发现的地方，找到卡片的人可以从《信使报》报社领取十先令奖金。不过，要是谁手里拿着一份《信使报》，并且说的词句合乎要求，向黑尔当面指出：“你就是科利·基伯先生，我来拿《信使报》的奖金。”那就可以获得大奖了。

这就是黑尔的工作，依次在各个海滨城市巡行，直到有这样的一个人向他当面索取奖金才算了事。昨天在南区海滨，今天在布赖顿，明天……

十一点的钟声一响，他便匆匆喝干金汤力酒，离开了古堡广场。科利·基伯从不耍花招，总是戴着他在《信使报》上那张照片里戴的那种带檐的帽子，而且非常准时。昨天他在南区海滨没有碰上当面向他索取奖金的人。报社偶尔也想省下奖金，但是又不想经常没人领大奖。今天他就有责任让人认出来，他自己也希望如此。他在布赖顿海滨，即使在欢度圣灵降临节的人群中都感到不太安全，是有原因的。

他倚在皇宫码头的栏杆上，让经过的人瞅得见他的脸。熙熙攘攘的人群正三三两两络绎不绝地走过，就像一盘铁丝，一圈又一圈地绕开，向他伸展过来，每个人脸上都流露着安详的、决心欢度节日的喜悦神情。他们挤在满满的火车车厢里，从维多利亚车站一路站到这里，还得在这里排着长队等午饭吃，直到半夜才昏昏欲睡地晃荡在火车车厢里，再回到伦敦的狭窄街道和已经打烊的酒馆，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回家去。在这漫长的一天里，他们带着极大的耐性，累得精疲力竭，只为了换取一点点乐趣：这样的阳光，这样的音乐，这样的微型摩托车的突突声。当然了，还有穿行在水族馆回廊下面那两排龇牙咧嘴的骷髅中间的鬼怪火车、布赖顿棒糖和纸做的水手帽。

没有人理会黑尔，似乎也没有人拿着《信使报》。他将一张卡片小心地搁在一只垃圾筐上面，继续往前走；他的指甲仍旧是用牙齿啃过的，手指头仍旧沾着油墨，孑然一身。喝完了第三杯酒，他才感觉到自己实在孤独；在这以前，他一直没把这批游客放在眼里，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并没什么两样。他也是从同样的街上走出来的，只是现在挣钱多了些，也就注定了要装出一副别有所求的样子。其实，这些码头风光，码头上的西洋镜玩意儿，一直都令他动心。他本想回去，但是现在他只能继续带着他那一脸愤世嫉俗的神情——这也是他孤独的标志——徜徉在海滨大道上。从某个他看不见的地方传来一个女人的歌声：“当我坐火车从布赖顿来到这里。”那歌声有如健力士黑啤酒一般浓郁，从一家酒吧传来。黑尔走进酒吧，步入一个单独的包间，隔着两个柜台，透过一面玻璃隔扇，凝望着那个女人不失风韵的丰满身躯。

她年纪不算大，约莫三十八九岁，最多四十刚出头。她只是略有醉意，模样显得亲切随和。看着她，你会想到吃奶的婴儿。不过，假如她当真养过孩子的话，她也从没让他们拖垮自己的身体——她懂得照料自己。这从她嘴上涂着的口红就可以看出来；她对自己肥硕丰满的身体非常自信也能说明这一点。她并不过分袒胸露臂，但也不是一点儿都不讲究衣着，喜欢欣赏曲线美的人还是能看出她那身上优美的线条。

黑尔正是喜欢曲线美的。这个身材矮小的人，这会儿就以贪婪的、嫉妒的目光望着她，他的目光越过铅水槽里七倒八歪的空酒杯，越过啤酒开关龙头，越过大众酒吧间里两个侍者的肩头。“再唱一个，莉莉。”一个人喊道。她又唱了起来：“有一个夜晚——在一条小巷——罗斯柴尔德勋爵对我讲。”她老是唱不了几句就停下来，因为她动不动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歌喉也就难以施展了。不过她记的民谣多极了，简直唱不完，都是黑尔从来不曾听到过的。他嘴唇贴着酒杯，怀着眷恋注视着她。她又唱起了另一支歌，这支歌的渊源想必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亚的淘金热。

“弗雷德，”他身后有个声音喊道，“弗雷德！”

黑尔酒杯里的酒一晃荡，洒到了柜台上。有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门边瞧着他。他穿一身讲究的旧外套，因穿得太久，料子都磨得很薄了，他脸色憔悴而又专注，带着一股令人望而生畏的、不自然的傲气。

“你在叫谁弗雷德？”黑尔说，“我不是弗雷德。”

“反正一样。”小伙子说着，转身朝门口走去，目光却从瘦小的肩头上面偷瞄着黑尔。

“你上哪儿去？”

“我得去告诉一下你的朋友们。”小伙子说。

包间的吧台边除一个看门老头，只有他们俩。那老头面前放着一小杯度数不高的陈酒，而老头睡着了。“听我说，”黑尔说，“喝点儿酒吧。过来，坐在这里喝一杯。”

“我得走了，”小伙子说，“你是知道我不喝酒的，弗雷德。你老忘事，是不是？”

“只喝一杯，不碍事的。就喝点儿饮料吧。”

“那就快点儿。”小伙子说。他始终盯着黑尔，目不转睛，有点儿惊叹似的——不妨可以想象，一个猎人在密林中到处搜寻某种传奇中的动物，突然发现了一只花斑狮或者侏儒小象；他准备动手打死它们时，就会露出这样的眼神。“来杯葡萄汁吧。”他说。

“唱呀，莉莉，”坐在酒吧里的那些人喊道，“再给我们唱一个，莉莉。”小伙子这时才把目光从黑尔身上移开，透过玻璃隔扇，又望向那胸脯丰满的迷人身体。

“来一大杯威士忌，再要一杯葡萄汁。”黑尔对吧台侍者说。他把酒和饮料端到一张桌子上，但是小伙子没有跟过去。他正以狂暴的厌恶神情望着那个女人。黑尔松了口气，仿佛感到小伙子已经把仇恨像手铐一样暂时打开，将它戴到另一个人的手上。他试图说句轻松的话：“真是个开心的灵魂啊！”

“灵魂？”小伙子说，“你没有理由谈论灵魂。”他又把仇恨重新发泄到黑尔身上，拿起那杯葡萄汁一饮而尽。

黑尔说：“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工作，只来一天。我是科利·基伯。”

“你是弗雷德。”小伙子说。

“好吧，”黑尔说，“就算我是弗雷德。不过我口袋里有一张卡片，你可以拿它去领十先令奖金。”

“这些卡片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小伙子说。他的皮肤白净而光滑，长着依稀可见的细软汗毛，那双灰色眼睛给人一种冷酷的印象，活像一个感情已经变得冰冷的老头子的眼睛。“你的消息，”他说，“我们大伙在今天早上的报纸上都看到了。”他突然咯咯一笑，好像是刚刚弄明白为什么一个黄色笑话这么逗乐似的。

“我可以给你一份，”黑尔说，“喏，把这份《信使报》拿去，看看那上面是怎么说的。你可以领到大奖，十几尼。”他说，“你只要把这张表格送到《信使报》报社去就行了。”

“这么说，他们不放心把现钱交给你喽。”小伙子说。莉莉又在那边酒吧里唱了起来：“我们相逢——是在那人群中——我以为他会躲开我。”“老天爷，”小伙子说，“怎么没人去把那臭婊子的嘴堵上呀？”

“我给你五镑吧，”黑尔说，“我身上只有这点钱了。另外就剩火车票，再没别的了。”

“你用不着火车票啦！”小伙子说。

我穿着我的婚纱，

我肤色洁白，

能跟那白纱相比。

小伙子怒不可遏地站起身，为了稍稍发泄一下极度的愤恨——恨那歌声，还是恨眼前这个人？——他把手里的空玻璃杯摔到地上。“那位先生会付钱的。”他对酒吧侍者说了一声，便大摇大摆地穿过包间的门，扬长而去。就是在这时候，黑尔意识到他们是非要干掉他不可了。

她戴着香橙花环，

当我们再次相逢；

她那副神采风韵，

更显出柔情千种。

看门老头仍然沉睡在梦乡里；黑尔独自在这间空荡荡的包间里望着莉莉。她那丰满的胸脯顶着那件薄薄的粗布夏衣。他暗自思忖：我必须离开这里，必须离开。他悲哀而绝望地注视着她，仿佛他在这个酒吧里凝视着的就是生活本身。但是他不能一走了之，他得干完他的工作，为《信使报》报社干活是马虎不得的。这是一家好报社，值得干下去。黑尔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一段漫长的“朝圣之旅”，心头不由得涌起一股自豪感——他在街头卖过报，为一家日销一万份的地方小报当过周薪三十先令的记者，又在谢菲尔德干了五年。他又喝下一杯威士忌，一时恢复了些许勇气。他暗暗对自己说，要是他被那帮暴徒吓倒，丢掉差事，那可太没出息了，他绝不能这样。四下里有那么多人，他们又能怎样呢？他们绝对不敢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对他下毒手。跟那五万名游客混在一起，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到这边来吧，孤独的人儿。”乍一听，他还不知道她是在对他说话，后来他发现酒吧里的每一张脸都在咧着嘴对他笑，这才恍然大悟。他猝然意识到，眼前只有那个睡梦中的看门老头，那帮暴徒要干掉他该是多么容易！黑尔用不着走出大门，他只需要穿过三道小门，从包间和一个“男宾止步”的餐室绕半圈就可以走到另一个吧台。“你要喝点什么？”他说，带着一副感激不尽的神情走到那个大块头女人跟前。她能救我的命，他暗自思忖，只要她允许我一步不离开她就行。

“来杯波特吧。”她说。

“一杯波特！”黑尔对侍者说。

“你不喝吗？”

“不，”黑尔说，“我喝得够多了。我不能喝得昏昏沉沉。”

“干吗不能？今天不是放假吗？来杯巴斯吧，我请客。”

“我不爱喝巴斯。”他看看手表，一点钟了，工作时间已到，他心头一阵焦躁，他必须让每一个地段都有卡片，报社就是用这个办法来检查他的行踪的；只要他稍有玩忽，他们随时都能发现。“跟我去吃点东西。”他以央求的口气对她说。

“瞧他说的。”她冲着她的朋友们喊道。整个酒吧里都回响着她那带着醉意的狂笑。“来劲儿了，嗯？我可能把握不住自己啦！”

“你千万别去，莉莉，”他们对她说，“这个人靠不住的。”

“我可能把握不住自己啦。”她又念叨了一遍，那双透着友善温顺的眼睛眨了一下。

黑尔知道，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她跟他走。这个办法他以前是熟悉的。要是还像过去那样每周只挣三十先令，他就能跟她打得火热，就会懂得该用什么恰当的词句、开什么恰当的玩笑，把她从她的这群朋友身边拉走，带她到小吃店里去套套交情。可是他现在已经对这一套生疏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翻来覆去地说：“跟我去吃点东西吧。”

“咱们去哪儿呀，霍勒斯爵士？老船餐厅吗？”

“行，”黑尔说，“听你的，就去老船餐厅吧。”

“你们听见了吗？”她告诉酒吧里所有的人——女宾餐室里两位戴黑色圆顶帽的老妇人，独自在包间里酣睡不醒的看门老头，还有她那六七个老相识，“这位先生邀请我去老船餐厅呢，”她故意用文雅的口吻说，“要在明天，我就愿意同你去。可今天我已经在脏狗餐馆有约会了。”

黑尔失望地转身往门口走去。他想，小伙子一定还没来得及向他的同党通风报信，吃午饭时还不会出事，他害怕的是怎么挨过午饭后的那一个小时。那女人说：“你是病了还是怎么的？”

他的目光转向她那肥硕的胸脯，在他看来，她就像可以让人隐身的黑暗，就像庇护所，她见多识广，精通世故。看着看着，他心里不觉隐隐作痛；但是在他那手指上沾着油墨的满脸不屑的瘦小躯体里，自尊心重又抬头，他在心里暗暗骂自己：“回到娘胎里去吧……让她做你的妈……别再自己逞能啦！”

“不，”他说，“我没病。我没事。”

“你脸色不对头。”她热情而体贴地说。

“我没事，”他说，“有点儿饿罢了。”

“为什么不在这里吃一点儿？”女人说，“你可以给他做个火腿三明治吧，贝尔？”酒吧侍者随声应道，没问题，他可以做个火腿三明治。

“不用了，”黑尔说，“我该上路了。”

——上路。沿着海滨大道往下走，他忽而东张西望，忽而回头看看，飞快地混到潮涌般的人群中去。虽然到处都看不见熟悉的面孔，他却仍然提心吊胆。他本来以为，只要隐没到人群中就平安无事了，可是现在，他周围的人仿佛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当地深谙地形的人可以在这片密林中设下置人死地的埋伏。他往前看，只能看见一个穿法兰绒衣服的男人；他回头望，又有一件鲜红的女衫挡住了他的视线。三位老太太乘着一辆敞篷马车经过，安详的马蹄声渐渐消逝，仿佛把安宁也带走了。有些人依旧是这样活着的。

黑尔离开海滨大道，朝马路对面走去。那边人少些，他可以走得更快、更远一些。格兰德大酒店的阳台上有人在喝鸡尾酒；精巧的仿维多利亚时代式样的天棚上，缎带和花朵在阳光下交相辉映；一个看上去像是退休政治家的人，满头银发，身上扑了粉，戴一副老式双片眼镜，坐在那里喝着雪利酒，顺其自然而又不失尊严地任岁月悄然流逝。两个衣着华丽的贵妇，黄褐色头发闪着光，穿着貂皮短外套，从环球酒店的宽大石级上走下来，像鹦鹉似的头挨着头，叽叽喳喳地交谈着知心话。“‘亲爱的，’我冷冰冰地说，‘要是你还不懂达尔·瑞式烫发的话，那我只好说——’”她们各自把涂了指甲油的尖尖的指甲向对方亮了一下，咯咯地笑了起来。科利·基伯五年来头一回巡行程序没赶上钟点。他站在环球酒店的石级下那式样奇特的高大建筑投射的阴影中，突然想起那帮暴徒已经买了他的报纸。他们不用守着那家酒馆等他出现了——他们知道在哪儿可以逮到他。

马路上迎面过来一个骑警。那匹受到主人精心照料的栗色大马温驯地踏在炙热的碎石路上，如同一位百万富翁给孩子们买的一件珍贵玩具。玩具精工细作，令人惊羡，一身皮毛有如古老的红木桌面那般油光锃亮，色泽浓重，还挂着一枚亮晶晶的银牌。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玩具居然还是派真用场的。当黑尔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警察从身边经过时，他丝毫没有想到这一层，他不能向他求救。一个男人站在路边端着一个托盘卖杂货，他失去了整整半个身子：腿，胳膊，肩头。那匹漂亮的马经过他身边时，像个阔绰的贵妇人似的娇气十足地把头扭向一边。“鞋带，”卖杂货的人无望地对黑尔说，“火柴。”黑尔没有听见。“刮胡刀片。”黑尔已经走过了，可这几个字却死死地萦绕在他的脑海：他想到一条细细的伤口和钻心的剧痛。凯特就是这样被杀死的。

在前面约十八米的地方，他看见了库比特。库比特是个大个子，一头红发剪成小平头，满脸雀斑。他看见了黑尔，但是不动声色，就像没有认出他一样，只是悠闲地靠在一个邮筒上望着黑尔。一个邮差过来收信，库比特挪了个位置。黑尔看到他跟邮差开了个玩笑，邮差一边笑着，一边往邮袋里装信件。库比特时不时地把视线从邮差身上移开，往街上瞟过来，他在等着黑尔。黑尔一丝不差地知道他要干什么，那帮家伙他全了解。库比特是个慢性子，平时对他挺和善的。他会随随便便地挽起黑尔的胳臂，把黑尔拖到他要他去的地方。

不过，黑尔并没有失去原有的那股子豁出去的傲气，这股傲气中仍有理性的思考。他虽然吓得要死，可他还是暗暗对自己说：“我不会死的。”他自我解嘲道：“我可不是头版新闻人物。”眼下似乎只有这些是真实的：两位贵妇人钻进一辆出租汽车，乐队在皇宫码头上演奏，飞机喷气做出的保健品广告化成一缕白烟，消散在清澈的碧空；而红头发的库比特等候在邮筒旁，倒似乎不是真实的。黑尔转身，穿过马路，快步往回走，准备回到西码头去。他不是想逃跑，而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只要物色到一个姑娘就行，他暗暗对自己说。在圣灵降临节的假日里，准有几百个姑娘在等着人去勾搭她们，请她们喝杯酒，再带她们到雪利夜总会去跳跳舞，然后一起回家，带着醉意和深情，坐在火车的过道里。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到哪儿都在身边带上一个见证人。这会儿到火车站去——即使他的自尊心允许他这样做——也必定凶多吉少。他们肯定已经在那儿守着了，在火车站里弄死个孤零零的人从来都不费手脚。他们只要簇拥到车厢门口，或者在栅栏前那水泄不通的人堆里钉住你，你就没命了；凯特就是在一个火车站被科里奥尼手下那帮暴徒干掉的。整个海滨大道上，那些花两便士就可以坐的折叠躺椅上都坐着姑娘，等你去勾搭；全是没有把自己的男朋友带来的姑娘：公司小职员啦，商店售货员啦，理发师啦——一看那式样张扬的新烫的头发和修剪得十分精美的指甲，你就能辨认出哪些是理发师。她们昨晚都在自己的店里等到很晚，互相帮忙打扮到半夜。这会儿她们在阳光下显得昏昏欲睡，却很招摇。

男人们三三两两地在椅子跟前遛来遛去。这是他们头一回穿上夏装：刀口般挺直的银灰裤子，漂亮入时的衬衫。瞧他们的神气，好像压根儿不在乎能不能找到姑娘。黑尔也夹在这些人中间，穿着寒碜的外衣和条纹衬衫，打着松紧带领结，手指头沾着油墨，年纪比他们大十来岁，却非常迫切地想找到一个姑娘。他掏出香烟请她们抽，她们却瞪大了眼睛，像公爵夫人似的瞪大眼睛冷冷地看着他，说：“不会抽，谢谢。”不用回头他就知道，在他身后十八米的地方，库比特正慢悠悠地跟踪着他。

这就使黑尔的举止显得有些古怪。他忍不住流露出绝望的神色。他听见那些姑娘在他身后取笑他，笑他的衣服，笑他说话的神态。黑尔内心深深感到低人一等，他的傲气只表现在自己的职业上，而在镜子前面他就自惭形秽：两腿骨瘦如柴，鸡胸，穿着很不整齐，邋邋遢遢的，倒像是一种标志——他并不指望哪个女人对他动心。现在他放弃了勾搭那些面貌姣好的、打扮神气的，而是心灰意懒地顺着那一把把椅子望去，想找一个貌不出众但可能被他的殷勤打动的姑娘。

没错，他心想，这个小妞准行！他饥不择食、满怀希望地朝一个满脸雀斑的胖姑娘递去笑脸。她穿着粉红衣衫坐在椅子上，两脚几乎够不着地。黑尔在她身旁的一把空椅子上坐下，遥望着那暂时无人关心的大海，浪花绕着西码头的桩子激起层层漩涡。

“抽一支？”他赶紧说。

“抽一支也行。”姑娘说。她说的话很好听，对黑尔来说有如下了一道缓刑令。

“这里真舒服。”胖姑娘说。

“是从城里来的？”

“是的。”

“看来，”黑尔说，“你不会一个人在这里坐一整天吧？”

“啊，我不知道。”姑娘说。

“我正想去吃点什么，吃过饭咱们可以——”

“咱们，”姑娘说，“你这个人脸皮真厚。”

“反正，你是不会整天都一个人坐在这里的，是不是？”

“谁说不是啦？”胖姑娘说，“可是，这并不等于我要跟你走呀！”

“好歹去喝点吧，再一块儿聊聊。”

“我倒无所谓。”姑娘说，一边打开一只带镜子的粉盒，又在她的雀斑上涂抹了一层白粉。

“那就走吧。”黑尔说。

“有朋友吗？”姑娘说。

“就我一个人。”黑尔说。

“哦，这样我就不能去了，”姑娘说，“绝对不行。我总不能把我的朋友一个人扔在这里呀。”黑尔这才注意到，再过去一点儿的椅子上还有一个面无血色的姑娘在眼巴巴地等他的回答。

“可你是想去的呀？”黑尔用恳求的口气说道。

“哦，是的，可我实在不能一个人去。”

“你的朋友不会介意的，她也会找到个什么人的。”

“啊，不行，我不能把她扔下。”她脸色苍白、毫无表情地凝望着大海。

“你不会介意的，是吗？”黑尔往前凑过身去，央求似的问那张毫无血色的面孔，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一声尖厉的苦笑。

“她一个人都不认识。”胖姑娘说。

“她肯定会找到个什么人的。”

“你会吗，迪莉娅？”那个面无血色的姑娘把头靠近她的朋友，两人商量起来，迪莉娅不时发出几声尖叫。

“商量好了吧，”黑尔说，“你可以跟我去了？”

“你一个朋友也找不到吗？”

“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黑尔说，“走吧！你爱上哪儿吃饭，我就带你去哪儿。我的要求只不过是……”他悲哀地咧了咧嘴，“你一步也别离开我。”

“不行，”胖姑娘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去——除非我的朋友也去。”

“嗯，那就你们俩一块儿去吧。”黑尔说。

“这样迪莉娅不会有多大乐趣的。”胖姑娘说。

一个小伙子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话。“呀，你跑到这儿来了，弗雷德。”那声音说。黑尔一抬头，看见了那个十七八岁小伙子的灰暗冷酷的眼睛。

“哟，”胖姑娘尖叫一声，“他刚才还说他没有朋友来着。”

“弗雷德说的话，你们不能相信。”那声音说。

“这下咱们可凑上对儿了。”胖姑娘说，“这是我的朋友迪莉娅，我叫莫莉。”

“很高兴见到你们。”小伙子说，“咱们去哪里，弗雷德？”

“我饿了。”胖姑娘说，“我敢肯定你也饿了，迪莉娅？”迪莉娅扭扭身子，又尖叫了一声。

“我倒知道有个地方蛮不错的。”小伙子说。

“那里有圣代、冰激凌吗？”

“有最好的圣代。”他用一本正经的、毫无生气的口吻让她放心。

“正对劲儿，我就喜欢圣代。迪莉娅最爱吃水果冰激凌。”

“咱们该走了，弗雷德。”小伙子说。

黑尔站起来。他两手瑟瑟发抖。眼前只有这些是真实的：小伙子，刮胡刀片割断血管，生命在痛苦中随着热血流尽；而那些折叠躺椅，电烫的卷发，在皇宫码头上飞快绕着圈子的微型摩托车，倒似乎不是真实的。霎时，大地在他脚下晃动，若不是想到了那些人会趁他不省人事的时候把他弄到哪里去，他早就晕过去了。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平素的自尊心，不愿在大庭广众下吵吵闹闹的本性，仍旧强烈地占据上风，怕自己窘态毕露远甚于害怕死亡，所以他没有大声叫喊；相反地，他倒准备不动声色地悄悄走开。如果不是那个小伙子又开了口，他肯定已经溜走了。

“咱们还是动身吧，弗雷德。”小伙子说。

“不，”黑尔说，“我不去。我不认识他。我也不叫弗雷德。我压根儿没见过他。他这是在耍无赖。”说罢，他就匆匆离开。他低着头，感到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时间万分紧迫——心急火燎，他只想不停地走，永远待在户外明媚的阳光中。最后，他总算听见海滨大道上远远传来了那个女人略带醉意的歌声，唱的是新娘和花束，百合花和出丧服——一支维多利亚时代的民谣。他于是快步朝那歌声走去，好似一个长久迷路于沙漠的人奔向一团火光。

“哟，”她说，“这不是孤独人儿吗？”她独自坐在那里，守着一堆空荡荡的椅子，这使黑尔颇为惊诧。“男人都上厕所去了。”她说。

“我可以坐下吗？”黑尔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有两便士就行，”她说，“我可没有。”她大笑起来，那丰满的胸脯胀鼓鼓地顶着上衣。“我的包被人偷走了。”她说，“一个子儿也没剩下。”黑尔惊愕地瞪着她。“哦，”她说，“可笑的倒不是这个，是那几封信。这下汤姆的信全被那个人给看去了。信写得可热情了！汤姆知道了会气疯的。”

“你身边没钱总不行吧。”黑尔说。

“哦，”她说，“我可不犯愁。总会有个好心人愿意借我十先令的——等他们从厕所回来的时候。”

“他们是你的朋友？”黑尔说。

“是在酒吧里碰上的。”她说。

“你以为他们还会从厕所回来吗？”黑尔说。

“天哪！”她说，“你不会以为——？”她定睛往人行道上望了望，然后瞧瞧黑尔，又大笑起来。“你赢了。”她说，“他们跟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不过我的包里只有十先令——当然还有汤姆的那些信。”

“你现在可以跟我一起吃午饭吗？”黑尔说。

“我在酒吧里吃过快餐了。”她说，“是他们请的客。这么说，我好歹还是从那十先令里捞了点回来。”

“再吃一点儿吧。”

“不，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了。”她说着，身子往后一仰，靠在那张折叠躺椅上，裙子一直撩到膝盖上，露出一双漂亮的小腿，然后故意摆出一副卖弄风情的姿态，又添了一句，“多美的一天哟！”一对晶莹的眼睛望着波光粼粼的海面。“让他们骗我好了，”她说，“到时候他们得后悔来到这个世界。在是非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你叫莉莉，是吗？”黑尔问。他没有再见到小伙子，他已经走了，库比特也走了。在他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已经没有一个他认得出来的人了。

“他们是这样叫我的。”她说，“我的真名叫艾达。”这个已经通俗化了的古老的希腊名字挽回了一点儿尊严。她又说：“你看上去好可怜。应该赶快去找个地方吃点儿东西才好。”

“你不去我也不去。”黑尔说，“我只想待在这里陪你。”

“哟，这话倒说得中听，”她说，“要让汤姆听见你这话该有多好——他写信倒是挺多情的，可说起话来就……”

“他是不是想跟你结婚？”黑尔说。她身上有一股肥皂味和酒味，一种舒适与安宁，一种悠缓的、催人入睡的肉体快感，还带着一丝爱抚与母性的情调——这一切都从那张略带醉意的大嘴、那令人销魂的胸脯和大腿上暗暗散发出来，钻进黑尔枯竭、惊恐、痛苦的小脑袋里。

“他跟我结过一次婚，”艾达说，“可是那会儿他身在福中不知福。现在哪，他又想回来了。你应该看看他写的信。要没有被人偷去，我一定会给你看的。写出那些话，脸皮真厚。”她高兴地笑着说，“你根本想不到的。而且他还是那么一个不声不响的家伙。嗨，我一向说，活着真有趣。”

“你想让他回来吗？”黑尔说，酸涩和嫉妒从那死荫的幽谷向外窥探。

“我可不这么想。”艾达说，“他的底细我全知道，没什么令人动情的东西。我要男人的话，现在准能弄到比他更好的。”她倒不是吹牛，只是有点儿醉，有点儿兴奋而已。“只要我愿意，找个有点儿钱的人结婚，没问题。”

“你现在日子是怎么过的？”黑尔说。

“赚来的钱都往肚子里灌。”她说着，朝他挤了挤眼，做了个一饮而尽的动作，“你叫什么名字？”

“弗雷德。”他脱口而出——碰上偶然相识的人，他总是用这个名字。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保密动机，他隐匿了真名——查尔斯。他从孩提时代就喜欢故作神秘，喜欢隐蔽的地方，喜欢黑暗，可他也正是在黑暗中结识了凯特、小伙子、库比特和那整整一帮暴徒。

“你是做什么的？”她乐呵呵地问。男人总爱说东道西，她也爱听。她积存了许许多多男人的经历。

“赌马。”他顺口说道，举起了他的挡箭牌。

“我也喜欢偶尔小赌一把。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透点儿风，就是礼拜六布赖顿那一场？”

“黑小子，”黑尔说，“四点钟那一场。”

“那是一赔二十的。”

黑尔不无敬意地看了她一眼：“信就听我一句，不信拉倒。”

“哦，听你的。”艾达说，“我一向相信别人给我的信息。”

“不管是谁给你的？”

“这是我的规矩。到时候你去吗？”

“不，”黑尔说，“我去不成了。”他把手搭在她的手腕上。他再也不想冒险了。他要去跟报社编辑说他得病了，他要辞职，他干什么都行。在这里性命都保不住，他可不想去跟死神兜圈子玩。“跟我一起上车站去吧，”他说，“跟我一起回城里去。”

“这样的好日子，你要回去啦？”艾达说，“我可不走。一天到晚待在城里也该腻了吧。你看上去是闷得慌了。沿着海滨大道去吹吹海风，对你有好处。再说嘛，我想看的东西还多着哪。我要去看看水族馆和黑岩石，今天我还没去过皇宫码头。皇宫码头上总有什么新花样。我是出来寻开心的。”

“咱们先去这些地方，然后——”

“等我玩痛快了再说，”艾达说，“我喜欢痛痛快快地玩一天。我跟你说过——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我不在乎，”黑尔说，“只要你肯跟我在一起。”

“嘿，你可偷不成我的包啦！”艾达说，“不过，我可有话在先——我这个人爱花钱。这里投个环，那边打两枪，我是不过瘾的。只要好玩的，我都不放过。”

“这么大太阳，”黑尔说，“走到皇宫码头有不少路呢。咱们还是叫辆出租车吧。”不过，他一坐到车里并没有立刻对艾达动手动脚。他只是蜷缩着瘦小的身体坐在那里，两眼盯着人行道。汽车疾驶而去，大白日里并没有小伙子和库比特的踪影。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转过身来，脑子里想着她那袒露着的诱人胸脯，把嘴唇紧紧贴到了她的嘴上，舌头舔着了一股波特酒味。从司机的反光镜里他恰好发现后边跟着一辆1925年的莫里斯牌旧汽车。车子的顶篷已经开裂，哐哐地颤抖着，前挡板歪歪扭扭，挡风玻璃上布满了裂缝和污垢。他一边同她亲吻，一边望着那辆破车。出租车擦着人行道缓缓驶去，他贴着她的身子也随之轻轻摇动。

“让我喘口气。”她最后说，把他推开，正了正帽子。“你相信做事总要卖力才好，”她说，“就是你们这些小家伙……”她感觉到他的神经在她手按着的地方噗噗跳动，于是连忙通过车里的传声筒向司机喊道：“别停车，开回去，再绕回来。”他好像在发烧。

“你病了，”她说，“应该有人陪着你才好。你哪里不舒服？”

他终于隐瞒不住了：“我快要死了。我心里头直发毛。”

“你去看过医生没有？”

“医生不管用。他们救不了我。”

“你不该一个人出来的，”艾达说，“这个，他们跟你说过没有——我是说医生？”

“说过。”他说着，又把嘴贴到她的嘴上，因为他吻她的时候可以从反光镜里望见那辆颤抖抖地一路跟着他们的莫里斯牌破车。

她把他的脸拨拉开，但仍旧搂着他的身子。

“这些人真发疯了！你的病没那么厉害。要是你真病得那么厉害，我还会看不出来？”她说，“我不愿意看到有谁这么轻易就认输。只要你别那么软弱，这世界还是挺美好的。”

“有你在就没事。”他说。

“好的！”她说，“你打起精神来。”她说着猛地打开车窗，让空气流通进来。她挽住他的胳膊，又害怕又温存地说：“你刚才说医生什么的，不过是骗骗人的吧？假话，是不是？”

“是的，”黑尔没精打采地说，“是假话。”

“这才听话嘛，”艾达说，“刚才你差点儿把我吓坏了。你要是在这辆车里断了气，事情就麻烦了。我想，往报上一登，汤姆可有好戏看了。不过，男人总爱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总是一个劲儿地想让人相信他们出了什么事，钱啦，老婆啦，心脏啦。你不是头一个说自己快要死的人。他们只是从来不说自己有传染病，是想尽情享受剩下的那点时间，图个快活罢了。没准儿是因为我块头大，我想。他们以为我会像母亲一样照顾他们。我倒不是说，一开始我没上过当。‘医生说我只能活一个月了。’他这样对我说——那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常常在汉尼基酒馆看到他，好端端地活着。‘喂，你这个老幽灵。’我每次都这么叫他，他总是请我吃牡蛎，喝点儿健力士啤酒。”

“不，我没病，”黑尔说，“你不用害怕。”他不想像刚才那样一点儿骨气都没有，哪怕是为了换取那安详、自然的拥抱。格兰德大酒店一掠而过，那位年迈的政治家正在瞌睡中送走光阴。环球酒店到了。“我们到啦！”黑尔说，“你别离开我，好吗，哪怕我没病？”

“当然行。”艾达说，刚跨出车门就轻轻地打了个嗝儿，“我喜欢你，弗雷德。我一见着你就喜欢你了。你是个乖乖的大好人，弗雷德。那堆人在干什么？瞧！”她快乐而好奇地问道，指着那些整洁笔挺的裤子、色彩艳丽的女衫、光溜溜的胳膊和洗得干干净净的喷了香水的头发。

“谁买我一块手表，”一个男人在人群中间高声喊叫，“我就白送一份礼，值二十块手表。只卖一先令，女士们，先生们，只卖一先令啰。谁买我一块手表……”

“去给我买块手表，弗雷德。”艾达轻轻推了他一把，又说，“先给我三便士再走，我要去洗洗脸。”他们俩站在皇宫码头入口处的人行道上，四周人流熙攘，从那些旋转式栅门进进出出。有的人正在围观那个手表贩子。那辆莫里斯牌汽车已经无影无踪了。

“你用不着洗，艾达，”黑尔恳求她，“你不挺好的吗？”

“非得洗一洗不可，”她说，“我都满身大汗了。你就等在这里，我去两分钟就回来。”

“在这里洗脸不会舒服的。”黑尔说，“去找个旅馆喝点儿酒……”

“我不能等了，弗雷德。真的不能再等了。你乖点儿嘛。”

黑尔说：“这是十先令。趁我现在还记得，你最好把这个也拿上吧。”

“你心眼儿真好，弗雷德。你自己够花吗？”

“快点儿回来，艾达，”黑尔说，“我就在这里等你，就在这栅门旁边。你马上就回来，是吗？我就在这里等着。”他重复了一遍，伸手抓住那道栅门上的一根栏杆。

“嘿，”艾达说，“人家还会以为你是在恋爱呢。”她走下石级，朝女厕所走去，满怀柔情地记住了他的形象：一个瘦小而饱受磨难的人，指甲啃得短短的（她什么细节都不会漏过），手指上沾着油墨，一手紧紧攥着栏杆。“他是个怪僻的好心人，”她自言自语地说，“我喜欢他走进那个酒吧时的模样，虽然我当时还嘲笑过他。”于是，她又放开那略带醉意的热情的歌喉唱了起来，这回唱得含情脉脉。“有一个夜晚——在一条小巷——罗斯柴尔德勋爵对我讲……”她已经好久没有为一个男人这样匆忙做事了。不到四分钟的工夫，她已经梳洗停当，扑了香粉，凉爽、安详，跨进了圣灵降临节午后的灿烂阳光中。但她却发现他已经不在了。他不在那道栅门边，也不在围着那个手表贩子的人堆里。她使劲往人群里挤，想看个分明，结果迎面碰上那个满脸通红、动不动就发脾气的手表贩子。“咦？不花一先令买块手表吗？还白送一份礼，足足值二十块手表呢。我倒不是说这手表比一先令还值得多，光看外表自然是不止这个价钱的。不过白送一份值二十块手表的礼……”她把那张十先令的钞票递过去，拿回零钱和一个小纸包，心里想，他没准儿上厕所去了，他会回来的。她在那道栅门旁边找了个地方站定，打开包着手表的小纸包。“黑小子，”她念道，“四点钟，布赖顿赛场。”然后温柔而得意地想，“这就是他透露的信息。这家伙有见识。”于是，她耐心而又欢快地定下神来，等着他回来。她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城里远远传来钟声：一点半。

2

小伙子付了三便士，便穿过那道旋转式栅门，直着身子从那些排成四排的折叠躺椅旁边走过去。躺椅上的人正等待管弦乐队演奏。他穿着那身臀围太大了些的薄薄的黑色成衣，从背影看去，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但是迎面一看，样子却老得多。他那双蓝灰色的眼睛使人联想到那毁灭一切的永恒的彼岸——他来自那里，那里也是他的归宿。乐队开始演奏了，他感到乐曲在他的内心波动起伏，小提琴的琴声在他胸中哀鸣泣诉。他目不旁视，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走。

在娱乐宫里，他走过一面面西洋镜，一台台赌博机。他又走过一些投环的游戏场，最后来到一间射击室。射击室里有几个架子上摆着洋娃娃，一个个都以呆滞纯真的目光注视着下边，如同教堂陈列室里的圣母塑像。小伙子抬眼一看，见到的是栗色的鬈发、蓝色的眼珠和涂着脂粉的脸蛋。他心想——万福玛利亚！在我们临终的时刻……“我要打六发。”他说。

“啊，是你呀！”射击室的摊主说，一边用不安而厌恶的眼神瞧着他。

“不错，是我。”小伙子说，“你戴表了没有，比尔？”

“什么意思——表？那边过道里不是有挂钟吗？”

“那口钟快一点三刻了，我想没那么晚吧。”

“那口钟一向走得很准。”那个人说。他提着手枪走到射击室尽头。“一向走得很准，明白吗？”他说，“它可从来不替人做伪证。正好一点三刻，标准时间。”

“没关系，比尔。”小伙子说，“就算一点三刻吧。我只是想知道一下。给我那把枪。”他举起手枪，年轻、瘦瘠的手沉稳得像一块岩石，他的六发全部命中靶心。“该给个奖品吧。”他说。

“你这小子拿上该死的奖品给我走吧。”比尔说，“要什么？巧克力？”

“我不吃巧克力。”小伙子说。

“健将牌香烟？”

“我不抽烟。”

“那就只好给你洋娃娃了，要不就拿个玻璃花瓶去吧。”

“给洋娃娃吧，”小伙子说，“我要那个——上面那个有棕色头发的。”

“你有孩子？”那人问道。小伙子没有搭理，他拎着那个“圣母”的头发，手指缝间残留着火药味儿，直挺挺地走过另外几间游艺室，扬长而去。海水冲刷着码头尽端的几根桩子，夹杂着海草的水面呈现出毒药瓶子般的墨绿色，带着咸味儿的海风针扎似的刺痛他的嘴唇。他拾级而上，走到喝茶的阳台上四下环顾，几乎每一张桌子都有人占着。他走进一个玻璃罩棚，拐进一间又长又窄的朝西的茶室，茶室高出那缓缓退落的海潮足有五十英尺。有一张桌子空着，他便坐下来，在那个位置上，他能看到整个茶室，还能隔水望见对面灰白的海滨大道。

“我等会儿吧。”他对过来招待他的那个姑娘说，“我有几个朋友要来。”窗子敞开着，他听得见低落的海浪拍击着码头，管弦乐队演奏的幽微哀伤的音乐随风飘向海岸。他说：“他们来晚了，都几点啦？”他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拉扯着洋娃娃的头发，把那棕色的毛线一根根拔下来。

“快一点五十分了。”那姑娘说。

“这码头上的钟都快。”他说。

“哦，才不呢，”姑娘说，“这是标准伦敦时间。”

“给你洋娃娃，”小伙子说，“我拿着没用。我是刚在一个射击室里打枪赢来的。我用不着。”

“你是真给？”姑娘问。

“别啰唆，拿去。把它挂在你屋里做祷告用。”他把洋娃娃抛给她，焦躁不安地盯着门口。他很不自然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只有一个迹象流露出他的心情紧张——透过那淡淡的细软茸毛，能看到他脸蛋上本该露出个酒窝的地方有一阵轻微的抽搐。库比特一露面，这阵抽搐便更急促了。同库比特一起来的是达娄，一个体格粗壮、肌肉发达的大汉，粗野、无知，鼻梁被打断过。

“怎么样？”小伙子问。

“没问题。”库比特说。

“斯派塞呢？”

“他就来，”达娄说，“他到厕所洗脸去了。”

“他应该直接到这里来。”小伙子说，“你们来晚了。我说过，一点三刻准时碰头。”

“别发牢骚了，”库比特说，“你什么也不用干，当然可以直接过来。”

“我也得收拾打扮呀。”小伙子说。他向那个女招待招招手。“来四份炸鱼薯条，再要一壶茶。还有一位马上就到。”

“斯派塞不会要炸鱼薯条的，”达娄说，“他胃口不好。”

“他最好有点儿胃口。”小伙子说，他用两只手托着脸。看着斯派塞脸色苍白地向茶室走来，他感到一肚子怒火像窗下冲击着桩子的海潮一样翻滚着。他说：“一点五十五了。”然后又大声问那个女招待：“我没说错吧？现在是一点五十五吧？”

“事情比咱们想象得更费时间。”斯派塞说着，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斯派塞面色阴郁，一张没有血色的脸疤疤瘌瘌，他看到女招待搁在他面前的那条炸得焦黄的炸鱼还在嗞嗞作响，感到一阵恶心。“我不饿。”他说，“我吃不下这玩意儿。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三个人面前的鱼都原封不动地搁着，他们盯着小伙子——在小伙子那双看不出年龄的眼睛面前，他们个个都像小孩子一样。

小伙子在他的薯条上浇了点儿鳀鱼酱油。“吃吧，”他说，“别磨蹭了。吃呀！”达娄突然咧开嘴一笑，说了句“他没胃口”，就把鱼塞进了自己嘴里。他们都悄声低语，他们的话语淹没在一片嘈杂的杯盘声、谈笑声和不息的海涛声中，周围的人什么也听不见。库比特也学他们的样子，挑挑拣拣地吃起鱼来；只有斯派塞不想吃。他呆呆地坐在那里，头发灰白，像晕船了似的。

“给我点儿酒，平基，”他说，“我可咽不下去这玩意儿。”

“你不能喝酒，今天不能喝。”小伙子说，“别啰唆了，快点儿吃。”

斯派塞叉起一块鱼，往嘴里送。“我一吃就恶心。”他说。

“那就吐掉，”小伙子说，“想吐就吐。我想你是没有胆量吐的。”他又对达娄说，“事情顺当吗？”

“顺当极了，”达娄说，“我和库比特打发了他。那些卡片都交给斯派塞了。”

“都发放好了？”小伙子问。

“当然都发好了。”斯派塞说。

“顺着海滨大道一路都发了？”

“我都发好了，没错。我不懂你干吗对这些卡片这么操心。”

“你不懂的事多着哪。”小伙子说，“这些卡片是证据，不是吗？”他一边吃一边压低嗓门说。“证明他是一直执行他们的巡行程序，证明他是两点以后才死的。”他重新抬高声音，“听着，你们听见我说的没有？”

城里传来隐约可闻的钟声，敲了两下。

“假如现在已经有人发现他了，那会怎样？”

“那样咱们就太倒霉了。”小伙子说。

“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娘们儿怎么办？”

“她倒没什么，”小伙子说，“她不过是个妓女——他给了她半镑。我看见他递过去的。”

“你想得真周到。”达娄钦佩地说。他给自己倒了杯红茶，毫不客气地加了五块方糖。

“我自己做什么都好好想过的。”小伙子说。

“你到底把卡片搁在哪里了？”他问斯派塞。

“在斯诺餐馆放了一张。”斯派塞说。

“这是什么意思？斯诺餐馆？”

“他总得吃饭呀，对不？”斯派塞说，“报纸上是这么说的。你要我照报纸上说的做。他要是不吃饭，事情就对不上了，是不是？再说，他总是在吃饭的地方放上一张卡片的。”

“万一那里的女招待认出你的相貌不对头，”小伙子说，“而且你一走她就发现卡片的话，事情就更对不上了。你把它放在斯诺餐馆的哪个地方了？”

“台布下面，”斯派塞说，“他一向是这么做的。我离开以后，还会有好多人在那张桌子上吃饭。那女招待不会知道卡片不是他放的。我想，她要到晚上拿掉台布时才会发现。没准儿那时候已经换了另一个姑娘。”

“你再去一趟，”小伙子说，“把那张卡片给我拿回来。我可不想冒险。”

“我不去。”斯派塞的嗓音猛地抬高了一点儿，超过了一般的低语。三个人重又默默地一齐盯着小伙子。

“你去，库比特，”小伙子说，“也许换个人去更好些。”

“我不能去，”库比特说，“假如他们已经发现了那张卡片，又看见我在找，那就糟了。还是碰碰运气，甭管它好了。”他悄声劝小伙子说。

“把声音放自然点儿，”当那个女招待又向他们的桌子走来时，小伙子说，“把声音放自然点儿。”

“你们几位还要什么吗？”她说。

“唔，”小伙子说，“我们要冰激凌。”

“算了吧，平基，”女招待一离开，达娄表示反对地说，“别要冰激凌了。咱们又不是一帮娘们儿，平基。”

“你要不想吃冰激凌，达娄，”小伙子说，“你去斯诺餐馆取那张卡片。你胆子大，对不？”

“我想这件事，咱们已经了结了吧。”达娄说，“我没少出力。我是有胆量的，这你清楚，不过我当时也吓得够呛……唉，要是有人提前发现了他，再到斯诺餐馆去不是太冒险了吗？”

“别这么大声，”小伙子说，“既然谁都不肯去，那就我去。我可不怕。只是同你们这帮家伙搭档做事有时候真让我厌烦。有时候我觉得还不如单枪匹马自己干好。”午后的太阳渐渐地从水面上移过去。他说：“凯特这人倒不错，可是凯特死了。你放在哪张桌子上了？”他转身问斯派塞。

“一进门，右边那张。是单人桌，上边摆着花。”

“什么花？”

“我不知道是什么花，”斯派塞说，“是黄颜色的花。”

“别去了，平基，”达娄说，“还是甭管它的好。说不定会出什么乱子呢。”可是小伙子已经站起身，身子僵直地走下这间能俯瞰大海的又长又窄的茶室。看不出他心里究竟怕不怕，他那张既稚气又古板的脸上什么也没有透露。

斯诺餐馆最忙的时间已经过去，那张桌子空着。无线电里嗡嗡地播送着一个电影管风琴手演奏的沉闷的音乐节目——模仿出来的巨大“人声”颤抖地飘过一块块满是面包屑的脏台布，在灯红酒绿的人间荡漾着生活的挽歌。客人一离桌，那些女招待立刻抽去台布，又摆好茶具。谁也没有留意小伙子。他瞅了一眼那些女招待，她们个个都背朝着他。他偷偷地把手伸到台布下面，可是什么也没摸着。霎时，那股子恼恨的怒火重新在小伙子心头升起。他抓起一只盐壶往桌上狠狠一砸，把壶底都砸裂了。一个正在同别人闲聊的女招待抽身向他走来，她有一头淡灰色的头发，目光冷漠而又充满好奇。“怎么啦？”她问道，一面打量着他那身寒碜的衣服和那张过于稚气的面孔。

“我要你们来侍候顾客。”小伙子说。

“你来晚了，午饭时间已过。”

“我不吃午饭，”小伙子说，“我要一杯茶，一碟子饼干。”

“请你到那边摆好茶具的桌子去坐，行吗？”

“不行，”小伙子说，“这张桌子对我正合适。”

她又轻飘飘地走开了，神态高傲，一点儿都不把这个客人放在眼里。小伙子在她身后大喊：“我要的茶点你究竟拿不拿给我？”

“管你这张桌子的侍者一会儿就来。”她说完就朝站在服务台边闲聊的那些人走去。小伙子把椅子挪了一下，脸颊上的神经一阵抽搐，他再次把手伸到台布下面。这是个十分细微的举动，但只要有人注意到，就会让他把命送掉。他仍旧什么也没摸着，于是更加怒不可遏地想起了斯派塞：这家伙早晚会坏事，还是不要他的好。

“您是要茶点吗，先生？”他猛地抬起头，手还伸在台布下面。他想：这该是一个走路蹑手蹑脚，好像是害怕自己脚步声的姑娘。来的服务员是一个苍白瘦小、比他还年轻的姑娘。

他说：“我已经要过一次了。”

她连忙低声下气地道歉：“刚才真忙得够呛，我是头一天上班。只有这会儿工夫可以喘口气。您是丢什么东西了吗？”

他抽回手，目光威严、冷酷地瞪着她。他脸颊上又是一阵抽搐：使你露马脚的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想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把手伸在台布下面。那姑娘热心地接着说：“我反正还得重新换上用茶点的台布。你要是丢了什么东西——”说话之间，她已经把桌上的胡椒、盐、芥末、刀叉餐具、OK牌酱油和那束黄色的花统统收拾干净，又利索地把台布四角捏在一起，将连同台布上的面包屑一下子从桌面上提了起来。

“台布底下什么也没有，先生。”她说。小伙子瞧了瞧空无一物的桌面，说：“我本来就什么也没丢嘛。”她动手铺上了一块用茶点的干净台布。她似乎在他身上发现了某些同她气质相投的东西，或许是一些共同点——年轻，寒碜，在这家时髦的小餐馆里表现出来的一种无知；这些东西打开了她的话匣子。显然，她已经忘了小伙子的手在台布下摸索过。但是以后如果有人问起她，她还会记起来吗？他没有把握。他鄙视她的文静，她的苍白，她的急于讨好，莫非她还看出了什么破绽，还记得……“十分钟前，我换这张桌子的台布时发现了一样东西，”她说，“您准猜不着是什么。”

“你老换台布吗？”小伙子问。

“哦，不是的。”她一边摆茶具一边说，“有位顾客打翻了酒，我换台布时，发现了一张科利·基伯的卡片，值十先令呢。真没想到。”她喜滋滋地说，拿着托盘不肯离开，“店里别的人挺不高兴。您知道，我才头一天到这里上班。她们说我是傻子，没有向他当面领大奖。”

“你为什么没向他当面领奖呢？”

“因为我根本没想到。他长得一点儿都不像他那张照片。”

“没准儿那卡片已经在这里搁了一上午了。”

“哦，不会的，”她说，“这不可能。他是头一个用这张桌子吃饭的人。”

“唔，”小伙子说，“这没什么关系，卡片已经在你手里了。”

“哦，不错，是在我手里了。只是这件事好像不太公平——您一定明白我的意思——他长得一点儿都不像照片上那个人。要不然，我是可以拿到大奖的。真的，我一见到卡片马上就往门口跑，我没有耽误。”

“你看见他了？”

她摇摇头。

“我想，”小伙子说，“你当时没仔细看他，要不然，你是认得出来的。”

“我总是仔细看你们的，”姑娘说，“我是指顾客。您知道，我是个新手，心里总有点儿发毛。我不愿做出什么得罪人的事来。哎呀，”她惊惶地说，“瞧我只顾站在这里聊天，把您的茶点都给忘了。”

“没事。”小伙子说。他很不自然地冲她微笑了一下，他总不能自如地运用这些肌肉。“你是我喜欢的那种姑娘——”他立即觉得这话说得不得体，连忙改口道，“我的意思是说，我喜欢待人和气的姑娘。这里有几个人——对人冷冰冰的。”

“他们对我也是冷冰冰的。”

“你是个感觉敏锐的人，一点儿不假，”小伙子说，“同我一样。”他冷不丁又问：“报社那个人你大概不会再认得出了吧？我的意思是说，他兴许还在这附近。”

“哦，会的，我会认出他的，”她说，“我很会记相貌。”

小伙子的脸颊上抽搐了一下。他说：“我看你和我有些共同的地方。咱们应该哪天晚上约出来见见。你叫什么？”

“罗丝。”

他在桌上放了一枚硬币，站起身。“可您的茶点？”她问。

“咱们只顾聊天了，我两点整有个约会。”

“啊，真对不起，”罗丝说，“您刚才不让我说下去就好了。”

“没事，”小伙子说，“我喜欢这样聊聊。反正只过了十分钟——根据你们的钟。你晚上几点下班？”

“除星期天外，餐馆平时都要到十点半才打烊。”

“我会来看你的，”小伙子说，“我们有些地方挺像的。”

3

艾达·阿诺德一下子就穿过了海滩路，她没有耐心等候交通信号，也信不过人行道上的那些斑马线指示灯。她在一辆辆公共汽车的散热器前钻来钻去，司机们猛踩刹车，朝她怒目而视，她却咧嘴向他们投去笑脸。每当钟声敲响十一点，她来到汉尼基酒馆时，脸色总是红通通的，仿佛刚刚历险归来，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似的。但她并不是第一个到汉尼基酒馆的。“嘿，你这个老幽灵！”她招呼道。那个神情忧郁的瘦男人，身穿黑色丧服，头戴圆顶硬礼帽，坐在酒桶旁边，说：“唉，别提了，艾达。别提了。”

“你是在为你自己服丧吗？”艾达一边问，一边对着一面给白马威士忌打广告的镜子，将帽子翘了个更好看的角度：她看上去永远不会超过四十岁。

“我老婆死了。来杯健力士吗，艾达？”

“好啊，来杯健力士吧。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老婆啊。”

“我们本来就彼此不是很熟悉嘛，难道不是吗，艾达？”他说，“我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嫁过几个丈夫。”

“哦，就只有汤姆一个。”艾达说。

“你这辈子可不止汤姆一个男人。”

“你应该有数的。”艾达说。

“给我来杯红酒。”这个神情忧郁的人对侍者说，“你刚才进门时，艾达，我就在想，咱俩为什么不重新在一起呢？”

“你和汤姆都总想重新开始，”艾达说，“可你们有女人的时候干吗不把她们抓紧呢？”

“把我那一小笔钱同你的加在一起就可以——”

“我还就爱换换口味，”艾达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可你的心是善良的，艾达。”

“这只是你这么说。”艾达说。在她那杯乌黑的健力士啤酒深处，善良在向她眨眼，有点儿狡黠，有点儿世俗，要享受人生。“你在赛马上下过点儿赌注吗？”她问。

“我不相信赌博。玩这种把戏捞不到什么便宜。”

“就是嘛，”艾达说，“是捞不到什么便宜的。是输是赢，你根本就拿不准。可我倒喜欢玩玩。”她兴奋地说，目光越过酒桶，望着那个苍白的瘦子。她的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红艳，更加年轻，更加和善。“黑小子。”她细声说。

“啊，你说什么？”幽灵一边尖声问道，一边在那面白马威士忌的镜子里飞快地瞥了一眼自己的脸。

“是一匹赛马的名字，”她说，“没别的意思，有个人在布赖顿透露给我的。我还老在想，不知道能不能在赛马场上见到他。他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子就不见了。我喜欢他。他说话总是让你猜不着下文。我还欠他钱呢。”

“你看到那个科利·基伯前几天在布赖顿的事了吧？”

“有人发现他死了，是不是？我看到了一张报纸广告。”

“已经验过尸了。”

“他是自杀吗？”

“哦，不是的。只是心脏出了毛病。天太热，要了他的命。可报社把那笔奖金付给了发现他尸体的那个人。”幽灵说，“发现一具尸体也给十几尼奖金。”他好像怀着怨气似的把报纸往酒桶上一搁，说道：“再给我来杯红酒！”

“哟！”艾达说，“这照片上就是发现科利·基伯尸体的那个人吗？这小耗子。原来他是去那里了。难怪借人的钱都不要了。”

“不，不，这不是那个人，”幽灵说，“这是科利·基伯。”他从纸盒里抽出一支细细的木牙签，剔起牙齿来。

“啊！”艾达叫道，如同挨了当头一棒，“这么说，他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她说，“他是真的有病。”她还记得，在出租汽车里他的手是怎样颤抖的，他是怎样央求她不要离开他的，就好像他当时已经知道自己等不到她回来就要死去似的。但是他并没有当众吵闹。“他是个绅士。”她喃喃地说。准是她刚一转身，他就在栅门旁倒下了，她却一无所知径直走进了女厕所。这会儿在汉尼基酒馆里，她感觉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她数着一级级通向下面盥洗室的洁白、光亮的石阶，仿佛那是一幕幕缓慢推进的悲剧。

“唉，算了吧，”幽灵怏怏不乐地说，“咱们谁都不免一死的。”

“是的，”艾达说，“但是他跟我一样不愿意死呀！”她开始看报，还没看上几个字就大叫起来，“那么个大热天，他大老远走到那里去干什么呀？”因为他没有倒在栅门旁，而是按原路回到了他和艾达出发的那个地方，坐在一个遮阳棚下……

“他得做他的工作嘛。”

“他根本没对我讲起工作的事。他说：‘我就在这里等你，就在这栅门旁边。’他还说：‘快点儿回来，艾达。我就在这里等着。’”她还记得黑尔当时说的话，现在重述这几句话，心里不由产生了一种情绪：以后，也许过一两个小时，等事情都弄清楚以后，她要为这位死者痛哭一场，为这个感情炽热、惊恐不安、骨瘦如柴的人，这人总说自己叫……

“啊，”她说，“这是什么意思？瞧这里写的。”

“又怎么啦？”那人说。

“这几个贱人！”艾达说，“她们去这样瞎扯一通，打的是什么主意？”

“瞎扯什么来着？再来一杯健力士吧。这种事你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再喝一杯也行。”艾达说，但只喝了一口，就又看起报纸来。她有直觉，眼下她的直觉告诉她，事情有点儿蹊跷，有点儿很不对头的味道。“这几个小娘们儿，”她说，“他一个劲儿地想去勾搭她们。她们说，有个男的过来管他叫‘弗雷德’，可他说他不叫弗雷德，他不认得那个人。”

“这又怎么啦？听着，艾达，咱们看场电影去吧。”

“可他就是弗雷德呀！他亲口对我说过他叫弗雷德。”

“他叫查尔斯。你瞧这里写着呢。查尔斯·黑尔。”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艾达说，“一个男人对陌生人往往会用不同的名字。不见得你的真名就叫克拉伦斯吧。不过男人不会对每个姑娘都用不同的名字，不然他会被自己搞混的。你总是说自己叫克拉伦斯，这你心里有数。男人的事，我不见得比你懂得少吧。”

“这也说明不了什么。你可以看看报上是怎么说的，人家不过是碰巧提了一下，谁也没拿它当回事。”

她难过地说：“谁都没拿任何东西当回事，你可以看看这里写的，他连个出来闹哄闹哄的亲友都没有。‘验尸官询问是否有死者亲属在场，警方证人说，除住在米德尔斯堡的一个远房表兄弟，未能查到死者的其他亲属。’这听起来怪孤独的，”她说，“没有一个人去那儿提出疑问。”

“我可知道孤独是什么滋味，艾达，”这个神情忧郁的人说，“我已经孤单单地过了一个月。”

她没有理会他——她的思绪又回到了圣灵降临节的布赖顿海滨，想着这样一幅情景：那天她还在那儿等着，可他想必已经死到临头，正沿着海滨大道向霍夫镇走去，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这廉价戏剧般的情景和令人悲哀的思绪，引起了她对他的怜悯之情。她本是个普普通通的人，看一场《大卫·科波菲尔》的电影都要抹几把眼泪。喝醉酒的时候，所有她母亲曾经会唱的那些古老民谣便一支支地从她嘴里自如地哼了出来。“悲剧”这个词打动了她的一颗质朴的心。“住在米德尔斯堡的远房表兄弟——已请律师代理。”她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是说，只要这个科利·基伯没有留下遗嘱，他留下的钱就都归这个远房表兄弟了。因为人寿保险的缘故，他不愿接受自杀的说法。”

“他没有提出任何疑问？”

“根本用不着。谁也没有查明他是自杀的。”

“可没准儿他还真是自杀的呢。”艾达说，“他这人有点儿怪里怪气的。我倒真想提几个疑问。”

“你提什么呢？事情够清楚的了。”

一个穿灯笼裤、系条纹领带的男人走到柜台前。“你好，艾达。”他打了个招呼。

“你好，哈里。”她心情难过地说，眼睛仍然盯着那张报纸。

“喝点儿酒吧。”

“我已经有酒了，谢谢。”

“把你的酒喝干，再来一杯。”

“不，我一点儿也不想喝了，谢谢你，”她说，“假如我当时在场——”

“你在场又有什么用？”那个神情忧郁的人问道。

“我就能提几个疑问了。”

“疑问，疑问，”他恼火地说，“你张口闭口就是疑问。到底有些什么，我一点儿也闹不清。”

“他为什么说他不叫弗雷德？”

“他本来就不叫弗雷德，他叫查尔斯。”

“这不合情理。”她越想越觉得要是自己当时在场该有多好；好几件事想起来都让她心痛——验尸的时候人人无动于衷，那个远房表兄弟在米德尔斯堡并没有赶来，他请的律师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弗雷德所在的报社也只在报上给了他半栏篇幅。第一版上登着另一张照片——新任科利·基伯，这人第二天就要在伯恩茅斯走马上任。他们本该等一等才好，她心想，少说一个星期。这样还能显示一下报社对死者的尊重。

“我倒想问问他们，他为什么那样离开我。在那么大的太阳底下顺着海滨大道急急忙忙走掉。”

“他要做他的工作，他得去安放那些卡片。”

“那他干吗又对我说他要等我呢？”

“哦，”这个神情忧郁的人说，“这你就得去问他啰。”这话说得活灵活现，简直就像他当真是在设法回答她，用那种只有他自己知晓的古怪的文字，用他猜不透的痛苦来回答她，像一个鬼魂说话似的在她的神经里念念有词。艾达是信鬼魂的。

“他要是还能说话，准是有很多要说的。”她说。她再次拿起报纸，慢慢地看下去。“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做自己的工作。”她怀着怜悯之情说。她喜欢恪尽职守的人，这多少表现出一种活力。他顺着海滨大道一路放置卡片，这些卡片重新回到了报社：有的来自船下，有的来自垃圾筐，有的来自小孩玩沙子的小铁桶里。当那位“据称是克拉法姆公司办事处主任的阿尔弗雷德·杰斐逊先生”发现他时，他手里只剩下寥寥几张卡片。“哪怕他真是自杀，”她说（她成了死者的唯一辩护人），“他也首先把工作完成了。”

“可他不是自杀的，”克拉伦斯说，“你只要瞧瞧报上写的就知道了。他们解剖了他的尸体，说他是病死的。”

“事情不对劲，”艾达说，“他去过一家餐馆，在那里放了一张卡片。我知道他是饿了。他一直想吃点儿东西，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一个人偷偷溜走，撇下我等着他呢？真有点儿古怪。”

“我想他准是对你变了卦，艾达。”

“我不爱听这样的话，”艾达说，“这话听起来不可思议。当时我要在场就好了。我会问他们几个问题。”

“你同我去那边看场电影怎么样，艾达？”

“我没这个心思，”艾达说，“失去一个朋友不是天天都发生的事。你也同样不该有心思去看电影，你老婆不是刚死吗。”

“她已经死了一个月了，”克拉伦斯说，“总不能让活人永远悼念死人吧。”

“一个月也不长呀。”艾达难过地说，心里仍然反复思忖着报纸上的那则新闻。就一天呀，她这么想着，他只不过死了一天，大概除了我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还会想起他了——而我不过是一个他偶然认识后带去喝了杯酒、拥抱了几下的人。这哀婉悲怆的思绪又一次触动了她那颗善良而博爱的心。如果他除了米德尔斯堡那个远房表兄弟还有别的亲属，如果他到了九泉之下不那么孤苦伶仃，她也根本不会再去多想。可现在她觉得这里头一定有可疑的地方，尽管眼下她能抓住的疑点只有“弗雷德”这个名字——而且人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他不叫弗雷德，你只要看看报纸就知道了，他叫查尔斯·黑尔。”

“你不该在这桩事情上小题大做的，艾达。这不关你的事。”

“我知道，”她说，“这是不关我什么事。”可是，这不关任何人的事，她在心里暗暗添了这么一句。事情坏就坏在这里：除了她，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她曾经认识这么个女人，有一次看见她已经死去的丈夫，站在无线电收音机旁边想要拧动开关旋钮；她按照他想做的动作拧开了收音机，他就不见了。与此同时，她听到中部地区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英吉利海峡大风警报。”那些天她一直盘算着礼拜日去加莱玩一天，关键就在这里。这就说明，你们不能嘲笑鬼魂的说法。她心想：要是弗雷德有什么事要告诉什么人的话，他绝不会去找米德尔斯堡那个远房表兄弟诉说。他为什么不能来跟我说呢？他把她抛在那儿傻等，她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或许他真要告诉她点儿什么。“他是个绅士。”她大声说，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她把帽子歪了歪，捋了捋头发，从酒桶上站起来。“我得走了，”她说，“再见，克拉伦斯。”

“去哪儿？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样子，艾达。”他喝了口健力士，怏怏不乐地抱怨道。

艾达把手指按到报纸上。“即使远房表兄弟不在，”她说，“那儿也该有个人在场。”

“他可不会在乎是谁把他埋到地下的。”

“这可说不准。”艾达说，心里又想起了收音机旁边的鬼魂，“这样可以表示对死者的尊重。再说——我喜欢参加葬礼。”

但是，在他曾经住过的那个阳光灿烂、鲜花盛开的郊区，他并没有真正被埋到地下。那地方没有那种有碍卫生的葬地。两座巍然耸立的砖塔，像是斯堪的纳维亚市政厅的高塔；几个修道院，沿墙嵌着一块块像学校里的战争纪念碑似的小匾牌；一个毫无装饰的阴森的世俗礼拜堂，可以从容、便利地供任何宗教派别举办仪式。没有墓地，没有蜡花，也没有插在废果酱罐头盒里的枯萎的野花。艾达来晚了。她在门外迟疑了片刻，生怕礼拜堂里已经挤满了弗雷德的朋友。她本以为有人在放收音机，正在播送英国广播节目，那斯文、平淡、冷漠的腔调她很熟悉。但是当她打开门时，却看见一个人——而不是一台收音机——穿着黑色法衣站在那里，口中吐出“天国”这个词。教堂里没有别的人，只有一个房东太太模样的女人，一个保姆——她把婴儿车停在门外——还有两个正在不耐烦地交头接耳的男人。

“我们也许不相信中世纪古老传说中的地狱，”那位神父继续说道，“但这丝毫无损于我们对天国的信仰。我们相信……”他说着，眼光飞快地顺着平滑光亮的滑台朝那几扇“新艺术”风格的门瞟去，那口棺材就要通过这些门投入火焰之中。“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位弟兄已与上帝同在。”他给这些话加上表现他个性的语气，就像给一小块一小块的黄油打上商标印记。“他已达到同一境界。我们不知道今天与他同在的主是谁（或是什么）。我们不再抱有那种相信明澈的大海和金色王冠的中世纪古老信念。真就是美，当我们热爱真理的这一代确信我们的弟兄此时此刻已重新回到那主宰天地万物的神灵怀抱时，我们也就享受到了更大的美。”他按了一下一个小开关，嗡嗡一响，“新艺术”风格的门就敞开了。火焰呼呼地摆动着，那口棺材平稳地滑入火海之中。门都关上了，那个保姆起身朝门口走去，神父从滑台后面露出和蔼的笑容，活像一个已经毫不费力地变出了第九百四十只兔子的魔术师。

葬礼结束了。艾达好不容易把最后一滴眼泪挤到带有加利福尼亚罂粟气味的手帕里。她喜欢葬礼——但这是一种带着恐惧的喜悦——就像其他人喜欢鬼怪故事一样。死亡使她震惊，让她感到生命如此重要。她不信仰宗教。她不相信天堂和地狱，只相信鬼魂、招魂板，相信不停抖动的桌子、哀怨地谈论着鲜花的喃喃说话声。让那些罗马天主教徒去把死亡看得毫无所谓吧——对他们说来，生命也许不如生命结束后的情景那么重要；但是对她说来，人一死就什么都结束了。升入天堂多么好，也不如在阳光灿烂的一天喝上一杯健力士啤酒。她相信鬼魂，但是你总不能把那个稀薄透明的存在叫作永恒的生命吧——那无非是一块木板发出的吱吱声，无非是心理研究所的玻璃柜里的一个外胚层质，无非是她曾经在一次降神会上听见过的一个声音。那声音说：“天上一切都很美。处处是鲜花。”

鲜花，艾达鄙夷不屑地想道，并不等于生命。生命就是照在黄铜床栏杆上的阳光，就是红葡萄酒，就是你下了赌注的那匹获胜希望不大的赛马冲过终点标杆、旗帜猛地挥动时你那激动的心情。生命就是出租汽车里可怜的弗雷德把嘴贴到她的嘴上，在海滨大道上一路随着引擎颤动。如果死只是使你喋喋不休地絮叨鲜花的话，那死又有什么意义呢？弗雷德需要的并不是鲜花，他是想要——她曾在汉尼基酒馆里感受到的那种舒心的忧伤重又袭上心头。她把一个人的生命看得极为重要：为了保护这个她唯一相信的东西，她就是使任何人感到大大小小的不愉快也在所不惜。假如一个人失去了情人，她会说：“破碎的心总会愈合的。”要是那人身体残废或者眼睛变瞎，她会告诉他：“你总算好运，还活着。”不管她是在汉尼基酒馆里放声大笑，还是在葬礼或婚礼上潸然泪下，她的乐观中总含有某种危险、无情的东西。

她走出火葬场，她头顶上，那两座一模一样的高塔里正在冒出焚烧弗雷德最后一丝残骸的烟雾——一道淡淡的灰色烟雾。从开满鲜花的郊外公路上经过的几个行人抬头注视着那道烟雾。这一天火葬场的炉子一直忙个不停。弗雷德已经化作无法辨认的灰烬洒落在绛红色的花朵上，他已经混合到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有害的烟雾中。艾达落泪了。

但是哭着哭着，她暗自下定决心。在她沿着有轨电车线一路走回到她所熟悉的那个区域，回到那些酒吧，那些灯光招牌，那些游艺场去时，她的决心一直在增强。人的性格由自己的生活环境所造就，所以艾达的脑子开动起来就像大厦顶上的灯光广告那样简单、那样规律——不停地往外倒酒的玻璃杯，不断旋转的轮子，一明一灭的简单问题：“您用福伦公司的牙膏保护牙齿吗？”如果是为了汤姆，她寻思道，为了克拉伦斯，汉尼基酒馆里那个不老实的老幽灵，为了哈里，她也同样会尽这些力的。这是她为任何人都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提出疑问，在验尸时提出疑问，在降神会上提出疑问。有人夺走了弗雷德的幸福，所以应该有人得到报应，也遭受不幸。以牙还牙嘛。如果信奉上帝，你也许会请他来复仇，然而你不能信赖这个天主——这个无所不在的神灵。复仇该是艾达的事，正如报答应归于艾达一样。出租汽车里紧贴着的那张柔软发黏的嘴，电影院里紧握着的那双温暖的手，这就是唯一的报答。而复仇和报答——两者都是乐趣。

电车闪着火星，叮叮当当地顺着泰晤士河堤岸行驶。如果使弗雷德不幸的是一个女人，她就要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她。如果弗雷德是自寻短见，她就要弄清真相，要让报纸登出这条消息，还该有人得到报应。艾达打算从头开始，一鼓作气追下去。她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头场戏（她在葬礼上一直拿着那份报纸）该从莫莉·平克唱起。此人“据称是一个私人秘书”，受雇于卡特和加洛韦公司。

艾达从查令十字火车站乘车径直来到海滩路那炎热而有风的空气中，阳光照射在汽化器上，忽悠忽悠地颤动。在斯坦利·吉本斯集邮公司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有个蓄着长长的爱德华式花白胡子的男人坐在窗口，用放大镜审视着一张邮票。一辆装着酒桶的大马车沉重地驶过。特拉法加广场上一个个喷泉在嬉戏般地飞溅，好似一朵朵半透明的、给人凉意的鲜花骤然开放，转眼间掉进了灰黑色的污浊喷水池里。得花一些钱，艾达反复对自己说，要想了解事实真相总得破费一点儿。她一边盘算着，一边慢慢地走到圣马丁街上，虽然感到悲痛又已下定决心，她心里却一直默默哼着三句歌词——“这就是激情，这就是快乐，这就是生活”，心跳也随之加快。七晷区有几个黑人穿着整洁的紧身衣服，系着旧的学生领带，闲站在一家酒馆门前，艾达认出了其中的一个，跟他打了个招呼。“生意怎么样，乔？”那洁白的大牙像一排电灯似的在那件色彩鲜艳的条纹衬衫上方的黑暗处闪着亮光。“不坏，艾达，不坏。”

“还犯花粉病吗？”

“挺厉害的，艾达，没见好。”

“回见，乔。”

“回见，艾达。”

到卡特和加洛韦公司需要步行一刻钟，他们的办公室在靠近格雷律师学院边界的一幢高楼的顶层。现在她不得不节省开支，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当她走到那幢积满尘垢的古老大楼时，发现没有电梯。走上那一级级长长的石阶把艾达累得筋疲力尽。这漫长的一天她都在奔忙，除在火车站吃了个小面包外，什么都没沾过牙。她在一个窗台上坐下，脱下鞋子。她两脚发烫，所以一个劲儿地扭动脚指头。一位老绅士走下楼来。这人蓄着长长的唇髭，脸歪歪的，样子很轻佻。他穿着格子上衣，黄色背心，头戴灰色硬礼帽。他摘下礼帽说：“脚痛了，太太？”一双混浊的小眼睛瞅着艾达的脚，“要帮忙吗？”

“我不许别人抓我的脚指头。”艾达说。

“哈哈，”老绅士笑着说，“你这人真有意思。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上去还是下来？”

“上去，一直到顶楼。”

“啊，卡特和加洛韦公司。一家好公司。告诉他们是我叫你去的。”

“你叫什么名字？”

“莫因，查理·莫因。我之前在这里见过你。”

“没有的事。”

“那也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我总忘不了身段好的女人。告诉他们是莫因叫你去的，会给你优惠的。”

“他们干吗不安个电梯？”

“老派作风嘛。我自己也是老派作风。我在埃普森赛马场见过你。”

“兴许见过。”

“我总认得出爱赌马的女人。要不是那几个叫花子把我身上最后的五镑钱也要去了的话，我一定请你到拐角去喝瓶汽水什么的。我是想去下点儿赌注。这样就只好先回家了。不过等我回家把钱拿来，赌注的赔率就会下跌。这你明白的。你帮不了我的忙吧，我想？两镑就行，查理·莫因。”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不抱希望地瞧着她，显得有些疏远，有些漫不经心；而那件黄背心上的纽扣却随着一颗衰老的心怦怦跳动而颤抖得厉害。

“拿去吧，”艾达说，“我可以给你一镑；快点儿走吧。”

“你真是个大好人。把你的名片给我。我今天晚上就给你汇张支票。”

“我没有名片。”艾达说。

“我的也正好没带在身上。没关系。查理·莫因，由卡特和加洛韦公司转交就成。这里人人都知道我。”

“行了，”艾达说，“我还会再见到你的。我得接着往上走了。”

“拉住我的胳膊。”他把她扶了起来，“告诉他们是莫因叫你去的。特别照顾。”她回过头瞧了瞧石头阶梯转弯的地方，那人正把那张一镑的钞票塞到背心里，一只手摸着发黄的唇髭——唇髭的颜色同抽烟的人的手指头颜色没什么两样——接着，他又把自己的硬礼帽弯成一个角度。可怜的老东西，他一点儿也没有料到会得到这一镑钱，艾达一边这样想，一边望着他带着他那自鸣得意的、年代悠久的绝望走下台阶。

顶层的楼梯平台上只有两扇门。她推开一扇写着“问讯处”的门，莫莉·平克的确是在这里。在一间比放扫帚的柜子大不了多少的小房间里，她坐在一只煤气炉旁嘬着糖。艾达进屋时，一只水壶冲着她咝咝地叫。一张长满雀斑的臃肿的脸转过来，眼睛瞪着她，一句话也不说。

“打扰一下。”艾达说。

“老板出去了。”

“我是来找你的。”

那张嘴咧开了一些，一块太妃糖在舌头上翻动，那只水壶吱吱地尖叫起来。

“找我？”

“是的，”艾达说，“你还是留神看着点儿吧。这壶水快要烧干了。你是莫莉·平克吧？”

“你想喝杯茶吗？”她问。这间屋子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文件。一扇小窗子透过那多年没有受到惊动的积尘露出另一排大楼，楼房的窗户排列相同，从这边望过去，就好像镜子里映出来的一样。一张破裂的蜘蛛网上挂着一只死苍蝇。

“我不爱喝茶。”艾达说。

“正好，这里就只有一个杯子。”莫莉说着，把一只破了嘴的厚厚的褐色小茶壶斟满。

“我的一个叫莫因的朋友……”艾达开口说。

“哦，他呀！”莫莉说，“我们刚把他从我们的房子里撵出去。”一本《女士与美》的杂志摊开在她的打字机上，她的眼睛时不时地偷偷去瞟上它几眼。

“从你们的房子里撵出去？”

“一点儿不错。他刚才到这儿来见老板，想拍拍马屁。”

“他见到你们老板了吗？”

“老板出去了。吃块太妃糖吗？”

“吃太妃糖会长胖。”艾达说。

“我有办法抵消：我不吃早饭。”

越过莫莉的头顶，艾达看清了那些卷宗上的标签：“黄泥巷1～6号房租”“巴莱姆威纳吉住宅区房租”……每一份卷宗都透着房产主的骄傲……

“我到这儿来，”艾达说，“是因为你遇见过我的一个朋友。”

“坐吧，”莫莉说，“这是专给委托人坐的椅子，别人不能享用。莫因不是朋友。”

“不是莫因。是一个叫黑尔的人。”

“我再也不想跟这件事沾边了。你还没见到我那两个老板的模样呢，他们大动肝火。因为被警察询问，我只好请了一天假。第二天他们让我晚了好几个小时下班。”

“我只想听听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这两个老板动起肝火来可了不得。”

“我问的是弗雷德——黑尔的情况。”

“我算不上真的认识他。”

“警察询问时你说当时走过来一个男人——”

“不是一个男人，不过是个小伙子。他认识黑尔先生。”

“但是报纸上说——”

“哦，黑尔先生是说过他不认识那个小伙子。我没对他们说假话。他们也没多问我，只是问了问他的举止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说实在的，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说反常的。他只不过是吓坏了，没别的。这样的事我们这里多得很。”

“可是这个你没告诉他们吧？”

“又不是什么稀奇事。当时我就明白了，他欠了那个小伙子钱。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就像查理·莫因一样。”

“他是吓坏了，是吗？可怜的弗雷德。”

“‘我不叫弗雷德。’他这样说，口气要多严厉有多严厉。不过我还是看出是怎么回事了。我的女伴也看出来了。”

“那小伙子长什么样？”

“哦，就是个小伙子呗。”

“个子高吗？”

“不是特别高。”

“脸白吗？”

“这我可说不上。”

“多大年纪？”

“跟我差不多吧，我想。”

“你几岁？”

“十八。”莫莉说，两眼挑衅地从那架打字机和那只热气腾腾的水壶后面瞪过来，嘴里嘬着太妃糖。

“小伙子有没有跟他要钱？”

“还没来得及。”

“你别的什么也没注意到吗？”

“他急巴巴地催我跟他一起走。可我走不成，总不能把我的女伴抛在那儿吧。”

“谢谢，”艾达说，“总算了解了一些情况。”

“你是个侦探？”莫莉问。

“哦，不是，我只是他的一个朋友。”

这里头确实有可疑的地方；现在她一点儿也不怀疑了。她重新回忆起他当时在出租汽车里时多么害怕。当她在临近黄昏的阳光下沿着霍尔本街向她在罗素广场后面的住处走去时，她又想起了他在她去厕所前递给她那十先令的样子。这人真是个地地道道的绅士；或许那是他剩下的最后几先令，而那些人——那个小伙子——居然还缠着他要钱。或许他是一个像查理·莫因那样破了产的人。眼下，他在她记忆中的脸渐渐有些模糊起来，于是她禁不住把查理·莫因的外貌特征借了一些给他，至少把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借给他了。喜爱赌马的绅士，慷慨大方的绅士，地地道道的绅士。帝国酒店的门厅里有几个兜揽生意的游商，脖子上的肥肉往下耷拉着；太阳横过那几棵梧桐树渐渐平西；科莱姆街上一个寄宿住宅里催用茶点的铃声响了又响。

“我要去试试招魂板”，艾达想，“试了以后我就明白了”。

她一进自己家门，就瞧见门厅的桌子上有一张明信片，一张布赖顿码头的明信片。“看我迷信不迷信”，她一个劲儿地想，“看我迷信不迷信”。她把明信片翻过来。原来是菲尔·科克里寄来的，邀请她去找他。她每年都收到一张来自伊斯特本或黑斯廷斯的明信片，有一回还是从阿伯里斯特维斯寄来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去过那些地方。他不是她喜欢给予希望的那种人，他太文静了，不是她心目中的男子汉。

她走到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口，喊了声老克罗。试验招魂板需要两个人的手指，而且她知道这会给那老头子带来乐趣。“老克罗。”她喊道，低头望着石头台阶，“老克罗。”

“什么事，艾达？”

“我想试一试招魂板。”

她没有等他，而是径自上楼到她那间兼作卧室和起居室的屋子里去做准备工作了。这间屋子朝东，太阳早已照不到了，屋子里又冷又暗。艾达点着煤气炉，拉上那块猩红色天鹅绒的旧窗帘，以便挡住灰蒙蒙的天空和那些烟囱罩。接着，她把那张当床用的长沙发拍打整齐，又把两把椅子拉到桌边。她朝柜子的玻璃门瞅了一眼，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她自己的生活，舒适的生活——在海滨买的几件瓷器，一张汤姆的相片，从旧书摊买来的一本埃德加·华莱士的书，一本妮塔·赛雷特的书，几张乐谱，《好伙伴》，她母亲的相片，更多的瓷器，几个用木头和橡皮圈制成的小动物，不知谁送给她的一些小摆设，《索莱尔父子》，还有那副招魂板。

她轻手轻脚地把招魂板拿下来，又把柜子锁上。这是一块装着几只小轮子的平滑光亮的椭圆形木板，看上去像是从地下室厨房的抽屉里倒腾出来的一件东西。不过，真正从地下室钻出来的倒是老克罗。他轻轻地敲了敲门，侧身进了屋，一头白发，一张灰脸，一双矿井下运煤小马似的近视眼被艾达台灯上那只光秃秃的灯泡照得直眨巴。艾达把一块粉红色网眼围巾抛在台灯上，帮他把灯光遮暗一些。

“你有什么事要问它，艾达？”老克罗问道。他轻轻哆嗦了一下，又害怕又着迷。艾达削尖了一支铅笔，插到小木板上。

“坐下，老克罗。你一整天都在干什么呢？”

“二十七号举行了一场葬礼，有个印度学生死了。”

“我也参加了一场葬礼，你参加的那场好吗？”

“这年头还有什么像样的葬礼？没有羽毛翎饰，好得了吗？”

艾达在小木板上推了一下，它就在光溜溜的桌面上斜着滑行起来，更像一只甲壳虫了。“铅笔太长了。”老克罗说。他坐下来，双手并拢夹在膝盖中间。他的身子往前凑，盯着那块木板。艾达把铅笔稍稍拧高了一些。“过去还是将来？”老克罗问，有些气喘。

“我问的是今天。”艾达说。

“死人还是活人？”老克罗问。

“死人。我今天下午看着他烧掉的，火葬。行了，老克罗，用你的手指按着。”

“最好把你的戒指脱掉，”老克罗说，“碰上金子会不灵的。”

艾达取下戒指，把指尖放到木板上，木板吱吱叫着离开她，在一张大页书写纸上滑来滑去。“快点儿，老克罗。”她说。

老克罗咯咯一笑，说了句“真淘气”，就把几个枯瘦的指头放到木板的最外边上。由于紧张，他的手指微微颤抖，在木板上叩击了几下。“你要问它什么，艾达？”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弗雷德？”

那块板在他们的手指下吱吱地滑起来，在纸上画出这样那样的长线。“它有自己的意志。”艾达说。

“嘘。”老克罗说。

只见后轮子轻轻颠了一下，停住了。“现在咱们可以瞧一下了。”艾达说。她把板子推到一边，两人一起凝视着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铅笔线。

“这儿可以看出一个Y。”艾达说。

“也可能是个N。”

“反正总有些什么了。再试一试吧。”她把手指牢牢地按到那块板上。“你出了什么事，弗雷德？”话音刚落，那块板就滑了开去。她那不可征服的意志正在通过自己的手指发挥作用，这一回她可不想要那种说不出名堂来的东西了。在那块木板对面，老克罗的一张灰脸全神贯注地皱着眉头。

“它在写——真正的字母了。”艾达得意地说。随着自己的手指逐渐放松压力，她能感觉到那块板稳稳当当地滑了下去，仿佛是去完成另一个人的差事了。

“嘘。”老克罗刚开口，那块板却颠了一下，又停住了。他们把它推开，瞧，纸上明白无误地写着一个单词，字母又大又细，但不是一个他们所认识的词：“SUKILL”。

“看上去像个名字。”老克罗说。

“肯定有什么意思，”艾达说，“招魂板总是会表达一些意思的。咱们再试试看。”刚说完，那只小小的木甲壳虫便又一次急急滑动起来，画出了它弯弯曲曲的足迹。那只圆圆的灯泡在围巾下发出通红的光，老克罗低声吹着口哨。“行了。”艾达说着拿起了木板。纸上斜着写出了一个长长的、七扭八歪的单词：“FRESUICILLEYE”。

“哎呀，”老克罗说，“这个字好长哟。你甭想从里头找出什么意思来，艾达。”

“真的找不出吗？”艾达说，“哟，这再清楚不过了。Fre是Fred（弗雷德）的缩写，Suici是Suicide（自杀）的缩写，还有Eye（眼），这就是我一向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这两个L是怎么回事？”

“我还不清楚，但我要记住这两个字母。”她往椅背上一靠，感受到了力量和胜利。“我并不是迷信，”她说，“可你没法回避这种事情。招魂板什么都知道。”

“它是什么都知道。”老克罗说，嘬着牙齿。

“再试一次？”那块板滑来滑去，吱吱叫着，然而冷不丁地停住了。“菲尔”这个名字赫然映入她的眼帘，一清二楚。

“这个，”艾达说，“这个。”她微微有些脸红。“想吃点儿甜饼干吗？”

“谢谢，艾达，谢谢。”

艾达从柜子抽屉里拿出一只罐头，朝老克罗那边推过去。“是他们把他逼死的，”艾达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这里头有问题。看清这个‘眼’字了吧。这就等于告诉了我该怎么办。”她的目光逗留在“菲尔”这两个字上。“我要让那些人后悔自己不该生下来。”她深深吸了口气，舒展了一下她那圆柱般的大腿。“是与非，”她说，“是与非我是分辨得清楚的。”然后她又更专注地思索了一下这件事，带着一声心满意足的叹息说道：“这才是激情，这才是快乐，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老克罗。”当她再次说出这些她能给予任何事物的最高赞扬时，那个老头子只顾嘬着牙齿，粉红色的灯光摇曳在那本沃威克·迪平写的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