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日本天皇象征着什么

日本的天皇制问题比较复杂，讨论的跨度也有点大。所谓的“天皇制”，指的是以天皇为顶点的政治体制。当代的日本天皇完全没有政治决策权，这是日本战败之后确立的“象征天皇制”。不过从历史上看，自从江户幕府成立之后，历代天皇其实就大权旁落了。天皇最重要的功能，是象征政治操作的正当性。

日本国体像一个金字塔，顶点是天皇一人，金字塔的各个层面都以距离天皇的远近来决定自身的权威等级。同时大金字塔内部存在着无数个小金字塔，结构是相同的，都是自上而下的等级关系。日本社会就是这样被组织起来的。天皇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治理体制，它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是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运作方式。一旦形成了某个范围的金字塔，就会让所有成员服从于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而且很难摆脱。

因为日本人不喜欢辩理，所以通常这些支配关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读空气”可以说是它的现代版本。竹内好特别强调，把握天皇制最困难之处，在于权力并不以权力的形式呈现。也就是说，通常天皇制应被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如果这样它就是“固体”而不是“气体”了。但问题是天皇制在日本的体现，主要不在政治制度，而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个体对于强势的依附性。强势对于弱势的诱导和压力，通常是通过小圈子的情感交流体现的。所以竹内好断言，天皇制是一种“装置”，功能是消解掉各种价值。

有朋友问过我：日本的天皇制是不是和英国一样也属于君主立宪体制？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表面上看确实很像，但有一个麻烦在于，英国社会是不需要“读空气”的。在“读空气”的日本，社会的运作并不全都体现为制度，因为制度管不了“空气”。此节我们换个角度，谈谈日本人的公私观，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理解日本社会伦理秩序的基本特点。

“赤穗四十六勇士”

日本社会的伦理结构是个空间范畴，日本人结成了一定的群体后，他们在空间范围内部来界定等级秩序。每个人所属的空间毕竟有限，自己空间里的公事，走出空间面对更大范围，就变成私事了。只不过对于日本的传统社会来说，最大的空间范围也不可能离开日本列岛。因此，最高的等级秩序的顶点，就是天皇，天皇之上，不再有更高的权威。

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赤穗四十六勇士”，发生在江户时代的中期。按照当时的礼仪，每到新年，江户幕府都要给在京都的朝廷送贺礼，朝廷也会派使臣到江户去回礼。在一送一回的过程中，需要一整套烦琐的礼仪，特别是江户幕府，每年轮换不同的藩来负责接待朝廷的使臣，由这个藩负责所有费用和礼物。

为了完成这套烦琐的礼仪，就需要对接待者事先进行训练。幕府有一个礼仪官叫吉良义央(1641—1702)，1701年，他奉命对负责接待朝廷使臣的赤穗藩（今兵库县）主浅野长矩(1667—1701)进行培训。那时幕府之下有很多藩，每个藩的最高的权力者叫作藩主。

因为浅野准备的贺礼不够充分，吉良表现出很无礼的态度。浅野是武士，他怀恨在心，在朝廷使臣还没有到时，他忍耐不住就找机会刺伤了吉良义央。礼仪官被刺伤，负责接待的藩主又犯了事，给幕府添了很大的麻烦。幕府对这样不识大体的举动非常恼怒，于是责令浅野剖腹自杀，但对浅野无理的礼仪官吉良却被宣布无罪。

浅野在赤穗藩养了很多武士作为家臣，当家主浅野自杀之后，这些武士就变成了浪人，无家可归了。其中有四十六名武士决定为主人复仇，他们整整准备了一年，在第二年新年前后一个飘着雪花的晚上，这四十六名武士摸进了江户城，找到吉良的宅邸，把他杀了，取走首级，供奉在浅野长矩的墓前。这就是著名的“赤穗四十六勇士”的故事。

这件事在江户城引起了轩然大波，朝野上下掀起了大讨论。当时的儒学家基本上都认为，“赤穗四十六勇士”的做法虽然属于以下犯上、不合法，但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为自己的主家复仇，体现了儒家的忠义观，应该被视为义举，赦免他们。有很多江户民众也支持这个看法。

但当时有一位儒学家叫荻生徂徕(1666—1728)，认为如果赦免了赤穗的武士，那么幕府的秩序将无法维持。虽然武士们的忠义精神很让人佩服，但这毕竟属于他们和家主之间的私人道德，不能取代公共秩序。可是，武士们的忠义精神本身又是值得肯定的，所以荻生徂徕认为必须找到一个两全之策，既能尊重武士们的忠义，又能保全幕府的秩序。

最后，幕府采纳了他的意见，宣布武士犯了死罪，但不由幕府执行死刑。为了保全武士的荣誉，让这四十六名武士一同剖腹自杀。

“公”与“私”的转化

对这个事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析。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1914—1996)认为，“徂徕学”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换，就是区分了道德与政治，因此打破了朱子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链条，划分出了公和私的界限。这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说法。

还有另外一种意见，日本思想史学者认为武士并不是为了践行私人道德而复仇的，因为在藩主的领地里，藩就是“公”，只不过是在幕府那里藩成了“私”而已。所以武士们最后的结局，说明公、私领域在空间上的扩展，使得两种空间之间发生了矛盾。在发生矛盾的时候，更高的那一层具有权威。

当然，幕府的公、私身份也是双重的，因为相对于朝廷而言，幕府内部事务也属于私事。不过到了京都的朝廷，天皇之上，就没有更高的价值了。所以天皇代表了绝对的“公”。

日本传统艺术形式，比如歌舞伎等，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个保留剧目《忠臣藏》，就是表演这个故事。《忠臣藏》演绎出很多版本，但不管哪个版本，都是表达武士对主人的忠诚。

忠义的价值观，在日本伦理世界里占有重要位置，和我们前面讲到的“诚”一样，也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而且忠义观不是抽象的，不是可以无限扩展的，它有空间界限，这与日本人公私观的空间特性直接相关。可以说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对于普通日本人而言，他们能够想象的公共领域的最大边界，就是以天皇为代表的日本国。在这个空间范围内，他们把对天皇的忠诚看成最高的公共情感。这就为1945年之后，日本社会重建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战后日本的一两代思想家，都面对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日本社会面对世界开放。很多思想家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江户末期，日本在现实中就开国了，因为美国军舰敲开了日本的国门，不得不让外国的人和事物都进入国内；但是在精神领域里，日本人一直到战败，也还没有完成开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