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反杜林论》的由来

以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新兴资产阶级把人类社会带入了现代文明的发展阶段。与封闭的封建等级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社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由于其内在的根本矛盾使然，资本主义社会远非完美，更非理想。因此，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理论上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始终就没有停息过。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使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真正成为现实，仅仅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各种阴暗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从理论上彻底认清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并切实转化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实践。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样，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应运而生，不仅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思想指南和理论武器，与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般来说，《反杜林论》的诞生，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和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反杜林论》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因而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在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活的方法、原则和精神来把握与理解，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第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既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也不是给人们提供什么绝对永恒的教条、公式，而是紧紧围绕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发展，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又通过彻底贯彻这种思想精髓来紧扣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发展。通过对杜林主义的批判，《反杜林论》第一次系统、明确而又深入浅出地把马克思主义呈现在世人面前，不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拉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和轨道上来，而且极大地教育了广大党员和工人阶级群众，加速了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消化、理解以及转化为行动指南。这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持和理论支撑。马克思在1877年对恩格斯工作的积极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不仅普通工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1]。列宁也曾明确指出：“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2]其中，《反杜林论》是一本“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3]。

一、写作背景

《反杜林论》的应运而生，既是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进一步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进的现实需要。

（一）理论背景

作为对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的超越，现代文明的发展意味着人类对平等、自由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追求。从表面上看，市场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平等、自由等原则。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普遍存在，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是所谓的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而工人阶级为了生存，虽然可以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但这是以资本对财富和劳动的控制、主宰为前提。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不可能彻底解决平等、自由和公正等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使社会主义成为现实，成为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在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主要在两个方向上相继展开。知识分子专注于理论探索，致力于揭开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秘密；先进实业家则从事改革试验，通过实际的组织、实践，尝试证明共产主义生活的可行性、优越性。他们的努力、求索，是可歌可敬的。但片面地进行观念革新、理论创新，或者单纯地开展实验，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社会主义若想真正走向科学，理论认识必须首先实现科学化。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归根到底要以彻底地、科学地认识现实社会为前提。同时，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思想的变革，也必须与革命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检验和发展其科学性，否则，就会流于形式或教条。然而社会主义的科学化，并不是某个或某几个学科的任务，而在根本上有赖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实现的根本革命。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很多理论探索，大都归于失败。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既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缺乏对革命的实践的科学认识。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和劳资矛盾的深化，社会主义思潮及其运动日渐发展。不同经历、阶层和思想背景的人，往往都对社会主义表示关心。杜林主义，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反面典型。

杜林体系及杜林主义的创始人欧根·杜林（1833—1921），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作为新的批判思潮的成员之一，与同时代的很多学者一样，政治立场激进，以批判时局为己任。杜林是以研究经济学问题起家的，他长期关注社会改革问题，以“社会主义的行家或改革家”的面目自居。由于他探讨的诸如“如何批判现实”、“如何建构新社会主义”等问题，都是当时的时髦课题，因而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学说的关注。他极力推行所谓“新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所谓的“共同社会”。“共同社会”（Sozialitaet）一词是杜林生造出来的，与德语中“社会主义”一词的词根相同而词尾不同。[4]实际上，杜林炮制出的这一套，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显示其社会主义思想的独创性，进而与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

但问题关键在于，杜林的经济学思想，并没有超出庸俗经济学的水平，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只能流于浅薄、空泛。无论是1871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还是1873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都是如此。为了全面论证其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绝对性，杜林又选择投身于哲学的改造事业。1875年，《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式出版。依照杜林的自我理解，这本书全面、详细而彻底地为“新社会主义”作了世界观高度的论证；它在为人们提供全新的真正现实的哲学的同时，也最终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必然性及其理想形态。实际上，《哲学教程》由于基本抄袭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体系、框架，不仅算不上什么创新，根本就是哲学世界观的一种倒退。由此可见，他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也就难逃虚假、空洞。但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对一些理论素养不高的人还是具有诱惑力的，特别是他一直遭到统治当局迫害的经历，也博得了革命者的广泛同情。

杜林鼓吹他的社会主义，是与其国民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精确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以现实状况为出发点，建立在承认固有规律基础上的。杜林宣称：“最新的和最深刻的国民经济学，不仅可以让人们认识到民族解放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而且也可以让人们认识到，劳动人民以及一切被压迫者谋取自身解放的活动是合乎自然规律的。”[5]他所谓的规律，并不是指对社会生产方式的认识，而主要是指对抽象人性和个人意志的认识。在杜林看来，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道德伦理天性。杜林指出：“建立在自愿结合基础上的社会所关心的是个人——同多数人的意志结合在一起的个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受到强制。”[6]在杜林心目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消除雇佣制和人对人的支配，建立以平等互助为基础的经济公社。这种共同体实行以等量劳动等量交换的平等分配制度，来取消自由竞争及其带来的危害。由于他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本原因的批判，将社会主义简单归结为分配，等于把经济事实归结为主观意愿，这不过是以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翻版而已。在其思想后期，杜林改变了对“暴力国家”的批判，转而认为，政治权力和暴力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根据具有永恒性。这种表面化的肤浅解释，使得杜林只能主张，可以利用现存制度达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目的，而从根本上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以摧毁旧的社会为前提。杜林的这些想法，不仅无法实现社会主义，而且等于是在变相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杜林思想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现象。一方面，它再一次证明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具有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极其复杂曲折的。

（二）现实背景

无论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总结工人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加强理论建设，以应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回击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所提出的挑战，从而切实指导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入发展。1875年5月，德国社会主义党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完全确立了在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

德国既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诞生地。但与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言，德国在19世纪中叶以前，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远远落在了后面，属于典型的“后发”国家。但1871年德国实现民族统一之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快速发展，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德国的工业就超过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仅次于美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必然导致阶级状况的变化。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德国无产阶级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由于法国的工人运动因巴黎公社遭到镇压而暂时处于低潮，英国的工人运动因受工联主义影响而停滞不前，历史的机遇使德国无产阶级迅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

但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组织，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弱点，就是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不成熟。一方面，这是由当时德国社会不成熟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所决定的。当时的德国，正处于“超英赶美”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不同经济成分共存，不同阶级及其意识往往交互影响、互相渗透。另一方面，德国社会主义党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而成。毫无疑问，这是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积极成果。但不可避免的，其中很多成员，本身就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有些人始终不愿改造自己的立场，在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面前，这些人的立场很容易发生动摇。同时，当时各种理论思潮对工人阶级的侵蚀，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等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社会改良主义等学说纷纷出台，抢占思想理论上的阵地。由于在理论传统方面，德国思辨哲学作为当时德国思想界的主导形态，对人们的世界观产生了广泛影响。这种哲学重视概念思辨，轻视现实批判；重视精神革命，轻视物质变革。围绕意识谈意识，带有很大的封闭性。因此一些社会批判思潮的代表者（有的甚至直接打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往往宣扬自己最平等、最革命，在思想世界里无比激进，而一遇到现实的物质斗争、物质问题，批判的威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恩格斯被迫离开德国长期流亡国外，他们的主要著作也没能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普及。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尽管德国社会主义党在建党时，曾十分明确地主张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在其党的纲领中，仍然包含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不成熟，使德国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人缺乏足够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和警惕性，给各种机会主义以可乘之机，其中杜林主义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不仅一度给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造成思想上的诸多混乱，而且引发了宗派主义。

大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其思想观念的传播，杜林学说的影响迅速扩大，逐渐由党外波及德国社会主义党内部，消极影响也日渐蔓延。杜林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公然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期刊上向马克思发起猛烈攻击。一些党内人士也受到杜林主义的蛊惑，竟然准备用杜林主义“反思”乃至要重整马克思主义。比如伯恩施坦，就曾为杜林的思想所折服。他在阅读了杜林的著作之后，认为，“杜林用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的语言与形式来叙述社会主义”, “用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继续了马克思”[7]。伯恩施坦不仅鼓励党内同志和青年学生去听杜林的课，而且还积极邀请杜林为工人宣讲其理论。他同时指出，党内不能培养对马克思的个人崇拜。其他诸如莫斯特、倍倍尔等人，也曾乐于撰文对杜林哲学进行评论。1874年，杜林主义在《人民国家报》公开露面。这与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反应比较迟钝，立场出现了一定的动摇有很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心予以反击。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使李卜克内西等许多骨干力量终于醒悟过来。李卜克内西于1875年致信恩格斯，建议其在《人民国家报》上回击杜林，揭露杜林主义的实质。于是，对杜林的批判开始提上日程。

应该看到，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攻击，绝不是处于理论上的分歧和对立，其根本目的在于要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德国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领导权。因此，为彻底驳倒杜林，恩格斯毅然放下手头工作而决定“收拾无聊的杜林”，这既是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革命现实的需要。

二、成书过程

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立者，在批判杜林主义的问题上，体现出了高度一致性。从恩格斯与马克思在以此为主题的相互通信中不难看出，整个批判的立场、观点、方法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乃至一些相关细节，始终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探讨、交流的结果。其中，马克思还亲自撰写了部分章节的初稿。由于二人分工合作的关系，对杜林的批判，主要由恩格斯来完成。但马克思明确表态，支持恩格斯的工作。“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8]

1876年，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文章，点名批判了杜林的有关言论，公开表示准备批判杜林。这是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交锋。1876年5月，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表示着手批判杜林主义。同年5月28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阐述自己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他说：“你说得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体的俄国土地关系和一般的地租，没有什么事情打搅你。我却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又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9]恩格斯指出：“这本书暴露出的平庸性比他的经济著作更直截了当。”[10]为此，“我重温古代史和研究自然科学，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领域熟悉得多了，尽管在这方面还要十分谨慎，但行动起来毕竟已经有点自由和把握了”[11]。恩格斯进而指出：“实际上，该书根本没有谈到真正的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它倒论述了一般的科学理论，在这里，自然、历史、社会、国家、法等等都是从某种所谓的内部联系方面加以探讨的。”[12]“友人莫斯特对杜林《哲学教程》的吹捧已明确地给我指出，应当从哪里进攻和怎样进攻。”[13]

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恩格斯完成了第一编的写作。最初的题目定为《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旨在突出批判的问题意识和矛头所向。杜林主义的根基在于它的哲学。只有彻底驳倒其世界观，才能从根本上揭穿其社会主义论的虚假。经过一番斗争和努力，1877年1月至5月，该文终于以组论文的形式分20篇陆续发表于《前进报》上。当时，由于杜林分子的反对，文章的连载曾遇到一定困难。李卜克内西为此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如果他们埋怨我的语调，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忘记反驳他们，向他们指出杜林先生对待马克思和他的其他先驱者的语调，而且特别要指出，我是在论证，而且是详细地论证，而杜林却简直是歪曲和辱骂自己的先驱者。他们要这样做，那么我保证，他们必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14]

1877年6月至12月，第二编终于完稿。马克思本人撰写了此编的第十章的初稿，恩格斯作了修改。第二编最后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分九章发表于1877年7—12月《前进报》的学术附刊和附刊上。

1878年上半年，恩格斯完成了第三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8年5—7月的《前进报》附刊上。

与杜林主义的斗争，最终以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胜利为结局。但为了使德国工人阶级能正本清源，迅速准确掌握、吸收马克思主义及其精神方法的实质，摆脱其他学说的消极影响，1877年7月，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编和第三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莱比锡出版《反杜林论》第一版，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86年，第二版在苏黎世出版。1894年经过了修订的第三版在斯图加特出版。其中，第二版和第三版直接使用《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并未出现副标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意在针锋相对地揭露与嘲讽杜林对凯里庸俗经济学的大加吹捧。恩格斯为这三个版本分别撰写了序言。从此，《反杜林论》作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简称，而广为人知。

三、文本结构与核心思想

作为一部论战著作，《反杜林论》通过对杜林主义的针对性批判，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杜林推出的所谓新社会主义，无非是一套僵化的、机械的抽象知识体系，这无疑给批判造成了一定难度。出于要对杜林提到的所有方面的问题给予明确的回应，以达到澄清真相、教育德国工人阶级的目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依照杜林体系的三个主要部分——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分别对其实质予以了揭露和批判。相应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也就构成了本著作的基本内容和架构。同时，恩格斯也以此为契机，把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统一的组成部分，进一步全面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精神和基本内容。为了使读者更加容易领会，恩格斯具体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它们分别具有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们如何相互联系、彼此补充，作为严整而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科学论证并具体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为了确立其所谓的关于自然、社会、历史的“最后的终极真理”，杜林通过《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和《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在经济学领域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抽象思辨的领地。在其代表作《哲学教程》——这本杜林主义的圣经中，杜林为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奠定世界观基础，以论证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必然性。应该看到，杜林的《哲学教程》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更明显地暴露了《经济学》中所提出的论据的缺点和基础”[15]。在此，我们也以《哲学教程》为基础，帮助大家对杜林体系的实质和特征有一个基本认识。

杜林的《哲学教程》，副标题为“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杜林毫不掩饰地指出，严密科学，主要有两个意思：知识大全和真理体系。在他看来，哲学即体系，“我所阐述的体系同以前的一切哲学形式有着十分重大的区别。可以把我的体系称之为自然体系或现实哲学[真正的哲学]，因为它排除了人为的和违背自然的虚构，并且破天荒地使现实的概念成了一切观念的标尺”[16]。从表面上看，杜林要求哲学现实化，本无可厚非，因为这反映了时代对理论发展的要求。但哲学的现实化，就必须要告别对抽象体系的追求，必须如实反映现实、批判现实，探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类活动的矛盾及其规律性认识。而杜林的实际做法恰恰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他依然在传统体系哲学中兜圈子。他说：“用逻辑的方法把无所不包的存在表达出来的最大胆的做法，就是这种做法的普遍的体系性。”[17]“如果我们的思维朝着科学的、无所不包的形式前进，那么，它将成为一个在逻辑关系上说是自满自足的体系。”[18]杜林对自己的真实意图已经说得一清二楚，可是他还要借助华丽的辞藻自我标榜：“科学的幻想不是臆造。它符合事物的现实联系，并且是从这种联系中形成的。”[19]具体来讲，“自然体系[现实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20]。简单地看，这样讲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把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简单地相互并列，并没有脱离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杜林看来，自然界属于物质实体，人类世界则归结为文化、精神现象。哲学于是将二者统于一体：“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在这个序列中，同时也包含某种内在的逻辑次序，因为适用于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走在前面，而应当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的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着后面。也就是说，自然原则仍然是人类世界——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的标尺。”[21]

杜林的《哲学教程》，除去“导言”和“跋”，总共八篇22章，约40万字。第一篇探讨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其思辨体系的总开端。第二篇到第七篇，构成杜林哲学的完整体系架构。第八篇对科学与哲学的历史、当前状况进行描述，相对来讲属于附属性介绍。

在《哲学教程》的第一篇，杜林专门探讨了“存在的基本形式”问题。抽象地看，存在即有。除此之外，这一概念再没有更为具体的内容。但这样的空洞概念，恰恰是杜林所青睐的。对于构建思辨体系而言，这是名副其实的起点。即便是对存在本身的理解，杜林的思辨水平比黑格尔还是差了许多。黑格尔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其矛盾本性，正是矛盾推动着事物不断变革。杜林反其道而行之，直言要取消矛盾：“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22]思维的逻辑矛盾肯定需要排除，但事物的矛盾本性如何能够消除？一旦执意取消这一点，那么杜林的哲学思维也只能在“一是一、二是二”的片面形而上学水平徘徊。《哲学教程》全力贯彻和展现的，也正是这样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杜林的世界观是对黑格尔理论体系的倒退。

在第二篇“自然知识原理”中，杜林集中讨论了自然哲学与意识哲学，即思辨体系的前史。为了体系的完整流畅，他不惜以歪曲事实为代价，虚构出一个物质发源的原始状态，即物质与机械力的绝对同一、平衡、静止。然后，从这样的一个原始起点开始推演事物的运动变化。杜林认为，物质是一种实体或载体：“何谓物质？我们的回答是，物质是一切现实的东西的承担者。”[23]整个宇宙即为物质的外部形态，实体是整个现实世界的中心、本原、依托。杜林对物质的看法，充分暴露了他的形而上学立场。在讨论生命现象时，杜林沿袭了黑格尔的做法，借助于目的概念，把从无机界向生命领域过渡，看作是精神的自我认识，并以此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拉马克的变异论给予了无端批评，但他本人对于生物进化的实证研究却少得可怜。实际上，如何看待生命现象，一直是科学界的大课题。杜林再一次发挥自己的想象，认为生命就是新陈代谢，其思想的唯心主义实质展露无遗。

在第三篇“意识的要素”中，杜林主要探究了感性的、理性的、非理性的等纯粹意识形式问题。这其实属于狭义认识论研究，在形式上，完全可以归入意识科学、脑科学和心理科学领域。作为哲学的思辨，杜林的解释并没有提供比前辈和同时代科学家更多的东西，反而充斥着由于体系安排需要刻意而为的编造、裁剪。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再到意识界，杜林紧密跟踪着宇宙的发生、进化，然后逐阶段推演其绝对真理的概念形式。很显然，这里的探讨绝不是完全的实证研究，而是哲学的抽象思辨，由于没有充分、确凿的实证材料，只能流于空洞、虚幻。

在第四篇“伦理、正义和高尚的人性”中，杜林开始探讨人性与道德问题。在杜林看来，良好的道德及其伦理秩序，是实现自由、平等的终极保证。所以，唯一值得努力的分析，就是发现、论证高尚的人类模型，建起关于高尚人性的终极真理。用他的话说，“这些原则是真正的、从一开始就起作用的天然的推动力”。“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而且永远可以这样设想：它们在任何时候，对于自身所有的条件都是适用的”[24]。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或者现实哲学，就是要建构“精确的、赢得了科学盛誉的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规则的学说”，尽管它“刚刚处在孤立的萌芽之中”，但“不能以事实为满足，而必须追求本源和创造性地进行工作”[25]。杜林此处的描述到处夹杂、充斥着主观虚构、概念编造。在杜林看来，理解了人，也就理解了社会、历史和生活。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是在人类自身的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然而，杜林的人性论，主要是基于主观意愿、良好意志的抽象分析，他对人的本质理解，也不在于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而是文化精神因素。由此，杜林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论述，基本变成了纯粹说教。

第五篇“社会和历史”，集中表达了杜林的社会历史观。一般而言，哲学世界观如果要为社会主义确立科学的起点，就必须立足社会历史领域探讨问题。表面上看，杜林似乎也做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受制于抽象人性论，他并没有从对社会经济状况的批判、反思开始，而是选择政治科学问题为讨论的起点。在杜林看来，社会就是某种泛泛的共同生活，不同成员发生社会联系的根据则在于抽象人性，主要是良好愿望。至于历史，杜林认为：“历史是单纯的自然劳动的继续。人类的命运之这个单纯的自然垄断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表现。”[26]他说：“人生之乐趣和人生之魔力不仅存在于经过世世代代的延续而不断焕发出生气的新的个人生活中，而且也存在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和变化中。”[27]“无论在什么地方，生产和劳动都能产生一种最高尚的生活情感。因此，如果历史的目的就是生活，那末历史的本质只能是创立不同的和变化着的生活。”[28]从表面上看，杜林突出了社会历史、日常生活和个人活动之间的关系，但要对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现实进行批判，不在于简单地指出它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是要彻底揭示人类到目前为止为什么不能够真正平等、自由地生活，不能够彻底走出资本私有制的控制、束缚。如果像杜林所说的，仅仅通过日常生活来解读历史，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个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剩下的，也只能是求助于精神、观念世界的单纯变革。杜林甚至宣称，“思想界的繁荣兴旺是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29]。“对于自然力量的控制，绝大部分只是精神成就的一个结果。”[30]也就是说，社会历史不是物质的，而首先是精神的。如果这也算是真理，那么人类解放、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根本用不着千千万万人的实际斗争，而只需通过改造主观世界，实现精神的变革，就足够了。

第六篇“生活的个人化和生活价值的提高”和第七篇“一切集体活动的社会化”，是杜林哲学体系的结论部分。在这里，杜林最终明确地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及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在杜林看来，“意愿是判断生活是否有意义的根基”[31]。“通过对生活本身的检验来刺激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和满足人们的生活要求。用健康的争执来抵消任何[其他]类型的争执。”[32]这些观点成为他对历史发展和社会主义抱以信心的基础。他指出：“事物的内在逻辑的结果是：健康的事物必然占居统治地位。”[33]至于社会主义，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以相互支援为目标的共同生活的高度自由”[34]。由于缺乏对资本制度直接、全面、有效的分析，杜林对于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能发挥自己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想象：“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只有人的真正的、直接的意识才能给人们的责任感提供最终的和最精确的标准。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成了人们感情上的直接需要，成了高尚意愿的规律，那么，无比高尚的道德观就会出现。”[35]如果人类在诞生之初就注意修心养性、文明精神，那么千年的压迫、剥削就可以一笔勾销了。这种单向空虚、浅薄的道德说教求助，是何等的孱弱无力。

最后，杜林再次明确自己的志向，即改造哲学，使之顺应社会主义发展潮流，为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说：“我们现在要绘制的社会性的整体的全图，主要是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同现实哲学相一致的、建立在对事物和人进行严密科学观察基础上的生活观，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种生活观所包含的一切主要方面。”[36]这就把自己的底线向读者和盘托出了。绘制社会主义蓝图的任何企图，都要归结到对全新生活观的理论建构。经济的东西其实不重要，生活、价值、团结及良好愿望才是根本。如果连社会生活的物质内容也加以抛弃，所谓严密科学的基础从何而来呢？答案只有一个，即主观想象及其抽象思辨。

按照抽象到具体原则，杜林的体系从宇宙规律讲起，然后到有机界，再到意识阶段，最终进入人性和社会历史领域，以此穷尽他所谓的“终极真理”。在这里，杜林试图构建完美的真理体系，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主义问题。现实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全面、深刻的说明，甚至没有成为一个主要问题而引起足够重视。或者说，杜林体系的最大“长处”，并不在于指引人们如何科学地看待其社会生活，而是重新推出一套空洞的解说词。杜林的逻辑是，“人们的世界观一旦把握住了现实体系的特征，本身就完美无缺了；世界观的体系一旦得到自然界的说明，它就完成了；人们一旦去寻求大自然和历史在他们的本质中设置的他们同个人的和集体的体系的一致性，他们的生活观就形成了”。[37]推而广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平等、自由的生活秩序，便可能成为现实。体系哲学的虚假，在杜林这里又一次得到完美的展现。实际上，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可能在哲学家一厢情愿式的想象中得到，而只能从如实说明、概括社会历史现实，从如实揭示社会经济矛盾中形成。这样的世界观一旦形成，也不会再迷恋任何形式的体系建构，而是集中全部力量彻底说明社会生活的经济事实，彻底证明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可能。尽管杜林本人声称，他的哲学是真正的现实哲学，但这并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与黑格尔不同的是，杜林并未在社会历史领域，给人们以真正有益的思考，以《哲学教程》为代表，我们会发现，杜林的所谓新哲学才恰恰是真正对黑格尔哲学的某种拙劣模仿。

不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已达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在哲学方面，他诬蔑马克思的理论是“黑格尔非逻辑学”的再版，是“大家知道的哲学偏见”，马克思利用它“为自己的信徒创造辩证法的奇迹”；在经济学方面，他否定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时间决定劳动价值并非无可争议”，他攻击马克思关于“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思想，“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 “只能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在社会主义方面，杜林批评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经济必然性的作用是“隐蔽的反动性”，他还特别攻击马克思借助于辩证法对共产主义的科学展望。[38]

总的来说，杜林主义这些错误思想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达到正本清源目的，恩格斯从表面上沿袭了杜林的思路，但在实质上，坚持和始终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了“破中有立”、“破立结合”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在《反杜林论》各部分内容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

在《引论》中，恩格斯概述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理论前提，明确提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理论核心基础，使科学社会主义最终超越空想社会主义。

在哲学编中，恩格斯总结了19世纪的自然科学成就，系统分析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彻底批判了杜林的先验主义，全面阐述了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哲学基础；论证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一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论点，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运动观；科学地回答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得出了“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从而也是自然界的产物”的科学结论；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方面，说明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本质上是一致的；深化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的观点，指出，就整个人类的认识能力和人类思维的本性来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世界上没有不能被认识的事物。但作为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单个人来说，他的认识能力总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是有限的。这种矛盾只能在人类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不断解决。他还阐述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对性，在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分析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揭示了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在政治经济学编中，恩格斯深入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思想，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经济科学的任务，科学地阐明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他通过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阐明了经济决定政治、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明确提出，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的经济分析，揭示出那些使这个社会瓦解并最终导致其灭亡的对抗性矛盾的客观规律性，同时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起来并成为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的前提的那些因素。

在社会主义编中，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通过科学地评价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和趋势的深刻分析，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一些特征：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由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旧式社会分工将消失，生产劳动将从一种负担变成生活第一需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与对立将消灭，阶级差别将消失，国家将消亡；对人的统治将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家庭关系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教育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宗教将消失；等等。他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成为自然和社会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本章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页。

[2]韦建桦主编：《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4]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5][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6页。

[6][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53页。

[7]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16][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页。

[17][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页。

[18][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6页。

[19][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页。

[20][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页。

[21][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页。

[22][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页。

[23][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7页。

[24][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3页。

[25][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43页。

[26][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5页。

[27][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5页。

[28][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5页。

[29][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5页。

[30][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6页。

[31][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32页。

[32][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39页。

[33][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41页。

[34][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59页。

[35][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76页。

[36][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60页。

[37][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郭官义、李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7页。

[38]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