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回顾

国外关于对中国少数民族精准脱贫的研究基本没有，但国外学者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扶贫问题提供了方法借鉴。贫困研究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制度贫困论堪称是对人类社会贫困根源最为深刻的揭示。但就学术规范而言，对贫困问题进行开创性研究的首推英国学者本杰明·西博姆·朗特里。“二战”以后如何迅速摆脱贫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严峻问题，因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在国外学术界迅速兴起。100多年来，国外学者重点针对贫困内涵、贫困衡量以及贫困治理等问题开展了研究。

首先，对贫困内涵的界定。朗特里（1901）提出了“绝对贫困论”，他认为绝对贫困是“一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不能支付家庭人口基本生存所需的食物、衣着、住房和燃料的最低费用”。与之相对应，有学者从社会公平角度提出了“相对贫困论”（加尔布雷斯，1958；彼得·汤森，1979；劳埃德·雷诺兹，1986; Pete Alcock,1993；等等），但至今仍有分歧。阿马蒂亚·森（1981）认为，相对贫困只能是绝对贫困的补充而非替代，贫困概念中有一个不可缩减的绝对贫困的内核。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主观贫困论”（Hagenaars & Van Praag,1985）、“排斥贫困论（剥夺论）”（Rene Lenoir,1974）等。

其次，对贫困衡量的方法构建。朗特里（1901）提出了“绝对贫困线构造法”，他采用“一篮子”商品方法，测算了英国约克市几种不同人口规模的工人家庭维持其基本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必需品的消费支出，并以此作为衡量其是否处于贫困的标准。Townsend（1974）提出了“相对贫困线构造法”，他确定相对贫困线的关键在于依据整个社会的收入分布，找到社会大众认为公平的一定比例或平均收入比重的平衡点。此外，还有西奥·戈德哈特（1978）提出的“主观贫困线构造法”、乔安娜·迈克和斯图亚特·兰斯利（1983、1990）提出的“共识型贫困线构造法”等。

最后，对贫困成因和治理路径的多维度探讨。从贫困成因来看，理论界主要从资本视角、结构视角、个体视角及综合视角四个方面来探讨。资本视角，是经济学家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分析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滞后而导致的收入低下，提出了以增加资本投入、促进经济结构转变、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主旨的反贫困战略（如罗森斯坦·罗丹，1943；纳克斯，1953；纳尔逊，1956；莱因斯坦，1957；刘易斯，1954；赫希曼，1958；缪尔达尔，1968；库兹涅茨，1955；沃勒斯坦，1974；萨米尔·阿明，1970；佩鲁，1950；等等）。结构视角，是社会学家运用社会学理论探寻社会结构对贫困产生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注重从制度、文化等结构层面提出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如奥斯卡·刘易斯，1959；海曼·罗曼德，1963;G.D.Lenski,1966；等等）。个体视角，主要是基于个体、家庭及社区等微观层面来分析贫困成因，提出了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社区参与以及对弱势群体赋权等反贫困策略（如西奥多·W·舒尔茨，1979; World Bank,1994;Gutierres、Delois & Glenmaye,1995；等等）。综合视角，即学者们基于对贫困内涵的理解从单一向多维度和多元化的转变，提出综合性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Chambers R、Conway G R,1992; DFID,1999；等等）和社会资本的治理范式（布迪厄，1986；科尔曼，1988；林南，2001；等等）以及联合国《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中提出的“一揽子”治理策略等。

借鉴国外这些研究成果，我国学者主要从五个方面对少数民族贫困问题开展研究。

一是对少数民族贫困特征、原因及相应对策的分析。康晓光（2001）指出我国的区域性贫困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也有学者实证分析了这种相对严重性的状况（杨清震、周晓燕，2001；肖雁，2005）。

二是分析了少数民族贫困的成因。主要有：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制约（李志刚、刘晓春，2002；彭贤伟，2003；敬莉，2008；李啸浪、梁颖、孙兴，2009）；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薄弱（郑长德，2003）；人口增长快，人力资本欠缺（杨云，2007；吕宁、曾锐，2009）；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束缚（李国和，2003；敬莉，2008）；历史因素造成（韩彦东，2005；丁汝俊、敏生兰，2005）以及少数民族封闭保守意识的影响（杨清震、周晓燕，2001）；等等。

三是对少数民族扶贫开发进行反思。有学者在总结国际扶贫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穷人的参与和授予他们一定的权利，以及提高他们现有的实力是可持续性扶贫的重要切入点（吴海鹰、马夫，2005；张晓琼，2006）。值得一提的是，学者在对少数民族扶贫出谋划策时，都比较强调要尊重民族发展的差异性（韩彦东，2005）。另外，与民族差异性相关的是学者对民族地区资源商品化的倡导（陈景辉、成艳彬，2005；张澎、腾建旭，2003；谢元媛，2005）。

四是对少数民族的精准扶贫进行探索。主要有：阐释精准扶贫的科学内涵（汪三贵、郭子豪，2015；沈茂英，2015；黄承伟、覃志敏，2015；李鲲、叶兴建，2015；左停、杨雨鑫、钟玲，2015）；分析实施精准扶贫的主要障碍（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2015；沈茂英，2015）；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的对策思路（周民良、时保国，2015；刘解龙，2015；邓维杰，2014）；总结各地实施精准扶贫的经验，如贵州省威宁县精准识别的“四看”法（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2015）、甘肃省陇南市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中共中央党校第38期中青一班四支部陇南调研组，2015）；等等。

五是关注2020年后民族地区相对贫困问题。进入“十三五”时期，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角度有：其一，思考了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战略转型重点（谷树忠，2016；张琦，2016；左停，2016；李小云，2018；魏后凯，2018；谭诗斌，2018；孙久文等，2019；向德平等，2019；白永秀等，2019；等等）。其二，分析了2020年后相对贫困的主要特点（唐任伍，2019；关信平，2018；等等）。其三，讨论了相对贫困的治理政策（汪三贵等，2018；桂华，2019；高强等，2019；叶兴庆等，2019；等等）。其四，构想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模式（左停，2016；唐任伍，2019；黄征学等，2019；等等）。其五，提出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机制（黄承伟，2016；关信平，2018；李小云，2019；等等）。其六，探讨了2020年后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问题（郑长德，2018）。

国内对人口较少民族扶贫问题的研究源于1999年费孝通关于专门研究几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的建议。根据费孝通的建议，国家民委于2000年组织国内20余位专家学者组成课题组，按照统一的大纲开展实地调查，掌握了丰富详细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005年，国家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后，学术界及相关部门从民族扶持政策等方面对人口较少民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

韩有峰（2002）、黄剑波（2003）、李岚（2004）、王铁志（2005）、吴海鹰和马夫（2005）、李学华（2006）、青觉（2009）、何群（2009）、李娜（2010）、张韬（2010）等在整体上对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状况开展了研究；王海飞（2012）、白洁（2008）和王子文（2010）从文化视角进行了探讨。韩彦东（2008）、张销（2010）、李英勤（2013）等重点论述了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郭建斌（2008）、李宣林（2000）、李若青（2011）、刘扬（2012）、袁春艳（2012）、方明（2012）、李焱（2013）、韩斌（2014）和冼祥芳（2015）则对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的扶贫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朱玉福（2015）系统阐述了我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的相关问题。进入“十三五”时期，杨九迎（2016）、屈静芸（2017）、耿新（2017）、杨艳（2018）、朱玉福和伍淑花（2018）、李缘（2018）等对西南某个人口较少民族开展精准扶贫进行了研究；王珊（2016）、刘兴全等（2017）、王艳（2017）、汪月（2017）、耿新（2019）、刘晓春（2019）等则对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政策效应进行总结研究；等等。

对现有研究动态的评析：一是国外对贫困及相对贫困的内涵界定、测度方法、贫困成因及治理路径的研究呈现出系统化、精细化的鲜明特征；二是当前精准脱贫已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我国学者在扶贫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上亮点纷呈。这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借鉴，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有待进一步拓展。主要表现为：一是对精准脱贫普遍侧重于一般性的研究，而对人口较少民族精准脱贫特殊性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二是对西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精准脱贫面临的特殊难点问题尚缺乏必要的分析研究；三是对实现西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精准脱贫的对策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尚不够强；四是前沿性问题急需进行前瞻性探索。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发展不充分且城乡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尤为突出，这决定其在未来我国的相对贫困治理及乡村振兴中应是重中之重。但现有相关文献颇少，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