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导向的西部地区版画“民族化”

戴雪生

版画艺术拥有悠久的中国传统历史，在西部地区，通过几代版画家的努力，涌现了大量优秀的版画经典作品，成为西部地区文化艺术不可或缺的宣传能量，也让版画艺术成为西部各地区艺术生态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西部地区还活跃着许多青年艺术家，他们富有激情而充满朝气，扎根在西部地区坚持创作版画。整合西部地区的青年版画创作力量，发掘西部区域性群体版画艺术的历史价值，树立文化自信，启发民族文化自觉，以版画为着力点促进西部文化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民族性”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呈现，是脱离少数民族猎奇、肤浅风情再现套路，增强西部地区版画文化内涵的最佳路径。

“民族化”是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就兴起的文化自觉，“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青年的革命激情，新兴文化得以提倡推崇，创作版画作为近现代艺术的舶来概念，一直存在与本土文化融会贯通的“民族化”探讨。20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自国外引进作为表现“新文化运动”的“新兴木刻”，以郑振铎和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先驱对于版画“民族化”有了初步思考：“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创作版画在中国得以推广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主要反映新社会生活的变迁及生产政治题材的表现，延续了延安版画的功能性大于形式的一贯性。直到1979年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作为表现”等问题的讨论，开始形而上艺术形态的理论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版画有了学科化系统性架构发展，进而开展了史、论、评全面的学术研究。版画创作在本体表现语言得以全面多元发展，技法材料与国际互通接轨，学科框架得以确立。但本体语言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形成封闭的自在状态，使得版画出现社会“大众化”的传统文化精神同学院“精英化”的学术要求脱节的发展阶段性问题。要解决这一矛盾只能依靠版画学科的内涵建设，立足时代，找准形式表现语言到文化精神的转换、客观定位，这是版画学术长足发展的基础理论必经之路，也是版画接地气“民族化”的文化自信体现。

版画的“民族化”在不同的历史境遇有不同的侧重点及具体所指，在新时代倡导文化自信，“民族化”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文化自觉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如：改革开放初云南的邓启耀在《版画艺术的文化选择》（刊登于《文艺研究》1987年1月）中提出了版画的文化选择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其中纵向选择主要就是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及本土资源的重视上，横向选择则是向外对西方文明等学习借鉴，他认为需要将两种选择结合起来，应当“纵向选择交织着横向选择，横向选择贯穿着纵向选择”，同时需要注意“以不掩盖或磨灭了自己民族和自己时代的光泽能量为前提”；云南版画家李忠翔在《云南版画与民族传统文化》（刊登于《民族艺术研究》1989年5月）中分析了形成云南版画独特品质的历史与地缘因素，阐述了云南版画所体现出的“植根本土、面向世界、植根传统、面向现代”的创作面貌与取向；王柯在《论中华优秀传统版画文化价值的现代转换》（刊登于《美术大观》2017年11月）中提出中华优秀传统版画文化价值的现代转换是推动优秀传统版画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是丰富大众艺术文化生活的社会需要，是增强中华优秀传统生命力的历史需要。不难看出，学界研究由笼统的版画与文化关系转向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的与版画相关的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的文化自信提振了民族复兴文化的重要性，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是对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要担当。中国美术学院蔡承志2018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版画“民族化”观念重审》追问版画“民族化”观念存在的局限性及在今天所具有的意义，通过“重审”开启一种本土版画精神与创作路向重建的可能性，进而指导创作实践；郎朗在《我国当代版画发展中的文化自觉和价值探讨》（刊登于《艺术科技》2019年1月）一文中指出文化自觉体现了版画主动融入传统文化体系的创作思维，版画的“民族化”应该往文化思想内涵发展探讨。“民族化”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趋向一体化、全球化的时代，明确了我们文化自我身份的认定及文化自信。“民族化”一词实际承载着民族独立、民族自尊、民族复兴等多重意义，它实际体现的是如何承接自身传统文化以及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命题。“文化自觉”是中国处境所进行的独特思想实践，它有着不同于近现代历史以来的现实诉求、问题意识与知识建构，它是对传统的重新认知与激活，是基本文化态度的改变，正在成为一种创新的文化范式。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地，少数民族人口占到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2.32%，各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艺术，四十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艺术文化丰富着整个中华传统文化。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世代族居聚集，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自20世纪以来，西部少数民族题材广泛地进入艺术家的视野，持续成为美术创作的重要素材和内容，如四川的黑白木刻、云南贵州的油印套色木刻等群体性版画在全国具有独特的表现面貌而备受关注。宁夏、内蒙古的本土题材版画具备独特的西部风情而久享盛誉。群体性艺术是一种现象级的审美，对地区文化的推广发展有诸多益处，但就艺术的独特性而言就显得肤浅和庸常了些，时代发展呼唤有更多文化承载和创新的艺术。紧密围绕时代发展需要，探索西部地区版画艺术思维创作模式的多样化发展，在文化自觉的当代导向下，艺术家大有作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版画的新技术、新工具所带来的新表现；二是版画材料表现的多样性和综合性尝试；三是主题性创作的细致、深入表现。

中国自古就有以印刷为手段，以传播为目的复制版画。以艺术表达为现代创作版画概念由西方现代艺术发展而来，版画一词也是经由日本翻译后传入我国。版画因为蜕变于印刷工艺，有复杂的设备、材料及繁复的技法。经过长时间引入发展，版画在创作技法和材料等硬件上已经同国际水平一致。这就为版画创作艺术自由表现提供了物质和技法保障。西部地区版画的“民族化”最常见是艺术家对民族地区风土人情的表现，通过这种题材的创作，不只是达成了艺术家新风格的艺术构建，也有效传播了少数民族文化、增强了各族群的相互了解，激活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动力。西部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激发了版画的多样性表现，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激情，拓展了研究视野，对版画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特别是以中国现代的创作版画本体研究为对象，以版画教育的价值取向、版画理论评价体系、版画创作实践思维方式等为研究线索，产生了大量具有民族化西部本土意味的版画作品。

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紧紧围绕“中国版画民族化内涵”的主题，在结合创作实践展开一般性艺术本体表现研究外，更多地表现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想象，不论是多姿绮丽的自然生物，还是不同文化和信仰价值的族群传承。首先是建立传统民族文化的精神作用于版画创作的理论分析，为推动版画本体语言由表现手段的客体向有意味形式的创造主体转化，促使版画摆脱原有的狭隘画种意识，呈现自由的表达，特别是文化的“自我”确认与“自我”重构的时代体现。其次通过对过去版画“民族化”发展实践进行梳理、概括和总结，提炼和归纳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普适性的经验和结论，从而为促进版画学科内涵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以社会学角度研究版画的“民族化”，用学术思想以文化自觉促进艺术的深层次自觉，让版画创作能够与时代呼应、与社会接轨。并基于个人的学术反思，促进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和多族群生存状态的理论描述、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

人才培养项目带动了更多的艺术家的创新精神和艺术表现语言上的大胆探索和实验，一方面继承本土民族民间的传统文化艺术和深入体验西部秀丽多彩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汲取国际现代艺术的创作理念。发展中的西部地区版画作品既有共同的地域性鲜明的民族性色彩，又有艺术家个人表现的独特风格。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显现，构建起时间上的版画，“培养项目”需要资源承接，空间上的区域连接，推动青年版画家进一步成长，挖掘西部文化艺术深刻历史价值，加强西部各地区版画艺术的交流和联系，以此促进西部地区版画艺术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