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进退自如，宠辱不惊
次日清晨，一缕清辉透过窗户映衬在卧室里，睡意朦胧的毕玉，如梦游般关掉闹钟。
陈老太敲了几下门，“阿玉，阿玉，你起床没有？”陈老太见没有回应，估计毕玉还在睡懒觉，就推开门走进卧室。
陈老太拿起遥控器关了空调，推开阳台的玻璃门，海风吹了进来，毕玉床尾的贝壳风铃随风摆动，发出清脆的叮咚声，优美而动听。
陈老太轻轻地拍了拍盖在毕玉身上的空调被，毕玉缓缓地伸出双手，把被子往下一拉，露出美丽的脸庞。她非常困难地睁开眼睛，看清站在床前的是陈老太，她瞬间清醒，迅速坐了起来，背贴床头靠板。陈老太坐在床边沿，与她面对面。
“玉格格，快点去刷牙洗脸。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粉皮，你二姐煮了沙锅及弟粥，你阿妈和你二舅母正在厨房做田艾米籺。你大表哥刚从英国回来，现在他带毕书去菜园做叫花鸡，中午在院子里烤生蚝。你二舅父说，等下叫酒店餐饮部送菜过来，你想吃什么，跟你二舅母讲，叫酒店的大厨做。”陈老太虽是潮汕人，嫁来吴阳镇多年，说得一口地道的吴川话。
“不用迁就我，最重要是大表哥想吃什么，西餐估计他是吃腻了。”毕玉拉开卫生间的磨砂玻璃门，陈老太跟着她进入卫生间。
陈老太先用木梳梳了梳毕玉那乌黑亮丽的及腰长发，然后熟练地编起辫子来。
“外婆，烤生蚝是苏东坡发明的吗？二姐说，您讲苏轼被贬到海南，发现整个生蚝放在火上烤，非常美味，他给幼子苏过写信，说了这件事。这封信现在故宫博物馆，对吗？”毕玉边看镜中的陈老太编辫边问。
“对。苏轼是大文学家，一时半刻也说不完，帮你编好头发，我去书房用信笺写下来，让你看了一目了然。”
“太好了，很喜欢看外婆您写字，女书法家。”
“你刷牙洗脸后，下楼去吃早餐，粥凉了，不好吃。吃饱了，再上来看。”
“谨遵太后懿旨。”
“玉格格今日表现良好，哀家很满意。”
陈老太分开毕玉的头发，取少量头发平均分成三股，按普通麻花辫的方法编一次，然后再取一股与三股中的一股合成一股续编。陈老太始终抓住三股头发，不断按三股先后顺序续接地往下编。几分钟时间，漂亮的蜈蚣辫编好了。
毕玉挤牙膏的时候，陈老太走出卫生间，来到阳台推开书房的玻璃门。书房右侧书柜第一层书架左边（靠近阳台玻璃门）第一格里有两排笔筒，笔筒分门别类地装满各种笔。陈老太从笔筒中拿了支常用的钢笔，拉开抽屉拿了一本信笺，坐在书桌右侧的靠背椅上，理清思路，提笔作书。
王安石变法时，苏轼站在保守的旧党一边，两次上书反对变法。为此，他被排挤出京，先后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不久，他又因“乌台诗案”被捕下狱，释放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司马光为相后，把所有的新法都废除掉了。这时，苏轼好不容易回到京城，做了翰林学士。可他在现实生活中又体验到新法也有可取之处，便主张保留某些新政，司马光不听他的意见，他就气愤地说了些风凉话。结果，保守派把他看作与王安石一派。于是他又被排挤出京，到杭州、颍州、扬州等地做知州。后来，新党再度上台，苏轼又被一贬再贬。
苏轼的政治态度虽然保守，但他在做地方官吏期间，还是一个有建树的好官员。他在徐州时，黄河洪水泛滥，他率领军民筑堤抢险，保全了一城的生命财产；他在杭州时，疏浚西湖，兴修水利，用挖掘出来的湖底淤泥，筑成长堤，这就是有名的“苏堤”。
苏轼的一生在政治上虽然很不得志，但在文学上却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散文波澜迭出，很有感染力；他的诗清新豪迈，独具艺术风格；他在词的领域，突破音律形式的束缚，一扫当时绮艳柔靡的词风，开创了豪放词派。另外，苏轼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他尤其擅长行书、楷书，还喜欢画竹石。可以说，他是个“全能”的文学艺术家。
明拓《晚香堂苏帖》苏轼书献蚝帖册是一件文物。原件是苏轼于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在儋州写给幼子苏过的一封信：“冬至前二日，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水，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之有也。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爵，又益煮者。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此篇语言平实、幽默，反映出苏轼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六十二岁的苏轼再次被贬谪，这一次到了更遥远的儋州（海南）。当时的海南荒芜、物质匮乏，但苏轼还是乐天地写诗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
海南日常所需都是通过大船从内陆运来，若是船来得迟了些，食物吃完了，苏轼就用煮青菜的做法，煮些苍耳为食。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苏轼还是会寻找美食，发现了生蚝的美味。《献蚝帖》说明：无论何时何地，苏轼都能在生活中找到独特的乐趣，将他乡变故乡，将自己的困苦化作流传后世的诗篇。
真正的智者，在生活的夹缝中都能活出摇曳风姿。在中国的文人中，苏东坡算是最坎坷的一个了，但他没有像屈原一样跳河，更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而是在生活中活出自我的精彩。
苏东坡很倒霉，写诗搞出了个“乌台诗案”，差点被搞成政治犯砍头；在北宋的党争中，他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生活对苏东坡一点都不温柔，但苏东坡对自己温柔。纵然生活有一千种挫折，苏东坡就有一千种对抗挫折的方法。
苏东坡告诉我们：失意的时候多读书，“粗僧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寂寞的时候多交友，“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失意的时候多做菜，“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闲暇的时候品好茶，“从来佳茗似佳人”。
在不美好的生活面前，苏东坡从不抑郁，虽有哀愁，但一壶老酒，一场朋友间的嬉笑，都能让他开心。他在月光下吟诗，在细雨中漫步，他在中国艺术的世界倘徉。生活纵然有不快，一块东坡肘子，一串美味荔枝，苏东坡都可以满血复活。苏东坡对待生活的态度：无条件的快乐，随遇而安，把一切不美好的东西，变成赏心悦目的样子。
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明智的人善于保全自己，明哲保身，方能进退自如，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
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了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从《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到儒家经典《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学精神几乎渗透到国家与国民的脊髓。无论国家治理天下，还是国民治学、理财、谋生，都被“儒”的博大精深影响着。
儒学文化已经浸润至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尤其体现在中国文人的气质、精神、境界、抱负、行为、举止上面。虽然经过时代风雨的吹打、政治历史的折磨，却一代一代顽强地传袭下来，并在各种社会处境中得以突出的展现。在一定意义上，儒家精神境界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之魂，儒家思想要素亦成为中国士人的“潜意识”。
尽管儒家文化有某种历史的局限，但从整个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可以说儒家文化在约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了最主要的“潜在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使中华文明得以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让中国历史没有中断地延续至今。而在这种中华文化及中国社会持久而艰难的保存和延续中，中国士人忍辱负重、牺牲自我、成人之美，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宋代的儒、道、释三种思想都从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内心修养转变，使得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挤的两极；宋人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
审美情趣方面，宋人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
宋王朝始终奉行用物质享受笼络官员的政策，士大夫生活轻歌曼舞的享乐方式促进词的兴盛；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也有利于词的兴盛，宋代文人大多实现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他们用诗文述志，用词来娱情，使词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保持了自身的特性；词是宋代尤其是北宋社会文化消费的热点。
苏轼主张文、道并重。首先，他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的荒芜。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而苏轼的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其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住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更胜一筹。
苏轼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同时，他又善于从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中发掘出深刻的道理，这都使得其诗作的题材相当广泛。他旷达的人生态度又使得他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其诗作辞采壮丽，无衰疲颓唐之病，情思内蕴十分深厚。他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他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如臻化境的掌握，使他能超越技巧，做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
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他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风格的融合，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这使得苏诗的许多佳作做到了刚柔相济。
苏轼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他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主张词当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抱负和人格个性。他引领词的创作，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尤其关注到了以前词人从未注意过的乡村。这就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但不为音律所拘。
……
毕玉回到书房，看见陈老太洋洋洒洒、饱含深情地写了好多页。陈老太一手好字，尤其是行书独树一帜。
“外婆，这是大姐写的信。”毕玉双手拿着信封，恭敬地递给陈老太。
陈老太放下钢笔，接过信封，抽出信，认真地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