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西方教练智慧的起源

关注于人与团队的潜力开发

“教练”一词的英文是coach。根据牛津词典，在16世纪中期的欧洲，Coach意指有封闭箱体的四轮马车，coach在做动词时意指乘坐马车旅行，并在18世纪早期，形象地引申出指导、教授、辅导等动词词义，而名词coach也有了私人或专业导师、教练（体育）的词义。从“coach”的词意来看，其实教练就是一辆马车，即让客户使用的一个工具，目的是支持客户去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实现自己的目标。世界上最大的现代教练组织——国际教练联合会认为：教练是客户的长期伙伴，通过创造性地引发客户深度思考的教练过程，激励客户最大化地提升自我认知与发掘职业潜能。

中文的“教练”一词是两个意思的组合。“教”的甲骨文=（爻，《易经》的爻辞）+（子，孩童）+（攴，手持鞭子、棍杖），其原始意义是一个孩子学习天道，而这种学习带有强制性；“练”的金文=（糸，丝品）+（“煉”，提纯），其显示的原始意义是指将生丝蒸煮加工提纯成柔软的熟丝的过程。

加瓦对教练的定义是：通过一种伙伴式的关系，挖掘客户潜力，排除障碍，支持客户实现目标和梦想的学问。

现代教练学[1]兴起于20世纪后期，其理论和模型的基础起源于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的心理学、管理学、哲学以及体育运动的研究与应用（见图1-1）。同时，20世纪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以及人类对精神和潜能开发的需求，使得教练学在人类的生活和工作中得到快速的推广与应用，促进了“生活教练”“企业教练”和“健康教练”等职业的出现。其实，“教练”的本质是一种学习关系，当“教练”用于企业的时候就是“企业教练”；当“教练”用于管理风格时，就有“教练型领导者”或“教练型管理者”，当“教练”用于生活健康管理，就有了“亲子教练”“亲密关系教练”“健康教练”等称呼。因此，“教练”就是教练者运用教练技术，帮助他人（被教练者）通过学习获得成长，从而达成目标的一种活动。

图　1-1

如果我们对教练活动及教练技术所依托的理论进一步追根溯源的话，我们会发现教练学的历史远远早于其所依赖的心理学、管理学和运动科学等现代科学，教练活动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代。在几千年前，帮助个体实现个人目标，激发人类内在潜能的教练活动就已经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了。

教练的西方哲学起源

西方哲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哲学繁盛时期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可以说是西方教练的鼻祖。柏拉图记录的苏格拉底语录表明，苏格拉底并不是直接传授知识，而是一直在鼓励学生进行自我醒悟。苏格拉底通过知性对话的方式提出问题，并通过引导回答的方式使人们认识自我。这种苏格拉底式对话（Socrates Dialogue）是了解谈话对象思想的一种方法，也是教练学的重要实践方式。

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来自人类内心的理性，而非依靠外界他人的给予。依循人的理性，个体才能获得正确的知识、见解和智慧，从而引导出正确的行动。因此，苏格拉底启发他人的方式不是简单地教授，而是通过扮演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与他人进行对话，协助个体澄清概念、获得真知，进而建立有效的个人思考模式系统。下面是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2]中，记述了苏格拉底与学生讨论有关“正义”和“非正义”的对话故事。

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故事

苏格拉底问学生：“‘虚伪’归于正义还是非正义？”

学生答：“归于非正义。”

苏格拉底又问：“偷盗、欺骗、奴役归于正义还是非正义？”

学生答：“归于非正义。”

苏格拉底又道：“如果将军惩罚了敌人，奴役了敌人，战争中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作战时欺骗了敌人，这些行为是不是非正义的呢？”

学生答：“这些都是正义的，而只有对朋友这样做是非正义的。”

苏格拉底又问：“在战争中，将军为了鼓舞士气，以援军快到了的谎言欺骗士兵，阻止了士气的低落；父亲以欺骗的手段哄自己的孩子吃药，使自己的孩子恢复了健康；一个人因怕朋友自杀，而将朋友的剑偷去，这些行为又归于正义还是非正义呢？”

学生得出结论，认为这些行为都是正义的，最后迫使他们收回了自己原来的主张。

美国心理认知疗法学派的贝克（Beck）依据苏格拉底这种非教导的论证式对话，发展出一项治疗技术，称为“苏格拉底式对话”。认知治疗师用提问的方式，协助案主修正或改变错误认知。治疗师不和案主争论主观的觉知和诠释，只是用一系列的问题先了解案主的观点，并让其评估自己的想法，进而引出不同的结论，促使其得到自己的解答（马乔里，2002）。推动苏格拉底式对话的力量是“好奇心”，在对话过程中要做到“了解但不评判”，而这正是现代教练所秉承的原则。

施托贝尔（Stober）认为西方哲学的人文根源是“当今教练学的基本哲学基础”。基于人本哲学，教练学融合了“责任、探索、开放选择、自由、成长与执行能力”等概念。西方神学指出导师或精神领袖基于“移情、支持、积极期望、联盟契约、原理、面对和学习”与其追随者建立特殊关系。西方整合哲学强调“身体–思想–精神”的连续统一，认为科学和精神性都是个体觉悟的必要条件。西方本体论哲学假定他人的正当性、语言的本质性、情绪的重要性、生理和身体的透明度，认为“实在”（reality）必须在一定历史背景下解读，需同时考虑社会、经济、政治层面的要素。尤其是在艾彻利维亚（Echeverrria）提出的“语言转向”理论中，语言取代了推理或形而上学的位置。弗莱厄蒂（Flaherty）也认为“语言是教练学的基本组成部分，事实上可以说教练从业者的基本任务是为客户提供一种新语言”。总之，西方哲学诸分支对20世纪教练学科的影响是基础性的，教练学之树的主根无疑是哲学，东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各种要素都对教练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见图1-2）。

图　1-2

教练的东方哲学起源

西方哲学建立的基础是将部分从整体中分离或将事物分解为构成要素，而东方哲学在强调统一性、协调性和适应性的同时，也更关注人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以及人、社会与宇宙的和谐。西方学者斯基芬顿（Skiffington）和宙斯（Zeus）曾指出：“教练学对‘活在当下’‘不被过去羁绊’和‘专心但不过度注重结果’等思想的重视反映了禅宗哲学的特别影响。”曼尼恩（Mannion）在探究佛家思想对教练学的贡献时也提到了诸如“静心觉知”的佛家理念。布洛克（Brock）指出，道家学说通过轻松和谐的生活方式影响着教练学，其特点是“朴素、时机把握、无约束、内心自由、伺机而动和柔韧”。

孔子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爱”与教练核心思想中对同理心的强调是一致的。史蒂文森（Stevenson）也指出，孔子的学说由两种相互联系的基本思想支撑，其一是“义”，即根据具体情况正确行事；其二是“人性、善和仁”，即基于对人类本性和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而给予他人仁爱和同情。而教练正是怀有同理心，通过对话的形式激发被教练对象的潜能，并支持他们抵达目标的过程。

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是“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中，提出儒家纲领性思想（三纲八目）的《大学》中开篇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指出了“大人”（成人）的人生终极目标。而《高绩效教练》的作者约翰·惠特默提出的GROW教练模型中，首先需要被教练者明确的也是“Goal”，即目标。“明明德”就是让内在的明德显化出来，如此才能激发人的内在潜力。“亲民”是与人和社会更大系统的联结，是教练思想中同理心以及通过成就他人成就自己的体现。“止于至善”就是持续提升自己，达到儒家提倡的“善”的最高人格境界。

《大学》的第二句和第三句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从教练学的角度看，这两句话可以说是个体进行自我教练的心法。“知止”也是佛家所讲的“持戒”，人应该知道进退取舍，从而确定自己人生的核心目标。唯有如此，才能够“定”，即佛家制心一处而达到的禅定状态，也即当代心理学家米哈伊·契克森特米哈伊所说的“Flow”，即心流状态。继而方可达到内心的“静”，即道家的“守静笃”状态，行止有节，从容淡定。“守静笃”即进入“安”，心“安”而能思“虑”周密，以致理性显化而获得真知与智慧。由此可见，《大学》中的这两句话把教练过程中人的内在心理分析过程进行了细密的拆解。

《大学》的第四句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提出了儒家修行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儒家提及的“内圣”过程，即内心的修炼与成长，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过程，即在家庭、社会以及世界中的行为过程与成就显现。“内圣”是里，是“外王”的根本和决定因素，而“外王”是表，是“内圣”的外在显现和结果。这一思想架构恰与NLP专家罗伯特·迪尔茨所提出的逻辑六层次是一致的，即环境、行为、能力、信念与价值观、身份和精神这六个层次。这种内圣外王、修己达人的中国哲学思想，也是现在人们想成为优秀教练的基本要求和核心理念。

中国古代智者的对话故事

我们在中国儒家经典的记载中也看到了苏格拉底式的教练对话。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中记载的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段对话：

孟子晋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长途辛劳而来，是不是将给我国带来利益呢？”

孟子答道：“王何必非要说利呢？也要有仁义才行。如果王只是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也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封地’，那一般士子和老百姓也都会说‘怎样才有利于我自己’，这样，上上下下都只追逐私利，国家便危险了！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万辆里头，他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里头，他就拥有一百辆，这些大夫的产业不能不说是够多的了。假若他把‘义’抛诸脑后而事事‘利’字当先，那他不把国君的一切都剥夺是不会满足的。没有‘仁’存心的人会遗弃父母的，没有‘义’存心的人会怠慢君上的。王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

在这个故事里，孟子从梁惠王的观点出发，巧妙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技巧引导出国家上下交相争利的可怕后果：如果国王整天想自己的利益，大臣就会整天想自己家族的利益，老百姓就会整天考虑个人的利益。当整个国家都在互相争夺私利，国家就危险了，国君的死期也就不远了。孟子通过讲述梁惠王重利观念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希望让梁惠王认识到自己重利理念的错误。在这个短暂的对话过程中，孟子就像一名教练，引导着梁惠王进行理性的反思和对旧有观念的修正。最终，作为帝王师的孟子，向梁惠王提出了儒家“仁义”的解决方案。

埃里克森教练学院的创始人及院长玛丽莲·阿特金森在其著作《高级隐喻：故事转化生命》中指出，教练过程中使用隐喻和故事可以分享深层智慧，为个体带来投入性体验，在更深的层面探索和拓展个体的觉察力，从而创造生命的转化。在中国的哲学经典中，隐喻和故事更是被运用得炉火纯青，最典型的就是道家的《庄子》。下面是《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

庖丁解牛的故事

庖丁给梁惠王宰牛。手接触的地方，肩膀倚靠的地方，脚踩的地方，膝盖顶的地方，哗哗作响，进刀时霍霍地响，没有不合音律的：合乎《桑林》舞乐的节拍，又合乎《经首》乐曲的节奏。

梁惠王说：“好啊！你解牛的技术怎么竟会高超到这种程度啊？”

庖丁放下刀回答说：“我追求的是道，已经超过一般的技术了。起初我宰牛的时候，眼里看到的是一只完整的牛；三年以后，再未见过完整的牛了。现在，我凭精神和牛接触，而不用眼睛去看，感官停止了而精神在活动。依照牛的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砍入牛体筋骨相接的缝隙，顺着骨节间的空处进刀。技术好的厨师每年更换一把刀，是用刀割筋肉而割坏的；技术一般的厨师每月更换一把刀，是砍骨头而将刀砍坏的。如今，我的刀用了十九年，所宰的牛有几千头了，但刀刃锋利得就像刚在磨刀石上磨好的一样。那牛的骨节有间隙，而刀刃很薄；用很薄的刀刃插入有间隙的骨节，那么刀刃的运转必然是有余地的啊！因此，十九年来，刀刃还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即使是这样，每当碰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我看到那里很难下刀，就小心翼翼地提高警惕，视力集中到一点，动作缓慢下来，动起刀来非常轻，豁啦一声，牛的骨和肉一下子就解开了，就像泥土散落在地上一样。我提着刀站立起来，为此举目四望，为此悠然自得，心满意足，然后把刀擦抹干净，收起来。”

梁惠王说：“好啊！我听了庖丁的这番话，懂得了养生的道理了。”

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庖丁”隐喻的是懂得养生之人，即在社会生活中善于保全身心之人。“解牛”意指解决人生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而“庖丁解牛”意指懂得养生之人应该如何解决人生中的各种问题。故事中的“牛刀”隐喻人的身心，“有间隙”意指问题的解决途径与关键点。“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意指解决问题的障碍。“像泥土散落在地上”意指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的状态。“把刀擦抹干净，收起来”意指要保全自己的身体与心灵。庖丁解牛“合乎《桑林》舞乐的节拍，又合乎《经首》乐曲的节奏”意指人生解决问题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节奏。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养生之道：人在社会生活中要认识并掌握事物的特点和规律，顺应规律才能既保全自己的身心，也能游刃有余地解决各种问题。

《庄子》一书中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帮助人们从不同视角获得深刻觉察，并促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隐喻故事的使用，不仅促进理性觉察，同时也作用于情感，因而这种觉察和体验会更加深刻持久。庄子很少直接给人以答案，而是通过隐喻故事和理性思辨给人以启发和自觉，因此，在这一点上庄子比孟子更像一个纯粹的教练。

总之，东方哲学同西方哲学一样，在教练学的起源上为现代教练学打下了哲学的根基，同时，当代的教练学也在持续地吸收着东方的人文智慧，并不断创新。

[1] 教练学：英文coaching国内的人原先翻译为教练技术，不过随着其发展，coaching的应用已经远远超越了技术的层次。虽然教练学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公认的学科，但西方国家的一些大学已经开设相关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我们也相信未来的教练事业会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存在，因此本书采用了“教练学”这种提法。

[2]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