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
我保存着一个叫金萱的女人的三张照片。前两张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拍的，那时她还是个少妇，穿着半袖的旗袍，挂着珠玉耳坠，手指上戴着绿宝石戒指，放到今天看也是个大美人。第三张是彩色照片，那时她已经老了。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和医生丈夫的合影，拍摄地点是上海黄浦路住处的客厅。照片中，窗玻璃贴着大红的倒“福”字，桌上堆放着果篮和礼品，当时应该是春节前，市区领导上门慰问，随行的工作人员拍下了这张照片。他们的笑容都很拘谨。医生的大半个身子陷在一把陈旧的皮质沙发里，膝上盖着一条薄床单。他的妻子坐在一把藤椅里，虽然年近七十，眉眼依然清爽，最醒目的，是她胸前交叉围着的一条大红围巾。
医生的腿疾，是下放江西那几年落下的。医生是广东人，姓冯，字樱桥，自小聪明异常，考到东吴大学，学的西洋文学。他后来生了场重病，病中自学中医脉理，居然考进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出来到同济医院做了一名医生。人一有才，难免心高气傲，平时说话不加检点，自恃医术精湛，看不起医术不高的领导，运动一来，群众检举揭发，按投票数多少划右派分子，他“有幸”戴上高帽，被下放江西萍乡，去一个煤矿医院打杂。待了几年，那地方湿气重，腿坏了，他想回上海，粮油、户口却怎么也回迁不过来。后来政策松动，他就打病假赖在上海不走了。原医院是回不去了，先在居委会卫生所坐堂，后来托关系进了一家地段医院当轮值医生。市、区两级领导赶在春节前探望医生一家，是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是通知他，年后可以去同济医院正式上班了，粮油和户口也可以一并转过来；二是他的妻子，著名画家金萱申请多年的文史馆员的名额也批下来了。
两件好事凑一起，医生高兴得就像在做梦一般。领导一走，医生就吩咐妻子铺纸磨墨，说要填词。医生文才好，又能唱几句，他填的曲牌连妻子都是佩服的。他又让妻子赶紧买些好吃的来，通知儿子和女儿来家里，权当过年分岁。这对儿女是双胞胎兄妹，儿子叫金中国，女儿叫金宇宙，是金萱和前夫所生，不随他的姓。他们成年后搬出去住，嘴巴很重，从不开口叫他爸的，这天听到喜讯，也都来了，儿子还破天荒地拎来两瓶绍兴加饭酒。医生很兴奋，晚餐多喝了两杯，餐后女儿搀着去弄堂天井散步，滑了一跤。医生嘴上说没事没事，却不站起来。他对闻声赶来的妻子说，呒告事体，额头让蜜蜂蜇了一下。金萱急得眼泪都下来了，你看看你！说话都大舌头了还说没事！赶紧上医院吧。
其实是头颈一根血管爆裂了。医生患心血管毛病已有几年了，不算太严重，平常他都自己调理，吃降压药，喝自己调制的据说能软化血管的沙棘原浆，这一日也是人逢喜事，忘了吃药，又多吃了几杯酒，引发脑溢血。连夜送医院，却被告知，年三十和大年初一二，医院停诊三日，到年初三住进医院，已经是不行了。
冯医生乐极生悲，撒手去了，弄堂里隔壁邻舍都说是天数。本来冯医生否极泰来，重回大医院做医生，往后不知有多少好日子等着他，哪料想吃几杯黄酒就吃出个脑溢血，可见人的命都是上天安排好的。那一对双胞胎，一个埋怨对方不该带酒来，一个埋怨对方照看不周，吵了一架后就不往来了。金萱晚年身体不好，带病延年，都是住在女儿家里，由女儿一家“当值”。她老家那边，“当值”就是照顾、服侍的意思。1989年，金萱去世，死前留有遗嘱，把黄浦路的房子留给女儿，金中国提出遗嘱未经公证，要对半分，兄妹俩还打了一场官司。最后，房子产权仍归女儿金宇宙，但她要付给金中国一笔不小的补偿款。这一下兄妹俩彻底撕破脸，连带着下一辈也不大走动了。
说起来这几个人跟我都有点关系，金宇宙是我外祖母，金中国是我舅公，金萱是我曾外祖母，也就是我太外婆。我小时候一年一次跟着大人坐火车到上海外婆家走亲戚，公共汽车下来，穿过一个围着一堆下棋老头子的街心小花园，到一个石库门房子，这里的头顶是各家晒出的万国旗一般的衣服，院里煤球炉子冒着的烟几乎让人窒息，外婆和小舅舅一家就住在这里。我们一来，本来逼仄的房子更加拥挤，我们就只能到阁楼打地铺。小舅妈是个很洋气的上海女人，也很小气，天天出门前吃两只鸡蛋，给外婆吃的每天都是咸菜泡饭。他们家的水果篮是挂在房梁上的，外婆想吃也够不着。我们一来，小舅妈就找借口加班不回家，连买小菜的钱都要我们出。但外婆从来不说小舅舅的不好，她最恨的人是舅公，因为舅公拿走了她很大一笔钱。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舅公枉为她一胞所出的亲哥，一点也没有尽到做兄长的本分，老娘死前连最后一面都不肯来见。又说小时候刚来上海，太外婆带他们去海伦路看曾伯伯，曾伯伯的妻子应姨熬粥给他们喝，他总是先让妹妹喝滚烫的稀粥，自己吃底下的厚粥，害得她嘴唇皮烫破。这些穿开裆裤年纪细细碎碎的事，难为她都记得一清二楚，一提起来就委屈得不行。
其实，真要算经济账的话，外婆也算不上吃了多大亏。黄浦路的房子被舅公插了一脚，她多付了一笔钱，但屋子里太外婆留给她的那批画，却比那个老房子要值钱得多。那批画里有几张是民国初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的宫廷画家王潜楼的，还有几张吴湖帆的，最多的是书法大家曾无尘的。到了九十年代初，外婆就是靠着偷偷卖这些字画的钱，把大舅舅送去了日本，供小舅舅读了大学又娶了媳妇。幸亏那时候舅公已经去世，要是他知道这些破画这么值钱，还不打上门来？
等到值钱一点的画卖得差不多了，外婆就试着把太外婆留下的画拿出来卖。画大多是山水，还有一些花鸟小品，山水学的王潜楼，字得着了曾先生三分真传，再加上太外婆读女师时学过西洋画，委实比一般的名家要好得多。我查过史料，大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金萱在临时省府驻地——方岩——成名，和张伯钊、乔大壮等名流合办过画展，战后到了上海，也开过一次画展，这一切的幕后，都是曾无尘先生操持的。外婆把这些画悄悄拿出来的时候，金萱的名头已经湮灭了，搞收藏的都没听说过她。外婆急等钱用，一个字画掮客出了一笔数目不大的钱，上门把这些字画全部吃下。二十年后，金萱的画名重现于世，有几幅还在佳士得拍出了天价，这是后话了。
其实我是见过曾外祖母一面的，但我已经没有了印象。我母亲说，那次你在外婆家，连发三天高烧，魂都丢了，就是给阿太吓着了。她这么一说，我似乎影影绰绰记起来了。那年我五六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天天爬高爬低。那一日我一个人在阁楼的楼梯上玩，跳上跳下，没留意到楼梯转角的暗处是支着一张床的。床上的灰色蚊帐掀开，伸出一只白而干枯的手，把帐子挂在一只红色凤头帐钩上，一张干瘪的脸，从灰暗的光线中慢慢浮现了出来。我就在那时哇哇大哭起来。随后外婆过来了，对着楼梯间的暗处大声斥骂着什么。我母亲那次跟我说，里面住的是阿太，平常不出来，都是端饭端菜给她吃。
小孩子记忆没常性，外婆去弄堂口电线杆子贴黄榜，把我丢了的魂叫回来，以后再去外婆家，那个阁楼依然是我的乐园。楼上只有一个老虎窗，稍许透进一点天光，角落里堆着番薯，变质抽芽的番薯有一种甜丝丝的气味，很好闻。这一排楼是临河的，推开窗，可以看到苏州河的一条河汊，春天里开出一河滩金黄的野油菜花。我和小舅舅的女儿亚亚就在这阁楼里做游戏。我们做生孩子的游戏。亚亚的肚子里塞进一只玩具熊，装作怀孕了，我是医生，把她放倒，打针，抽血，撩起衣服，装模作样听肚子里的动静。这样的游戏总是以亚亚怕痒发出咯咯的笑声而结束。我们还总能在阁楼的柜子角落找到外婆藏着的糕点，冻米糖、云片糕这些小甜食，都是她与小舅妈斗智斗勇保存下来的。有一次我爬高取下了五斗橱上的一只暗红色漆桶，桶里放着的是一台照相机，式样古旧，皮绳都快要烂断了。我拎起照相机挂绳，皮筒里面突然一阵吱吱乱叫，掉出七八只肉红色的小老鼠，满地逃散。亚亚吓哭了，外婆在楼下听见，跑上来把我好一顿训。我原以为外婆会扔了这台破照相机，但她用湿布擦洗干净，晾干，又收了进去。小舅妈下班回来，把照相机扔进垃圾桶，晚上外婆又给捡了回来。
当然后来我知道了，这台照相机是曾外祖母的遗物。曾外祖母是我十岁那年去世的。外婆跟舅公的官司失败后，照相机和一些画稿、书信就到了外婆手里。我的曾外祖母是民国初年生人，她是虹河边的虹镇一户财主家的女儿，读过明城女子师范，这台古董式样的照相机，说不定当年多时髦呢。可是外婆怎么也想不起来她妈什么时候摆弄过这台照相机。她印象里，曾外祖母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妇女，抗战胜利那年，她带着他们兄妹俩从方岩回到上海，头几年还画画，去看画展，到后来国共内战爆发，政府收缴金子，钞票贬值，粮油都买不起了，哪还有余钱买笔墨纸张。再后来，解放了，太外婆与医生结成一家子，就再也没有拿起过画笔。
外婆对曾外祖母印象最深的，是刚解放那几年，她妈一次做礼拜，带着她和金中国去海伦路看望曾伯伯一家。曾外祖母说起曾伯伯总是用很敬重的语气，当面背后都叫曾先生。曾先生的妻子姓应，他们叫她应姨。应姨团团脸，剪短发，人很和气，对两个小孩很好，跟他们的妈妈总有说不完的话。应姨是曾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应姨做曾先生的秘书时，曾先生是省教育厅厅长，已经丧妻多年，就娶了她。曾先生住的海伦路的房子是独门进出，一幢五层花园洋房的底下两层，公家分配的。曾先生的级别高，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除了分给他房子，每个月还有大米、肉、蛋供应。太外婆带两个小孩去曾先生家，说是看望，实际上是借机改善一下伙食，让两个正在长个儿的孩子能够吃到肉，喝到牛奶，补充蛋白质和钙。吃好回去，应姨还给他们打包带上。外婆记得，曾先生还给过他们一竹
纸，都是曾先生写的大字，说是救急用的。回去路上曾外祖母掉了眼泪，对兄妹俩说，受了人家的恩，一定要记着一辈子，你们不知道，放到从前曾先生的字有多值钱！
我妈妈读小学时，我的曾外祖母已经从黄浦路的房子搬过来和她们住一起。妈妈每天放晚学回家，总看到她的外婆坐在弄堂井沿边抽烟。曾外祖母的烟龄可以从她刚到上海那年算起，越抽越凶，把一口好牙生生给抽坏了。到医生下放江西那几年，她抽得越发凶了。我妈妈小时候经常被支派去弄堂口的小店买烟，买的都是最便宜的飞马牌、锦鸡牌和上游牌。我妈妈还记得，读小学时经常陪她外婆去“观落阴”。这是一种秘传的招魂术，通过一种神秘的仪式与亡灵对话，在当时跟反动卫道门组织一样，都是政府要取缔的。搞仪式都是在人家家里，关了灯，窗帘蒙得严严实实，进出的人都捏着嗓子说话。每次“观落阴”只有一个人，人多就不灵了。这个人在仪式中必须蒙上眼睛，才好跟着观世音菩萨去元宸宫看流年簿子。我妈妈去过两次就吓坏了，曾外祖母却很迷这个。有几次她就坐在“观落阴”的位置当中，眼睛上蒙着一条黑纱布，像一个木偶一样，随着主持人的提示，点头、摇头、说话、大哭。有一天半夜，隔壁邻居举报，公安破门而入，曾外祖母和几个妇女一道被带去派出所问话，教育一番才放回来。
她出来后快活地眨巴着眼睛对我妈妈说，那天她翻到了流年簿子的最后一页，那本流年簿子像一本古书，发着金光，最后一页上，满页全是蝴蝶。我妈妈那时还是小姑娘，不懂得流年簿子是什么，却对她的外祖母描述的漫天飞舞的蝴蝶很好奇，问这种簿子哪里有卖。曾外祖母嘿嘿笑着说，没得卖，这个簿子平常都是阎罗王亲自保管的，要给小鬼使钱，才会把簿子偷出来一两个时辰。这话让外婆听见，指着她妈好一顿骂。太外婆跟她女儿一家住到一起后，经常会莫名其妙挨骂，她习惯了。
2012年，省里一个领导推荐，一家出版社约我写《明城传》，这是“百城百传”出版工程里的一本，要求从建城一直写到“黄金十年”。开始我不想接，因为这本书没有起底印数，明摆着是面子工程，再加上打电话给我的那个老年编辑的命令式语气让我很不舒服。但我后来还是犹豫了，一是因为我刚写完一个长篇小说，处于空档期；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跟这座城有关，准确地说，明城历史上有一段跟我母系家族有关的故事，多年悬而未决，迷雾重重。简单说，这桩谜案发生在1938年春天。这年三月，陆军中将、明城城防司令黄浩楠被第三战区司令部电话招至金华，未经审讯，即行枪决。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日军攻陷明城，开始了这座城市长达七年屈辱的沦亡期。蹊跷的是，黄浩楠遭枪决后当局迟迟没有公布罪状，以致当时坊间纷纷猜测。据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黄浩楠将军是因为私自派遣专轮去上海迎娶新妇，违反中央军人战时不准结婚的通令，于婚后三日被带走的。
黄将军派船去上海迎娶的新娘，就是我的曾外祖母。只不过那时候她还不叫金萱，她的名字叫金仙儿，是大华银行经理黄鼎昌的内侄女。不知小报记者所言是真是假，说黄将军的原配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后，有许多人劝他续弦，一些摩登姑娘甚至纷纷写信附上照片，但黄一直不为所动，拒绝了好心人的一次次介绍。原来他的心早有所属，他爱上了时年十九岁的表妹。这个表妹就是一直与他父亲同住的金仙儿。
那时黄浩楠刚到明城担任城防司令，军务繁忙，顾不上个人私事，直到海防工事告竣，上级官长来巡视，半真半假地对他说，作为中将司令，无妻室照料，也算有碍公务，他才报告，目下已有一女，愿结同心，但军务实在太忙，以致该女在上海等了多时，还没有娶过来。他这一说，上级官长自无不允之理。问题出在去上海迎娶新娘的那艘船“棠飞轮”。当时城防司令部发布封江令，在虹河入海口沉船数十艘，打下号称“水下篱笆”的铁桩铁链以阻日舰，船主为结交讨好黄将军而提供此船，借机装运了大量私货。新婚当日，随船运来的嫁妆十分丰厚，估值数十万，再加一批亦官亦商的人趁机发卖私货，一时明城军民愕然，上峰震怒，黄将军这才招来杀身之祸。
我直觉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虽说是战时，但堂堂中将司令丧妻续娶，动用区区一艘客轮，何至于取他性命？即使有与商人勾结中饱私囊之嫌，顶多诫勉谈话，断不至于要取他项上人头。翻阅《明城革命史》时，我注意到有一位新四军五四大队老战士写的回忆录，说1938年初，明城遭遇极端严寒天气，撤退到五峰山区的新四军游击纵队在敌顽势力的包围下，缺衣少粮，没有药品，靠着“棠飞轮”从上海运来的棉布、药品和弹药，才撑过了一整个寒冬，并在接下来明城沦陷后，立足五峰山根据地，与日寇、伪顽进行坚决斗争，迎来抗战的最后胜利云云。“棠飞轮”，就是黄浩楠派到上海去迎娶金萱的那艘商船。我查阅了明城航运志，这艘船是平安轮船公司的，原名“渔阳轮”，战时为避免日机轰炸，挂的是葡萄牙国旗，船主名叫李关庭。再查李关庭，此人是个温州瑞安商人，经常往来上海、明城、温州间，但他在1955年已经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镇压了。
我的私心是借着写《明城传》做一次调查，搞清楚1938年那桩沉案的真相。黄浩楠将军与金萱的婚姻生活只有三天，他自然不可能是我的曾外祖父。那么，金中国和金宇宙这一对双胞胎的父亲是谁？是那个经常接济他们的曾伯伯吗，还是另有其人？那年夏天，我经常跑到上海去看望外婆，想从她嘴里得到一些曾外祖母的线索。每一次的谈话都非常艰难，因为她的脑瘤已很严重，压迫到神经，记忆发生了错乱。我翻遍了童年时熟悉的阁楼，想找到曾外祖母生活过的痕迹，但大城市寸土寸金，这阁楼已翻修过，哪还有她的一丝半点痕迹。
夏天即将过去，我接到亚亚的电话，说外祖母不行了。待我赶到，老人家已经咽气。天气炎热，隔日一早就要发丧，外祖母生前使用过的一些什物也都被整理出来，堆在天井里。这些照例都是要烧掉的，好让她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我看到躺在暗红色漆桶里的那台老式照相机，还有发黄的报纸包着的一叠本子和照片，在火苗吞噬它们前，我拿走了。楼前院里，小舅舅以主人的身份招呼吊客和亲戚吃斋饭，他们粗声大气地说话、喝酒，丝毫没有悲伤的样子。天黑了，几个道士抹抹嘴离开流水席，院里开始做道场了。所有人都跟着道士的口令，跪下，磕头，绕圈，行礼如仪。这仪式是要一直做到天亮的。到后半夜，我有点撑不住，亚亚把我带到旁边厢房的一间屋子里，那是她出嫁前住过的，床和家具都现成，天热，也不需要床单被褥，趁着天亮前的几个小时打个盹就行。但外面叮叮当当的铙钹声让我怎么也合不上眼，索性坐起来，打开那一包发黄的旧报纸，看看里面究竟包着什么。
旧报纸轻轻一翻动就碎了，曾外祖母的三张照片就包在里面。那两张黑白照片上，她的优雅和美丽着实让我惊讶。除去小时候那次在楼梯暗角受到惊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曾外祖母的真容。看上去，我外婆跟她一点也不像。我外婆是方盘脸，线条粗硬，她是椭圆脸，下巴有些尖。她们更大的不同是在气质上，外婆的模样就是弄堂里普通的阿婆，一脸和善的笑容，底下藏着的全是精明和小气。曾外祖母完全不一样，即便是晚年围着大红围巾的那张照片里，她脸部的肌肉塌陷了，眼睛依然明亮，她的脸上仍有着一种岁月无法涂改的东西。那是她身上与生俱来的，永远不会被柴米油盐洗刷掉的东西。我怎么也无法把记忆中暗色蚊帐里的那个人影和照片上的曾外祖母看作同一个人。
里面有几封笔迹潦草的书信，还有几张炭笔画，画着河流、山川、奔马。另有几张是昆虫标本图，画的是蝴蝶和叫不上名字的昆虫，画笔栩栩如生，斑纹、触角都丝毫不差。此外还有一叠十几张黑白照片，有大有小，尺寸不一，背后都有一个铅笔写的“仙”字，如果我没猜错，这些应该都是她当年的摄影作品。
凭着这些照片和书信，有没有可能复原我的曾外祖母的一生？我稍做整理，试着把这些照片分成几类。一类是女子师范的校园生活，有女子排球队、网球队、篮球队的集体合影，也有单个的女生肖像。第二类是风景照，拍得比较杂，除了校园内的风景，还有天目山冰瀑、桐庐瑶林这些风景旅游区的。还有几张是明显带有文艺风的静物照片，其中一张拍的是白色宽口瓷瓶里的插花，背景也是白色的，瓶体上红叶正艳，与一大捧恣意开放着的春花映照，画面的底部是看似随意撒落着的花瓣。这张照片的梦幻气息让我想到了巴尔蒂斯晚年的某些静物画，它热闹里见萧瑟的意趣，又有着中国画的画意。
我把目光转向那台照相机，它在桌上安静地蹲伏着，色泽沉着的机体，好像把周遭的光都吸收了去。我抱起沉重的机身，努力把我的眼光与当年拍摄者的眼光合为一体，透过镜头，去看这些校园里、操场上的女学生：
她们穿着球衫、短裤、运动鞋，排着整齐的队形，冲着镜头露出整齐的笑容。她们有的烫着时髦的发式，有的还编着麻花辫。她们的笑容，全都年轻而单纯。风吹动天青色的上衣，她们在操场上奔跑……
二
现在，这天青色的一排人影中，有一个向我回过头来。她的学生装外罩着一件白绒线背心，圆中带尖的脸，黑漆漆的眼睛，小而微翘的鼻，唇角微微上扬着，随时都在微笑的模样。与别的女生不同的是，她挎着一架式样笨重的照相机。这是老式柯达照相机，折叠风琴式，是那些年流行的古董款。
女学生跳下车，沿湖滨路向明城女子师范大门走去。女师坐落在湖中一个椭圆形的小洲上，那地方叫竹洲，所以也叫竹洲女师。一个戴白色遮阳帽的瘦高个男子，隔着马路，不远不近地跟着她。这个男子的打扮年轻而佻
，一件旧格子西装，手肘处磨起了毛，领带本来扎得很周整，走得急的缘故，松开歪斜了。他细长的眼睛总是眯缝着，像是睡不醒，又像是被强光照得睁不开似的。
这会儿，这个叫金仙儿的女生正走下马路牙子，穿过入口处的石牌坊。这几日女师正在开春季运动会，布告栏里贴满了照片，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层。她没停留，一径穿过花坛，向着操场方向去。
操场上，女生们脱去捂了一冬的棉袍，换上春装，到处是快乐夸张的笑声。她们蹲弓步、高蹬腿，做着比赛前的热身运动。女学生走到半道，被两队来寻她的女生截住，一队要拉她去一百米决赛跑道拍照，另一队要她去给女子排球队拍照。两边人马，扯来拉去，她穿着的白绒线背心差点滑落。
操场中间的草坪中央支着一大片画架。教美术的女老师尹世钧正指点同学们画速写。看到女学生跑来，尹老师笑着说：“仙儿，有一阵不见你，原来玩上照相了，蔡司大镜头，标准的德国货，就是忒重些。”
金仙儿跟尹世钧学过一阵子画，玩上照相机后就不大去了，冷不丁被撞见，好比逃学被抓现形，心下不免惙惙。尹世钧说：“过些日子，上海有个画展，到时候我通知你。”金仙儿漫应一声，一群女生嘻哈打闹着，跑远了。
那男子瞅准她一个人的当儿，凑上前来搭讪，问布告栏里的照片是不是她拍的。女学生怕见生人，不免慌张。男子拎出一张名片，自我介绍是《图画时报》的记者。她有些愕然，出于礼貌，还是接过名片。艺术体的签名，笔画花哨，尚辨得清“蔡仁怀”三个字。边上印着一串头衔，《图画时报》记者，明城分社社长。
男子道：“小姐读过我们报纸吧，有机会可以投稿。”
金仙儿耳根有些发烫。真不该把洗出来的照片放在校门口橱窗展览，碰上行家里手，立马现丑。这样想着，声音也细弱了几分：“我只是玩玩的。”
那人说：“艺术就是玩出来的，很多人一辈子都入不了门，你是一玩就有感觉的。”也不多话，右手一扣帽檐，做一个再会的姿势，说，“名片上的电话，随时可以打来。”
边上女生早就等得不耐烦了，那男子一走，立马扑上来，抢过名片，嘻哈打趣。金仙儿说，少寻人家开心了，我胡乱拍的，哪里真入得人家的法眼！趁着不备，一把夺回名片。
女师校门外，电车拖着长辫子，正叮当叮当靠站。春天的阳光照得路轨锃亮，如刀光闪耀。金仙儿跳上电车。她是走读生，平素住姨父家，只十来站路。她找空位坐定，从包里取出最新一期《新文艺》看。
平日里，这本杂志里的小说诗歌，像有魔力，把她的眼光紧拽一路，这天不知何故，一行行字像在跳舞。索性合上书，看窗外的树，排着队一根接一根斜斜闪过。杂志当中的名片掉出来，落地似有巨响，她捡起，却已记不得那个男子的模样。她心想，《图画时报》那么大的名气，真要是在上面露脸，班里同学不知会怎么看自己呢！
姨父黄鼎昌住的是一幢三层花园洋房，此处公馆，早年是一个洋人的私产，北伐告成，张静江主政本省，把洋人名下大大小小的房产全都赎买了，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打理。黄鼎昌是银行界元老，受大华银行总行之命派任本城，自有人交涉办理，租下这栋楼，行里还给他派了一个司机、一个厨师、一个负责扫除的佣妇。
平日里，偌大的房子就住着她和姨父。几天前，黄鼎昌的独子，她表哥黄浩楠从江西前线卸任，带妻子回家小住，这一晌家里客人突然多了。黄浩楠即将去南京报到，去军委会另任新职，上门来贺的，多是他陆军大学的同学。都是多年带兵的人，腰板笔挺，说话中气十足，走起路来高筒皮靴嚓嚓响，老洋房的地板就止不住呻吟。
几天前，表哥来女师做过一场抗战形势的演讲。那场活动是校学生会安排的，表哥预先没与她说起。那天在学校礼堂，主持人尹世钧简单开场后，坐在台下的黄浩楠站起来敬了一个礼，小跑着上了讲台。他英挺的身姿和干脆利落的军礼让女生们哗哗地鼓起了掌，后排的几个人来疯还故作夸张地尖叫起来。她们有多喜欢他啊，她心里横生出一股自豪感，他在台上讲些什么反而听不见了。演讲结束，她正要上去，表哥已经被里三层外三层的女生们包围了。她气恼他明明看见了自己，就是不过来招呼。好不容易女生们散去，他又和尹世钧去了学校南园，仍然没来招呼。为着那天被晾在一边，她好些天都没搭理他。这会儿，黄浩楠坐在露台藤椅上看书，她只装作没见，进了屋，故意重手重脚，把木楼梯跺得像要散架。表哥的副官小周过来打招呼，她也没理会。
表嫂鲍英芙在房里试穿新衣。一个个箱子大开着，绫罗遍地。鲍英芙叫她，她应了一声，没进去，一径走到自己房里。她这房间，跟他们夫妇那间只隔一道单墙，隔音很差。隔壁房间箱子打开又合拢，翻动衣服料作，声音全都往耳底钻。
她听见鲍英芙说：“这件雪纺的旗袍，去年还好端端的，过了个冬，宽宽荡荡，胳肢窝儿都藏得下一窝鸟了。”黄浩楠在阳台，声音听起来似乎离她更近些：“你是瘦多了！家里将养些时日，等身体好了，到了南京，成衣店里时尚款式多着呢。”
鲍英芙道：“你嘴上说得好听，心里不知道有几多嫌呢。我也不是非要穿绫罗绸缎，只是想，万一哪天缓不过劲来，没气儿了，各种好看的想穿的都还没上过身，岂不枉过一世。”
表嫂身体不好，常年看病吃药，也没多大起色，结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要孩子。她听见黄浩楠安慰说：“别胡思乱思了，我听说紫竹林的药师佛很是灵验，去南京前我让小周陪你去烧烧香。”
金仙儿耳里听得“紫竹林”三字，打开阳台门，向表哥招招手。黄浩楠搬起椅子，正要入室，便立住和她说话。金仙儿问什么时候去紫竹林，她也想去。黄浩楠说，开什么玩笑，你不上学啦？金仙儿说，表哥有空，我就有空。黄浩楠说，那敢情好，明天陪你嫂子去。
她想说不，说出口却变成，你陪我去还是不陪我去？黄浩楠说一句，别闹小孩子脾气了，掉头就想脱身。她存心不放他进屋，问看的什么书。黄浩楠说，一本宋词，无聊翻翻。她隔空接过，却不看，交抱胸前，说，我屋里有好多小说，想不想看？黄浩楠架不住屋里一声声催，笑笑，进了屋。
她一个人站在露台，自觉无趣。远处群山，已与天际灰云融成一团。风吹来，汗毛凛凛。她翻开书，折角一页是一首李易安的《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她读了两遍，也不开灯，只觉得遍体生凉，就好像那凉意，都从没合实的门缝钻了进来。
下楼晚餐，她新换了一件乔其纱玫红旗袍。隐花的牡丹和墨蝶，加一道天青色绲边。这件旗袍买了许久，她还是第一次穿出来，总怕自己太单薄，撑不起这身衣料，真穿上了，其实也还熨帖。表嫂也赞她这身好看。
这天只一个客人，是黄浩楠的陆军大学同学刘彪，省防军的一个团长。当年打武昌城，他跟黄浩楠都在第四军二十二师二团，有过命交情。南京方面的新任命已经下达，要黄浩楠去军委会办公厅第二处当副处长，刘彪特地从金华赶来道贺。他长得武相，却颇知礼，两位女眷下楼前，已陪黄鼎昌说了一会话。
黄鼎昌坐主位，下首左边是刘彪，右边是黄浩楠，鲍英芙邻着黄浩楠坐，再下来是金仙儿。给副官小周留着一个位置，年轻人手脚勤快，忙着倒酒递茶，不肯落座。
刘彪向黄浩楠敬酒，说他这次上南京，要是换作以前，好比入了军机。黄浩楠说，眼下日本人天天闹事，全面开战的一天不会太远了，国家有难，正是你我军人效命之时，回想这几年，在江西、福建的山沟沟里，把共产党游击队撵得黄羊一样跑，真是惭愧！
黄鼎昌是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留学的，有不少日本朋友，听了将信将疑道，不一定打得起来吧？军队总要听国家的，日本政界对华有好感的，想要同携共荣的大有人在，光凭几个军队里的激进分子，闹不成事的。
金仙儿听他们谈军政大事，提不起半点兴趣。又气恼自己，只此一顿晚餐，何苦穿得这么正式。她倒了一盅酒，悄声对鲍英芙说，姐姐，我敬你一杯。鲍英芙脸作难色道，我不能喝酒的，喝了心就跳不齐了。禁不住劝，鲍英芙抿了一口，连声咳嗽起来。黄浩楠递过手帕。鲍英芙掩嘴道，我真不能喝的。金仙儿问，姐姐心口疼的毛病有好久了？药有在吃？鲍英芙道，药是天天吃的，吃得舌苔都发白，也不大见效，心跳依然时快时慢，不大规整。
刘彪还要赶回防区去，八点方过，席就散了。他握着黄浩楠的手，说了一大堆日后相互提携的话，舌头都打结了。小周过来帮忙，总算把他塞上车。
车子轰响着，撕开雾气深重的夜幕开出去。黄浩楠站着看山下的树，黑暗笼罩里，被风吹得飒飒地响，像是有着千万个伏兵。一回头看到金仙儿，吃惊地说：“穿这么少跑出来，不冷吗？赶快回屋！”
金仙儿本想趁他不备，从后面跳将起来，圈住他头颈，就像小时候他们表兄妹常玩的那样。一被发觉，这预想落了空，脚步没收住，要不是他伸手搀住，差点就跌倒了。
“我穿旗袍好看吗？”
看她步态和腔调大异平常，他说，好看的，只是当心着凉，就顾自回屋了。金仙儿跟进来，连打几个喷嚏。鲍英芙说，赶紧吃口热茶，祛祛寒气。她吃了两口茶，方才压住胸口泛动。
黄鼎昌说，趁人都在，正好说说仙儿的事，仙儿马上就要毕业了，本来嘛，女师的毕业生，投身教育是理所应当的，可教员营生太清苦，我想让她去银行做事，你们怎么看？黄浩楠说，仙儿读的是师范，不是商科，这样安排难免落下话柄，日后吃亏的还是她。黄鼎昌说，我也知道银钱业凶险，政局一有波折，市面立马动荡，又有太多贪利忘义之辈，媚上咒下，把风气搞得很坏，但好歹有我在，吃亏倒是不怕的。
父子俩你一言我一语的，把金仙儿晾在一边，就好像说的是一件与她不甚相干的事。金仙儿走不是，留又不是，也不知惹动什么，神经变得特别敏感，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鲍英芙说，妹妹自己作何打算，也要说出来呀。金仙儿赌气道，我不要做教员，也不做银行职员，我的事自己安排得了。
这话大出众人意料，大家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她也像是被自己这话给吓着了，一时没了声音。黄鼎昌说，仙儿是不是自己有想法？
金仙儿勾着头，只是不语。客厅的大钟嚓嚓嚓地走着，像是发条松了，每一步都格外迟缓。电压不稳，电灯光时明时暗。电灯光再次爆亮，她说：“我想好了，我要做摄影师。”
鲍英芙埋怨地看了一眼黄浩楠，黄浩楠装作没见。黄鼎昌说，你以前学画画，想考美专，姨父没有不支持的，这个做摄影师，又从何说起呢？
“我可以先去报馆，做见习摄影师。”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那个刚刚认识的蔡社长，并没有邀她进报馆的意思。话既已出口，她还是拿出了蔡社长的名片给大家看。
名片在众人手上转了一圈，黄鼎昌说，《图画时报》是一张老牌子报纸，应该靠得住。黄浩楠说，这个蔡社长，到底什么底细我们一点不了解，这样子我总是不放心。
鲍英芙说，进报馆还不简单，等你表哥南京上了任，托个关系，随便找一家报馆，不比他《图画时报》强？金仙儿佯笑道，那敢情好，毕业后我就来南京，住到姐姐家，吃住用度都省了，这样我会舍不得离开你们的。
鲍英芙道，净胡乱说些梦话，等有人真喜欢上你，想留也留不住你了！找个好工作，把自己嫁好了，才是正经的。
黄浩楠说，你们都说得轻巧，等到了南京，找好房子，大半个月过去了，要是军委会派差去外地，再耽搁个把月，岂不把小妹的大事给耽误了？要我看，还是做教员最稳妥。
自鸣钟当当地敲了十下，这事一时也决定不下，众人道了晚安，各自回房。黄浩楠埋怨妻子，不该说去南京。“她心思活络，你这一提倒好，她真要跟去怎么办？”鲍英芙赌气道，都是你自己惹出来的，难得去德国一趟，买了这么贵的照相机送她，无端生出这些事来。
黄浩楠说，也不能怪我，只怪爹平日里太宠她，她喜欢拍照，我送她个生日礼物也没错吧。鲍英芙说，吃晚饭时，我看她眼神溜溜放光，这小东西，不会是喜欢上你了吧？黄浩楠道，瞎说什么，她还是个孩子呢。
鲍英芙却不放过他，你心里想的吧？齐人之福，没有一个男人不想的。黄浩楠捉住她的手，去呵她胳肢窝儿，鲍英芙笑倒床上，黄浩楠乘势压上。鲍英芙护着胸口，低声道，轻点儿，心都要给你挤出胸口了。
那女孩儿却没睡着。黑暗中，客厅的钟走成了一个年老的散步者，一圈一圈，嚓嚓嚓拖着地走。夜晚的风像拴不住的狗，一下一下撞窗。她头不晕了，浑身却软软的没有一点力气。
她踮着脚，摸索着下楼去喝水。眼睛已能看清屋内各个物件。夜不是凝结得化不开的，夜像一层灰雾，只是暂时栖息在一样样物件上。夜也不是万籁无声。除了自鸣钟，桌椅的榫卯接头也在咔叭咔叭响。屋外夜鸟翅膀的扇击，也会鼓动起空气里细小的旋涡。
回房翻了几页小说，身体里好像有个小人儿，仍拖延着不肯合眼。阳台窗的布幔子，渐渐透进天光，她终于不甘心地睡去了。
车子引擎的轰鸣把她惊醒了。楼下，小周正发动车子，送鲍英芙去紫竹林药师殿烧香。黄浩楠把行李箱装车，一边吩咐小周，让他从紫竹林下来后去市政府接他，直接去南京。她有点头晕，早餐也没心思吃。她巴望着表哥会来看她，但直到他搭姨父的车一起出门，都没上楼，她委屈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本以为只是受了凉，吃几片药可以压住，却不承想，头痛愈发厉害了，几乎要炸裂。下床走几步，也像踩在棉花上。学校是去不成了，打电话请了假。傍晚，姨父下班回来，见她脸色绯红，烧得不轻，请了一个开诊所的朋友来看，说是中了寒邪，胆火上逆。买来冰袋冷敷，又让佣妇吴妈熬了陈皮乌梅薄荷汤，折腾来去，烧仍没退。她看着镜里的自己，倒觉得全身放空了一般轻松。
三
一礼拜后再去学校，明湖边的树和竹，绿荫浓了几分。行道两侧的梧桐，叶片也阔大如掌了。临近毕业，女生们见面都不再嘻哈打闹，一个个好像都有心事藏着了。
竹洲女师第三学年都要实习，家里有关系的，连毕业后工作的学校都找好了。她仍旧恹恹的，提不起劲，天天泡图书馆看文艺杂志，拎着照相机，到处看花拍草。班上同学暗底下议论，人家有路子，才不去乡下吃粉笔灰哩，大银行里练习生[1]的位置，早就留好了。
这日，她终于下定了决心，按着名片上的号码给《图画时报》的蔡记者挂电话。对方语气一开始冷冰冰的，听她报了名字，突然变得热络起来，告诉她到北山路的报馆坐几路车，怎么转车。这让她有些感动，也无端有些紧张，便约要好的同学刘佩珊一同去。刘佩珊个儿小巧，皮肤黑而细腻，英文名字Sunny，班里女生赠她绰号大丽花。她父亲是开纱厂的，家境颇丰，据说毕了业就要去英国留学。刘佩珊正愁没事做，她一叫，立马答应。
两个女生施施然出了校门。路过湖滨路邮局，刘佩珊说，我进去看看新一期《玲珑》到了没。金仙儿跟着进去，买了《新月》和《新文艺》。新出的《图画时报》摆在架上，散发着油墨味，也买了一份。这一期《玲珑》封面是泳装美人，金仙儿手里的
两本，淡黄色封皮，除了大大的艺术字体，就只几卷几期的数字，刘佩珊噗地笑了：
“一看我们手上的杂志，就知道你比我罗曼蒂克。”
金仙儿说，说到爱文艺，谁比得过你？你跳舞、弹钢琴，还隔三岔五到明湖琴社去学琴，当我不知道？佩珊道，那是家父给逼的，我顶喜欢的，还是跳舞。说着，原地滑了一个华尔兹舞步，脚上一双白皮鞋，愈加炫目。金仙儿拍手笑道，好一朵大丽花。刘佩珊作势来打，好啊，连你也说我黑。金仙儿笑着做投降状，说不敢了。刘佩珊道，班上我最喜欢你，腹有诗书，吐气如兰。金仙儿啐了一口道，别寒碜我，我读诗、读小说，消遣罢了。
话说着，电车开过来，两人跳上车。刘佩珊道，要说消遣，谁不是呢！时装和化妆品是女人的消遣，女人是男人的消遣。金仙儿故意抬杠，说，那男人呢，又是谁的消遣？刘佩珊脱口而出，男人嘛，是他们成天挂在嘴上的主义的消遣。金仙儿笑，佩珊你真的出息了，说话越来越有水平！刘佩珊说，错了，错了，男人也是女人的消遣。
话说得这么大声，车厢里乘客都侧目。两个女孩儿佯作不知，交谈更热烈了。都是人来疯的年纪，旁人的注目只会让她们更卖力地表现自己。刘佩珊亲热地拉起她的手，说，现今这时代，真正的摩登女子，除了打扮入时，会讲洋话，会跳舞，还要下得厅堂，管得住男人，不然真让他们白白消遣了！说着，哗哗翻动杂志，递到金仙儿眼前。金仙儿一看题目，竟然是《如何对付未婚夫》，笑得脖子都红了，道，女师的女德课，该当是你来做先生的。
佩珊道，那敢情好，我就讲，男人都是贱骨，我们女子用好心待他，反倒见弃，不去理他，他们反倒硬要凑上来，所以不得不对他们上一点手段，比方说有时男方要请你出外游玩，你即便心中很情愿，也务必多推辞他几次，拖些时日，再陪他出去就无妨了，如此一张一弛，他便时时刻刻离不得你了。
金仙儿揶揄道，听君一车话，胜读三年书。刘佩珊说，我说的是认真的，千万千万你要记住，男人只会流鳄鱼的眼泪，若无良木栖，宁可不嫁人。
话说着，电车到了北山路，下车四顾，却没看到图画时报馆的牌子。马路对面，忽见一青年男子，格子西装，白皮鞋，伸着脖子，如长脚鹭鸶般向她们打望。金仙儿招手喊，蔡记者！蔡社长！
男子正是蔡仁怀。几绺稀疏的发丝粘在汗湿的脑门上，显见得已在太阳底下站一会了。金仙儿介绍了刘佩珊。他绅士气地微弓上身，伸手握过，说，我怕你们陌生路不好找，故提前在此迎候芳驾。金仙儿过意不去，说劳烦蔡社长了。蔡仁怀道，叫我老蔡就行了。边上刘佩珊已不客气地叫了一声老蔡，说，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啊？蔡仁怀道，等待是美好的，何况是等两位美丽小姐。
刘佩珊轻轻撞一下金仙儿，扁了扁嘴。金仙儿想笑，忍住了。离开大马路，翻过一个小土坡，折入一条石板小路。路旁有沟，流水潺潺，菖蒲芦苇油绿。还有不知名的蓝色小花，沿沟底水流，一路热烈地开去。再往前，道旁一垄垄菜地，还有堆成大大的“介”字的稻草垛，耳畔竟还闻见鸡叫声。
刘佩珊怕弄脏新皮鞋，一路都在跳跃着走。金仙儿没想到闹市中央，还有这样一处安静的所在。心下又疑惑，大名鼎鼎的图画时报馆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僻静处？
老蔡好像猜透她在想什么，说时报公司给的经费有限，租这里省钱。又说，有个著名摄影家说过，照相机虽则是一种仪器，它却教会了我们如何看待世界，要是用照相取景的眼光去看，这里的每一处，都是可以入画的，春在溪头田陌间，古人诚不我欺也。
说话间，来到一处两层土楼前。两个女生抬眼看，一楼山墙的白色墙灰大部已剥落，二楼绛褐色的板壁，也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门口钉了一块小木牌子，镌刻涂黑的“图画时报馆”几字，不留神几乎不会注意到。
一个穿着皂色夹袍的矮胖男子过来开门，又坐到屋角的长桌上，抄写着什么。老蔡引两人上楼，木头楼梯一路咯吱作响。走廊一侧堆满了成捆的旧报纸，侧转身方能通过。她们本以为，报馆人来人往，可以见着时髦的男女记者和摄影师们，没想到，这里却是仓库般安静的一个地方。
刚坐下，楼下那个男子提着一壶开水上来了。老蔡取出两只盅子给她们泡茶，盅子的底部和壁上有牛毛般的细纹，金仙儿识得是青瓷，轻轻捻转着盅子，看热气袅袅上升。远远听得大马路那边，电车声隔着一大片田畴传来，竟似另一个世界般遥远。
报馆里头咋这么冷清？是不是销路不好要关门了？刘佩珊问。老蔡笑着说，哪有成天坐在报馆里的记者，记者和摄影师都是满天下跑的。
金仙儿是带着几张自以为满意的照片来的，一直不好意思拿出来。老蔡说，来了就不要客气，《图画时报》为响应新生活运动，预备出一期运动专刊，你拍的照片，好好挑一挑，可以用几张的。
金仙儿这才把照片拿出来，让他指点。老蔡也不客气，把照片在桌上铺开，一一指出哪些拍得好，哪些有不足。两颗头凑到一处，一时停不下来，刘佩珊闲极无聊，翻桌上一堆过期报纸看，她拎出一张，语气夸张地叫道，这个小姐是谁？好漂亮啊！不会是林徽因吧？
报纸整版印的是一个靓丽女子的侧身像，眉若卧蚕，瞳如点漆，耳中一颗明月珰，衬得嘴角一缕浅笑愈发明媚。蔡仁怀道，刘小姐好眼力，的确是林长民先生的女公子，林徽因小姐。
刘佩珊吐吐舌，说，要是我能留下这样一张照片，死也愿意了。老蔡说，这是几年前的老照片了，当时大诗人泰戈尔访问北平，新月社同人用英语演泰翁新剧《齐德拉》，林小姐饰演公主齐德拉，端的是艳冠全场。这张照片我就是那时候拍的，两位正当韶华，和照片上林小姐差不多年纪，拍出来定然也是好的。
刘佩珊说，什么叫也是好的，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如林小姐长得好看喽？金仙儿说，珊妮，别闹。蔡仁怀大笑，是我说错了，该罚该罚！若论明慧妙丽，两位比之林小姐当年，自然是不遑多让的！
刘佩珊扁扁嘴说，别老夫子一样满口之乎者也，我们听不懂。金仙儿带着歉意解释，珊妮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不饶人，人是顶好的。蔡仁怀说，无妨，无妨。
金仙儿小时候在家乡虹镇，跟老画师学过画，进了竹洲女师又跟尹世钧学西洋画，老蔡说的构图、色彩、光影，一点便通。老蔡也提了一些意见，说她拍的大多是花草静物，题材太窄。她嘴上唯唯，心下却是不服，大着胆子说，小时学画，老师讲，世上种种，有可入画的，也有不可入画的，我只拍可以入画的。
话说得拗口，对方却是听明白了的，老蔡摆出导师的架势说道，世界愈进步，事愈烦琐，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就用图画来表意，夫象有鼎，由风有图，彰善阐恶，由来已久，总之，镜头是要说话的。
金仙儿问，镜头如何说话？老蔡说，它要说的，就是你心里想说的。金仙儿道，心里的想法，是无形的。老蔡说，一个好的摄影师，既要拍有形的物，也要拍无形的。
刘佩珊听着他们绕来绕去打哑谜一般，说，什么有形无形，无形的只有鬼了！老蔡说，画鬼原来是最简单的，毕竟谁也没见过鬼嘛！两位如有兴趣，不妨参观一下我的暗房。
她们这才注意到，这间屋子的书架边，还有一道暗门，打开暗门，通向一个小间。老蔡拉亮灯，出现在她们面前的是一张大桌子，桌上凌乱地放着量杯、量筒、剪刀、玻璃瓶、胶卷、底片等物事。桌子后面，一条绷在高处的长绳子，挂着大大小小各种照片，暗红的灯光漾动着，人和照片，像蒙了一块红纱布，又像隔水隔雾。刘佩珊道，这就是你说的暗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躲在里面造炸弹呢。金仙儿拉拉她，说，这不好乱说的。
金仙儿看洗好挂着的一排照片，跟她平常所见，全然不同，倒像是梦境里才有的。有人在云中，仙人一般飞。有人分出一个身，自己指着自己。还有一处陡峻的山岩，细看后面竟叠加着一张人脸。她不知道这些照片是如何拍出来的。老蔡说，其实也简单，曝光时间的先后，显影液的比例，再加上一些辅助药品，就会洗出你想要的照片。
老蔡拿出一卷胶片，缠到冲洗罐轴芯上，再冲水，注入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药水，把冲洗过程示范一遍。两个女孩看着一个个人像从定影液里浮上来，像溺水者被打捞，连连惊叹。在她们眼里，这个老蔡，简直成了魔法师。
老蔡没有食言，金仙儿拍的女师春季运动会照片，最新一期的《图画时报》发表了三幅。这一期满满两大版照片，有穿着工装做操的女工，有打拳的老武师，有花园洋房泳池里露着白腿戏水游泳的女学生，正好呼应了时下全国上下蓬勃开展的新生活运动。金仙儿的那几张照片，虽然是小幅尺寸，补白性质，登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但也足够让她兴奋了。
这年头，照相机还是稀罕物，女师学生在《图画时报》发表作品的消息不胫而走，就连尹世钧看到这组照片，也夸赞了她几句。女学生被歆羡的目光追逐着，她觉得这日子美好得有些虚幻了。特别是她拍了上报纸的运动健将戴爱芳，一下子跟她亲近了。
说戴爱芳是个运动健将一点也不夸张，在这次女师春季运动会上，她一个人拿了铅球、标枪和八百米跑三项冠军。戴爱芳的家境并不好，父亲是码头扛花包的，母亲是纱厂女工，家里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长得很健硕，胸脯鼓鼓的，是班里个子最高的。戴爱芳从她母亲那里学了一手花式针法，会做各种针织刺绣，没事就绣着玩。很快，金仙儿收到了她送的各种小礼物：手套、十字花纹的茶杯垫、绣着花鸟的电话机罩子。她还会用零碎布头做娃娃，嵌上赛璐珞做眼珠子，比商店橱窗里的还要好看。
本来，金仙儿跟刘佩珊走得近，刘佩珊见她跟戴爱芳好，就不大搭理她了。这个年纪女孩子的心思，原来连友谊也揉不得沙子，要独占了的。金仙儿再去报馆，就不大叫刘佩珊一起去了，都是戴爱芳陪着去。
老蔡陪她们去报馆附近树林子里拍照。摆拍的时候，照相机自然是重要道具。老蔡一会儿要她挂在脖子上，一会儿要她拎在手里，一会儿要她侧卧在草坡上，拿照相机对准一朵小花，做出好像在捕捉什么的专注模样。老蔡的镜头也在捕捉她，把她侧转着起伏的身体轮廓有点夸张地记录了下来。这些照片她都不喜欢，嫌做作。她最喜欢的，一张是靠着一堵长满绿叶的墙，一手随意地摆在胯前，身后的绿叶与穿着的长裙子上的碎花图案很贴合地融成了一体。另一张是老蔡抓拍的，她挎着相机，双手摆弄着，一阵风吹来，她抬手理着被风吹乱的发。那时老蔡叫了她一声，她抬头，目光波俏，又像陷入迷惘。她想，老蔡说得没错，镜头真的会说话。老蔡在镜头里跟她在说什么呢？
老蔡也要给戴爱芳拍，戴爱芳拗不过也拍了一张。洗出来一看，戴爱芳背着手，嘴巴抿紧，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戴爱芳说她不喜欢这个老蔡，眼光贼贼的，总喜欢往不该看的地方看。
报馆组织过几次采风，日子放在礼拜天，老蔡都打电话邀她去。她怕见生人，没去。老蔡也不恼，下次有活动继续打电话给她。她怕老蔡不高兴，再打电话来就答应了。她想叫戴爱芳一起去，戴爱芳说要帮家里干活，没一起去。那次，报馆出钱包了一台车，是去诸暨的一个小镇，看香榧林。
香榧树一年开一次花，这时节正好扬花。那些数百年树龄的老树，枝干虬结，颜色斑驳，远看都是一帧帧油画。只是山坳雾太大，穿行在远近高低的树木间，好像每棵树后都藏着一个精怪，让人心慌。同车去的七八个人，下了车各自找景，都走散了，金仙儿和一个身量小巧的妇人走在一起。那妇人手里的相机和她脸上化的妆一样精致。她对金仙儿那台古董式相机很好奇，还拿去试了试手。“喔，这么重，我把不住呢。”她含笑道。
妇人穿高跟鞋，走路不快，金仙儿不时要停下来等她，她便跟金仙儿抱有歉意地笑。笑时，下嘴唇显得厚了一分，带一点肉感，同时露出一口细密的白牙。金仙儿觉得她笑起来真是好看，让人很有亲近的愿望，又疑心在哪里见过似的。老蔡给她们俩介绍，说，应露写的诗，圈内很有名的，你们多亲近。她才知道这人叫应露，也跟着老蔡在学摄影。
应露在报纸副刊发表过诗歌，女诗人发表诗歌，照例是要配玉照的，难怪她一见就觉得面熟。她以为应露比自己大，叙了年齿，也就大她两岁，只是化了浓妆，看不出年龄了，这一路上两人就以姐妹相称了。
她拍照片虽然起步晚，但因为有绘画的底子在，再加有老蔡热心指导，进步一下子大了起来，有两幅作品登上了业内有名的《中华摄影艺术》和《天鹏》。一下子取得这些成绩，她有些飘飘然，沉睡着的文艺梦也给唤醒了，于是再也没有心思念书，成天满脑子都是拍照。摄影是烧钱的，买胶卷、冲印照片都要钱，好在姨父在用钱上面一向大度，只要她开口，没有不依的。她又搞了一间暗房，在老蔡指导下，买来一大堆器械，显影液、定影液、温度计、安全灯、放大机，却一直没动手，怕把胶卷洗坏，暗房大多时候是闲置不用的。床头墙上，也贴满了照片，过几天就换一批。
这一年，上海要办全国美展，《图画时报》为配合美展，出了一期特刊，推出十个女摄影师的最新作品，还配了各人玉照，老蔡取了个很有噱头的名，叫“十美图”。金仙儿这一点资望，本来是轮不上的，老蔡力推，也就堂而皇之入选了。特刊选用了她四幅照片：一幅瓶花，一幅跳滑稽舞的男孩像，一幅莫干山冰瀑图，一幅女子棒球队合照。
入选的女摄影师，报上各有一段介绍，写金仙儿的那段文字，起首说她“挹湖山之俊秀，得造化之钟灵”，后头又夸她“擅长中西画，复工摄影，美于姿而深于艺，诚难能而可贵者”。老蔡告诉她，这些话是他亲自写的。她疑心这些溢美之词放到别人身上都合用，唯独不是在说自己，每读一遍都会脸红。这一期报纸一出，轰动圈内外，有人赞扬《图画时报》的组织之功，也免不了有人嚼舌头，把她的入选扯到男女上去。话传到金仙儿耳朵里，她很委屈，背地里哭了一场，想要丢下照相机远离这一堆是非，却又忍不住手痒，没事就想按快门。
“十美”本来只是炒出来的噱头，哪料想，这名头传开了，还传到北方。北平一个叫“光社”的摄影团体，写信到报馆，邀这些女摄影师北上切磋。这个光社，不是职业摄影家发起，是北平一些大学的摄影爱好者自发弄的。国民政府定鼎南京近十年，北平早非先时的文化中心，为了找回旧日里的荣耀，一些个闲人常常结个社发个宣言什么的，弄出些响动。这个光社，就是一帮闲人给弄的，还抬出个喜欢摄影的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列到发起人名单里去。
老蔡通知她时，正逢她为流言感到伤心。她已经尝到了拍照带来的甜头，心里又滋长着一个艺术梦，一听这个事，自然很想去北平会会那帮同行，借机见见世面。正好尹世钧来通知她，上海美展期间，有著名旅法画家安玉娘的个人展，问她想不想去。于是她跟姨父说了，又向学校告了几天假，赶紧订火车票，计划着先上海，再北平，一路去追逐梦想。
四
那日到了火车站，她见尹世钧一个人从黄包车上下来，拖着一只硕大的棕色皮箱，不由得有些吃惊。她还以为尹老师会多带几个同学去。
候车厅很挤，许多人都坐在行李上。乞丐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保安员只是坐在靠墙的高椅上大声呵斥，并不下来驱赶。火车来了，照例晚点，她们被潮水一般的人裹着往里走。过了检票口，上天桥，要走十多级台阶，她看尹老师一个人提一个大箱子，便主动搭把手，尹世钧连说不用不用，一试分量不重，她也就不再坚持。
尹世钧要她到上海后做个帮手，说要接一个人回去。尹世钧要接的，是她一个远房表叔，前阵子刚刚做了盲肠割治手术，要接回明城休养。她应着，没当回事儿，心里想的是那天演讲会后表哥去南园和她谈了什么。她问尹老师怎么认识表哥的。尹世钧似乎不愿在这个话题上多停留，淡淡地说，他一个大好前程的青年军官，能请到他来演讲真不容易，早知道你们有这关系，就让你去请了。话题转到女画家安玉娘，她问尹世钧，听说尹老师与安玉娘是美专同学，还一起留学法国，传说安玉娘学画之前进过堂子，这事是不是真的？
尹世钧说，安玉娘从小家里穷，寄养在亲戚家里，这亲戚见钱眼开，把她卖给大户人家做婢女，后来被拐到堂子里，这都是真的。后来有个同乡好心人，把她赎出，教她读书画画，她又有天分，参加美专招生考试，竟然考中，这才有缘做了同学。说着感慨，当年我们同船去法国，我什么都没学到，一年后就回国了，她留下来跑遍欧洲学艺，终于有今天的成就，看来她天生就是做画家的。
细密的雨线在田野和河流上空斜织着。她们看着车窗玻璃上一颗颗闪亮的水珠，大风吹着，漫无目的地移动，汇合，又分开。尹世钧说，马上就毕业了，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又说，没事多来南园走走，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
火车出站，她们叫了一辆黄包车，赶往西藏南路的明城商会。寄存好皮箱，离画展开幕还有个把小时，两人就近找了家小饭馆吃面。吃好出来，看会馆那边，宾客已陆续进场。大门两边摆满花篮，还有各方联幛、大红横幅。会馆位置在一个三岔马路，又倚靠内河一个小码头，客商游人经过，都会驻步好奇地张望一番。
金仙儿按捺不住就要进去看画，尹世钧说还要等个人，她便且行且看。这是一个纯中式的建筑，大门照壁上悬一巨幅油画。一排紫雾迷蒙的远山，其上天空飘浮大朵白云，近景，是一片灿烂盛开的粉红色桃花，映照池塘。池中六个裸女，人体轮廓有致，系用印象派手法，深赭石色线条勾出。金仙儿走近看，画下角一行小字，写着画的题目《春之歌》。
画幅右侧，近门厅处，一个三十出头女子，短发压眉，戴一副黑框圆片眼镜，正含笑迎接各路宾客。她着一身蓝底印花旗袍，花案是并枝桃形叶片，一白一蓝，煞是别致。金仙儿见过安玉娘照片，知道是画家本尊。尹世钧此时也已进入大厅，却不看画，和一男子立在廊柱阴影下说话。金仙儿也不管她，信步往大厅深处走。
展板起头，是十六幅肖像照片，一路展示画家履历，从额前覆着刘海的少女模样，到穿短裙长袜的女学生，再到穿着驼色大衣的留洋学生。画中人的脸型，随着年岁，从圆到方，一直在变，只有眼神是不变的。三十多岁的女画家，和额前覆着刘海的女孩儿，是同一双眼睛。金仙儿一路看去，在一幅裸女图前停住脚步。画上女子肥臀壮硕，双乳饱满而微垂，腋毛茁壮，似有一股热力扑面而来。她端详画中人体型和脸廓，断定女画家是拿她自己当模特儿画的。这画后面，还有各式体姿的小幅裸女，也都乳房饱满，身形舒展，脸上神情阳光自信。
一个女人，笔下的女体那么矫健，又那么放荡，是她未曾见过的。这些画无端地让她脸面发烫。她这个年纪的女学生，已在经历身体的变化，这些变化平日里都要引以为耻的。班上长得最高壮的戴爱芳就悄悄告诉过她，隆起的胸脯让她特别苦恼，每次上体育课都要用床单扎紧。她小时候跟着镇上老画师学水墨，花鸟山水工笔写意都来几下，又跟尹世钧学西洋美术，也是漫不经心，没个常性。这些热辣辣的画给了她撞击，才知道这世上是有真艺术。她暗暗怪自己，做事没个常性，没有一样拿得起。取出照相机，拍了好多张，倒惹得看画的人都纷纷扭头来看她。
会馆大厅，人已越聚越多，商界名流、大学教授、艺专学生，一进来就跟熟人扎堆儿，屋顶下全是说话声。嘤嘤嗡嗡，如同闹市。墙上的画，倒是很少有人仔细去看了。金仙儿看到一幅裸女图空白处，一行题跋，字体潦草，笔走龙蛇，细细辨认下，似乎读通了：
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之白描，余称之为新白描，玉娘以为然乎？廿六年初夏。
再看题跋后面，一方朱文红印，赫然是某党魁名字。她的心一阵狂跳。她喜读文艺小说，晓得文学革命，此人大名自然不陌生，知道他先前在大学做教授，是个狂放而有真学问的人，前几年被当局逮捕，公开审判后，入狱服刑。安玉娘的画，怎会有此人题跋？这段题跋又是如何从狱中送出？她正胡乱猜着，尹世钧已结束与那男子的对话，从廊柱后面转出，穿过人群里来叫她。
尹世钧引她到了那旗袍女子面前，女子握起她手，说，果然长得好看，这双手一看就是画画儿的。尹世钧说，她早就不画画了，她现在迷的是摄影。金仙儿羞得脸都红了，恨不得觅个地洞钻下去。尹世钧简单介绍了她有何作品，发表在什么报刊上。安玉娘饶有兴味地听着。
尹世钧说，摄影门槛太低，其实我是要她考美专的。安玉娘说，绘画是静室里创作，摄影是行动里创作，一动一静，要做好都不易，看各人造化罢了。
这边正说着话，忽听得大门口有人喊，来了，来了！金仙儿暗想，是谁来了，搞这么大响动？
只见一敦实男子，正从会馆门口一辆刚停稳的黄包车上跳下。此人五十开外，着一袭灰色棉布长袍，开阔的额前头发稀疏，黑框圆形镜片后，一对长眉，盖过双眼。那人付好车钱，方拱手作礼，操着一口蓝青官话道，祝贺，祝贺！火车误点，希望没耽误。
金仙儿不知此人什么来头。尹世钧道，你不晓得？蔡元培先生，中央研究院院长，刚从南京坐火车来。金仙儿见此人衣着朴素如老农，没想到竟是大名鼎鼎的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不由大为惊奇。她们进到大厅，司仪宣布画展开幕，邀请蔡元培先生讲话，蔡先生信步上台，对着麦克风说：
“我看了安玉娘的作品，杜少陵的两句诗，‘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就无端地涌上了脑海，全场八十幅画作，琳琅满室，蔚然可观，海上画展从无有此盛况。最瞩目者，乃巨幅人体，女士技艺之高深，新女性意识之张扬，全在其中矣。女性与艺术，实有密切之关系，女性富于直觉，富于流动之感觉，悲哀与喜乐分外强烈，将此种情绪充分发挥，即可成极有价值之艺术，女子影响于中国艺术界前途，岂浅鲜哉！为何以往有成就者少？非天质之卑，皆是因为，没有机会受到好的教育。安女士天赋既好，又不废钻研，居异国历八寒暑，未来派、表现派、象征派全都演习了一遍，今喜见其成果。八年前之安女士，系在黑暗中奋斗之一人，今日从荆棘路上出来，已走入光明之大道。”
听众一齐拍手鼓掌。金仙儿听得专心，连拍照都忘记了，也一个劲地鼓掌。蔡先生对安玉娘的夸赞，她听得心头发热，只觉得字字句句都好像对自己说的，听着那么熨帖。她被满大厅热烈的气氛感染着，恍惚觉得，自己的一只脚已跨入了文艺的殿堂。蔡先生讲毕，安玉娘致谢辞，金仙儿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边上的尹世钧不见了。
她在大厅转了一圈，没找到尹世钧。出了会馆大门，路口打量一圈，也不见人影。正踌躇间，忽见内河小码头那边，泊着一只小船，尹世钧和一个面相陌生的小伙子扶着一人，下了船，沿着台阶走上来。那人戴一顶黑色毡帽，一袭靛青色长衫，脸廓很大，脸色黄惨惨。身形很高，步履缓慢，走几步都要歇一歇，像是大病初愈。台阶窄而湿滑，边上搀扶的两人，显得很是吃力。金仙儿心想，尹世钧说要接表叔回去，此人应该便是了。
她急忙跑前几步，帮着搀扶。尹世钧向那男子说了几句话，那人唔了一声，冲着金仙儿点点头，毡帽下的眼里却没有丝毫笑意。上了河埠，再走几步，到了会馆旁边小弄堂。尹世钧交代那小伙几句，交给金仙儿一个号牌，说，你们寻到寄存处，把我的皮箱取出来。
金仙儿和那小伙回到会馆。画展开幕式已结束，来宾正排着长队参观画作。她和那小伙一道去寄存处，把号牌递进，里面人核对了号牌，放他们进去取。箱子刚一触手，她觉得比寄放时重了许多。来的路上，她帮着提过这箱子，并没有这么重。不及她多想，那小伙子一把提起箱子，扛上肩头往外走。她在后面，小跑着才跟得上。
刚出大门，两辆车子开到。前一辆开道的是警车，后一辆是黑色雪铁龙，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官员。两个警察，门口一站，那官员径向会馆里处走。里厢喊话，局长到了，特来拜会蔡先生。和金仙儿走在一起的那个青年，本已脚步凌乱，此时一慌张，肩头皮箱差点滑落，金仙儿扶他一把，他方才立定，却已脸色煞白。
尹世钧和表叔站在弄堂口张望，见两人过来，都松了一口气。尹世钧招手，叫黄包车过来，和金仙儿一左一右，扶表叔上车。表叔似触动伤口，龇牙闷哼一声。尹世钧吩咐她扶着一点，自己坐进另一辆，箱子放在脚边，双手扶牢。车子跑动，专挑小路弄堂，一路车轮弹得起跳，辚辚作响。也不知跑了多久，只觉得两边的楼矮了，人也少了，像是往郊外方向。渐渐地，空气里有了泥腥味和水汽，车停下，已到了杨树浦外一处渡口。
那里早就泊着一只大船，船上跳下数人，一式跑水路的客商伙计打扮。他们跑上前来，也不多言语，扛箱子，拿行李，搀扶人，干脆利落，偶一开腔，话音都是明城口音。扛箱子的小伙子走在最后，踩着踏板上船，他一次次回头，开小差看金仙儿，不小心绊着绳索，一个趔趄，摇晃了几下。他总算跳上船，身子侧转，箱子扣襻松掉，哗啦一声，一堆机器零件全砸在船板了。
金仙儿站得离船不远，看得分明，识得是一台草绿色机身的发报机。她倒也不意外，只觉得那伙计上船的步姿好笑。表叔对那小伙子批评了几句。尹世钧倒还记得岸上站着个金仙儿，过来付了车资，让她坐来时的车回去。黄包车驶出没多远，那艘船也动了，尹老师远远向她招手，好像说着什么。江风太大，她什么也没听见。
五
这是我十九岁的曾外祖母第一次出远门。在这之前，她最长的旅途是从明城到虹镇的三十里水路。虹镇是她的老家，那里生活着她的父亲、继母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自打去明城读书，那个家她已经很少回去了。她早就逃离了那个家。这次出远门，实际上也是一次逃离，一次借着文艺梦的逃离。如果按部就班，这一年她女师毕业，大概率是去做一个小学教员，也可能按她姨父的设计，进银行做一名练习生，然后工作几年，再嫁为人妻。她不想屈从，不想按照别人写好的脚本去上演自己的人生。新女性的命运得自己主宰，她读过的文艺小说几乎都是这么教导她的。
尹世钧说带她去上海看画展，又半途离场去接表叔，给她的感觉，看画展只是走过场，尹世钧还有别的要紧事去办。那个表叔、码头上那些人，还有箱子里的机器，怎么看都透着古怪。但尹老师怎么做自有她的道理，竹洲女师有一群女生特别崇拜尹世钧，暗暗模仿尹世钧的行事做派和穿衣风格，她可以说是崇拜者中的一个。明天就要去北平，跟那帮自称“光的孩子”的摄影同行碰面了，她早就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了，她才不愿去多想这事。
一晚上没睡好，醒来晚了，好在旅馆离火车站近，她气喘吁吁跑到，火车正好进站，像打摆子一样震了几下停住。她握着车票，正迟疑着不知上哪节车厢，忽听得一个女声急促地喊，仙儿！仙儿！循声看去，是诸暨采风认识的应露，正站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着急地向她招手。
应露上身一件双凤盘扣夹袄，襟前一双蓝凤相对，脚下皮鞋也是新的，算得上盛装出行了。跟她一比，金仙儿觉得自己天青色学生装外罩一件白绒线针织衫，真是太土了。应露热情地拉起她的手说，他们都在卧铺车厢，我带你过去。
过道挤满了人，空气沉闷如同深井，散发着沤烂的草叶的那种腥甜气味。好不容易挤到卧铺车厢，总算空畅一点，气味也不那么难闻了。
老蔡和两位陌生面孔的女士正坐在靠窗的小桌板前玩杜勒克。这是时下流行的一种玩法，输牌的叫傻子，要在脸上粘纸条。老蔡两边脸上都粘着纸条，看来正走霉运。看到应露领着金仙儿进来，他点一下头，算是招呼过，把牌往桌上一撮，去车厢口抽烟了。应露给金仙儿介绍打牌的另两位女士。
烫着小波浪、涂着猩红唇膏的那位，是《图画时报》的记者，姓罗，以前曾见过几面的。此女脸型修长，本来挺好看，但眼睛微凸，俗称的金鱼眼，看上去就不太好相与。另一位，齐耳短发，着藕色旗袍，外罩开司米线衫，略有些瘦，名字叫庄芸，是纱厂会计。
这个卧铺间共六张床位，还有一张中铺和一张上铺空着，应露让她在车厢随便找个空位置，说大家一起热闹点，中间有客人上来可以换铺的。
火车启动，月台和房子，道旁灰色的树干，齐刷刷往后退。老蔡过足烟瘾，也回到座位上。靠窗的桌板，牌局已经收起，庄小姐拿出一包枇杷，请大家吃。大伙儿各尝了一个，很是酸涩，怕倒了牙，便不再吃。
列车员喊话，开餐时间已到，要用餐的可以去餐车。老蔡征求大家意见，罗小姐说火车上的餐难吃，不想去。应露和金仙儿也说不饿。老蔡从包里摸出一瓶黄酒，说，我们可以点几个菜，让他们送到这里来吃。很快，菜装在小推车里送来了。一份卤鸭舌，一份手撕羊尾笋，一盘什锦墨鱼卷。老蔡开了酒，要大家都意思一点。众人都拿出随带的水杯。一圈酒加完，大半瓶还在。
车窗外变化的景色让人兴奋，她们一个个掏出相机，咔嚓咔嚓拍起来。老蔡说，你们这样乱拍一气，浪费胶卷。罗小姐道，那你说说，咋个不浪费？金仙儿接过话说，摄影是行动里创作，我们坐在卧铺车厢里，隔着车窗玻璃，自然是拍不出好作品的。这是画展上安玉娘说过的话，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脱口而出，近乎剽窃，她不由得脸红。
老蔡夸赞道，仙儿进步不小，我刚入行的时候，报馆老板就说过，好照片是靠脚跑出来的，不是手指头随便摁出来的，这年头，好的摄影师都上战场了。
没人接腔，因为老蔡说的太遥远了。老蔡兴致却很高，继续说，你们都不看报纸，不知道这世界在发生什么，西班牙在打仗，独裁政府在屠杀人民，全世界的摄影师都在赶往马德里，争相记录这场伟大的自由之战！他们创作的才是真正的艺术！有时候，我真想抛下一切，去做一个战地记者。
女人们吃着零食，无聊地看着窗外起伏的景色，只有金仙儿，被老蔡吸引。她不知道马德里在哪里，为什么要打仗，但老蔡说的这些，还有说话的神情，无端地让她有些激动。
火车往北开，窗外的景色单调了。午睡片刻，几个人围成一团，继续打杜勒克。金仙儿在铺上半躺着看小说。经过一个大站，停的时间有点长。站台上一大群人，携行李铺盖，行色仓皇，像在逃难。她们下车拍了几张。这几个女人，穿着洋气，挎着相机，反倒被人围观，狼狈逃回车上。
火车重又开动，牌局继续，老蔡提议稍微带点刺激，于是推牌九。老蔡坐的是靠窗位，上家庄小姐，下家罗小姐，应露对角打横。给金仙儿也派了任务，让她拿一支笔记输赢。输赢面不大，众人却玩得认真。中间停车，上来个中年乘客，夹着个掉了皮的公文包，西装领带，半秃脑门。此人是银行职员，也酷好此道，看了一会，摩拳擦掌想下注。老蔡不让，说是自家小玩玩，此地不是赌场。
金仙儿百无聊赖，又走开不得，把一支笔，在指头上玩得溜溜转。笔掉落地上，她低头去捡，却看到桌板底下，一只黑玻璃丝袜的脚，搭在老蔡脚背上。抬眼看去，罗小姐若无其事一般，便又疑心看错。最后成了三输一赢的局面，老蔡独赢。众人便撺掇老蔡请客。一众人去餐车，点了牛排，最后老蔡会钞，还倒贴了些进去。牛排煎得太老，肉有点柴，大家还是吃得很高兴。
回到车厢，天已落黑，秃顶银行职员正拿着水杯泡枸杞喝。老蔡和他闲话。此人是金城银行的信贷员，说近来日本人在华北闹得厉害，金城银行银根要收缩，他是去催收款子的。
罗小姐正在补妆，闻言收起小镜子，哧地笑了一声，像是指甲划过丝绸，说道，一路火车开过来太太平平，哪里会真的打仗，你们手里有些钱的，都是小心过头了！庄小姐也一改平静模样，说，日本人再怎么横，也不能不讲道理就动手吧。
那人悠笃笃地，喝了一口枸杞茶，道，我们董事长周作民晓得伐，留学日本出身，他的消息难道有错的？据周老板讲，近两个月北方局势必有大变，不然也不会催着我们去收款了。
见他不像开玩笑，女人们的脸色凝重起来。老蔡倒还镇定，笑道，这位兄弟，你们周老板也未免紧张过头了，兵者，凶也，这么大的事总会有预兆的，看你把小姐们给吓得。
应露说，要真是打起来回不去了，我们就都遂了老蔡的愿，留下做战地记者去。说得大家都笑起来。金仙儿去车厢连接处冲开水，出来看到老蔡站在过道吸烟。老蔡没头没脑说了一句，你不要怕。她点点头。
风很大，老蔡一支烟很快吸完，又摸出一支接火。她想回车厢，老蔡的一只手搭在过道上，她就没法过。老蔡说，明天中午前可以到了。她又点头。老蔡又说，到了北平，我的老朋友，光社理事长王校长会来接我们。她开始以为，老蔡手搭过道是无意的，现在明白他是有意留她在这里说话。
老蔡也没说啥，只是问她想不想在北平多玩几天，想的话他可以安排去张家口看长城。她说要回学校上课的。于是老蔡把横着的手臂收起。
火车轰隆轰隆，黑暗中，也不知开到了哪里。车厢已经熄灯，偶或经过小站，鸣笛通过，透窗而入的灯光便在车厢里漾动，就好像整列火车在水底开动一般。大家都不作声，偶或翻身，说明都没睡着。倒是上铺那个金城银行的，一会儿就闷鼾大作了。
金仙儿和衣侧躺，看着车窗外疾速退后的田野。天空有疏淡的月，照着远近高低肃立的树影，哨兵一样，让人心惊。她不明白，老蔡为什么要单独找她说这些，又担心刚才拒绝得太过生硬，扫他面子。转而一想，管他呢，神志便模糊起来，睡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她醒了，发现车停下不走了。她沿着过道往前，月亮照得田野发白，斜斜地往车厢里切进一块。快到车厢接头处，她听到一阵粗重的呼吸声。她来不及收住脚，看到了两个交颈抱在一起的身体。身形高的，低头弓背，嘴鼻乱拱乱啃，像是要把身体揳进对方里面去。女子已被顶到过道板壁上，头后仰着，双手却紧紧搂着对方，嘴里呻吟，似是痛楚万状，又似说不出的欣悦。
月光打下一角，照着女子的脸，一半被长发遮着，一半欲仙欲死，不是罗小姐是谁？金仙儿脸腾地热了，把跨出的脚步生生收住。
一夕无话。天刚刚透出一线曙色，就有人起来了，窸窸窣窣整理行李，坐在过道靠椅上谈天。等金仙儿起床，应露和庄小姐已去餐车打来了早饭。
此时，天已全亮，车窗外，浑黄的天与地，已纯然一派北方景色。忽然，有人低喊一声：“日本兵！”
金仙儿心下一凛，手里的书也差点掉落。此时，火车正减速，驶入一个小站，预备在此停留片刻。众人挤到窗口，看对面一条铁轨，那上面停着一列火车，十几个车皮。罩着帆布的，露出山炮的外形。其余是棚车，站满穿着土黄色军服的日本兵，枪尖上的刺刀，熠熠闪亮。
日本兵都很年轻，好些还是中学生模样，车上乘客大多是第一次看到，最初的惊惶过后，有人好奇心萌动，想把车窗抬起，看个清楚，马上被喝止了，招来骂声：“想作死，可别拉人家垫背呀！”
罗小姐刚涂了粉的脸更白了：“要死了，这么多日本兵！看样子真要打仗了！”边上有人说：“不必惊慌，看样子好像是一次演习。”银行职员抱着头，几乎要哭了。倒是老蔡沉得住气，说：“前几年签订何梅协定，日本人是可以在华北驻军的，看样子，不过是一次调防罢了。”
不一会儿，对面装满兵的火车开动了。两列火车各走各轨，什么也没有发生，聚在窗口的旅客都松了口气。
经此一吓，几个女人兴致大打折扣。金仙儿第一趟出远门，想着前方路上不定还有多少凶险，更是懊悔。火车过此地界，兵越来越多，有头戴钢盔的，也有戴单帽的。军服有土黄的，有灰布的。不管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客人看他们的眼光，都是畏怂的，似乎多看一眼灾祸就会从天而降。倒不如这边几个女人，还拿着相机远远照过几张。老蔡只要一看到过兵，都会趴在窗口看老半天。
火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临时停靠，很长时间趴着不动。银行职员说，此地照理不停车的，不会出什么事了吧。话音未落，就见一队日本兵从站房出来，向火车头跑去。
不一会儿，相邻车厢有人报信，说日本兵挨着车厢抓奸细。几个女人已是花容失色。老蔡安慰道：“莫要慌！快把照相机收进去。”他们车厢离车头近，日本兵一会儿就过来了。这些兵，和棚车上见过的不一样，年纪偏大，表情凶悍，臂上都绾着一只白袖套。空气一下子肃杀起来。庄小姐悄声道，这些是宪兵，日本兵里最恶的，别看他们。
老蔡和银行职员坐在近走廊位置，里面依次是四个女的。日本兵过来了。金仙儿身子簌簌发抖。看着半开的车窗，她几乎有一种冲动，要从窗口跳下去。应露感觉到了金仙儿异样的颤抖，握住了她的手。
众人把车票拿出来，等待查验。两个日本兵检查行李铺盖，直接用刺刀戳来戳去。行李箱翻得七零八落，衣物散落遍地，众人哪敢吱声。
一个兵在床铺上用军刺乱戳，突然兴奋地大叫一声。军刺挑开枕头，露出一台照相机，正是金仙儿那台折叠式古董相机。金仙儿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下意识地要立起来，老蔡按住了。
几个兵冲过来，大家都学老蔡，双手交叉抱在脑后蹲下。银行职员刚想站起来就挨了一枪托。老蔡招招手，起身鞠了一躬，凑在为首的日本兵耳边嘀咕几句，那人一摆手，日本兵收起枪走了。众人虚脱一般，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罗小姐拍着胸脯说，真正吓煞人，老蔡你真是太厉害了。横了一眼金仙儿，责怪道，都是你，带这么大个破相机，骨头死尸一样，你是要害死大家呀！
金仙儿连惊带吓，眼泪唰地流下来。庄小姐和应露忙着安慰，责怪罗小姐怎么说话的。突然，砰一声枪响，众人如被施了定身法，动作都僵在半空。稍许，只见站台那边，一群日本兵，押着一个微胖身量的中年人下车，那人灰布长衫，行商打扮，脚上有枪伤，经过处留下一摊血迹。
卧铺车厢里议论纷纷，有说是共产党，有说是国军谍报人员。秃顶银行职员刚把散落地上的账簿归拢整理好，没好声气地说，管他是哪边的，抓住了奸细也好安生了。应露骂，好没心没肺！那人冷笑道，哼，这边还有个会说日本话的呢！老蔡跨上一步，做出要动手的架势，众人慌忙拉住。
又一阵惊叫。站台上那个被抓的中年汉子，趁着不备，身子一拱，挣脱两个日本兵，跳下路基，拖着一条残腿，一瘸一拐向前跑去。
站中顿时大乱，日本兵开了枪，子弹击中车身，咯嘣直响，却没打中。男子继续向前，像一只肉球，骨碌滚动。对面铁轨，一列火车进站，火车头呼呼喷气，火车开到近前，司机发现铁轨有人，拉响汽笛示警，却已来不及。车轮与铁轨摩擦，火星四溅，啸声刺耳。间不容发的事，那男子像一只散架的大鸟，被直直撞飞。
一具破败的身躯，空中飞了一阵，落在十米开外，火车还没有刹住，车轮闪着寒光碾上去。日本兵围上去，拿刺刀乱戳。男子被截成三段，断肢和肚肠散落在铁轨和路基两侧。火车上的乘客，大多侧脸不忍看。老蔡盯着铁轨上那具尸体，久久不说话，脸上的神情悲戚而又愤怒。
六
经此一番惊吓，女摄影师们早就没了去跟光社同人交流的心思，恨不得火车掉头开回去。老蔡倒还镇定，说北平还在二十九军手里，断断不至于这么乱，到了该干吗还是干吗。众人心里惴惴，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金仙儿疼惜那台照相机，镜头盖被刺刀刮花，怕说出来讨人嫌，只是悄悄抹眼泪。
火车到前门火车站，北平艺专的王校长派光社的几个年轻人来接站。这几个都是燕京大学学生，手轻脚健，雇好马车，又帮她们把行李提上车。马车嘚嘚跑开，街道积满树叶浮尘，叶片打旋飞起。学生们骑脚踏车，一路吹口哨，把车铃铛打得哗哗响。到了旅馆，客人上去休息，这几个青年就在大堂坐候。
休息半晌，几个女人还过魂来，下楼时，神色笃定许多。男生们引着，穿过一直一横两条胡同，便到芝麻胡同的天保城酒楼。王校长带着光社一众同人，早已在门口迎候。
进了包厢，众人一边喝茶，一边听王校长和老蔡代表主客方做介绍。最后隆重介绍的，是一个穿着对襟黑布衫的中年人，光社发起人刘半农先生。半农先生是语言学家，本来要去内蒙古一带调查方言，听闻南方女摄影家们来交流，才推迟行期。半农先生是“五四”健将，他的诗歌散文，有收进国文课本的，众人顿时肃然起敬，抢着要合影。王校长道，不急，不急，先都落座了吧。
一阵椅子拖动声，各人按写好的名牌，纷纷落座。半农先生边上，主宾位是老蔡，主陪王校长。罗小姐坐王校长下首。金仙儿坐老蔡边上。应露和庄小姐，也都安插在了几位光社同人中间。几个燕大的青年，坐到靠门口处。
甫一坐定，半农先生端起酒杯，先作欢迎辞：
“昔年，鄙校蔡校长整顿大学，提出修改学部宗旨，把美育写进教育宗旨里，认为美是一种公民素养，须与军国民教育并列。蔡校长有言，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美是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东西，可以破除偏见，破除生死利害的顾忌，正好可以用来代替宗教，涵养德性，而照相术发明以来，除了写影存真之功用，另一大功用就是启发美感。今有蔡仁怀先生，以游学东瀛之长技，培育摄坛新进，他实是一个美的播种者。今番蔡兄携美来平，与我光社同人开展交流，此诚南北摄影界之一段佳话也！”
众人齐立鼓掌。半农先生虚抿了一口酒，说声得罪，便先行离席了。几位女摄影师大感愕然，光社同人说，没事没事，半农先生总是这样的，他能出来已是天大的面子了。
金仙儿在安玉娘画展上听过蔡元培先生演讲，现又听半农先生提到，大感亲切，想着短短几日，遇着两位名家，真是造化不浅，这趟出门，虽路上迭经凶险，到底还是值得的。想跟半农先生合影，以作留念，刘半农已出了包厢门，她不好造次，也就端坐不动。
一巡酒下去，话题谈的都是摄影圈人事，各种新式器材，艺术潮流，立体主义野兽派。这种社交场，艺术就是开胃小菜，开了场就没人碰它了。推杯过盏几回，场面活泛了，也凌乱了。也不知是谁提头，说起近日里，北平城里发生一桩凶案，十九岁的英国少女帕梅拉，和养父一起住在使馆区，某日发现被人残忍肢解，挖走内脏，抛尸于城墙角楼“狐狸塔”下，至今尚未破案。王校长气愤地说：
“警局那帮子人，都是吃干饭的！就这么一桩命案，愣是破不出来，倒把老百姓一个个逼成了福尔摩斯！”
于是纷纷猜测，有说凶手是养父的，有说是死者的大学生男友的，有说是日本兵的，众女听得汗毛直竖，半晌作声不得。金仙儿胆小，连窗外都不敢看了，就好像凶手隐藏在外面黑乎乎的夜幕里似的。王校长察觉酒局气氛沉闷，站起来道：
“这事谁提的头？让客人们对北平种下这么个坏印象，该罚！小姐们也不用害怕，此案只是孤例，北平依然是朗朗乾坤、太平世界，生活在这里是安全的。”说着，自己倒满酒，说，“诸位，请满饮此杯，压压惊吧。”
王校长酒量好，又爱闹酒，罗小姐站起身，说要与王校长吃个交杯。众人哄然叫好。吃过交杯，却不放她落座，还要回敬。这边你来我往，那边光社同人已安排停当助兴节目。两个男学生，一个吹箫，一个敲小鼓，一段过门后，转出一女子，迈莲步，甩水袖，轻启朱唇，唱：“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正是京昆《牡丹亭》里《步步娇》一出。众人轰一声叫好，过门略作停顿，那女子身形一变，继续唱：
“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我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
众人定睛细看，那个袅娜身段作女声的，哪是什么女子，分明是来接站的燕大青年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叫小徐的。箫声如丝，伴合唱词，配合得真个是如胶似漆。一曲终了，众人捧酒致贺，小徐反而回敬大家。敬酒到罗小姐这边时，罗小姐赞道，真个比女人还要女人！光社真是了不得，一个个色艺双绝。
这边推出应露，唱新片《马路天使》里的《天涯歌女》。应露是金嗓子周璇的歌迷，周璇的新唱片但凡上市，她都买来学唱。正好包厢有现成的电唱机，又找来了唱片，一切摆布停当，应露唱起来：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哎呀哎呀，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马路天使》刚上演不久，地不分南北，竟都是看过了的。这歌有两段，到后一个“哎呀哎呀”，都合着唱“哎呀哎呀，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唱毕鼓掌，有人说挺有周璇味儿，更有人借了酒劲起哄，再来一个。应露本想应承，余光一扫罗小姐，脸已赤黑，便推金仙儿唱一个。又说，仙儿是女师校花，样样在行的。金仙儿只得站起来，怯声怯气，清唱一段李叔同填词的《送别》。
酒宴结束，拍合影照，老蔡和王校长中间坐定，剩下几张空椅，男士们坚持要小姐们落座。罗小姐起身时一个趔趄，幸亏庄小姐和应露一左一右挟住，才没跌倒出丑。罗小姐一把摔开，咯咯笑着说，放开我，我没醉，舌头却已然硬了。这一顿酒下来，光社同人热情，又善劝酒，其实每个人都有点喝多，只是没像罗小姐失了分寸。
一片乱糟糟的当儿，那个唱《步步娇》的小徐走到金仙儿边上，悄悄说，姐姐唱得真好，我也喜欢李叔同的《送别》，留个通信地址好不好？
她喝了不少酒，本就脸红，他叫她姐姐，她脸更红了。家里也有个叫她姐姐的，可惜是个混世魔王，要真有个这样的弟弟就好了。可是她也不见得大他多少啊。见她不说话，他以为不愿，仍含笑立着等，露着一口白牙，面相透着一股子实诚。“快别叫姐姐，叫我仙儿吧。”她飞快地报了竹洲女师的地址，也不知他有没有记住。心想，他若真写信来，毕业了也不一定收得到了。他也塞过来一张字条，显然是早就备下的，她不及细看，匆忙收下。依然是这三个男生，一路送他们回旅馆去。
北方的街市，才过八点钟，胡同里已阒无人迹。两侧的低矮房子，衍射出昏黄光线，风从胡同底里吹来，刮起一阵街土。罗小姐有点喝多，应露和庄小姐搀着，和三个男生落在了后面。冷风一吹，酒劲上头，罗小姐双手展开，作蝴蝶飞舞状，叫着来呀来呀，要人家来捉她这个大蝴蝶。为了把她哄回去，应、庄二人便作扑蝶状，好言劝慰。没想到罗小姐一个转弯，咯咯笑着，竟然向后飞去了。走在最后面的三个男生手拉手作网状，要赶蝴蝶回去。这一来，走在最前面的他们，与后一拨人的距离拉大了。
胡同里没有路灯，黑暗中，一群人像哄一个幼稚园里的孩子一样，围着一个女人转。女人脚步踉跄，浮浪地笑着。这街头活报剧一般的闹剧，让金仙儿看了有些难受。罗小姐飞不动了，抱着电线杆子干呕。老蔡嘀咕了一句，她又犯嫌了，顾自走了，金仙儿只好跟上去。
旅馆大堂的电灯光照着门前的水门汀地。老蔡提醒注意脚下台阶，其实他自己脚步也乱了。金仙儿提议，门口等一等罗小姐，再一起上楼。老蔡说，这点路，爬也爬过来了。好像不胜酒力地说，上去吧，我真的醉了。
她迟疑了一下，也跟上去。罗小姐有人照应，想来应该会很快跟上来。她现在只想回到房间，趁着旅馆还有热水，赶紧冲洗一下，让冷胃好受一点。见边上老蔡呼吸粗重，她说，我带了蜂蜜，泡了茶可以醒酒，一会儿给你送来。
她想叫个人来扶一下老蔡，柜台后只有一个伙计，一副瞌睡未醒的样子。她有些犯难，只得先扶老蔡上楼了。老蔡的身子忽然变得很沉，大半个身子挂在她肩膀。
老蔡的房间在楼梯口右侧，她的房间在左侧。走完台阶，老蔡脚步一冲，一股强大的力道带着她往左。她急忙道，蔡社长，你的房间在那边。老蔡瓮声瓮气地说，你给我冲茶喝。她一愣怔，也不及多想，机械地打开门。刚要去开灯，门砰的被老蔡用脚后跟合上了。一张湿热的嘴往她脸面贴来。她去开灯的手，被牢牢锢住，根本挣不动。
屋里有股呛口的灰尘味。垂着白色纱帐子的床就在窗那边，像一间小小的囚室。他喷着酒气在耳边说，我喜欢你好久了，好久了！她拼命抗拒着，不愿意做他的俘虏。可是身体失去重心，怎么也使不上劲，被一股力道往床边带。她就像一条被甩上岸的鱼，徒劳地蹦动着，床褥的霉味几乎让她窒息。头顶的屋檩子，像飞舞的刀剑打着旋。她双脚踹蹬着，不让他得逞，他喔唷一声，黑暗中像是被踢着了。
她想叫喊，可是她的颈部被一只胳膊紧压着。她的胸脯几乎要爆裂开来。嘴唇被咬破了，喉咙里有点腥甜。
脑子渐渐坠入到一片空白，就好像做了一个梦，身体也不是自己的了，她被水流浮载着，漂啊漂。不管漂到哪里，都不会沉下去。她不知道漂了多久，也许几个小时，也许只几分钟。楼下，那一拨人回来了，她似乎听见走廊里罗小姐咯咯的笑声。她一个激灵，发现身上的衣裤全都凌乱着，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全身就像虫噬一般，撕裂般的痛。下体火辣辣的，手、脚、胸口、骨头好像被捏过了一遍。她翻身坐起，簌簌发抖着，突然涌上的羞耻感让她抱紧了自己。
灯亮起，她吓一大跳。老蔡斜靠床背，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她如见鬼魅，掩嘴惊叫。老蔡给她披上外套，她像被蛇咬到一般，叫道：“别碰我！”
老蔡啪啪打了自己两个大耳刮子，蹲在床边带着哭腔说，妈的，看看我都做了些什么呀，我真不是人！老蔡一遍遍地说，自己不是坏人，他是为政府做事的，实在是太喜欢她才控制不住。她不明白老蔡既然已经得逞，为什么还要说这些，只觉得眼前这个男人说不出的恶心。老蔡带上门前说，我是真心喜欢你，我会对你好的。她欲哭无泪，靠着床栏想吐，也只是干呕。
外面有人拍门，她没有应。这些人，她需要的时候一个都不见，事已至此，她宁愿打落牙齿肚里吞，也不想让她们看自己笑话。拍门声消失了，她在黑暗里坐着，怎么也止不住泪水。她冲进卫生间，拧开龙头，水竟是冷的。她一遍遍地冲洗，直到皮肤发麻，浑身骨头咯咯响，还觉得自己是脏的。
她恨死了罗小姐，要不是罗小姐醉酒变成个大蝴蝶，姓蔡的也不会那么容易得着可乘之机。她更气恼自己，被虚幻的一束光牵引着，竟然一步一步踏进了人家早就挖好的坑里。
明天的安排是大伙一起去游香山，发生了这样的事，她还能像个无事人一样跟着他们去晃悠吗？她得想想，该怎么办？可思绪怎么也无法聚拢成形。照相机无辜地躺在桌上，带子蜷曲，像一条蛇。她心里头有个声音说，这个鬼地方，一刻也不能再待了。她要马上离开。
她拿起行李出去，走廊空无一人。她跑下楼，出了旅馆，胡同口也行人稀疏，只有一个摆烤红薯摊的，笼袖站着。春夜的风吹来，她心里空空荡荡，就好像她的心被人剜下来，偷走了。
她不辨方向，只顾往前走，一个人力车夫跑过来停在她边上，问她去哪里。她木然地跨上车，车夫又连问几声。她说，前门火车站。
人力车驶出胡同，跑过城墙下的甬道。黑暗中，前门角楼的轮廓像剪纸一样。她突然想起那个被谋杀的少女帕梅拉，是不是抛尸在这里，被放干所有的血？不由头皮一阵发紧。好在人力车很快驶出了城墙的阴影，远远看到了火车站的亮光。
夜里的车站广场，还有不少客人滞留，大堆行李散乱在台阶两边。售票窗口那一盏灯，白搪瓷罩子罩着，因电力不足，光总是在抖，如一只缩着脖子的鸟。最后一班去南方的火车还有几分钟就要开了，她接过票，一路飞跑着上了车。
她刚跳上车，还没落座，火车长鸣一声开动了。她大口喘息着，抓着车厢连接处的把手，才没有摔倒。刚才跑出来的时候，她都感觉不到身体的疼痛了。这会儿，全身到处都痛，后颈、胳膊和腿上，可能皮肤破了，更是火燎一般。她奇怪这些痛刚才都到哪里去了，怎么现在都像受够委屈的孩子一样来找她了。好在去南方的火车要开一天一夜，这些委屈，这些痛，她可以慢慢去料理。
七
我的曾外祖母第一次出远门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这个十九岁的女孩，她带着梦想，欣跃地出门，都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了，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性侵打落下来。
梦想光华灼灼，现实如此污脏龌龊，她之前的追求全都失去了意义。她太天真了，这个世界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对你好，接近你都是抱着目的，可惜等她明白过来已经付出了代价。本来约好了，第二天光社的同人要陪女摄影师们游香山和颐和园，她这一不辞而别，那些人背后不知怎样议论呢，她也顾不得了。要是没赶上回南方的火车，她也不会回去和他们在一起，她再也不想见到这些人了。
她回来后明城几乎天天下雨，雨水滋润草树，它们变得葱郁肥厚。再出几日白花花的太阳，细细炙烤，玉兰花、绣球花都枯萎了，花瓣腐烂引来无数虫蚁，似乎在告诉人们，春天已经潦草结束。对她来说，春天不是这个时候结束的，春天在北平的那个夜晚已经结束了。
佣妇吴妈买小菜回来，边收雨伞边说，楼下邮筒边立了个男子，失魂落魄的，都站那半天了，人都浇成落汤鸡了。她移到窗口，看到一个侧向而立的影子，那件格子旧西装，她却是认得的。那人转过身来，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抬头看二楼窗口。她慌忙闪到一边，也不知有没有给他看到，心下一阵慌乱。
被那人堵着门，她连着两天都没去上学。姨父问她为什么不去，她开始不说，再三催问，她涨红着脸，说出不去，楼下有个人天天盯着。姨父往窗外一看，明白了，立马给警局打了电话，招来人给撵走。那个人不来楼下晃悠了，她日后出门照样胆战心惊，怕他再来纠缠。果然，那天出了校门等车，老蔡又出现了。他拿着刚买的一枝红玫瑰，放在鼻子边，模样轻俏地嗅着，从她身后闪出来。她瞪大眼睛看着他，想跑，双脚却如钉住了一般。仙儿，是我！老蔡向她笑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礼包来。在她眼里，这笑比鬼还要难看。
老蔡说，他找了她很久，是专门来赔礼道歉的。说着打开一个小礼盒，里面是一对耳环。他把礼盒往她手里塞。“你是我心里的女神，我知道我死一百回你也不会原谅我，但我向你保证，我会负责到底的。”他悲戚的语调把自己给感动着了，却把金仙儿给吓得不轻。不，不！她摇着手后退。他来抓她手，她一脸惊恐地尖叫起来。戴爱芳正好出校门，听到叫声，飞快地跑过来，把她护在身后。一见是老蔡，愣住了。老蔡说，你多照顾着她，收起礼品盒子一溜烟跑了。戴爱芳说，他没怎么着你吧？
她抱着戴爱芳哭出声来。戴爱芳一迭声地问，他是不是欺负你了？你快说！她张了张嘴，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戴爱芳说，他要是胆敢欺负你，我不会饶他！
回到家，她把满墙贴着的照片都撕了，把买来准备做暗房用的药水、灯泡、玻璃器皿也都扔了。她本来还要把照相机给摔了，却没下得去手。
雨季里空气潮湿，扔在角落的照相机的折叠皮筒很快长出了霉斑，她也懒得去清理。先前那些玩摄影的朋友，再没一个见着，这些人就像日光下的水汽般消失了，她偶或想起，心下倒是有些怅惘。看着空空如也的墙，常常一阵阵发愣。
这一天，刘佩珊来家里找她。自从她和戴爱芳好，跟刘佩珊都不大在一起了。刘佩珊一路找来，短袖衫前襟尽是汗渍。她正奇怪这个娇小姐为何不坐自家的小车来，刘佩珊哭着对她说，仙儿，他们要逼我嫁人了！
“谁逼你？别急，慢慢说。”
刘佩珊家里出了事。刘家是开纱厂的，之前生意一向很好，货除了供应上海、苏州厂家，还远销北方。最近一宗货，运到北方，对方厂家已验货，只是尚未结清款子，货还在堆栈，竟遭强人劫去。刘家等着这笔回款付工人工资，丢了货，再加债主催逼，刘父急火攻心，中了风，家中又没个能拿主意的，已到了要卖厂子的地步。同业公会有个顾老板，同意收购，却开出一个条件，要刘家把尚在女师读书的女儿给他做姨太太。
金仙儿前番去北平，吃了暗亏，认定自己是天下最悲惨之人，又没个知心的可以诉说，正怨天尤地，听了刘佩珊所说，惹动心事，也陪着掉泪。刘佩珊愤愤道：“顾老板那个土老帽儿，年纪比我爸还大，仗着手里有铜钿，买下了清河街半条街的铺子，还要我去给他做二姨太，真他娘的做春秋大梦！”金仙儿听了也很气愤，资本家仗着几个臭钱，尽着胡来，连别人的青春都要买，真是可恶！她说：“给阔人做小，那跟牲口有什么区别！我们新女性，自己的命运好歹是要自己主宰的。”
她出主意，最好查到谁劫的货，再托托有力的人物，付点赎金，把货要回来。刘佩珊说，派人打听过了，是日本人干的。说到是日本人，她也心慌起来，料定这批货是万难要回来了。
刘佩珊说：“我不去英国念书了，毕业就去教书，做好几份工，养活家里人。”临走，她慌里慌张抱了抱金仙儿，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件事一定要保密。她暗想，事情都到了这一步，还顾忌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但又不好直说，只得又安慰几句，嘱咐她凡事想开点。刘佩珊笑着说：“放心吧，我谁呀，我是珊妮呀，还记得我上次说的吗，我永远不会嫁人的！Never！”
第二天上学，一下电车，她就看见靠湖滨路这边聚了一群人。一个老妇说一大早洗衣服来着，看到飘过来一件花衣服，一戳，竟然是一具女尸，呸呸，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边上一人也叹气，可怜粉雕玉琢的一个人，脸都给湖底的鱼啃烂了！衣服整整齐齐，脚下一双簇新白皮鞋，好像是女师的学生仔。
她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她跑进教室，教室很平静，窗外一棵高大的桑树，春天里新换了叶，日光映照，那碧玉的颜色几乎渗到女生们的皮肤里去。坐在前排的戴爱芳低着头，手指上下翻飞，钩一只绒线手套，看到她，回身笑笑，继续低头弄针线。
她根本没心思听课。有意无意地，她的目光总会瞄向左前排的那把空椅子。这是刘佩珊的座位。午后，校长和训育主任被叫去警局问讯，刘佩珊溺死的消息才传开来。女生们说起此事，一个个神情惊惶。一种说法悄悄传开，说刘佩珊是被流氓奸杀，抛尸湖中。金仙儿因前一日佩珊来寻她，略知原委，与戴爱芳一说，戴爱芳叫了起来：“原来如此，她是被逼死的！我妈就在刘家的纱厂做工，厂子好几天不开工了，这个时候竟还有人趁火打劫，那个顾老板，太缺德了！”
怒火开始蔓延。女生们不知从何处打听来，顾老板有个远房亲戚的侄女就在本校读书，于是齐齐吵到校长室去，要求开除该生。学校新成立了个读书会，近来异军突起，这帮人在校门外用课桌搭了台子，向路人演讲，发起募捐。她们能量大得很，还要请报馆记者写文章，到各校串联，去市政府游行。
班上为刘佩珊举行了一场追思会，地点就在明湖边。校方怕出事，全程都派人盯着。原本追思会后要去游行的，学生们还没出校门就被训育主任带人拦下了。
她觉得，整个学校的空气都腐烂透了。每个人都低头忙自己的一点芝麻绿豆小事，连逼出人命这么大的事都没人敢吭一声，学校也不为学生说一句公道话，可见这世道有多黑暗。这段时间发生了那么多不愉快，她要努力忘掉，包括忘掉北平那个噩梦般的夜晚。她多么希望，那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她心中郁结，不知不觉走到南园。女师的琴房、画室和图书馆都在南园，以前，她常常来这里跟尹世钧学画。这里是校园里最具田园风光的所在，中间一幢灰墙小楼，旁边还有一排用作洗浴房的平屋，屋旁菜地稀稀拉拉种着些菜秧子。沿着围墙一长排茁壮的棕榈，叶片如刀戟，长得很野，像哨兵一样守着园。
尹世钧不在，她在画室随手找了几本画册看。等了一会儿，尹世钧还没来，画案上有现成的宣纸和墨，她动手研墨，信手临摹一幅兰花图。墨水洇入宣纸，躁动着的心也服帖些。出笔收笔，一长二短，小时候老画师教的口诀也全都想了起来。她一口气临了三张，开始笔触还拘谨着，到后来就有了收放，领会了水墨的习性。她全神贯注地画着，没发现尹世钧已经站在身后。
尹世钧说，这几笔有模有样，看得出你天分不弱呢，美专的专业课考试还有一个月时间，你加把劲练练，考个国画系还是有希望的。她刚从文艺的梦里惊醒，断不肯回头走的，却也不说反对。尹世钧又问，我们去上海的事，没跟人说吧？
尹世钧不提，她还真忘了这事。当即答道，没跟任何人说起。尹世钧满意地笑了，临走，找出几本美术参考书，交代备考重点，又给了她两本书，一本苏俄小说《铁流》，一本茅盾的《子夜》，说学校不久前成立了读书会，有空的话就来参加。
回到家，姨父已从南京公干回来。姨父这次去南京，趁便去看了儿子。黄浩楠走马上任军委会办公厅二处副处长，授了少将衔，他心里高兴，话也多了。问起去上海看画展的事，她只说了蔡元培到场讲话的事，后面的事，有意略过不提。
姨父说，蔡先生也是个多变的人，前清时代，造炸弹，搞暗杀，现在倒赞成起了用美学启迪青年，可是世道是这么个世道，美这个东西又顶个什么用呢？从来只有实业救国，没听说过美可以救国的。
这话金仙儿接不上，只有听的分儿。姨父又说起儿媳的病，到了南京愈发严重了。好几次突发晕厥，幸好送诊及时，总算有惊无险。他说医生诊断是心脏出了毛病，如果血管积斑脱落梗塞，猝死都有可能。姨父希望她暑假里去南京陪护一阵。金仙儿没去过南京，要是平日，早就答应下了。眼下心事杂乱，也就沉吟不语。姨父又问，墙上的照片怎么都不见了？她说，拍得不好，撕了，以后再也不拍了。说完，顾自走开，丢下姨父一脸错愕地坐着。
这个雨季特别长，整整半个月，远处山影，尽皆白雾笼罩。某一日，她捡起扔在屋角的照相机，镜头起雾，皮套长满霉斑，真像是刚出土的器物一般，一下子心疼得不行。想当初表哥漂洋过海买回来，定是花了不少钱，虽说这一回遭此厄运，可是此物何辜？她寻出一截丝绵，沾了酒精，细细擦拭，机身干净得一粒灰尘都寻不着。趁着接下来几日天气放晴，她回了一趟虹镇老家。
她是坐船回去的。明城地处江南水乡，周边到处是河滨水道，通往各县乡，早先是灌溉用，现在大抵用作了客货交通。她上明城读女师，偶尔回老家，都是走这条水路。她母亲很早去世，她几乎没什么记忆，父亲忙于生意场上的事，同父异母的一个弟弟又阴阳怪气、性情乖戾，不好相与，她就像一只放出去的纸鸢，与这个家是越来越疏远了。
在家没住几日，老屋阴森的大院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继母又像防贼一样盯紧她，生怕她私拿银子似的，搞得她心情愈加恶劣。怄了几场气，她又逃了回来。
八
竹洲女师的南园突然变得嘈杂了。时令到了初夏，那一排灰色平屋里的公共浴室已经开放，一到傍晚，女生们上好体育课，就结伴来洗澡。披着长发，趿着拖鞋，腰间抵着个木盆，一边走一边唱歌。到天黑透，沙砾路上还人影不断。
尹世钧带两个美术班，本来人就不少，再加上刚成立不久的读书会，进出南园的人比以前多了。这些人看上去大多面生，尤其几个男青年，身板扎实，眉眼闪着精光，一看就是混社会的。尹世钧本来就以行事新派出名，大家也不以为怪。
尹世钧上次给她的两本书，她一直没看完。那本苏俄小说，光是记住一长串人名，就够让她头痛了，常常看到后面忘了前面。倒是那本《子夜》，因为一开场就写到上海的马路和舞场，她津津有味地读了下去。但她总觉得，这里面写的上海，跟她以前读到的上海不一样。
她每个月买的《新文艺》《文艺风景》这些杂志，她在上面读到过许多写大都市罗曼史的小说。那些小说的片段沉睡在脑子里，过段时间总会自动浮现出来。可是这个奇怪的小说一开头就把上海写成吃人的巨兽。汽车轰鸣，舞场歌声轰鸣，一扇扇黑漆漆的大门，像是洞开着的要吃人的大嘴。一会儿是光怪陆离的夜总会，一会儿是声嘶力竭像要火并的证券市场，几拨人斗来斗去，为了把别人的钱弄到自己钱匣里去，一个个弹眼落睛，机关算尽。她喜欢的罗曼史不是《子夜》那样的，她喜欢的调子是要柔和一些的，像音乐里的慢板起伏着，故事里出没着夜总会里白衬衫黑礼服的男子，还有霞飞路上的法国梧桐，半夜不灭的公寓里的灯光。
所有描写大都市、大家庭，富有异国情调的小说和诗歌，她都爱读，比如苏曼殊那本流行一时的《断鸿零雁记》，不知赚去了她多少眼泪。她以前读《红楼梦》都没流过这么多泪。她恨不得投身小说中，热烈地去爱那个先是干革命，后来去做和尚的青年，哪怕是闹出三角四角的绯闻来。那青年和他的一帮朋友，灵魂如此高洁，才华如此耀眼，就连那柔弱的身躯咳出一摊热血来，模样也是顶可爱的。还有那本不久前开明书店出版的青年作家巴金的《家》，高氏三兄弟和梅芬、鸣凤、瑞珏的故事她看了不满足，还暗暗构想他们走出大家庭后的结局。她的情爱观也被这些小说和诗歌塑造成功，那就是，她相信爱情是灵魂的空气，灵魂得爱情而永存。读多了小说里的恋爱故事，她发现，所有的爱情悲剧其实就是阴差阳错，就是我爱你，你不爱我，你爱她。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男女的事，但凡要入传奇，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女人的世界里起码得有两个男子，就像某个风头正健的女作家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写的，一个是高冷俊美的凌吉士，那是你无条件地爱着的，一个是无条件地热烈爱着你的苇弟，骂都骂不走。
尹世钧后来借给她的《为奴隶的母亲》，她看了个开头就扔在一边。另一本，珂勒惠支的木刻画做插图的一本外国小说，还是去年刚去世的鲁迅翻译的，她连打开的勇气都没有，就好像一碰着那些悲惨愁苦的木刻画，就要被那些病容给传染了似的。因为这些书不对她路子，尹世钧再三鼓动她参加读书会，她都当了耳旁风。那天实在是拗不过，就进去听听，讨论的话题，正是《子夜》。这个小说她读到一半，梗在那里，屡次想弃读，于是打点起十二分精神准备好好听别人怎么说。
场中二十余人，都是读书会骨干，女生稀缺。她走进去，找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就感觉到四面八方的眼睛都睃向自己，明晃晃的，让她如坐针毡。会场是一间画室临时布置的，课桌围成一个方形，中间桌上铺着粗大格子的台布。坐在中央的主持人，三十出头，身量高大，脸色黧黑，肩膀和胳膊鼓出的肌肉，显得穿着的长衫都紧了。她有些奇怪，主持读书会的，怎么长得如同做苦力的？却没想到，此人一开口全是行话，谈人物形象，谈写作艺术，又谈作家参加大革命的一些逸事趣闻，妙语连珠，激起阵阵笑声。他的一口海边话也让她感到亲切。
主持人开场讲毕，会场里的年轻人早就等不及了，先是朗读小说片段，继而开始大声争论，嘤嗡响成一片。每个人都在竭力表现自己，一张张被激情烧红的年轻的脸，脸上的痘痘几乎要爆开来。这些青年说话一个比一个冲。金仙儿很快就兴味索然起来。因为他们争论的话题已经跟小说无关，而是争论开了革命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
“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理应由吴荪甫这样的资产阶级来领导！”
“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我们党手中！”
“吴荪甫！”
“我们党！我们党！”
看这争吵一时三刻收不了场，她悄悄离开了。
几天后，在南园图书馆，她正要上楼，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后面追上来，粗重的脚步把木头楼梯踩得要散架一般。他向她招呼，一簇浓眉下，一双细长的眼睛盛满笑意。她认出是那晚主持读书会的那位，便颔首笑笑。
男子叫谢吉文，在湖滨路上一家棉花厂做过磅员，还在夜校兼国文教员。谢吉文说，读书会上我就注意你了，为什么不发言呢？她答，我小说都没读完，哪敢乱说。那人抽出腋下夹着的两本书，递给她，说，这两本，应该比《子夜》更适合你看。
金仙儿想，这人好没来由，平白的就送书给人看。她迟疑着没有接。他急了，说，都是好书，这本《赤都心史》，是我老师写的，另一本《往事与随想》，作者是我特别崇拜的赫尔岑，十二月党人之子。
他哗哗地翻书，他手指粗壮，翻书时却很灵巧。他说，我读给你听这一段，你听了就会想读了。他清了清嗓，读了起来：
“太阳西沉了，圆屋顶上还闪耀着熠熠光辉，城市就铺展在山脚下广阔无垠的地面上，清新的微风向我们吹来。我们站着，站着，互相偎依着，突然之间，我们彼此拥抱了一下，对着全莫斯科宣誓说，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生命。”
这些句子如同一阵新奇的风吹着她。他脸色庄重，如同沉浸在这些句子营造的世界里。她问书中写的什么。他说，这段写的是作者年轻的时候，和一个结成生死之交的热血青年一起，他们去莫斯科的麻雀山上，发誓要为俄国人民的自由与幸福奋斗终生，这段写的就是两人宣誓时候的情况。
“啊，真的很美好。”
“是啊，为选定的事业奋斗终生，多么美好！你知道赫尔岑这个名字的俄文意思吗？是心脏！”
这以后，只要她去南园，谢吉文总能找到她，就好像他一直在园里的哪个角落候着。谢吉文总是推说是有事来找尹老师。她看着他笨拙地找借口，总忍不住想笑。谢吉文是上海大学西洋文学系肄业生，天文地理无所不晓，口才又好，与他聊天倒也解闷。他的口音跟她老家虹镇那边有点像。他说他是东埠镇人，那个镇子离虹镇也就十几里地。
可是他送来的书实在太多了！多得几乎成了一场灾难，把她的床头和书架都占满了。那些书里甚至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她打趣，你是开书店的吗？要不，就是把所有薪水都买了书了。他认真地说，人是一定要学习的，不学习脑子就会生锈烂掉。她说，你怎知道我没有学习？见她不高兴，他说，我不是说你，你要看什么书，下次我带来。“你不知道女孩子更喜欢鲜花吗？”这句话她几乎要脱口而出了，看着他认真又憨厚的样子，她生生忍住了。
果然，下次谢吉文送来的几乎全是小说，有一些还是当局查禁的左翼作家写的，属于违禁书。正因为是禁书，她还没读就有些兴奋。这些小说里，主人公们总是在革命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他们携手为理想事业奋斗，他们的生活总是又刺激又浪漫。她读着这些小说，为他们跌宕起伏的命运落泪，还有一种冲破戒律的隐秘的快乐。但这些快乐也没法跟谢吉文说。她发现，这些书他都不太读，他读书其实是粗线条的，对故事不感兴趣，对感情不感兴趣，人物的名字和人物关系，也常常记错，就好像那书里除了阶级、仇恨、革命，就再没有别的了。他们读书会的人，就是这么个路数，名义上讨论书，实际上话题总要溢出来，谈到别的上面去。
他鼓动她登记入会，她仍没答应。她说，要我在大庭广众下谈一本书，真是难以说出口，读书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哪能够这样大声讨论呢？但她也答应，有空会去听听。
有一次读书会进行到一半，会场里突然吵闹起来。是中途进来的几个校外青年故意捣乱，他们怪笑、拍打桌子，成心来搅局。主持人请他们出去，他们闹得更凶了。谢吉文带着几个青年围上去，没说几句话双方就动了手，桌子与板凳齐飞，几个女生吓得抱头尖叫。金仙儿看到，闹得最起劲的那个竟然是蔡仁怀。她开始还以为老蔡是来跟她厮缠的，吓得不敢作声，再看事态的发展，老蔡根本没有注意到她也在。最后，老蔡和那帮闹事的校外青年落了下风，被扭送出去，谢吉文衣袖被扯破，露出一个大洞，脸上也挂了花。“这些人都是谁呀？”她怯怯地问。“一帮流氓，专来捣乱的狗特务！”谢吉文气愤地说。
她让谢吉文把上衣脱下，她带去让好友戴爱芳把洞缝上。她想起老蔡以前说的，他是为政府做事的，没想到此人竟然是个特务，她对这个人的嫌恶又深了几分。学校看起来歌舞升平，居然特务的手也伸进来，想想着实可恨。她虽不太喜欢读书会那帮人，一直没有登记加入，但读书会的发起人尹世钧和眼前这个谢吉文对她都不坏。她有点替谢吉文担心，怕那些人再来寻事，怕他吃亏，劝他不要搞这个读书会了。谢吉文瞪眼说，这怎么可以！读书会是爱国进步青年的团体，会怕了那几个小毛虫？斗争哲学不是这样的。他说得这么硬气，倒是她钦佩的。那你以后小心着点，她说。
临近期末，学校对毕业班已不安排上课，她有一大半时间都是在南园待着的。那日也是合该有事，午后下了一阵雷雨，雨后的南园特别安静，她困乏上来，斜靠画案合了一会儿眼。直直的雨线打得窗前玉兰树噼啪直响。她被雨声惊醒，看到一人蹚过园里的积水，到了楼前长廊下。看身形，是个瘦弱女子。那女子收起油纸伞，伸手拢发，掸去雨珠，侧过脸来，竟是一起去过北平的庄芸。只是她原本光洁的脸，半边脸有一大块伤疤，中间还有一道蚯蚓状的凸起。庄小姐来干什么？她也是尹世钧的朋友？好奇心起，她开门悄悄跟上。
庄芸浑然不觉后面跟着个尾巴，到走廊尽头一转，不见了。隔着檐雨串成的长帘，左近的一间小板屋进入了她的视野。那是勤杂工放农具的杂物间。她悄悄移步到杂物间门外，只几步路，浑身浇了个透湿。她听到屋子里有人说话，被雨声干扰着，却又听不分明。
屋子里的人压低着声音，好像在激烈地争辩着什么。她听到了尹世钧的声音，听到了谢吉文的声音。满屋子的嗡嗡低音中，女声总显得鹤立鸡群。还有一些热烈的词语，夹杂着噼里啪啦的雨声落进了她耳里。罢工、警察局、保安中队、集合。她不小心撞倒了一柄铁锹。“当啷”一声，有如惊雷，把她惊得一个激灵。铁锹靠着板壁，是花工随手放置的。她俯身去拾这柄该死的铁锹。里面嘈杂的人声安静下来。门拉开，眼前一晃，黑屋里冲出两个人影。她的嘴被捂住，胳膊也被按住。她低低叫唤一声，疼出了泪花。这两人不由分说，飞快地把她拉进屋里。
她揉着被抓疼的胳膊，面对盯着她的一圈目光，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般恶狠狠地对待自己。屋里主事的是尹世钧，屋里的人，好几个她都识得。她一路跟来的短发女子，果然是庄小姐。还有一个认识的，是上海见过的表叔。他打扮成一个电厂工人的样子，脸色严肃得可怕。看起来他恢复得不错，不再是黄恹恹的一脸病容。谢吉文也在，坐在角落里，高大的身量似是缩小了一圈。
她有点吓懵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庄小姐和谢吉文掉脸都没理她。尹世钧推着她向外走，说着没事没事。她惊魂甫定，都不知道是怎么离开那屋子的。
尹世钧问她，你什么时候在的？都听到啥了？见尹世钧脸色与平常大异，她心中惊骇，老实答道，我见有个人进来，像是以前相识，就跟了过来，我发誓什么也没听到。
尹世钧说，记住，跟谁都不要说。放在她肩上的手，加大劲儿握了握，就好像按进去了一个秘密。
尹世钧回到石屋，同志们还在等她来。要不是不速之客闯入，会议早已结束了。方才冲出门外的一个男子，是负责会议安保的，担心泄密，征求尹世钧意见，要不要对那个女学生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尹世钧阻止了那个同志，说，她是个进步学生，我们的外围组织正在考虑吸收她。表叔也表示赞同，正告那位同志不要横生枝节。尹世钧是明城地下党宣传部长兼东城总支书记，表叔是上级派来指导工运的。两位领导既已发话，自然再无异议。金仙儿回到画室，根本不知道刚才经历的凶险。
几天后，她去上学途中，电车半路停住了。电车司机要乘客都下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紧接着，城区的一些工厂都响起了警报和汽笛声，一些穿着蓝布工装的人纷纷走上街头。市政府那幢英国式花岗岩大楼周围的各条街道，也如潮水一般涌出了一队队举着标语的工人。她穿过广场，广场另一边的电车也停在路中央。
罢工的是本城十几家纱厂和缫丝厂，数千名工人把市政府大楼给围了。他们高喊口号，要求与政府谈判。本城警察局奉令弹压，却没想到，与市政府大楼只隔了三条马路的警察局，大门也给堵上了。
警局从消防局借来几架高压水枪，在大门口哗哗地喷射水柱，强行驱散围堵人群。情况却越来越糟，城北水运码头那边，水上警务处也告急，说是那些搬运工人也都不干了，苦力们都在赶往市中心，增援游行。
本城大大小小纱厂、缫丝厂有百十来家，纺织业算是支柱产业，今年春涝，棉花蚕丝涨价，再加北方战事，成品销不出去，好多家工厂为自保，都在减员减薪。党正是看准了工人日益滋长的不满，因势利导，从纺织工人着手，组织了这次全城大罢工。如此规模的工潮，本城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眼看着整个城市都停摆了，政府方面也没了辙，只得同意召集劳资双方代表谈判。
工人要涨薪酬，工厂主们不答应了，他们由同业公会出面向政府打报告，说要是政府一味地偏袒工人，本城的许多厂子都要砸锅卖铁了。对政府来说，劳方资方，是手心手背肉，两边都不敢施压太多，便重施故技，拉银行来垫资。
金仙儿因为耽看罢工，跟着游行的队伍走了好几条街，这天到家有点晚了。她看到姨父的车已经在了，却没见到人。吴妈说是在打电话。姨父的这个电话打了老半天，中间还起了高声，像是与电话那头发生了争吵。姨父打好电话走出书房，一脸的气急败坏，说着：“众家娘舅有那么好当？年年入不敷出，年年赤字，自己的信用都要败光了还有脸来担保，到时候他一拍屁股走人，又是银行吃进坏账！”
她有点听明白了，给姨父打电话的是财政局的官员，政府答应了工人的提薪要求，工厂主们不愿出钱，政府便做担保，要银行垫款，大华银行也摊到了不少份额。姨父气恼政府总把银行当自家钱袋子，动不动就要拉去垫款，又责怪工人太容易受煽动，搞出这么个工潮来，最后弄到要他给某些人去擦屁股。
这么说，罢工胜利了？要不是姨父还坐着，她没准会高兴得跳起来。游行、罢工、斗争，这种小说里才有的事，竟然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了，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就好像亲身参加了一般。
九
只有一件事，想起来着实可恼。那天她误闯石屋，被人硬生生拉进去，谢吉文明明就在会场里，还有那个庄小姐也在，却都装不认识，一句也不为她辩解。她心想，这些人真够无情的。谢吉文再到南园来，她就不怎么搭理他。倒是对尹世钧，她愈发地着迷了。尹世钧没有否认，这次大罢工就是那天石屋里开会的这些人发动的。她要求金仙儿保守秘密。
谢吉文的真实身份后来她也知道了。她是连猜带蒙，才让谢吉文像挤牙膏一样把这些都吐了出来。他是东城区的地下联络员，棉花站过磅员和夜校教员都是掩护身份。还有那个读书会，是党的外围组织，他们用来联络进步青年的。
她说谢吉文你们真是太厉害了，随便一号召，就来了那么多工人。谢吉文说，哪有你说的那么轻松，为了把这些工人动员来，我们挨家挨户磨破了嘴皮子，做了好多工作。她好奇心起，问怎么个动员法。谢吉文说，这是秘密，你别瞎打听了，我不会说的，现在最关键的是缺少经费，宣传费、误工费、设备经费，林林总总一大堆，上级拨下来的一点钱，根本不顶用，我们只有想方设法从资本家手里搞钱。
她说，资本家的钱是肮脏的，这笔钱，得是我们自己出才好。
谢吉文说，你说得轻巧，钱哪里来呢？只能让资本家先垫付，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她觉得谢吉文这话说得不对，又不知道怎么反驳。谢吉文说，不能再多说了，再说就违反纪律了。
来南园的人比以前更多了，看模样有工人、送菜工、送货员、水电工，她总能闻出这些人身上的特殊气息。这些人里的几张熟面孔，已不避她，还会向她笑着打招呼。表叔来得少，他一来，准是有特别重要的事，会开起来没有三四个小时根本刹不住车。一天，她坐在楼下芭蕉叶下写生，他们进去开会没多久，老蔡就带着几个人奔着这幢楼来了。要是以前，她早就躲开了，此时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提起画架，往路中间一挡，远远指着就喊，姓蔡的，你还阴魂不散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几个手下想往楼里面冲。老蔡把他们叫住，嘿嘿赔着笑，说：“不敢不敢，今天我真的有事，以后再跟你解释。”
她把画架推倒，掩面大哭起来：“你就知道欺负我，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她在楼下这一闹，一下子围上来好多人，那伙人想往里面冲但被堵住，老蔡急得直跺脚。等到他们进楼，开会的人早就从另一个楼道撤走了。
说实话，她是怕见老蔡的。老蔡利用她的天真，打着摄影记者的幌子接近她、侵犯她，她连杀了他的心都有。知道了老蔡是调查局的人，她心里对这个人又生出了恐惧。那天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她站出来拦住了他们。她被一种不知来由的崇高感鼓动着，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变得勇敢。
尹世钧说为那天的事向她表示感谢。她一笑，你们怎么谢我呀？要是真谢我，就让我和你们一起革命吧。尹世钧看着她孩子气的样子，说，你还那么小，正经还是把书念好。她嘟哝道，我不小了，都要毕业了。尹世钧说，你知道什么是革命吗？她一时语塞，突然冒出一句，革命就是去做暴风雨中的海燕！读过的苏俄小说总算派上了一点用场，她有点小得意。尹世钧说，没有你说的那么浪漫，革命是要流血的。她说，不就是牺牲么，我不怕，我有准备。她说这话时眼睛里像有火苗闪动，这让尹世钧感到吃惊。
尹世钧的确动过发展她的念头，不然也不会带她去上海接人了。前段时间让谢吉文把她吸收进读书会，就是想先灌输一些革命思想，暗中观察她，看看有没有发展的可能。但一段时间下来，尹世钧改变了看法。她觉得这个姑娘心思单纯，又中了太多文艺小说的毒，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真的让她去干秘密工作，说不定会惹下一堆麻烦。
金仙儿既然正式向她提了加入的愿望，她便把情况向表叔汇报。这里要说一下表叔了，他的大名叫丁易平，这次明城大罢工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发动的。丁易平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早先他在中央苏区社会局工作，后来奉调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红队锄奸，因为在一次行动中受了枪伤，不便再担任行动工作，上级便把他派来明城指导工运。
丁易平也听说了这个女学生给会议传警的事，他说，这次的事，说明她是同情革命的，警惕性也高，我们的工运工作要加大力度，正需要这样有觉悟有热情的年轻人加入。尹世钧说她不够成熟。丁易平不高兴道，不成熟你还带她去上海？
尹世钧一时语塞，检讨自己当时考虑欠周。她说，金仙儿现在很热，往往热得快，冷下去也快，她的个性不适合做地下工作。丁易平批评道，你这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谁也不是天生就适合做这行的，好钢需要锤炼，她会在战斗中成熟的，她身上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性，没准是更好的掩护呢，你再考察考察吧。
尹世钧说，没有比我更了解她的了，还是算了。丁易平说，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份胜利的保障，我听说她姨父是大华银行经理，看她有没有办法，从她的资本家姨父那里弄点钱出来。
作为支部负责人，这些日子尹世钧都在为筹钱犯愁。上级拨下来的经费留有很大缺口，要让机器停转，要制作彩旗标语，印发宣传资料，没有钱又是万万不能的。前段时间发动罢工，花出去的钱已经把支部的家底儿给掏空了。但是，要金仙儿去搞钱，尹世钧万万不能同意。
丁易平说，搞钱不是目的，她寄生在剥削阶级家庭，要让她认清剥削的不义，背叛自己的阶级，才算通过了考验。
尹世钧只好同意让金仙儿配合做些工会宣传的边角工作。至于筹集经费的事，她明确表示，这样办不妥，还是得自己想办法。
我的曾外祖母就这样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她是在前一个梦想破灭后投身革命的。对她来说，革命是新的梦想。在她找不到方向的时候，这个新梦想就好像一盏黑暗里升起的明灯，一下子把道路照亮了。
尹世钧非常谨慎，只交给她一些简单的外围工作，主要是去联络点，帮支部宣传委员谢吉文刻蜡纸、油印传单，其他重要会议和有危险性的活动，都不让她参加。至于下一步要不要真的发展，尹世钧认为还要观察。
那个联络点，其实就是谢吉文在夜校附近的高阶沿路租住的一处七八平方的小屋。派给我的曾外祖母的工作主要是刻蜡纸。这项活不轻松，因为是在钢板上刻字，一笔一画都要铆足力气，不然笔尖会打滑，握笔时间久了，指节磨起血泡，痛得铁笔都握不住。但这难不住一个女师的毕业生，对她们来说，刻蜡纸只能算是基本功。再加上她一手仿宋字横平竖直，如同模子里印出来的一般，她刻的蜡纸印成传单，就好像刚从印刷厂出来一样。谢吉文半开玩笑地说，这么好看的字，你让我怎么舍得撒到大街上去？
这大出尹世钧的意料，她原以为，金仙儿这样的资本家娇小姐，吃不了苦，做事没常性，过不了多久就会打退堂鼓。没想到还真小瞧了她。但她仍然叮嘱谢吉文，切不可泄露组织内部机密，一定要严守纪律。谢吉文为他的助手鸣不平。尹世钧说，你应该明白，这是对她最好的保护。
谢吉文给我曾外祖母取的“仙女”绰号倒是很快传开了。明城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在说，东城支部有个仙女，人长得好看，还刻得一手好蜡纸。话越传越添油加醋，说这个仙女同志不光一手字好，人也长得好看，比电影明星周璇还好看。
丁易平一直记得这个小姑娘，看了几期传单后，特意去联络站当面表扬了她。那天，她正跟谢吉文赌气，嫌刻字太单调，闹着要到一线去工作。丁特派员恰好进来，给听见了，笑着说，我们的仙女同志有情绪嘛，革命工作，哪条线不是火线，你们印的传单，到了成千上万个工友兄弟手里，激发他们的革命觉悟，这工作难道不重要？
特派员正式叫她同志，让她心跳加速，也为自己说出这么没觉悟的话感到羞愧。丁特派员看到她手指上包着纱布，问怎么回事。谢吉文抢着说，最近要印的传单太多，每天刻蜡纸都要到很晚，她手指节血泡破了，还咬牙继续刻。丁易平把她渗着血痕又沾了油墨的手指高高举起，说，仙女同志，你不能这么拼命干，你要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工作。
尹世钧在一边提醒特派员该走了，因为按照保密工作条例，丁易平这一级的领导是不能随便到联络点来的。但丁易平这天兴致很高，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他亲自操弄铁笔，在钢板上刻了几句口号，一个个字用足了劲道。他还摇动油印机曲柄，亲手印了几张传单。他的动作非常熟练，让金仙儿和谢吉文看了大为服气。丁易平说，这都是在苏区一个人办一张报纸练出来的。
丁易平离开联络站前，把一本簇新的开明版《资本论》交给金仙儿。她奇怪的是，怎么这些人都要自己读这个读那个？她不知道，进步书籍是革命的灵媒，那时候组织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发展成员，都是从读书会物色，他们只要看看你读什么书，听听你谈出什么观感来，你的思想的成色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她把这本饭盒一样厚的书塞给谢吉文，说，你去读。丁易平说，金仙儿同志，这我就要批评你了，古人说，一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你不读马列，怎么提高革命素养，怎么个进步？金仙儿老实答道，我读不懂，一读就忍不住打瞌睡。谢吉文在一旁说，它当然比不上你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有趣。两位领导交代几句出去了，她瞪了一眼谢吉文，说，你敢打我小报告？谢吉文像一只猴子一样跳开去，说，我这是当面向你的小资产阶级臭脾气挑战。
她举起手里的厚书，作势要去打他，他举手作投降状，触着她受伤的手指，她痛得哇一声叫。谢吉文慌了神，说，我帮你上点药，换一张纱布吧。
她举着手指让谢吉文包扎，她前额刘海的一绺发，总是要垂下来，落在手上就让谢吉文有些分神，搞了好半天才把纱布换好。她说，你要将功补过的，印好的传单，下次你们去发了必须带上我。谢吉文不敢私下做主，向尹世钧汇报，自然得不到批准。
这个时候，正好卢沟桥事变爆发，报上披露日军重兵集结华北的消息，女师的师生们早就没了上课的心思。一个教三角函数的男老师，课讲到一半，咬破手指，在汗衫上写下“还我河山”几字，引得当堂一片哭声。还有一个教语法的老先生，课堂上讲东三省痛史，声泪俱下，引发小中风，人救回来了，半边身子不会动了。训育主任把老师们召集起来开会，要老师们按课表上课，不得宣讲跟教学无关的内容。但还是有老师我行我素，把训导处的警告不当回事。
女师附近的农校、林校和几所中学都在发起救国募捐，读书会出面张罗，女师也在校门口设了募捐摊。女生们卖力演活报剧，喊口号，只吸引来稀稀拉拉几个看热闹的。谢吉文带着几个骨干赶来，女生们嗓子哑了，脸上的妆也花了，正硬撑着。谢吉文提议，得到闹市区去，这个地方又没有几家商户，哪里募得到钱。
市区几条主要商业街，鼓楼大街、江南直街、南塘老街、东门口、城隍庙，商铺门前挨挨挤挤都是学生。学生们举着彩纸小旗喊口号，纸上的墨渍还没干透。要在平日，警察早就如临大敌了，现在他们只是远远观望，不来阻拦。
金仙儿和几个同学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没走几步路，胳膊碰着胳膊，后脚踩到前脚，心底里的快乐却从来没有这么大。她脸色绯红，眸子晶晶发亮，过节逛街都没这么兴奋过。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铁皮喇叭放大的演讲声，听上去是那么激荡人心。一排排人头像浪花，涌过去，又涌过来，就是拍死在礁石上也是愿意的。她们来得太晚了，劝募成绩很不理想，大半天了，箱里只募得浅浅的一层，都是小面额纸币。谢吉文脸上挂不住，说，商人觉悟低，不知爱国，要紧关头还是靠不住。
忽然有人喊，飞机，飞机！街上人群自动向两边排开，只见一辆卡车，神气地昂着头，一路按着喇叭开过来。卡车头上用红绸布扎着一朵大红花，车身也饰着花束，车厢里支着一架大鼓，一路咚咚地敲，另有几人，卖力地打着锣。车头踏板，一左一右立着两个年轻人，风把他们擎着的一幅红布吹得猎猎作响，红布上贴着彩纸，写着一排大字“明城商会向前方国军将士捐献飞机”，车里还安放着一架纸板做的飞机模型。
花车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一些人追在车后面跑，一些商铺生意也不做了，店老板和伙计都站在路口看热闹。
到人群最密集的东门口，车子放慢了，本城商会的几个头面人物在花车上向着欢呼的人群拱手致意。金仙儿看到，姨父也站在车上，向着街上的人群挥手。
有人说，这下好了，我们也有飞机了，再也不怕小日本掼炸弹了，我们把炸弹掼到东京去。一个肥胖的店主，自豪得脸上放光，喉咙像放炮：“这飞机我也随了份子呢，翅膀上有一颗螺钉是我捐的！”仙儿在人群中雀跃欢呼着，手掌拍得发红也不觉得疼。
一个男学生起头，打着拍子，唱起了“中国不会亡”。所有人，花车上的，马路上立着的，都应和着唱起来。这火山爆发般的场面，让她脸上一凉，一颗泪珠滚落。她说真后悔没把照相机带来，这些都应该记录下来的。谢吉文说，都是些小商人，有什么好拍的，前线流血流汗的将士们，才值得去拍。女生们听见了，都说谢吉文这人太轴，这话好没道理。谢吉文自知犯了众怒，也就乖乖闭嘴了。
募来的钱实在少得可怜，金仙儿把自己这几年攒着的零钱也捐了。姨父说她做得好，国难当头，军人在前方流血，我们后方也须人人出力，这个国才有得救。她这才知道，商会这次捐飞机，姨父把这个月的薪金都捐出去了。但姨父不赞成她上街：“救国有我们，还用不着你们，学生还是要留在校园里，以防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她想要是表哥，肯定不会这样反对。
表哥去南京的这一个多月发生了这么多事，她有一种冲动想写信告诉他。以前很多年，表哥一直是她吐露秘密的树洞。她真想跟表哥好好说说，自己的思想刚经历了一场地震，她发现了一个光明的新世界，那个世界里没有剥削，没有不公，人人友爱，为了这个新世界，她甚至可以牺牲一切。可是临到真要落笔，她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上海看画展的事，不能说；去联络站印传单，也不能说；北平的那档子糗事，是她竭力要在记忆里抹去的，更是不能提。那么，就问他在南京是不是一切都好，问表嫂的病是不是好利索了？没写几行，也统统涂掉了。末了，只抄了半阕词，没头没脑的几句话，“江南雨，风送满长川，碧瓦烟昏沉柳岸，烟浪远相连”。
十
姨父本来是要安排她去银行的，这一晌却没了着落，因为北方战事扩大，上海随时都有可能打仗，明城大华银行已决定停业，黄鼎昌也要调走。眼看着班上好多同学都已签下合约，她不由得焦急起来，后悔前些日子耽误了，现在看起来，留在明城做个小学教员也不错。
她“仙女”的名声更响亮了。东城支部领导下的抗日宣传活动由地下走上了公开，演讲会、募捐会、街头文艺宣传，这些场合几乎都能看到她。到处都是愤怒而又充满激情的人群，空气炽热得好像划根火柴就会燃着。她既是演员，也是观众。她按动快门的手就好像在扣动扳机，把子弹射向暗处的敌人。她奇怪的是，以前那帮搞摄影的朋友，罗小姐、应小姐她们，一个都没遇着。如火如荼发生着的这一切，跟她们都没有关系吗？
一些参与罢工的积极分子被暗中逮捕了。同时，警察局也一直没有放弃对罢工指使者的寻找。调查中，一个叫谢吉文的棉花站过磅员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人异常活跃，经常出没本城的省立四中、女子师范和城北的几家工厂。他们开始监视这个人，并暗中派人搜查了他在高阶沿路的房子。
屋里没有武器，只有一副刻字钢板和几本左翼书籍，这些至多只能指证他思想赤化，还不是能坐实他煽动工潮的证据。警察局暂时没有动他，他们想钓出他背后的大鱼。让警察奇怪的是，此人身边经常出现一个时髦女生。他们很快查清楚，女学生是本城女子师范的，名叫金仙儿，家住本市清河路1号，是大华银行经理黄鼎昌的内甥女。
谢吉文觉察到了危险的迫近。接下来几天，他没有丝毫异常表现，暗底下，组织已在安排他的撤退，而且布置妥帖，不让明城地下网因他突然消失遭到破坏。
《明城革命史·英烈传》写到1937年7月谢吉文因身份暴露而出城投奔五峰山游击队，语焉不详，只是笼统交代“在进步青年的掩护下”。这个“进步青年”，应该就是我的曾外祖母。安排的撤退线路，是从明城电影院后的一个内河小码头上船，趁着夜色的掩护出城。此时的谢吉文已被军警暗探盯梢，如果他单独进入电影院未免意图太过明显，有一个青年女性陪着一起进去，敌人就不会起疑。电影院后门有一条小弄堂直通小码头，接应的船会提早泊在那里等他。整个计划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考虑到这个掩护撤退的年轻女性有可能受到军警的盘问，第一她不能是组织内部的人，第二她要有进步倾向。除了我的曾外祖母，几乎没有第二个人比她更合适了。尹世钧同意了这个计划，要求做好保密，计划的细节不得有任何透露。
我的曾外祖母对她即将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这天下午，久丰纱厂工人俱乐部有一场抗战义演募捐会，谢吉文开场演讲，她负责拍照。工友们非常热情，义演结束后，打着雨伞送他们出来。快傍晚了，天下起了小雨，他们让工友不要送了。谢吉文打量四周，看到后面两个黑色人影不远不近跟着，他见怪不怪，也没想要把尾巴甩掉。快到三观堂路，依次过去是中药店、南货店、报馆和红墙饰面的明城电影院。计划中的那个内河小码头，就在街的另一侧，电影院后门有一条小弄堂通向那里。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一条蒙着乌篷的脚划子，这会儿已经泊在石阶的暗影里等着他。
他故意在电影院门口停住了。墙上海报栏里，还贴着之前上映的《十字街头》的剧照。宣传海报上，一个巨大的橙绿色问号横在主角的脸上，好像在问着这些站在人生十字街头的青年，你往何处去？我的曾外祖母不由得多看了几眼。他捕捉到了她的神情，问，想不想进去看？
她有些意外。她做他的工作搭档有段时间了，偶尔也开开玩笑，但一起看电影显然不是工作内容。他的样子一点不像开玩笑。她看着电影海报上的赵丹和白杨，同意了。他买好票，他们进去了。
放映厅门口垂着长长的布帘子。电影刚刚开场，放映机胶卷滋滋地转着，发着下雨一般的杂音。他们进去摸黑找座，尽碰着别人膝盖。因为不小心挡着投向银幕的光束，还惹得后排的人骂骂咧咧。终于找到了座，他两只大手把她按进座位，在她耳边低声说，你一直坐到散场，我有事要出去。
她一愣神，谢吉文已经消失在黑暗里。她坐着，心思却全不在了。电影里的人奔跑、哭喊、拥抱，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她看着银幕上的赵丹，那张英俊的脸也不像以前那样让她激动。她心里一阵阵委屈。谢吉文肯定是借着看电影做掩护去秘密接头了。她早就把自己当作了他们中的一员，可关键时刻他还是甩下了她。
直到电影散场，谢吉文也没有回来。她假想出种种可能，最坏的一种结果是他接头失败了，被捕了。刚冒出这个想法，她就觉得心跳得厉害。她跟着散场的人群到了门口，等在门口两个黑衣男子看到她出来，不约而同地跨上一步，伸手截住，问：“另一个人呢？”她有些发慌，完全是下意识地摇头。那两人交换一下眼神，一个往已经空了的放映厅冲，另一个仍然看着她。
新一拨观众正要进场，门口那人守着不让进。观众鼓噪起来，好狗不挡道，你算老几啊？那人掏枪，挥了挥说，执行公务！抓共党分子！人群安静下来。
不一会，冲进里面去的黑衣男子出来，瞪着眼问：“和你一块进去那个人呢？”“他走了。”“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她应该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的，那些小说里都是这样写的。她为自己的胆怯脸红。她控制不住身子发抖。
观众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七嘴八舌骂了起来：“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学生算什么本事！”“黑烂眼，滚！”
那两人带着她朝街角一辆黑色警车走去。她被推着上了车。雨后的地面像湿亮的镜子闪着幽光，车轮无声地碾过。车窗外闪过市政府大楼，这幢花岗岩建筑原是英国领事馆，依次过去是电业大楼、明光大戏院、电话局、第一百货公司、牌轩、天主堂。她常陪姨父去天主堂做礼拜，还加入过唱诗班，和一群育婴堂长大的女孩子一起唱圣歌。每次上教堂，一个瘸腿的犹太老头总这样叫她，啊，我的小仙女。车子一拐弯，进入一条颠簸的小路，车窗外愈发荒凉，只有远处树影漏出几线稀疏的灯光。他们要带我去哪里？我这是被捕了吗？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上铐子？她不再发抖了，只是胸口发闷，心扑棱着像是要跳到外面来。她紧紧地抱住照相机，就好像溺水的人抱住一块木板。
一路上那两人没有为难她。车驶进一个院子，停住了。黑衣人说，下车吧，仙女同志。她很吃惊，原来他们早盯上自己了，本来还想装聋作哑来着，看来不行了。铁门重重地合上，看守简单登记后，要她交出所有随身物品。一个矮壮身子的女看守开始搜身。那双手粗暴地翻动她的衣服，在她身上游走，搞得她很不舒服，她忍住了。
这一来她倒是平静了下来。搜身的过程中，她的眼前闪过无数个女革命家的影子，有外国的，有中国的。她为刚才的惶恐感到不好意思，骄傲地挺直身子。该来的都来吧，她暗暗说。她现在只想搞明白一件事，如果这场抓捕是针对他俩的，那么谢吉文逃出去了吗？
看守带她穿过一条长走廊。廊灯忽明忽暗，她看清走廊两边是一扇扇铁门，铁门上半截是粗栅栏，从栅栏后面传出咒骂声、哭泣声，还有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她想，他们会给我上刑吗？
她被带到最靠近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屋子没亮灯，脚下被一团物事绊了一下，是一个躺着的人。原来她踩到人家的铺位上了。那人跳起，咒骂着，夹头夹脸就打，她没避开，脸上清脆地挨了一记。坐在屋角的一个女人冲上前，把她往自己的铺位拉，一边说，花痴，住手！她捂着火辣辣的半边脸。这一巴掌让她有点儿懵，她以为这是看守安排的下马威。
她看清了屋子里这两个人。打她的那女人，旗袍开衩很高，露着一双光脚，面容枯瘦，眼梢吊得老高，头发蓬散，脸上的妆花了，面相有些狰狞。另一个拉她的，农妇模样，矮墩墩的，坐着就像一袋捆扎好的谷物。
农妇模样的女人告诉她，瘦女人是个舞女，与一个有妇之夫相好，被相好骗光了钱，又被一脚踢开，她下药毒死了那个男的，关进来后，人就变得疯疯癫癫了。瘦女人刚才动手打人，立马好像又忘记了，凑到她近前，说，这个妹妹好像哪里见过似的。腔调是戏文里的念白，说罢又哧哧地笑。
农妇模样的那女人，是个摆肉摊的，街霸来收保护费，丈夫窝囊，不敢吭声，她挥着一把杀猪刀冲上去理论，吵着吵着，当场切下人家两个手指头。
这都是那个女人告诉她的。刚进来的时候，她暗暗期望，同狱室的是饱经酷刑坚决不出卖同志的坚强的革命者。却没想到一个是毒死人的舞女，一个是砍伤人的女屠夫，都是社会下只角泥潭里打滚的可怜女人，她不由得有些失望。她想起了一本小说的书名。她们，这些姐妹，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吧？
她像一个街头演说家一样，对着这两个贫苦无告的女人长篇大论起来。她给她们讲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反抗。黑暗中，她的眸子晶晶闪亮，像两粒火种。她们带着吃惊而又奇怪的神情看着她，她停住不讲，那个女人就唱“玫瑰玫瑰我爱你”，声线捏得细细的。她想再给她们讲些什么，可是，不争气的胃蠕动起来了，肚子也在叫唤了，好像在抗议她从中午在工厂里吃了一张烙饼到现在都没填一口食物进去。
后来她累了，喉咙发苦发干，不管地铺上一片乱糟糟，身子一歪就倒下睡着了。那两个不合格的听众，一个给她垫上布包当枕头，一个给她盖上衣服。她睡着了的模样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宁静。她们都没有惊动她。那时，她正梦到和姨父、表哥一起在明光大戏院隔壁的红房子蛋糕房里。装着玻璃门的食品柜里有她喜欢的鸡蛋三明治、三色冰激凌和冰冻橘子汽水，牛角面包的酥皮烤得金黄。再接下来，姨父不见了，她一个人坐在一张方形的小桌子前喝一杯热可可，面前银制器皿的光面映出了一张脸，是表哥的脸。
一阵哗哗的水流声把她吵醒了。舞女卷起旗袍下摆，正在她头顶的便桶上小解。她惊讶的是自己在这么个脏地方竟然睡着了，还睡得这么香，头顶着女屠夫宽大的肚皮，身上盖着她那件脏旧衣服。女屠夫的嘴半咧着，正发出震天动地的鼾声。
看守过来了，一串钥匙晃得哗哗响。她从地铺上坐起，把衣服理平整，舞女拔去粘在她头上的几棵草。她感激地冲她笑笑。女屠夫也醒了，用一种关切的目光看着她。这里的气味不像她刚跨入时那样令人作呕了，相反，这腥甜的气味让她感到安全。
早晨清冽的空气让她连打几个喷嚏。她沿着走廊往前走，脑海中涌现出俄国女革命家的狱中自白的片段：“我驱走了一切的回忆；我把它们全埋在一座坟墓里面……悲哀死了，爱也死了，雪落下来，用它的白色的大氅覆盖了过去的一切。我呢，我还活着，我还很好。”她一边走一边背诵着，声音越来越大，她的记忆力从没有这样好过。她想，那些女革命家，她们都是些什么人呢？无疑的，她们是乖巧的女儿、贤惠的妻子和慈祥的母亲，她们为了民族的前途，可以义无反顾地与男性战友一样冲杀在前，流血牺牲，她们能，我当然也能。
走廊尽头，她看见昨天送她进来的两个家伙。他们都穿着警服，不再戏谑地叫她“仙女同志”。他们叫她小姐，还似笑非笑地问她早安。
“金小姐，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她怀疑听错了。
“这是一个误会。”他们催促她快走。
在登记处拿取扣押的个人物品时，她打开照相机翻盖，看胶卷还在不在。那两人说，不用看了，胶卷已经取出销毁了。他们当着她的面，把登记页上有她签字的一页撕下，扯碎。
“金小姐，这里没有你的任何记录，你也从没有来过这里。”他们说。
十一
我的曾外祖母被两个特务带走，在看守所里关了一夜，她满脑子都是小说里的俄国女革命家，被这些光辉的形象激励着，她想象着即将到来的与反动军警的斗争场面，像一支弦上的箭一样做好了准备，却没想到只关了一夜就放她走了，连走过场的审问都没有。叫她“仙女同志”更像是一个恶作剧。是敌人大发慈悲吗？不，兴许是人家早就摸清了她的底细，知道从她那里什么都问不出来，关她一夜只是一个警告。二十多年后，我的曾外祖母为这一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被里弄群众检举为“叛徒”就是因为档案里有关于她拘留的一份记录。戴着这顶帽子，她的人事关系不能转正，好不容易进了文化宫也只能是编外人员。她断断续续写了十多万字申诉材料，表明那个夜晚没有泄露半点组织的机密，她还试图找到当年关在一起的两个女人来替她做证，结果当然是徒劳的。到后来，丈夫冯医生都劝她放弃了，她还在向有关部门寄申诉材料。
第一个知道她被带走的是尹世钧。那天傍晚，谢吉文刚出城，消息就传到了尹世钧那里。她为谢吉文脱险庆幸的同时，也为被两个暗探带走的金仙儿揪心。金仙儿参与的都是些外围工作，接触的人也有限，她知道，敌人从这个女孩的嘴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但一想到进了里面会吃些什么苦头，她心里强烈地不安和自责起来。
这个时候出面救人，无异于自我暴露，只有让学校或家人出面，尹世钧让人传话给黄鼎昌。大华银行明城分行即将歇业关闭，黄鼎昌忙着清理账目，已连着几天没有回家，一听到内甥女被带走，急糊涂了，抓起电话好一通打。他联系的都是本城的头面人物，大多嗯嗯啊啊地应付，有人还暗示，办这种事是要开价的。黄鼎昌打了一圈电话没有结果，倒是派去传话的同志提了醒，他才想到打电话给儿子。
我的曾外祖母哪里知道，她在看守所里对着两个妇女做长篇演讲的时候，她在肮脏的地铺上沉睡的时候，甚至在她暗暗背诵俄国女革命家的名言的时候，外面有多少人为她焦急万分。后来的事情她都知道了，不是他们大发慈悲，是这天夜里南京来了一个电话，打到了警察局长家里，局长才不得不答应马上放人。
太阳已经升起，明城完全醒了，车子开出北山路，开上大路，从半开的车窗里吹进来露水濡湿的路面灰尘的气味。虹河上泊着的木船上，鱼贩子正在把一筐筐银亮的带鱼抬上岸，菜农把成捆的菜扛在肩膀上，赤着脚在船帮上走得又稳又快。河对岸花岗岩饰面的政府大楼、百货公司和大戏院，没有了璀璨的灯火点缀，显得灰扑扑的，没有了夜晚的光鲜。这流动着的一幕她平时根本不会去看，此时却让她觉得既陌生又亲切，失而复得一般。自由真好啊，她对自己说。
她一直都铆着劲，现在，这股劲泄去，她突然感到很累。车子把她在清河街放下，吴妈早已在等着了。姨父坐在餐桌前看报，其实也是在等她。她一口气吃了两份三明治、三个鸡蛋，又喝了两杯牛奶，她还想吃红房子面包房的红豆面包，烤得起了酥皮那种。这副狼吞虎咽的吃相把吴妈吓坏了。
姨父翻来覆去看那张报纸，大概是没想好怎么开口。
“我不想知道你在做什么事，你也不用告诉我，但你做的事、接触的人，让我感到很危险。”
她急于要分辩，姨父抬手阻止了，继续说：
“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马上告诉你，战争马上要爆发，明城的太平光景没有几天了，大小银行都在收缩业务，我要去上海了，我要带你走。”
姨父的话她都没怎么听进去，还兀自气恼着，想马上找到谢吉文，当面问清楚把她扔在电影院是什么意思。她去了高阶沿路那间小屋，敲了半天门也没有动静，回转身时，看到远处墙角有人伸头打望。她心下一凛，勾着头慢慢地走着，忽然肩头被人一撞，一抬头，是庄小姐。庄小姐低声说：
“别出声，跟上我。”
两人一前一后，到了一处灰色院墙的平房前。庄小姐人影一闪，不见了。她正迟疑着，门启开一条缝。往里走，她看到了丁易平和尹世钧，还有几张熟悉的脸，但他们都没搭理她。
她被带到厢房朝北的一间小屋里，跟她谈话的是庄芸和一个书记员。庄芸要她仔细回忆昨天下午她和谢吉文做了什么，被两个便衣带到看守所后，见的每一个人，说过的每句话全都要记下来。“忠诚不忠诚，就看你有没有对组织隐瞒，你要是不老实，我们也能查出来。”庄芸一脸严肃地说。
她读过的小说里，有这样的场面。她知道这叫甄别，逮捕的同志出来后都要受到这样的审查，审查他们是不是经受住了考验，有没有出卖同志。所以她一点也没有感到委屈，表示会好好配合。她觉得，只有认真配合，才体现出自己的忠诚。
“你是说，你在里面睡了一觉就出来了？”庄芸的表情看上去很奇怪。
她说是的。
“他们有问你什么吗？有做笔录吗？”
她说没有，也许当时太晚了，他们想第二天再做审讯。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跟那两个同牢房的女人说了什么。”
她说，关在里面的两人，一个是舞女，一个是杀猪卖肉的，都是受欺压受侮辱的姐妹，她给她们讲革命道理，可是她们压根儿听不懂。
同样的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她一遍遍地回答，越来越机械，也越来越不耐烦。她都觉得庄芸是有意拿话套她，想要绕晕她。丁易平和尹世钧推门进来，示意庄芸出去。尹世钧说，你别想太多，这都是例行的问话，我们是关心你。她说，我懂。
丁易平说，很好，对于你这两天的表现，组织上很快会有结论，今天让你来，是有一件事正式通知你，我们要走了。
“要走了？”她不解，“你们要去哪里？”
丁易平说，这么给你说吧，最近，我们的斗争方向和策略变了，日军全面侵华，在北平卢沟桥制造事端，以上海为中心的第二战场马上就要开辟，上级指示停止所有工运和学运活动，结成统一战线，我们的工人纠察队也要出城，加入五峰山游击队，共御外敌。
她听着，双眸发亮，呼吸也急促起来，这么说，谢吉文出城是联络游击队去了。她说：“我要和你们一起走，我早就想拿起武器跟敌人干了。”
丁易平说，游击队生活艰苦，天天钻深山老林，爬山头，你哪吃得消，等到日后根据地建立起来，你可以再来。尹世钧也肯定了她的革命热情，再三保证到时候一定接她上山。
“那我现在去哪里呢？”她眼里转着委屈的泪水，都快哭了。
两位领导交换了一下眼神，尹世钧说，明城你是不能待了，你正好毕业了，可以回你老家虹镇，做一名小学教员潜伏下来，日后我们要在以虹镇为中心的南岸地区开辟根据地，抵御日军南侵，你去了正好可以打个前站，找机会向群众宣传抗战。
刚刚冷却的血液里好像又有一团火在燃烧，她的心咚咚地跳起来。走出北厢房，看到同志们在廊下说说笑笑，她感觉到空气变得柔和了。刚才谈话时一脸严肃的庄芸还跟她笑了一下。她们认识那么久了，还一起去过北平，而这次再见庄芸对她一直是板着脸的，都没正经交谈过。这会儿她的心情很好，很想找人说说话。“庄小姐，你现在还拍照片吗？”
庄芸说：“革命队伍里不兴叫小姐，你就叫我庄芸吧。拍拍照、跳跳舞，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只是伪装，你还当真了。”
她脸一红。庄芸这话挺伤人，但她现在不想计较。她挺起胸，骄傲地从庄芸面前走了过去。
注释
[1]民国时刚进银行工作的毕业生统称为练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