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的上海

这批中欧人在1938—1941年来到上海，用魏斐德的话说，当时的上海“是世界上最错综复杂的都市社会之一”。(6)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从一个有城墙环绕的县城和汇聚着中式帆船的繁荣港口（这里有来自中华帝国和东南亚各地的中国商人）逐步发展而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改变了这一切，战后，西方列强通过开放中国主要城市的对外贸易，建立起所谓的条约体系。到了19和20世纪，上海迅速发展为重要的航运中心和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地。

县城城墙以外的地区也发展了起来，出现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图5），以及位于闸北、浦东和南岛（Nantao(7)）的华界。不光西方人涌入上海寻求新机遇，中国人也如此，宁波和浙江其他地区的商人、沿海省份的劳工接踵而至。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使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往上海寻求庇护。起义结束时，已有超过11万中国人迁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8)简言之，上海发展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是中西方移民汇聚之城。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欧洲人不再自视为临时居民。上海就是家园，他们打算留下来。

图5 前法租界的搿培私邸（Gubbay House），沙逊商业家族的住所［位于今延庆路130号。——中译注］ 。出自Tess Johnston and Deke Erh, A Last Look: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Old Shanghai (Hong Kong: Old China Hand Press, 1993), p.17。经Deke Erh授权使用。

然而，上海并没有发展为统一的都市综合体，而是被分割成几个紧密相连、相互依赖的地区，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行政管理机构。公共租界最终由英、美、中、日董事组成的上海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SMC）管辖。不过，工部局不是主权机构，仅行使行政管理职能，通过各国领事机构接收来自本国政府的指令。法租界由法国政府直接授权的法国总领事管理。1927年7月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负责管理华界的上海市政府（Chinese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9)

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人口已超过350万。欧美人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尽管上海的外国人社团在鼎盛时期来自50多个不同国家。当时，人数最多的是俄国社团和日本社团。十月革命后不久，白俄难民就陆续抵达上海。到1929年，上海已有13000多名白俄，1939年时增至25000人。(10)与俄国社团不同，日本社团并非难民团体，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日本人成为上海最大的外国社团。尽管在中日发生冲突和战争期间有所遣返，上海的日本人依旧从1920年的15551人激增到1939年的54308人。(11)每个社团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地区：俄国人住法租界，英美人住公共租界，日本人则盘踞在苏州河对岸公共租界的延伸地带虹口。1938—1939年抵达的中欧犹太难民也来到虹口，通常与日本人混居，原因主要是虹口的房租比公共租界的便宜。

在中欧犹太人到来之前，上海犹太社团仍属当地规模较小的社团。塞法迪（亦称巴格达）犹太人随英国人来到上海。他们并非全都来自伊拉克。大多数经由孟买而来，他们在那儿生意兴隆，来上海是为了在这个新开放的条约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到1862年，上海已经有了一个小规模的犹太社团，沙逊家族（见图5）在其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12)此外，塞拉斯 · 亚伦 · 哈同（约1851—1931）是上海最成功的地产大王之一，据说拥有著名的南京路上的大部分房产。传言他离世时是东亚最富有的外国人。(13)巴格达犹太人中的富裕家庭数量比任何其他的上海犹太社团都多，远远超过了其在犹太社团中的人数占比，毕竟他们似乎从未超过1000人。上层社会的巴格达犹太人欣然接受了西方生活方式，他们讲英语，住在公共租界。

俄国犹太人最早恐怕是在日俄战争（1904—1905）期间来的，战后在俄国军队服役的犹太士兵决定留在中国。(14)而数量最多的俄国犹太人，连同一些波兰犹太人，却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到达的。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有六七千名俄国犹太人。加上巴格达犹太人的话，当时大约5万名外国人中有近8000人是犹太人。尽管一些巴格达犹太家庭十分富有，但大部分俄国犹太人是贫穷的难民。他们逃离了中亚的内战与革命的剧变，许多人从黑龙江省的哈尔滨一路南下。不但如此，他们还是讲俄语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文化习俗不同于塞法迪犹太人。

1938—1941年，18000—20000名讲德语和意第绪语的难民来到上海，他们一贫如洗，在文化上也与已在上海扎根的那两个犹太社团有所不同。表达文化差异而非民族团结的需要很可能影响了下文描述的文化活动。不过，在展开这个话题前，让我先对上海华界略做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