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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那年，我第一次不再生搬硬套课堂习题册做实验，而那么做是因为我需要钱。

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明尼苏达大学念本科时，应该打过十种不同的工。在那儿的整整四年里，我每周都工作二十小时，放假时会工作更长时间，只为了在奖学金以外再多挣些钱。我给大学出版社做审校，给农学院院长当秘书，为远程教育项目摄像，还做过专擦玻片的技工。我教人游泳，整理图书馆的书籍，在诺思罗普大礼堂（Northrop Auditorium）为富人当引座员。但是，没一项工作比得上我在医院药房度过的那段时光。

与我一同上化学课的女孩向我推荐了大学医院的工作，她当时就在那里打工。她说酬劳很丰厚，有两趟排班可以选择，每班8小时，前后相接，而且第二班的报酬比第一班高一半。女孩向老板推荐了我，他甚至都没有检查我的资格和能力，就潦草地录用了我。不过自那之后，我就自豪地拥有了两套崭新的绿色无菌服。

第二天下午两点半，我一上完课就去工作地点报到，我准备选择三点至十一点那趟班。上班地点在医院地下室的大药房。人们在大药房里存放和分类药品，并且跟踪记录医院患者用过的每一服药剂。大药房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庞大设施，由一个问询处、一个发药柜台和几间储藏室组成，储藏室里还有一些保持一定低温条件的冷冻柜。人们在一间约莫仓库大小的无隔断开放式实验室的基础上，修建了这个大药房。这里人头攒动，大家都在调配预定好的药方——对医院里的各种复杂治疗流程而言，这些药方必不可少。副主管药师告诉我，我要从“送药员”做起，即亲自给有需求的护士站运送挂静脉点滴用的止痛药。

那个年代，医生想要获得药品就得手写一张纸质的处方单，然后由专人送到医院的药房。而在药房的实验室里，人们会往软趴趴的输液袋里注射微量的高纯止痛药，然后在袋子外面绑上厚厚的纸片；医院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在层层交接时都必须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标注交接时间。最先经手这袋药剂的是一位拥有药学博士学位（Pharm. D. degree）的执业药师，他必须反复检查输液袋中的药物配方和含量，并且在标签纸上签字。接着，输液袋就被传到送药员手里，他也要在上面签字，并穿过医院把它直接交给责任护士。责任护士也还是要签字，然后按照预定方案开始治疗。

送完输液袋后，送药员有义务检查护士站的处方盒，查找里面是否还有另外的处方，哪怕只有一张也要把它拿回药房。令我激动不已的是，如果某个治疗流程在我眼中是一场生死赛跑，那就需要我的签名来加速推进。它为我开启了一段丰富多彩的人生之旅，让我日复一日地纾人苦痛，救人灵魂，为周围的人保住生命的尊严。就像面对每一个能在理科课程上得A的女孩一样，大家劝我学医，我也开始考虑这个提议，同时对拿到高额奖学金抱有一丝希望。

送药的工作让我能够在医院的每一条走廊里漫步，让我能够了解每一个护士站的工作特质——尽管我大多数时间来往于药房和临终关怀病房之间。我学会了不被任何社交活动打断地长时间工作，除了仔细检查或签个字。虽然我身处人群之中，虽然身边灯火长明、机器隆隆，但我工作起来就像张开了屏蔽罩，如同我不会被自己的呼吸打扰一样，任何事情都打扰不到我。

我还发现自己可以在工作时间一边有意识地处理例行公事，一边把自己的潜意识用于某项特别的任务。求职面试时，我满怀渴望地看着主实验室。有那么多的技术人员在那里辛勤工作：摆弄针管，吸入液体，注射药剂，检查药瓶，打开无菌管。我问过药剂师他们在做什么。她回答说：“大多数是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对付心脏病发作的。”

第二天上午，我告诉我的英文课教授，想把期末论文的题目定为“《大卫·科波菲尔》中‘心’一词的用法及意义”。我埋头书中，可是没干多久，最初确定论文选题时的那阵兴奋就消退了。因为我得来来回回地翻书，为“心”“衷心”“诚心”以及一切带“心”的词语分门别类，可是它们在书的前十章就已经出现过几百次了。我决定缩小范围，只讨论那些最具象征意义的实例。但我看到第38章里的一句话时，却发现选择这个论文题目有些事与愿违了：我无法形容潜伏于内心最深处的嫉妒，我是多么嫉妒，甚至嫉妒死亡。我想啊想，但想不出所以然。最终，时针又指向两点，我得去工作了。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进进出出，也许进出了十次，也许二十次。我的眼和手都为了完成必需的任务而运动着。夜深了，我脑中的思绪沉得更深。我突然明白，作为医院的工作人员，我们领这份薪水就是为了追上死神的脚步，在他护送虚弱憔悴的病体踏上崎岖的最后一程时，拉病人的爱人、亲人一把，让他们不至于跟丢。我的工作就是在命定之路的休息站里与这些旅人相遇，给他们的征程提供新鲜的补给。当一群身心俱疲的人消失在地平线上时，我们就回头，因为另一个饱经磨难的家庭即将抵达。

我和医生、护士都不哭泣，因为不知所措的丈夫和不堪重负的女儿已经哭得够多了，连我们那份都一并哭了。尽管我们在死亡那令人战栗的魔力面前既无助亦无能，但还是低下头，在药房里把20毫升救赎注入一袋泪水中，一遍又一遍地祝福它，像手抱婴儿一样把这袋药物抱进病房，再双手奉上。药物会流入静脉，家人会凑近了看，他们的悲痛之海可能就会暂时少一瓢泪水。结束医院轮班回到家中，我发现自己可以一页页地写个不停，而上班前我却在电脑边枯坐几小时而毫无所得。我记住了书里难懂的章节，然后在医院工作时，我会让自己在潜意识里思索它们的意义。

医院的每个员工在8小时的工作时间里都有3次休息机会，每次20分钟。但是送药员需要错开各自的休息时间，以便与其他人协调安排。这样即使在很忙的时候，我们也只会少一个人手。这条规矩迫使我掐准神游的时间，控制好分寸，也让我具备了良好的召回思绪的能力。我可以把脑子放在手头的工作上数小时；再把它移回脑壳，思考储存在脑中的议题大约20分钟，再一下子调回指尖——就像把半桶水摇过来再晃过去。

我在医院楼群间的小院子里度过休息时光，尽情享受自然光和室外空气。一天上午，我正躺在草地上，一边抬着腿，一边数着地上的烟蒂，试着让血液倒流回上半身。朝阳撞上山墙和格子窗的边缘，轻抚着留下金色的痕迹；几束光带着古老的安宁气息，触动我的心弦。我背诵起第52章的片段。我看见我的上司注视着院墙，招招手让我进去。有那么一刻我有些害怕，以为自己忘记了时间，直到看了眼手表，发现距离休息时间结束还有5分钟，我才放心。当我们走回药房的实验室，我的上司和药学博士都很严肃地看着我。“你在递送一只装有管制药品的输液袋时为什么不从前门走？”其中一人问我。

“因为我去到后面，用了后面的楼梯。”

“但是步道在临终关怀塔楼的那一头，你走这个楼梯到不了那儿。”我的上司振振有词道。

“可以的，抄餐厅货梯的近道就行。”

“所以你从来不坐客梯？”药学博士看起来很困惑。

“那是条近道，而且还不用等，”我回答道，“走这边确实更快些，我计过时。而且我想说，有人正备受痛苦煎熬，等着药品到来不是吗？”我的两个上司面面相觑，翻了翻白眼就回去做他们的事了。

缩短时间其实只是我设计这条路径的一部分理由。我要强迫自己不停地运动，因为我得用掉那个年纪过剩的精力，免得它不断爆发，让我好几天都合不上眼。医院的工作给了我一个可去的地方和一项待完成的任务。这项任务由重复的小目标组成，可以约束住我奔腾的思维。

每次中班快结束时，总有送药员请病假。如果我怎么都不想睡，就可以选择接替那个人来加晚班。这样一来，即使我在回家的路上仍无睡意，也至少已经筋疲力尽。夜晚轻微的失眠抚慰了我的心，额外拿一份更丰厚的薪水让我心安；海滩上的贝壳和卵石……让我心中一片安宁，我记起了第10章中的这句话。况且我做的事还很重要，或者说，我就是这么说服自己的。

在我说明自己送药路线的一个月后，我一走进药房就听到药学博士转身大喊：“莉迪亚，她在这儿！”然后她又转过来对我说：“莉迪亚要训练你往输液袋里打药。”就这样，我的送药员生涯结束了。莉迪亚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瞥了一眼自己的老板。她脸上的表情并不像在庆祝我晋升，但我明白，莉迪亚的特训是我获得大幅加薪前必须跨越的障碍。

“到后面来卸货！”莉迪亚吼道。她的声音粗哑，与其说是欢迎我，还不如说是想惹恼药学博士。我很兴奋，我的心因为有希望尝试新的快乐而雀跃，这是第20章里的句子。我不再只是运送静脉输液袋，而是制作它们，再交给其他人，由他们反复确认后递送。我想象坐在自己的工作站中，把凳子调到合适的高度；想象自己像大人物一样走来走去，正确地从摆满药品的桌子上拾起装着浓缩药品的小瓶，有如贵妇在美甲前信心满满地选中最完美色号的指甲油。我看见自己坐下、挺直、展肩，冷静地施展工作的魔法。我做得很快，毕竟人命关天。

“嘿，把你的头发扎起来，”莉迪亚打断了我的白日梦，拎着一根最简单的牛皮筋在我面前晃荡，“你最好习惯不化妆。我敢打赌，你以为我一直都是这么一副鬼样子。”她露出沉思的表情，脸上很阴郁，似笑非笑。放下长发、涂上指甲油、戴上首饰——药房里禁止所有这些行为，因为这会使人体表面更容易携带病菌。所以，我开始颓唐地以素颜示人，就是那种你在医院员工脸上常见的面容，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至今。

雇员一般由一半打工的学生和一半职业技工组成，而我却两头都不搭。我和学生一样要为上课和考试发愁，但又和技工一样揽了太多的活，只因为我想有个容身之处。莉迪亚被人称为药房实验室的“元老”，她比药房里的任何现役人员都来得更早。在我整理背包时，莉迪亚告诉药学博士，她准备教我识别储藏室里的各种药品，这些药品在架子上的摆放位置和它们的化学配方有关。可是她却径直走过储藏室、走进院子，这让我有些惊讶。

莉迪亚因为两件事出名：一是她的休息方式，二是她邀人搭车。她会在每趟8小时班的首个90分钟轮值期，就用光所有的休息时间，抽掉三包烟——这可是她在闲时度过8小时所消耗的总量。在60分钟内抽60根烟要求人集中大量精力，尽管这时很容易在院子里找到她，但她完全没空与你说话。在她当班的第二个小时内，莉迪亚很警醒，效率也高，但5小时后你最好远离她，因为她那时的脾气可是一点就着。在她当班的最后20分钟内，她会僵硬地盯着钟，用颤抖的手攥紧无菌注射器，这种时候连药剂师也要绕着她走。

如果你是女性并且和莉迪亚一起值班到深夜，她会坚持先载你回家。这件事和她的性格还真不相符。偶尔听到的她对“混账强奸犯”一连串断断续续的咒骂，恐怕是我们可以获得的对她慷慨大度送人回家的唯一解释。我想象不出强奸犯在零下6摄氏度的大冷天穿着大棉袄在医院外转悠的情景，想象不出他们会傻等到晚上11点，直到一群筋疲力尽的护理专业学生自动跌进他们的狩猎场。不过，在美国的这个地区，1月太过寒冷，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你都不会拒绝搭车。

莉迪亚的车里简直是毒气室，一股二手烟的味道。一旦你从她的车里钻出来，就得立即在前厅脱掉工作服，否则你的公寓整整一周都会臭得像矿工的工会大厅。莉迪亚不看到你进屋，不看到你走廊的灯亮起再关掉是不会离开的。“如果有哪个不要自己卵蛋的混账在这附近晃荡，你就把灯多开关几次。”她像母亲一般指导我。她不可能取代我的母亲——没人能取代——但她填补了我心中的空白，这颗心与她贴近了，我记起第4章中的句子，对自己微微一笑。

在药房实验室的第一个小时，我和莉迪亚走进院子，在户外桌子旁的一张铁椅子里落座。她从袜子里掏出一包温斯顿醇柔烟，在掌根上叩了三下，然后手一推，把烟盒滑到我面前。她用拴在小桦树树枝上的公用打火机点烟。这棵树的周围由水泥加固，因此生长得异常艰难。莉迪亚跷起脚，闭上眼深吸一口。我玩着她那包烟，先抖出来再装进去，尽管我不抽烟。

在我看来，莉迪亚很年长，她可能有35岁了。我想她有34年都过得很艰难，这从她的举手投足间就能看出来。我认为她可能情场失意——如果婚姻幸福的话，她绝对是那种在厨房里端着装满琴酒的咖啡杯、坐等孩子们放学回家的女人。第36章说得比我更贴切：她给我的印象是一头猛兽，锁链曳地，逡巡穷困，心累神疲。

令我惊讶的是，莉迪亚也对我很感兴趣，她问我从哪里来，并在得知我家乡的名字后说：“是的，我听说过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型宰猪场。天哪，你是从中西部的胳肢窝里爬出来的不是吗？”我耸了耸肩，她继续说道：“话说，只有一个地方比那儿更糟糕，那就是我长大的地方。再往北走，一个冻死人的鬼地方。”她把一个没熄灭的烟蒂扔到地上，看了看表，又点上一支烟。

接下来的5分钟我们都没说话。末了，她呼了口气，说道：“你准备好回去了吗？”我耸了耸肩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一起站起身往回走。“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明白？我会慢慢来，没问题的。”她向我解释道，也算是总结了我之前在药房的表现。我仍然不明白如何把几种药品混成一袋无菌液，让它能够注射到绝望的病人的血管里，不过我猜想，做着做着就上手了。

如果要学习无菌注射的技巧，那么坐在莉迪亚身边仔细模仿她的动作不是个坏主意，比起做手工，这项操作更像是手的舞蹈。无论是在这栋楼的门内还是门外，我们走路穿过的空气中都含有大量微小的生命体，如果它们进入我们的身体，就能有吃有喝、活得开心，但大多数时间无法接近我们体内那些肥美多汁的器官，比如大脑和心脏。我们外层的皮肤是一层厚实无缝的整体，任何开口，比如眼、鼻、口、耳等，都被具有保护作用的黏液或油脂封闭。

这也意味着，医院的每一支针管都像一张彩票，任意一个幸运的细菌都可能从最初的注射急流中恢复神志，快乐地在血液之河中左冲右突，最终抵达某个安静的港湾，比如肾脏。它会在那儿开枝散叶，分泌出一团又一团毒素。这些毒素很难对付，因为它们的产生部位太靠近我们的脏器。细菌只是坏家伙中的一支，病毒和真菌也能以类似的方式伤害人体。为针头消毒是防御这类大屠杀的最佳方式。

当护士给你打针或抽血时，扎针的过程很快，一刺一拔后皮肤自然闭合，重新生成多重防火墙，病菌就不能再进入体内。护士使用的注射器都配有已消毒的针头，外面还盖有塑料保护帽，确保细菌没有可乘之隙。护士还要用外用酒精（异丙醇）擦拭你的皮肤，把最外层的细菌尽数清除，这样它们就不会在注射时挤入你的身体。

静脉输液时的情况有所不同。护士清洁你的皮肤后为你扎针，然后就扎在那里几小时之久，使针头、输液管和上面连接的输液袋变成你血管的延伸部分，如此一来，袋子里的液体也就成了你血液的延伸部分。她会把输液袋高挂过你的头顶，方便袋子里的液体注入你的身体而不回流，如果有医嘱特别要求，她还会启动输液泵，轻柔地加快输液速度。输液袋中的所有内容物都会混进你的血液。只要输入的液体量超过两袋，多余的液体就会贮存进身体的溢流室，也就是膀胱内。

在这样的输液系统结构下，细菌有了更多施展拳脚的地方。不仅针尖部分会让你面临感染的危险，输液袋和输液管的所有内表面都布满危机——输液系统的内表面面积比一支注射器的大100倍，更不用说输液袋内的全部液体了。这当然意味着整套设备都必须保持无菌状态，也意味着当加入混合药品时——甚至在此之前，即在合成和储存化学物质的过程中，每个步骤都需要经过无菌处理。

静脉输液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医生持续地在一段时间内把药物迅速送入你的体内。心脏骤停时，你的大脑需要氧气，但它等不了两小时之久。如果选择口服药片，那么你的心脏必须等药片穿过胃和肠后才能分到一杯羹。所以，如何才能把一升液体和药物的活性成分合而为一，充分结合病人的体重和病情，并同时保持一切无菌？如果接到急诊室和重症监护室的需求，我们就得在十分钟内完成这些工作。病人是幸运的，因为一个睡眠不足的少女学徒和她的老烟枪调“酒”师师傅正在地下室严阵以待。

第一步是创造一个洁净的工作环境。尽管很难具象地加以描述，但是空气中的细菌、真菌和其他小东西可以通过筛子筛除。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让空气通过一张筛网，其中的筛孔直径小至人类头发直径的1/300。制作静脉点滴液时，我必须面墙而坐：气流会从墙内吹出，通过筛网吹向我。这样，我和墙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干净的空间，可以在此拆开、混合和重新封装无菌物品。

戴上手套后，我首先要用喷壶喷洒异丙醇，不错过工作区域内的任何死角，反复冲淋工作台面和戴着手套的双手，用纸巾一遍遍擦拭。我用异丙醇淋湿所有东西的表面，因为正对着脸吹的无菌气流，最终可以吹干这里的一切。

我走到电传打印机① 前挑了一张处方，它写在两英寸②见方的自粘标签上，上面印有病人的姓名、性别和床位，还有一行编码，具体说明了需要混合哪些药品。我从一堆输液袋里拾起一袋密封的液体，它的形状和质感都酷似一包剔骨大排肉。这堆输液袋是“灌水袋”的技工制作的，他们负责往每个袋子里灌一升生理盐水或林格氏液（Ringer’s solution）：这是一种含微量糖分的生理盐水，为纪念悉尼·林格（Sydney Ringer）而以他的名字命名。1882年，林格从已经死亡的青蛙体内取出心脏，持续浸泡在该液体中，他发现青蛙的心脏继续跳动了好一会儿。读过药方后，我拿起袋子，把标签尾部的一层纸撕下，倒着粘贴在袋子上，这样等输液袋高挂过病人时，标签上的文字就是正的。

我手拿袋子走到药品台前，挑选我需要的浓缩药剂，并为自己的个人药品库增补常用药品。这些药品装在盖着橡胶瓶盖的小瓶里，用不同颜色标记，从而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快速区分。包在瓶盖外部的铝箔死死地掖在周围的褶子里。瓶子上的玻璃和金属在实验室不灭的灯光下闪闪发亮。一些宝石般的瓶子确实珍贵，装在里面的是寥寥几滴蛋白浓缩液，都来自英勇的遗体捐献者和为实验牺牲的动物。每一个亮晶晶的小瓶子中，都装着生命在无情的肿瘤面前会遭受的挫败。也许相当于一天的份，也许对应着一周的量，也许恰好长到让脑中业已模糊的憎恨化为对痛苦的重要一别。我工作的时候就这么幻想着小瓶子里的故事。

我回到自己的工作站，把这些材料在工作台上一字排开。输液袋放左手边，小心翼翼地让它的注射口朝向除菌气流吹来的方向，让颠倒的标签正面朝上，方便我阅读。药瓶按注射的先后顺序从左到右松散排列，然后在每个瓶子旁都放上一支注射器，其容量与标签上标注的药物用量相匹配。然后，我会从左到右复核这些药品，核对药瓶上的词与对应的标签。读全每个单词太浪费时间，所以我只对每个词的前三个字母。

我深吸一口气，抓起一把酒精棉。它们在已撕开口的袋子里微微卷曲，正合我意。我稳住手，靠近输液袋，撕下远离我那一端的注射口的密封盖。接着，我拿起身前的酒精棉，撕开外包装，放到输液袋前方；再用酒精棉清洁橡胶头上即将扎针的部位，上下擦拭时格外留心，不让自己的手横在橡胶头与无菌气流墙之间。然后，我再换一块酒精棉，用同样的方法清洁第一只药瓶。

我一边用左手倒拿这只药瓶，一边用右手拨开注射器的盖子。我把这些东西紧紧抓在手里，并保证手指都抵在它们后面。这个姿势有些奇怪，好像要让它们都沐浴在圣光下。我严格按照标签上的剂量把药水吸入注射器，保证我的视线与液面齐平，以防自己误读抽取的毫升数。我屈伸左手肌肉，把药瓶喂向注射器后再拔下，同时小心翼翼地放松右手肌肉，确保针尖与药瓶分离时不带出一滴药水。

小心翼翼地放下药瓶，我提起注射器，把针尖移到输液袋上方，把袋子口朝向自己，然后注射药品。拔出针头后，这个针头随即报废。接着，我回抽空注射器的活塞，直至它到达先前注射药量的刻度处，再把注射器放进我工作站外的托盘里。然后，我还是小心翼翼地盖严刚用过的那瓶药，把它紧贴刚才那支空注射器的右侧放入托盘。面对接下来的每一只药瓶，我都依照同一套程序处理，直到注射完处方中的每一种药。最后，我小心翼翼地用塑料盖子把输液袋重新密封好，同样把它放入托盘中远离注射器的地方。

我脱下手套拿起笔，把自己姓名的缩写签在输液袋标签的角落里。签字意味着我要负一部分责任，但具体是怎样的责任我不得而知。我把整个托盘拿去排队，一位资深药学博士要依次复核每一张标签、每一支注射器和每一个药瓶，以确保输液袋的内容物与处方相符。只要找出一点错误，这个袋子就会沦为废品，标签需要重新打印，前述一整套流程也必须赶紧重走一遍，元老会出面调解。

即使这是我来实验室上班的第一天，也并没有因此得到特殊照顾。没有供我练手的输液袋：要么做好，要么搞砸。工作的时候一直有人在一旁监督，这样我们就不能故意从电传打印机里挑拣出容易调配的处方。他们还迫使我们在开一瓶新药前彻底用尽上一瓶药品。一直有人提醒我们，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害死一个人。急需药品时，处方的数量远远超出我们能完成的量。我们总是落在需求之后。因病痛求助的人越多，我们实验室就越缺人手，而我们也就越发得加快手脚，可是同时会落后得越来越远。

没有时间讨论这个可怕可怖的系统不起作用，也没有时间宣告我们既不是杀人犯也不是机器人。只有无穷无尽的处方，开处方的人和我们一样筋疲力尽，而且，他们除了倚仗我们之外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

在医院工作的经历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生病的人和没生病的人。如果你没有生病，那就闭嘴干活。25年后，我仍无法否认，这不失为一种正确的世界观。

莉迪亚在工作站时特别有魅力，这可能是因为她以每周工作60小时的强度生活了近20年。看着她挑药、清洁和注射，就仿佛在观赏芭蕾舞演员腾空而起。我盯着她翩飞的手指，想着第7章里的话：完全和玩票儿似的，连书都不用（在我看来他好像什么都记在心里）。第一天，我亲眼看着她注射了不下20个输液袋，有时甚至闭着眼睛也能完成。我没见她犯下一个错误。我敢肯定，她工作时处于某种神游状态，要不然她的大脑供氧不可能充足。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无菌室内打喷嚏或者溅射出其他什么体液，而莉迪亚顶多小咳两声，她在混合药剂时的呼吸控制能力简直超乎常人。

在工作站的头两小时内，我成功配制了几袋简单的电解质溶液，于是主管开始要求我尝试混合难度更大的处方，因为实验室的进度太慢了。我试着选了一个简单的苯二氮䓬③ 处方，但把镇静剂注射到输液袋中后，我却害怕了。我想着，万一注射的剂量过多，我就不是在治疗病人的焦虑症，而是会导致一个谁都不想看到的结果。我恐惧得像一头困兽。我想过就这么装模作样地继续工作，把袋子放到托盘上排队等候，之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个想法太过疯狂。于是，我把输液袋拿到水槽边，用刀片划开，把里面的内容物倒进下水道。药学博士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回到莉迪亚身边，提议休息一下。

“我觉得我干不了这个，”当我们走进院子时，我向莉迪亚说了真心话，“我从没干过压力这么大的事。”

莉迪亚咯咯地笑了：“你想太多了。要记住，这不是脑科手术。”

“是啊，脑科手术在五楼。”我帮她把笑话补全。这个笑话，送药员们每天至少要互相说上5遍。“可是，我要是做不好怎么办？”我嘟囔道，“我有一半时间都记不起来自己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莉迪亚向四周看了看，靠近我说：“听着，我要告诉你无菌技术的奥秘。”她接着又站直身子，用低沉的声音补充道：“瞧，别舔针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手上有能杀菌的玩意儿，细菌总会死掉。”我接不了她的话，莉迪亚可能以为她已经把能解释的都解释清楚了。我们一言不发地坐着，莉迪亚抽着烟。

过了一会儿，我揉着太阳穴说道：“天哪，我头疼。莉迪亚，我们一直呼吸着酒精味的空气，你就没有为自己的肺担心过吗？”

莉迪亚正叼着一根烟，看了我一眼，就像在看一个大傻瓜。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吐着烟圈问道：“你觉得呢？”

我们刚休息完，我就让自己投入了“战斗”。我抽了一张麻烦的化疗处方，决心好好收尾自己第一天的实验室工作。我做的输液袋毫无瑕疵，这令我非常骄傲，直到一个气急败坏的药学博士走到我面前，在我鼻子前方两厘米处举起了一小瓶珍贵的干扰素。

“这一整瓶都让你报废了。”她愤怒地呵斥道。几分钟前我注射过免疫促进剂，但把药瓶拿出工作站时忘了盖瓶盖，结果瓶子里剩余的药剂都被污染了。我一下子就浪费了一千美元的药剂，这也意味着我们之后要写一大堆检查和报告。我一阵羞愧，上次经历这样的窘境，要追溯到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当时我读课文读错了页数，被老师抓了个正着——那位老师已经筋疲力尽，不想在我身上花工夫。我在属于自己的第7章里扮演主角，我抬起头来，脸上滚烫，心中满是悔恨。

莉迪亚找准机会站到我前面，向怒火中烧的药学博士保证：“她只要歇一会儿就好。她一天都没休息了。来吧，孩子，我们走。”她领着我去院子里休息，值那一趟班时，我们已经休息了不知道多少次。

一走到院子里，我就找地方坐下，把头埋进双手。“如果我被开除了，我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一边说，一边抽泣着。

“开除？那就是你想到的结果？”莉迪亚笑出了声，“老天，放松些。在这个破地方，我从没看过一个人被炒鱿鱼。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在被开除之前，他们早就选择主动不干了。”

“我不能不干，”我苦恼地坦白道，“我需要钱。”

莉迪亚看着我，点燃一支烟，深吸了一口。“是啊，”她有些伤感，“你和我都不是能甩手不干的那种人。”她朝我晃了晃那包温斯顿醇柔烟，我谢绝了她的好意，这是那天的第6次了。

深夜，莉迪亚送我回公寓。我问她，我们一起在药房里沉默工作时，她坐那儿想什么呢。

她想了一会儿，回答我说：“想我的前夫。”

“让我猜猜，”我壮着胆子问道，“他坐牢了？”

“他倒是想啊，”她轻嗤道，“那个狗娘养的在艾奥瓦。”

我俩坐在那里，一起笑着一个比明尼苏达州还古老的笑话，我的脑子里回荡着第7章里的句子：可怜的小狗，我们笑了，我们的脸惨白如灰，我们的心沉入靴中。

当药房不那么频繁接收处方时，我就会无聊得坐不住。我会到血库去，看看那儿是否需要我带些血浆去急救室。这桩事情让我有机会耗去多余的能量，因为反复核对血型和血量需要时间，我可以在等待的间隙来回踱步。

在前台后方轮值3点至11点中班的老员工名叫克劳德，他比莉迪亚年轻，但在我眼中，他俨然是一个老大哥，因为他已经28岁了。我觉得克劳德很有意思，因为在他之前，我从没有见过坐过牢的人，而且，他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不会伤害别人的好人。艰难的生活使他饱受摧残，身体羸弱，但他似乎没有心怀一丝恨意。我猜测，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很短的时间，而且不会深入思考。血库服务台的工作是全医院最简单的，克劳德向我夸耀此事时带着一种谜之骄傲。

克劳德解释给我听，他只要记住怎么做好三件事就行：融化血浆、检查血浆和倾倒血浆。他每次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小车把几个托盘从冷冻室推到室温为5摄氏度的房间里解冻。每个托盘里都装着砖块一样的冷冻血浆，一包包摞得很高。血液一离开捐献者的身体，稍经处理就会立刻冷冻储藏。推到解冻室就是让它慢慢融化，恢复到可用状态。克劳德推出来的血浆量，差不多是他轮三趟班所需的血液储备。接下来，克劳德就要去前台牢守7小时，给任何手拿申请表的人提供血浆。他需要再三检查血袋上标示的血型，确保与申请表上的相符，有时还要手术室的人再检查一遍。他解释说，这里有“至少4到6种”不同的血型，况且送错了血型“会出人命，这样会浪费血浆”。他的话令我困惑，因为在他的意识中，这两种后果竟然互有关联。

当克劳德把软软的黄色血浆包三个一捆地抛下去时，我总不禁想起老家主街旁的一排肉铺，特别是克瑙尔先生（Mr. Knauer）的铺子。他会按照我母亲记在小本子上的要求，剁下特定部位的肉，然后送我回家，还帮我们家准备晚餐。克劳德快下班时，会把没派上用场的已融化的血包处理掉。他把几升几升的血浆顺着有害物质斜槽倾倒下去。这些血浆会和每天的医用垃圾一起焚化处理。我觉得这真是浪费：好心的市民特地来医院献血，他却抱起一捧一捧的血包扔进垃圾桶，多可惜啊。

“别太难过，”克劳德觉察到我的敏感，“献血的大多是流浪汉，他们不过是为了口饼干罢了。”

血库的家伙们出了名地喜欢调戏药房的送药员，所以当克劳德开始追求我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荣幸。“当我听到一溜救护车开进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指望在这儿见到你了。”他对我说这话的那天，我正好拿着血浆申请单去找他。他的话让我不得不提起自己艺术系的男友。这个男友是我凭空杜撰出来的，我通过想象赋予他血肉，就是为了应付这类场合。

“既然你都有男友了，为什么还在这里打工？”克劳德问道。我突然明白，他对男女关系的理解无疑比我深入。我借口说艺术家都是穷光蛋，就算他们衣着光鲜，就算他们脸上挂着的那副愁容让人特别容易联想到泰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在1941年全明星赛中的某张击球照。

“哦，所以他还要靠你来养活。”克劳德若有所思地自忖道，话里可能暗含讽刺，也可能没有。我一下子想不出什么话来为我杜撰的男友辩护，就随克劳德怎么想吧。

我开始轮晚11点至早7点的晚班，这样周二和周四上午就能待在药房，给输液袋注射药品，并把一车“行李”送去精神病科病房。这些输液袋里装着静脉点滴用的盐水，包含一种名为氟哌利多的镇静剂。氟哌利多可以在施用电休克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时充当麻醉剂。护工们把这种疗法称为ECT，大众则容易错误地把它和“休克疗法”混为一谈。每周两次，医院会在清晨为病人们做好准备，让他们躺上轮床，把他们推进大厅排队，等待接受ECT治疗。病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进安静的房间，在那里，医生和护士会对他们的头部一侧施加电刺激，同时监测重要的信号。病人全程都因麻醉而处于无知觉状态，而他们用的麻醉剂，都是我送去的。

所以，周三和周五都是精神病科病房的好日子，许多之前死气沉沉的病人会坐起身来，穿上便装。一些人还会短暂地和我对视。与此相反，周日和周一是最坏的日子。病人们躺在床上打滚，抓伤自己，不停地呻吟。照顾他们的护士很能干，但面对这样的痛苦也束手无策。

第一次走进精神病科病房那扇挂了两道锁的门时，我吓坏了。不知为何，我觉得这里栖息着恶魔，那些恶灵随时都准备对我发起攻击。但一旦真正踏入病房，我才发现这里是地球上运转速度最慢的地方，我才发现这些病人很特殊，因为他们的人生冻结在创伤里，伤口似乎永远无法愈合。病房里的痛苦是那么深重，那么显而易见，连访客们呼吸到的空气，都仿佛来自沉闷、黏滞的夏日。我很快认识到，我需要应对的挑战不是保护自己不受病人侵扰，而是保护自己善良敏感的心灵，防止它在面对这些病人时变得越来越冷漠。我曾经不理解第59章里的一句话，现在懂了：他们转而向内，用自己的心喂养自己，可他们的心却无法胜任。

在医院实验室工作了几个月后，对于注射输液袋我已得心应手。我能够赶上莉迪亚的速度，有时甚至能超过她。我交上去的输液袋，终于不会让药学博士在复核时发现错误。可是没过多久，我对工作的自信也终于转变成无聊和厌烦。我继续挑战自己：做任何事都本着节约时间的原则，从摆放药品到走去电传打印机所用的步数。我辨认每个标签上的姓名，尝试记住每天重复使用同一种药品的重症患者。我开始注射那些溶解药品的步骤较复杂的小输液袋，它们是为早产儿准备的，标签上写着“男婴琼斯”“女婴史密斯”的字样，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写着全名。

我偶尔会拿到一张“割单”（cut slip），它来自另一台不常工作的电传打印机。它的存在是为了通知药房，一位需要药品的病人已经离世，原来的处方再也用不上了。如果药学博士在我的肩膀上轻拍两下并送上一张割单，我就会站起身，走到水池边，划开或“割”开袋子，把我注射好的药水倒出来，然后拿一张新的处方，回到座位上。有一天我拿到了一张割单，这意味着我不必再为某位病人制作化疗用的输液袋，不必每天都习惯性地在处方纸上寻找他的名字。我停下来，望了望四周。我莫名觉得，自己应该向谁致个敬，可又有谁需要这份敬意呢？

慢慢地，我不再相信自己做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我琢磨着，觉得这份工作毫无意义，只不过是药房生产链中的一环，每时每刻生产着药品，然后送上楼，永无尽头。从这个阴暗的角度看，医院就是囚禁病人的牢房，我们把药品灌进他们的身体，直到他们去世或好转，就这么简单。我治不好一个病人。我不过是遵照处方行事，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

就在我对这份工作所抱有的梦想开始幻灭时，一位教授给了我一份长期工作，我得以在他的研究室半工半读。我一下子有钱了，足够供自己上完大学和拿到学位。因此，我辞掉医院的工作，不再以救人性命为生。我开始为研究型实验室工作，并以此来养活自己。我不再担心自己会被迫退学，不再担心会被迫回家嫁人。我不再担心会屈身于小镇中结婚生子，不再担心我的孩子会恨我——只因为我望子成龙，巴望他们实现我受挫的抱负。与此相反，我会向着长大成人的方向，踏上孤独的长征。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应许之地，但我仍会抱有顽强的信念，心怀希望：征途的终点会比现在更加美好。

向医院的人力资源办公室提交辞职信的那天，我和莉迪亚坐在一起休息。莉迪亚一边抽烟一边告诫我，千万不能买雪佛兰，因为那车不适合女司机开。她一直是福特车的拥趸，从没有哪辆车给她掉过链子。在她不说话的空当，我告诉莉迪亚，我得到了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要从药房辞职了。是啊，我仅仅在医院工作了6个月，但我已经对这份工作了如指掌。这是个鬼地方，我觉察到了，就像我与莉迪亚相遇的第一天时她对我说的一样。

我怀着壮志雄心，设想将来有一天，我会拥有自己的实验室，比我即将去的那个还大，如果招募不到像我一样投入工作的人，那就宁缺毋滥。在快结束这番演说时，我自负地略微提高了嗓音，引用了第10章的句子：我肯定会以一种更好的心态在自己的房子里工作……比在任何其他人的房子里工作的心态更好。

我知道她听到了我所说的话，所以我很惊讶她居然看向了别处，仅仅深吸了一口烟，完全没有给出任何回应。过了一会儿，她弹掉烟灰，接着前面被打断的地方继续谈车。晚上11点，我们一起下班，我等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自己步行回住处。

那一天夜色晴朗，寒意逼人。走路时，我脚下的积雪发出吱吱的声响。我走过好几个街区，莉迪亚的车突然从独自跋涉的我身边掠过。我心中刺痛了一下，体会到了一种新的孤独。丢弃前尘或妄图新物，都包含着旧日的不快。我明白的。是新是旧，都在我心中有一席之地——第44章的句子撞进我心里。我目送莉迪亚坏了一盏尾灯的车在桥的那头消失，继续走自己的路回家。

①一种远程打印机，可以接收其他终端的信息并将内容打印出来。

②1英寸≈2.54厘米。

③一种镇静剂，可以治疗焦虑症和失眠，注射过量会引起生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