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技术治理的发展

可以依据科技和理性来治理国家及处理公共事务，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类似的思想，提出了“科学城邦”的理念，主张社会动作的理性化及政治活动的科学化；其后，培根、圣西门等主张依靠科学家和技术家来改造社会。人类的工业革命都是技术大爆发所推动的，技术治理思想在西方逐渐演变成为著名的“技术治理运动”。虽然该运动并未取得成功，但推动技术治理思想受到了全球性关注。

针对社会治理的技术以追求治理效率为核心，其实现方法是可以有效计算、复制推广并考核验证的治理流程。可见，技术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遵循理性化的就事论事的处理规则。技术治理可以提高治理绩效，治理的设计者可以超越基层治理中具体而琐碎的细节，以标准化流程来推进治理项目，直观、有效地监督下级的措施落实情况，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近代西方公共管理中，技术理性具有代表性，是政府改革的重要方向，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等技术化原则成为行政改革的关键原则。

技术治理是当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现代社会高速运转的必然产物，技术对于公共治理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技术是人类运用理性来认识事物的工具和手段，事务只有被认识和理解后，人们才能抓住事务的真相，寻找解决方法的思路才会更合理；其次，技术是工具和方法，具有专业化的特征，对于行政机构中的技术官僚推行技术治理会进一步提高其权力；而从权力的视角看，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大大强化了行政力量监控社会的能力。国家的治理是用技术构成框架而塑造人的行为，其原理是将一整套制度、程序、计算、分析组装起来，以政治经济学为知识、以安全配置为工具的一系列复杂的权力运作[1]。现代社会管理具有复杂性、专业性，因此需要消耗大量资源，技术成为弥补治理能力缺口和解决复杂问题的重要工具。

“技术乌托邦”是对技术的过度崇拜，以为凭借技术就能实现理想社会。在实际中，技术工具是中性的，而技术工具又是由人使用和执行的，工具的理性难以克服执行者的非理性，仍然会产生大量的功利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试图依据技术将复杂问题简化是难以成功的。另外，技术治理的前提至少包括制度供给，缺少相应的制度和组织条件会对技术治理的效果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产生阻碍作用。

网络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使得网络社会治理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网络空间形成了一套以技术编码和自治为主的技术治理方式；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也绝非网络主权主义者所宣称的“法外之地”，因此，在网络空间技术治理中，需要充分发挥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的互补作用。

网络社会的技术治理以内嵌于“代码”的网络技术规则为核心，人们要进入网络社会就必须接受和服从技术设置的各项条件。技术归化是指将技术产品融入应用环境，使其成为用户所处的实践与文化网络的一部分的过程。技术归化是一个学习与赋予意义的过程，正是通过技术归化，技术产品的社会文化价值才得以形成。同时，技术归化是社会治理的必有环节，法律作为人类制度生活的载体，对技术治理有较好的引领和归化作用。弱化政府管控、强化权力保障的法律治理思想与技术治理的分权思想存在契合之处，是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的二元共治奠定了话语共识基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