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钱锺书的翻译本质属性观

上节末尾处说，将“讹”“失”“逆”等视作翻译本质尚不够准确，那么，说他们是翻译的什么才稳妥呢？笔者以为，“讹”“失”“逆”乃翻译的本质属性，也即与翻译本质不可分割的然而是第二义的存在。事实上，一些学人当初在讨论“媒”“讹”“化”等概念时已经使用过翻译本质属性等表述。于德英即曾明确指出：“‘失本成译’意味着‘讹’是翻译难以避免的毛病；‘失而复得’意味着‘失’与‘讹’是翻译的本质属性。”注81类似地，有人在讨论“化”之境界时也表示：“钱锺书的‘酿得蜜成花不见’的‘化’的境界，一方面强调作者隐形后译文的‘归化’，另一方面则说破了‘有化必有讹’‘无失不成本’的翻译本质属性。”注82又比如，有人不仅认为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对翻译本质进行过“全面探讨”，而且指出：“钱锺书翻译思想应视为一个由‘化、讹、媒’组成的‘一分为三’的体系，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较为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翻译的本质属性。”注83本句引文事实上是将“化”“讹”“媒”当作了翻译的本质属性。再比如，上文曾谈到“讹与译不可分割，讹是译之本质”，可相关论者同时表示：“在钱锺书的理念中，‘忠实’不是评判译作优劣的唯一标准，‘失’是一种常态，无失不成译，‘失’乃翻译文本的固有属性。”注84如此一来，有人说“讹”是翻译的本质属性，有人说“失”系翻译的固有属性，还有人说“失”与“讹”及至“化”“讹”“媒”等共为翻译的本质属性，究竟孰是孰非呢？笔者以为，将“失”与“讹”看作翻译的本质属性比较稳妥，但还可外加一个“逆”字。“逆”也可以是翻译的本质属性么？不妨来看有关论者的一句话：“作为翻译结果的‘翻译文学’，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再现原文，总有对原文的有意无意地背离、丢弃和叛逆，所以从文学翻译的最终文本‘翻译文学’上看，‘叛逆’是其基本属性之一。”注85

钱锺书对翻译之“讹”“失”“逆”等本质属性皆有论及，先来看这么一句话：“然而‘欧化’也好，‘汉化’也好，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国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注86本句话中同时可拈出“失”（“遗失”“失真”）、“讹”和“逆”（“反逆者”）等字眼儿，他们显然是一脉通连的。在“讹”“失”“逆”三者之中，钱氏对前二者的论述更多一些，下面对它们分别略作梳理。

钱锺书对“讹”的讨论，主要见诸《林纾的翻译》一文。关于什么是“讹”，钱氏的界定很清楚，即“失真和走样”“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举例来说，林纾在翻译中碰到自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时，他会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对于此一现象，钱锺书说：“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即使添改得很好，毕竟变换了本来面目，何况添改未必一一妥当。”注87在钱氏心目中，“讹”是“难于避免的毛病”，其原始表述如下：“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注88情况何以如此呢？钱氏分析道：“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注89原来，翻译中存在着这样和那样难以逾越的“距离”，这便注定了翻译不可能保持原模原样也不可能做到原汁原味。需要指出的是，“讹”在我国翻译话语中自古有之。僧祐《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考》中有言：“自前汉之末，经法始通，译音胥讹，未能明练。……案中夏彝典，诵《诗》执《礼》，师资相授，犹有讹乱。”注90“译音胥讹”揭示出佛经音译中的失真或偏离。道宣在《续高僧传》中也曾有言：“译从方俗，随俗所传，多陷浮讹，所失多矣。”注91这句话不仅谈到佛经翻译中难免有“讹”，而且将其与“失”并而论之，从中似可见出钱锺书“讹”论之根苗。客观而言，我国对“讹”虽早有论及，但不论是对“讹”进行精确界定，还是对“讹”进行必要分类，再或是对“讹”之当事人进行责任区分，钱锺书皆可谓敢为人先，相关内容后文将有专节论及，兹不赘。

关于翻译之“失”，钱锺书的论述更多，而且往往借助他人（前人、洋人）之比喻说法。比如，道安《比丘大戒》中有这么一说：“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注92又比如，道朗《大涅槃经序》中有如下一说：“随意增损，杂以世语，缘使违失本正，如乳之投水。”注93上述二说，钱锺书不仅称引，而且给出评价，他说：“皆谓失其本真，指质非指量；因乳酒加水则见增益，而‘约不烦’乃削减也。”注94在古人的相关比喻中，钱锺书似乎特别青睐鸠摩罗什《为僧睿论西方辞体》中的“嚼饭”语：“天竺国俗，甚重文藻。……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哕？）也。”注95对于此一比喻，钱锺书赞其“寻常而奇崛”注96，因为其“专为‘文藻’而发，尤属知言”注97。对于罗什的有关比喻，钱锺书还曾给出一个按语，有关文字如下：“又按罗什‘嚼饭’语，亦见《高僧传》卷二本传，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一三申之约：‘今以英法文译中国诗、书者，其失味更可知’。”注98而说到诗歌翻译之“失”，在钱锺书笔下，“尤属知言”者或许非弗罗斯特（Robert Frost）不由分说为诗歌所下定义莫属。弗氏将诗歌定义为“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注99。对于此说，钱锺书不仅屡屡有引，而且时有评说，本书钱氏诗歌翻译思想讨论一章将有跟进，此不详述。而说到诗歌翻译之“失”，钱锺书对蔡廷幹在英译《千家诗》中的“矜尚格律”所作评价也颇值得一提，他说：“至其遗神存貌，践迹失真，斯又译事之难，译诗为甚。”注100

钱锺书在论述翻译之“失”时往往巧借他人相关比喻，这或许事出有因。钱氏曾提醒说：“在拉丁文里，比喻唤作translatio，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翻译。”由此观之，翻译与比喻之间或许不无渊源。谭载喜曾明确表示：比喻文化内蕴丰富，是描述翻译的独特手段，透过比喻，人们可以清楚地认识翻译的本质（属性）。在相关文章中，谭氏共罗列中西翻译比喻十个大类：绘画、雕刻类；音乐、表演类；桥梁、媒婆类；奴隶、镣铐类；叛逆、投胎转世类；商人、乞丐类；酒水、味觉类；动物、果实、器具类；竞赛、游戏类；比喻本身及其他类。注101对于以上翻译比喻，钱锺书先后引用和点评者不在少数，诸如：“葡萄酒之被水”“乳之投水”“如翻锦绮”“如翻转花毯”“以宽颈瓶中水灌注狭颈瓶中”“以此种乐器演奏原为他种乐器所谱之曲调”“驴蒙狮皮”“蜡制偶人”“点金成铁”“嚼饭与人”“沸水煮过之杨梅”“羽毛拔光之飞鸟”“隔被嗅花香”，等等；注102此外还有“投胎转世”“癞蟆的叫声”“学生应外语考试的一匹‘小马’”，等等。注103从钱氏所引所评各种翻译比喻中，译必有“失”这一本质属性在在可感。

从上述文字来看，中外古今译论话语中皆不乏译必有“失”之论述。值得说明的是，道安于《摩诃钵罗密经抄序》中所提“五失本，三不易”思想对我国译学界的影响可谓深远，钱锺书评其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注104。对于“五失本”，钱锺书进行过精研详论，并借此而推衍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翻译思想。鉴于相关评论文字至为重要，兹不厌其烦地转引其中要者如下：

“五失本”之一曰：“梵语尽倒，而使从秦”；而安《鞞婆沙序》曰：“遂案本而传，不合（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又《比丘大戒序》曰：“于是案梵文书，惟有言倒时从顺耳。”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道宣《高僧传》二集卷五《玄奘传之余》：“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向此俗”；正指斯事。“改倒”失梵语之“本”，而不“从顺”又失译秦之“本”。安言之以为“失”者而自行之则不得不然，盖失于彼乃所以得于此也，安未克圆览而疏通其理矣。“失本”之二曰：“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卷一六六阙名《首楞严后记》亦曰：“辞旨如本，不加文饰，饰近俗，质近道。”然卷一六〇释僧叡《小品经序》：“梵文雅质，案本译之，于丽巧不足，朴正有余矣，幸冀文悟之贤，略其华而几其实也”，又《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烦而不简者，贵其事也，质而不丽者，重其意也”；卷一三六鸠摩罗什《为僧睿论西方辞体》：“天竺国俗，甚重文藻。……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哕？）也。”则梵自有其“雅”与“文”，译者以梵之“质”润色而为秦之“文”，自是“失本”，以梵之“文”损色而为秦之“质”，亦“失本”耳。意蕴悉宣，语迹多存，而“藻蔚”之致变为榛莽之观，景象感受，非复等类（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or approximate effect）。安仅讥“斫凿而混沌终”，亦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失本”之三、四、五皆指译者之削繁删冗，求简易明了。梵“叮咛反复，不嫌其烦”，“寻说向语，文无以异”，“反腾前辞，已乃后说。”比如蜀葵之“动人嫌处只缘多”，真译者无可奈何之事；苟求省净无枝蔓，洵为“失本”耳。欧阳修《文忠集》卷一三〇《试笔》：“余尝听人读佛经，其数十万言，谓可数言而尽”，语固过当，未为无故。注105

道安“五失本”之一的内容为“胡语尽倒，而使从秦”，钱锺书对其进行了细化，他说：“‘改倒’失梵语之‘本’，而不‘从顺’又失译秦之‘本’”，进而又推衍道：“‘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关于“五失本”之二，道安认为“梵经尚质，秦人好文”，认为梵、汉两种语言在文、质上泾渭分明，钱锺书对此进行了纠偏，指出梵文与汉语各有其“雅”与“质”，不论是以梵之“质”润色而为秦之“文”，又或是以梵之“文”损色而为秦之“质”，皆为“失本”。“五失本”之末尾三条主要涉及删削繁冗，经过删削，枝蔓没了，“本”也因此而失去，实在是无可奈何。

关于翻译必有“失”这一本质属性，钱锺书在其英文著述中也有所论及。比如，在评论英国人李高洁（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所译《苏东坡作品选》（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Su Tung-P'o）时，他即指出，苏氏原作中有些是“赋”有些是“记”，而这些不同的文学样式在翻译中全然丧失（This book contains nineteen “prose-poem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works of Su Tung-P'o，the great poet of the Sung Dynasty. In the original，they belong to different genres，some of them being “赋”，and others being “记”；this distinction，however，is lost through translation.）注106。在为凯德琳·扬（Clara M. Candlin Young）所译《中国的爱国诗——陆游的剑诗》（The Rapier of Lu，Patriot Poet of China）所写书评中，钱氏特地转引了译者的一个注解，意思是说译者根本不曾尝试要保留中文诗歌的固有形式，因为诗歌翻译没有不失真走样的（I have abandoned any attempt to adhere to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Form in translation as in each case the poem lost its original quality.）注107。在为扬氏所写书评中，钱锺书自己还曾表示：诗之为诗，主要是其思想或内容本身具有诗意，而不在乎其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故而诗歌可译且不失其美学价值；此说不免荒谬，却深得黑格尔的认可（That the idea or content of a poem is poetical in itself regardless of its verbal expression，and therefore can be conveyed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without any aesthetic loss is a view which，absurd as it is，has the authority of Hegel.）注108。

从上文叙述可见，翻译之“失”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有着多种样式（如“失真”“失其本真”“失本”“违失本正”“失味”“失其藻味”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锺书对翻译必有“失”这一本质属性的认识极早。还在苏州桃坞中学就读初三之时，钱氏将威尔斯（H. G. Wells）《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的《天择与种变》（Natural Selection and Changes of Species）一章译为中文发表于《桃坞学期报》，译文后附有“补白”两节，第一节所写为“译者既译毕此文，有内疚者三”，其中第一条如下：“因欲使读者明了之故，于原文词句颇有增损，次序（指原文词句之次序）亦稍更易，读者苟以失真见斥，无所逃罪。”注109一个初三的学生能主动为自己译文中可能的“失真”进行说明和设防，这在中国译学界恐怕绝无仅有，而钱氏后来对翻译必有“失”这一本质属性的深刻认知或许正发端于此。

最后再来看看钱锺书论翻译之“逆”。从上文可知，钱锺书引用意大利那句谚语或警句（即traduttore，traditore）意在衬托翻译之“讹”。在钱氏笔下，翻译之“讹”与“逆”常常联袂出现。又比如，他曾说：“一部作品读起来很顺利容易，译起来马上出现料想不到的疑难，而这种疑难并非翻翻字典、问问人就能解决。不能解决而回避，那就是任意删节的‘讹’；不敢或不肯躲闪而强作解人，那更是胡乱猜测的‘讹’。可怜翻译者给扣上‘反逆者’的帽子。”注110从前文还可知道，钱锺书不仅引用“traduttore，traditore”，还曾将其译成中文——“翻译者即反逆者”。说到上述意大利警句的翻译，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曾表示：“如果我们把‘traduttore，traditore’这一流传已久的警句译成英文‘the translator is a betrayer’（翻译者就是叛逆者），那末（那么？）这句富有韵律感的意大利名言就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文字价值了（We would deprive the Italian rhyming epigram of all its praronomastic value）。”注111如此看来，翻译必有失在“traduttore，traditore”的英译中也备有体现。下面再来看一个翻译必有“逆”的实例。翟尔斯（Herbert Giles）著有《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钱锺书说，翟氏在该图书中犯了一个有趣的错误（an amusing mistake）。这个好玩的错误是什么呢？在该书第五卷第一章末尾，翟氏将司空图的《诗品》全译而出，但他认为原文是一首哲理诗，共由24个显然并不相关的诗节组成（Professor Giles gives a complete version of Su-K'ung Tu's “philosophical poem，consisting of twenty-four apparently unconnected stanzas”.）。大家知道，司空图的《诗品》（《二十四诗品》）系用诗性语言写成的关于诗的美学风格的24组诗。翟氏精神可嘉，也颇心灵手巧，但他误读了篇目，错将印象批评主义诗歌译成了神秘篇什，十足的“翻译者即反逆者”（Professor Giles has，at his own peril，ignored the title and then，with an ingenuity quite admirable in itself，translated a piece of 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 into mystical poetry par excellence. Traduttori traditori!）注112。值得强调的是，钱锺书不仅翻译中有“逆”，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双重‘反逆’”。在评论林纾翻译中的“欧化”成分时，他说林译中“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像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笔达’，倒像懂得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狠翻蛮译”，而这种“生硬的”甚至毋宁说“死硬的”翻译“构成了双重‘反逆’，既损害原作的表达效果，又违背了祖国的语言习惯”。注113

或许正是认识到翻译必有“讹”“失”“逆”等本质属性，钱锺书这才不愿动辄采信译作。他当年在牛津大学撰写学位论文时即是这么对待译作的。他说，常理和文学伦理皆认为编撰比翻译更近于原著的创作过程，虽然严谨的翻译很可能比草率的编撰更需要大脑的耕耘（Common sense and literary ethics seem to agree on the point that compilation is one move less from original compostition than translation，notwithstanding that there may be more fundamental brainwork in a conscientious translation than in a perfunctory compilation.）。注114而在多年后发表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他仍坚持认为：“一个人总觉得，和翻译比起来，创作更亲切地属于自己，尽管实际上他的所谓‘创作’也许并非出自心裁，而是模仿或改编，甚至竟就是偷天换日的翻译。”注115

或许是对翻译具有“讹”“失”“逆”等本质属性笃信不疑，对于他人要翻译自己的著述，钱锺书也往往比较保守。在谈到《围城》的英译时，他在给夏志清的信函中即曾写道：“此书是珍妮·凯利翻译，茅国权审校的。凯利女士六年前曾经给我写过信，现在她勇敢地把这任务完成了。我希望她该是个漂亮的女人。”注116“我希望她该是个漂亮的女人”或许话中有话。“漂亮的女人”借自法语belle infidele，钱氏在给许渊冲的信件中也曾引用，说刘禹锡《竹枝词》中那句双关（即“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确乎无法译，只好belle infidele而已”注117。又比如，据节译过钱锺书《管锥编》的美国人艾朗诺（Ronald Egan）回忆，钱锺书当年考察哈佛大学时喜遇清华同窗方志彤。方氏获赠《管锥编》一套，便命自己的学生艾朗诺翻译。艾氏托人向钱锺书去信以便获准翻译，钱氏答应了，但附有要求如下：“翻译中遇到任何问题，都不要来问他。”注118按照常理，作者可以甚至应该为译者给予力所能及的解惑、答疑等帮助，钱锺书却给出那么个“都不要来问”的君子协定，原因也许很多，不大相信《管锥编》可以忠实地译作他国语言很可能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