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宜译介“好样品”和“最高尚的人物和东西”

对于诗歌翻译选材，钱锺书确乎“盯”得比较紧，对于失察之人或无能之辈鲜有好评，不仅如此，他有时甚至还因此而“迁怒”原作者。比如，对《人生颂》的作者朗费罗，钱氏便曾诘问道：“他是否觉察到在中国引进西方文学的历史上，他比同用英语写诗的莎士比亚远远领先，也比他自己翻译的但丁远远领先？假如觉察到了，他有何感想？”注395接连两个设问句，其意蕴可谓深刻！不过，也应该说明，钱氏对诗歌翻译选材虽向来严苛以求，但也并非一点没有包容与和善。比如，他对《人生颂》译者虽屡有批评，却也终究承认：“第一首译成中文的西洋近代诗是首美国诗——郎费罗的《人生颂》。这当然不是西洋诗的好样品，可是最高尚的人物和东西是不容易出口的，有郎费罗那样已经算够体面了。”注396（钱锺书，1997：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