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化境”：最高标准？最高理想？
对于钱锺书的“化境”论是否可以视作翻译标准，一段时间里人们是坚信不疑的，因为钱氏本人就是这么说的——“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1985年，钱锺书将前句话中的“标准”更换成了“理想”，一时引来不同解读。
1. 问题的提出
《林纾的翻译》是钱锺书翻译著述中“最为钜观”者，自其问世以来，学习者、解读者、评论者络绎不绝。钱氏本人对这篇文章也很看重，曾就其中文字及提法修订多次，下段文字记载了有关情况。
最初发表于《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人文版，1964）。“文革”后，“增订了一下”，收入《旧文四篇》（上海古籍，1979）；商务编本《林纾的翻译》（1981），以《旧文四篇》版作底本，“转载时经作者小作修订”。收入《七缀集》（上海古籍，1985）时，修订较多，有的提法变更，如“化”由“最高标准”易为“最高理想”；注从原来七十三条压缩至七十条，旧注有的移入正文，有的经改写增补。此文在《翻译通讯》一九八五年第十一二期连载时，较《七缀集》版，多出一注，文字只小小有点改动。当系目前所见最后改订本。注293
恰如有关论者所言，《林纾的翻译》1985年收入《七缀集》时“修订较多”，比较一下其中一段文字或可见出个大概。
1981年版：讲究散文风格的裴德（Walter Pater）就嫌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文笔太粗糙，只肯看波德莱尔翻译的法文本；一个年轻的唯美主义者（un jeune esthète）告诉法朗士（A. France）说《冰雪因缘》只有在译本里尚堪一读。传说歌德认为纳梵尔（Gérald de Nerval）所译《浮士德》法文本比自己的德文原作来得清楚；惠特曼也不否认弗拉爱里格拉德（F. Freiligrath）用德文翻译的《草叶集》里的诗有可能胜过英文原作。注294
1985年版：最讲究文笔的裴德（Walter Pater）就嫌爱伦·坡的短篇小说词句凡俗，只肯看波德莱亚翻译的法文本；法朗士说一个唯美派的少年人告诉他《冰雪因缘》在法译本里尚堪一读。虽然歌德没有承认过纳梵尔（Gérald de Nerval）法译《浮士德》比原作明畅，只是旁人附会传讹，但也确有出于作者亲口的事例。惠特曼并不否认弗莱理格拉德（F. Freiligrath）德译《草叶集》里的诗也许胜过自己的英语原作。注295
诚如有关论者所述，除了文字上的修订，《林纾的翻译》1985年及以后的版本还有“提法变更”，其中，将“最高标准”易为“最高理想”即其一。值得留意的是，有关提法变动显然不止这一处。比如，1981年商务版中说：“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1985年上海古籍版除了将其中的“有人”和“造诣”分别具体化为“一个英国人”和“造诣高”之外，提法上也有两处变化：一是将“躯壳”换成了“躯体”，二是将“精神姿致”改成了“精魂”。
有人曾记录钱锺书的话说：“我对自己的著作不断修改，除改正误排的，补充新发现的材料外，也有改正自己发现或别人指出的误引或不恰当引用的。”注296推测起来，钱氏变动《林纾的翻译》中的文字及提法当也事出有因。比如，将“躯壳”换为“躯体”以及将“精神姿致”易为“精魂”，相信就不是随意而为。请大家看看相关原文：“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不难看出，相关文字更换后，“投胎转世”“躯体”“精魂”更能彼此融贯与呼应[1]，再联系到钱锺书在其他地方还曾将翻译描述为“借尸还魂”“脱胎换体”和“灵魂转生”，其对有关文字作相应更动之用心及效果更不待言。遗憾的是，就笔者所见，对于钱氏文字及提法的变动，学界留意者并不多，对其进行仔细分析与解读的就更少。但对于钱氏将文学翻译中“化”的定位由“最高标准”改为“最高理想”之举，有人不仅注意到了，而且进行了解读和跟进。
2. “化境”与“理想”
上文说过有关学人对钱锺书将“最高标准”更改为“最高理想”一例引起颇多关注与解读，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具体意见呢？其意见又是否言之在理呢？不妨先来看看这么一段文字：
鉴于译界对有关“化境”说的种种误解，钱先生在1985年对“化”的提法作了修订，将“化”由“最高标准”易为“最高理想”，……由此可见，钱锺书先生的“化境”说，其用意并不在于为文学翻译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模式，而是为译者揭示了应当力求的理想境界。令人遗憾的是，先生的这一重大修订，并没有引起译界多大的注意，以致时隔十余年以后的今天，大多有关翻译的论著每每涉及钱锺书先生，不是讳莫如深，便敬而远之；而谈到“化境”说，则多半仍冠之以“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将其拔高到吓人的地步。……时至今日，应当是译界摆脱不幸，重新认识评价“化境”说的时候了。注297
阅读上段引文，不由得生出一些疑问来。首先，有关论者对钱锺书变化相关提法原因的表述似经不起推敲，因为至1985年钱氏做出相关更动之前，译界对“化境”译论置评者并不多见，所谓“种种误解”[2]并没有根据。与此相关的是，不仅在1985年之前，就是终其一生，似也不曾见到钱锺书对所谓别人“误解”其“化境”论表过态或作过回应。其次，有关论者称钱锺书变化相关提法，“其用意并不在于为文学翻译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模式，而是为译者揭示了应当力求的理想境界”。作者还同时指出后人多有不敏，那多年后在谈到“化境”时居然还是沿用老套说法（即“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出人意料的是，有关论者本人在2005年一篇文章中也声称“化境”乃“突破了传统的翻译标准”的“最高标准”注298。此外，有关论者又认为，今人因将“化境”视为翻译之“最高标准”，“化境”因而被拔高到了吓人的地步。此说着实令人费解。如前文所述，钱锺书在多年里曾一直以“最高标准”描述和定位“化境”。在钱氏将“最高标准”更改为“最高理想”之后，部分学人仍津津于“最高标准”一说，要么是不明就里，要么就是冥顽不化，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们因此而将“化境”拔高到了可怕的地步！此一结论要成立，前提应该是这样：钱锺书当初没有使用“最高标准”形容“化境”，而是用了“标准”甚或“最低标准”，而这与事实并不相符。
有关人士呼吁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价“化境”译论，这应该没有什么不是。说到“重新认识评价‘化境’说”，近年来还真读到部分相关文章，其中之一篇目即叫作《重新认识钱锺书的“化境”理论》。该文不乏新知与新解，但在对于钱锺书将对“化境”的看法由“最高标准”更改为“最高理想”的问题上，文中某些意见似乎同样值得商榷，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如果不站在本体论的理论高度，那就不能真正理解“化境”的理论精髓；如果单纯把“化境”看作标准或方法，那就掩盖了“化境”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也就降低了钱锺书的理论水平。因为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和尺度，翻译标准是翻译批评的依据，主要功能在于评价译文的质量，指导翻译实践，规范翻译行为。从形而上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到形而下的翻译标准，中间有着太远的距离，二者是不能直接通约的。注299
有关论者认为“化境”不能“单纯”被看作标准或方法，这应该是有道理的，不过他同时又强调：“标准”与“理想”之间及至“最高标准”与“最高理想”之间皆有着太远的“距离”，彼此不能通约。笔者发现，包括上述论者在内的部分学人不知不觉中实际又步入了另一个极端，即将“化境”单纯地看作了翻译的“最高理想”。
钱锺书的“化境”论仅是高高在上的“最高理想”么？有关论者明确指出，要回答这一问题，“唯一的办法是从钱锺书的作品出发，从理论上进行论证”注300。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从钱氏著作中寻找线索或答案自然稳妥，可笔者发现，有关人士在引述和解读钱氏文字时存在偏误，或引之不全或用之欠当。比如，在论证“化境”当为“最高理想”之命题时，他们首先提出以下两个正面原因：一是“化境”说继承了王国维的“境界”论，二是“化境”论主张译文应该“仿佛原作的‘投胎转世’，脱去凡胎，换成仙体”。注301且不论以上二原因是否能支撑“化境”乃“最高理想”之说，有关论者在文字引用及解读方面多少有不确之处。在论及翻译时，钱锺书对王国维的“境界”说有过借鉴不假，但他的原话是这么讲的：“王氏心目中的艺术是翻译化的艺术，假使我们只从‘不隔’说推测起来，而不顾王氏其他的理论。王氏的其他的理论如‘境界’说等都是艺术内容方面的问题，我们实在也不必顾到。”注302白纸黑字，钱锺书的“不隔”译论并未“顾到”王国维的“境界”论。至于第二个原因，句中“脱去凡胎，换成仙体”等字眼确出自钱锺书之手，具体见于他为《围城》日译本所作序言，原始文字是这样的：“我相信，通过荒井先生、中岛夫妇的译笔，我的原著竟会在日语里脱去凡胎、换成仙体。”注303有关论者明确指出：“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和尺度，翻译标准是翻译批评的依据，主要功能在于评价译文的质量。”注304从上面所引钱锺书的那句话来看，他正是在“依据”“化境”而“评价”他人的译作。“化境”既然可以体现此一“主要功能”，其不能用作或兼作“标准”的说法就有些自相矛盾了。
在论述“化境”只能是“翻译理想”而不能充作“翻译标准”时，有关论者还给出了这么一个理由：“从‘化’的内涵来看，它并不是单纯地意味着对原文的‘信’，因为‘化’中含有‘讹’的成分，既然有‘讹’的含义在里边，我们当然不可以以此为标准要求译者应该‘讹’，这样做显然是很荒唐的，没有人同意选择‘讹’作为翻译标准。”注305这段文字粗粗看去也不无道理，细一分析同样有可资商榷之处。翻译标准唯“信”是求在大多情况下是对的，可为什么含有“讹”义的“化”不可作为翻译标准却可以是翻译理想呢？需要提醒的是，钱锺书对翻译之“讹”并非不分青红皂白而将其一棍子打死。比如，林译中的某些“讹”从修辞学及文章作法的观点来看就“常常可以启发心思”，注306少许林译之“讹”甚至还具有“抗腐作用”，让“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注307人们既然常常说翻译必有失或者翻译必有讹云云，这说明完美的翻译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可以预料，要拟出一个能保证译文完全没有“讹”的翻译标准恐怕永远也办不到。
3. “化境”与“标准”
在笔者看来，“化境”应该是、抑或首先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但在一定语境下，它也可以是翻译的“（最高）标准”。需要说明的是，类似看法他人早已提出过，比如说：“钱氏的这个‘化’字，既关联翻译的性质与定义，也关联翻译的标准与要求；既是译者应追求的‘最高理想’，也具有实际上的可操作性。”注308
大家知道，“化境”论的核心是“化”。钱锺书本人都是怎么描述“化境”之“化”的呢？请看他的最终表述：“化”是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注309上述文字表明，“化境”首先是属于“理想”及至“最高理想”之范畴。不过，钱锺书对“化境”的界定却比较具体，他说：“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上入于‘化境’。”注310简而言之，译文做到行文自然地道又能忠实传达原作的风格（风味）即可臻于“化境”。钱氏又阐释道：“入于‘化境’”的译文其实就是一种“投胎转世”的“造诣高”的翻译。注311在钱氏看来，“造诣高”的翻译并非完全可望而不可即。他既然说“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实际上已间接承认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达至“化境”的。
对于翻译标准，钱锺书曾经多有论及。《林纾的翻译》一文二十多年里曾一直将“化境”定位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对于严复的“信、达、雅”，他也明确使用translation standard注312相形容；对于“信、达、雅”中的“达”，他也曾表示：“翻译学里‘达’的标准推广到一切艺术便变成了美学上所谓‘传达’说（theory of communication）。”注313在《论不隔》一文中，他开门见山，说自己阅读阿诺德的《论荷马史诗的翻译》时，“意外的来了一个小发现”，即作者“断章取义”地将柯尔律治写神秘经验的两句诗“挪用为好翻译的标准”。注314之后，他顺势跟进道：“我们能不能索性扩大这两句诗的应用范围，作为一切好文学的翻译标准呢？”注315有关论者曾指出，如果将“化境”论与钱氏早年提出的“不隔”说通读，“‘不隔’其实已经透出了‘化境’说的胎息”。注316既然“不隔”可以是好文学的“翻译标准”，脱胎于“不隔”的“化境”可不可以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呢？钱氏后来虽然将对“化境”的定位从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修订为了“最高理想”，但他并未表示有了“最高理想”之后，“最高标准”就该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在陆文虎看来，钱氏修订后的“化境”译论就既可以是“最高理想”也还可以是“最高标准”，他说：“‘化’，指的是翻译所向往的最高境界、最高理想和最高标准。”注317
一些人之所以将“化境”单纯视作翻译的“最高理想”，应该主要跟钱锺书的有关表述（“最高境界”“最高理想”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有关。值得提醒的是，钱氏的某些表述方式颇值得留意。比如，他一方面说“化境”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同时又声称“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对象同是“化”（“化境”），相关描写却分别是“理想”和“最高理想”。这表明，在特定语境中，“理想”与“最高理想”并无实质区别。类似“文字游戏”，外语中亦有之，钱锺书即曾举例道：“英、法谚皆曰：‘庖人太多则败羹’（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Trop de cuisiniers gâtent la sauce'，而德谚曰：‘庖人多则败羹’（Viele Köche verderben den brei），词旨相等，有‘太’不为增，无‘太’不为减焉。”注318
部分学人虽也注意到了钱锺书对“化境”定位的有关修改，但在他们看来，“标准”与“理想”（或“境界”）有时依然是可以通约的。季进曾这样行文：“‘化境’正是钱锺书提出的翻译的最高标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注319张佩瑶某文中也有这么一句：“钱先生虽然认为‘化境’是翻译的理想，但他并没有以此为绝对标准。”注320在季、张笔下，“理想”与“标准”并不对立。刘靖之曾评说“化境”之类的传统译论“并不是理论，只能算是一种看法，一种标准，一种境界”注321。刘氏的观点正确与否姑不论，但在他心目中，“看法”“标准”“境界”等是可以并列的概念。坊间一汉英翻译教材中也有这么一句话：“傅雷的‘神似’，钱锺书的‘化境’，即‘出神入化’，都是翻译的最高艺术境界。他们的标准，也主要是针对文学翻译而言的，是翻译的高标准。”注322在这里，有关论者也未对“境界”与“标准”给以高下之分。陈西滢《论翻译》一文中曾经提出“形似”“意似”与“神似”三分法。在陈氏看来，“形似”指的是“字比句次”，也就是“原文所有，译文也有，原文所无，译文也无”；对于“形似”译文，陈氏说：“这样的翻译的最高理想，也不过是我们所说的传形的译文；因为直译注重内容，忽视文笔及风格。”注323在陈西滢笔下，就连“形似”的直译文都可以有“最高理想”之形态呢。
4. “化境”标准之为用
钱锺书的“化境”是否可以用作翻译标准呢？学界常有“如果单纯把‘化境’看作标准或方法，那就……”注324之类表达。所谓“单纯”，这无疑话中有话，于德英即认为：“钱锺书的‘化境’论则从语言训诂出发，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译’‘诱’‘媒’‘讹’‘化’一脉相承的虚涵数意，但对‘化境’论的探讨仍结合对林纾翻译的品评。从这个意义上说，‘神似’‘化境’是文学翻译的标准。”注325很显然，有关论者认为“化境”是可以用作“品评”译作之标准的。有意思的是，也有论者认为“化境”可用以对已完成的译作进行评价，但它并不是标准，王向远即持此论，他说：“‘神似’‘化境’说是‘翻译文学’审美论，而不是‘文学翻译’标准论。它属于对已完成的译作进行评价的审美价值学说，而不宜作为翻译活动的指导原则（翻译活动的指导原则是‘信达雅’）。”注326引言对“信、达、雅”与“神似”“化境”等重要译论进行了范畴区分，同时指出前者可指导翻译实践而后者主要用于评价译作。学人中将“神似”“化境”与“信、达、雅”进行类比者不少，不妨再来看一段相关文字：“假如说严复的‘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在理论上没有异议，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们把傅雷和钱锺书所倡导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和‘化境’当作翻译标准的。不过在实践中，仍然有不少人把它们作为近世以来中国传统译论中三种典型的翻译标准来看待。”注327事实表明，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人仍将“化境”（及“神似”）作为翻译标准，而且至今依然，比如下面一说：“在历史上，经典翻译的方法由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逐渐演变为今日的‘直译意译’，而翻译的标准则又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等强调的‘神似形似’以及钱锺书提倡的‘化境’说等。”注328不论“化境”译论是否还可贴上“标准”或“最高标准”之标签，但它每每用于译作鉴赏与品评已是不争的事实，前文所举钱锺书对《围城》日译本、严复有关译诗等的评价可以佐证。值得说明的是，对于钱锺书的译品，学界也往往用“化境”译论相评赏。就平日所见，人们几乎认为钱译实现了“化境”之理想。具体评论中，有的提纲挈领，比如说：“钱先生自己的翻译可以作‘入于“化境”’的译作之佳例。”注329又比如说：“钱公诸译，矜持尽化，语迹俱融，诚入化之笔。”注330也有人借《谈艺录》中的话，说钱译堪称“越规矩而有冲天破壁之奇”，“守规矩而无束缚手脚之窘”，“为化境之典范”。注331此外，还有评说得比较具体者，又或结合具体译例而置评者，本书后文中将有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