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代子书著述的持续、低落与回升
作为大一统的帝国，汉王朝在思想领域已不能重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但相对于秦王朝焚《诗》《书》、百家语，以吏为师，专任刑罚之严峻的法家政治文化模式，汉王朝的思想文化环境还算宽松，尽管它在各个具体阶段的表现并不平衡。
西汉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矫秦弊政、稳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家之术与提倡王道仁政、轻徭薄赋的儒家之学应运成为统治者及士人行政议政所遵循的思想基础。此外，申商刑名、纵横、阴阳、兵等学派的思想也未沉寂，且诸家思想呈现相互交融综合的走向。刘汉改嬴秦之败政，废除挟书律及诽谤、妖言之法，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并采取举贤良对策、下诏求言等方式，鼓励士人畅所欲言，指陈朝政阙失。在此宽松的时代气氛中，陆贾、贾山、贾谊、晁错、刘安等一批继承战国诸子传统的政论作家相继出现。受文景之治的沾溉，武帝即位后国力臻于大盛，藩王势力日益衰微，出于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的政治需要，刘彻采纳以研治《春秋》公羊学著称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儒术，致使儒学从众学派中脱颖而出，成为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西汉中期尊崇儒术的实质性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兴太学，置明师，广教化，扩大儒家思想的影响，将尊经与仕宦利禄连接。统治者对于儒家以外的各家学说，尚能兼容并包，并未采取强制性的罢黜行动，不仅先前的诸子书得以整理保存流传，而且当时仍有撰写子论的士人。《汉书·艺文志》载，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官，儒家经书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武帝的继承者昭帝、宣帝在行政中兼容综合各家思想的倾向也很明显。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合观论辩双方的议论，可称得上“霸王道杂之”的系统讲解；宣帝曾公开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有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初期到武帝朝的子书，虽说未能复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但除名家、墨家趋于沉寂外，其他诸子著述还算兴盛，一则数量可观，二则产生了一些名家名作，如儒家之陆贾《新语》、贾谊《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法家之《晁错书》，杂家之《淮南子》等。综此，西汉前中期可谓子学的持续时期。
西汉后期元、成诸帝未能如武、宣时期那样遵循“霸王道杂之”的政略治术，而偏重儒术，儒生势力空前膨胀，经学昌盛。清人皮锡瑞概括其情况说：“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注5这样的措辞可能有些绝对，但其强调西汉后期儒家经学空前昌盛的态势，乃是事实。在此过程中，包括子书在内的其他著述则显然受到限制。如在《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东平思王刘宇传》中，班固较详细地记述了汉成帝时宗室刘宇来朝上疏求诸子书及司马迁《史记》而被拒的事件：
（东平王）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对奏，天子如凤言，遂不与。注6
与西汉相比，东汉社会尚文重儒的文化气氛更为浓重，但与西汉后期统治者有所不同，东汉统治者对儒家经学之外的著述的态度则较为宽容，已不像西汉后期统治者那样动辄视之为异端而予以排斥。关于东汉君臣之尚文重儒，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之“东汉功臣多近儒”条，曾就两汉开国皇帝及其功臣的儒学修养进行比较，凸显了在东汉初上层人士中儒家文化的隆盛状况。注7在此大背景下，全社会的尚文风气弥漫开来。与此同时，人们的知识视野及治学范围进一步向较广博的领域拓展，某些士人在仕途中难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便自觉继承了春秋战国士阶层所初步确立起来的注重著述，借助立言以期不朽的传统，子书著述渐受士人推重。如桓谭仕途坎坷，转而从事子书著述，撰成《新论》，且期许颇高，云：“余为《新论》，术辨古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褒贬邪？”注8《春秋》在汉代是最受重视并与政治结合最密切的经书，桓谭竟然将自己的子书《新论》与《春秋》相提并论，这是前所未见的。就连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刘秀，虽推重儒家经典，但也不排斥桓谭的子书，据载，光武帝刘秀读过《新论》并予以好评。《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传》曰：“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李贤注引《东观汉纪》云：“光武读之，敕言卷大，令皆别为上下，凡二十九篇。”注9汉章帝对子书也不排斥，曾赐《淮南子》《孟子》给黄香。《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传》记述王充的学术兴趣：“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王充在各类著述中最重视子书，称其为“造论著说”，其《论衡·佚文》云：“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注10他对古今子书尤其是桓谭、邹伯奇的作品颇为推重，并自许己作《论衡》等就属于这样的著述，《论衡·对作》云：“桓山君（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注11《论衡·超奇》称桓谭《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注12在《论衡·案书》中，他指出：“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注13与王充同时期的著名学者班固，学术兴趣也颇为广泛，博涉经、子、史乃至诗赋作品。《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附班固传》载：“（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注14稍晚于班固的王逸，不仅撰《楚辞章句》、《汉诗》百二十三篇及赋、诔、书、杂文多篇，还撰有子书《正部论》。唐马总《意林》引其《正部论》有云：“《淮南》浮伪而多恢，《太玄》幽虚而少效，《法言》杂错而无主，《新书》繁文而鲜用。”注15从对他之前汉代四部子书的批评，略可见王逸对己所作子书《正部论》的自负。另一著名学者延笃，治学视野甚为开阔，《后汉书》卷六十四《延笃传》载，延笃“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注16。有关记载颇多，兹不一一引述。
在此背景下，子书著述由西汉中后期的低落状态逐渐回升。据南朝宋范晔所撰《后汉书》诸传记、晋常璩撰《华阳国志》诸传记及隋虞世南撰《北堂书钞》进行梳理，东汉前期（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65年间产生的子书有桓谭《新论》二十九篇，《郅恽书》八篇，《周党书》上下篇，邹伯奇《检论》，杜笃《明世论》十五篇，牟融《牟子》二卷，韦彪《韦卿子》十二篇，梁竦《七序》，王充《讥俗》《政务》、《论衡》八十五篇，《梁鸿书》十余篇，杨由《其平》十余篇。东汉中期（和帝、安帝、顺帝三代）58年间产生的子书有王充《养性》十六篇，唐羌《唐子》三十余篇，李尤《政事论》七篇，刘毅《宪论》十二篇，何汶《世务论》三十篇，《许子》（阙名），唐檀《唐子》二十八篇，王祐、王获《王子》五篇，王逸《正部论》，王符《潜夫论》三十余篇。东汉后期（桓帝、灵帝二代）46年间产生的子书有崔寔《政论》六卷，《刘陶书》数十篇，魏朗《魏子》数篇，侯瑾《矫世论》，《郭泰书》一卷，应奉《后序》十二卷、《洞序》九卷，任奕《任子》，陈纪《陈子》数十篇，应劭《风俗通义》三十卷。以上共三十三种。是为魏晋子书兴盛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