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杂家与兵家的兴盛

一、“杂者尚乎众美”：杂家类子书的兴盛

战国前期学派意识较为自觉，各学派间不免互相排斥或攻击。到了战国后期，天下统一的前景逐渐明朗，一些学者顺应此种形势，其著述淡化学派意识，博取各家思想，形成了综合兼容的宏伟风貌，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品。注140西汉刘安主编的《淮南子》也属此类著作。西汉末期著名学者扬雄较早指出《淮南子》内容之“杂”的特点，其《法言·问神》云：“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扬雄同时期的著名学者刘歆及东汉学者班固将《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兼儒墨，合名法”的著述列为杂家。注141东汉中后期至魏晋时期学者，学派意识进一步有所淡化，杂糅诸家思想成为子书著述的趋势。与此同步，某些学者高度评价前代的杂家著述，并为之注，如著名学者许慎、马融及延笃曾为《淮南子》作注。汉魏之际对杂家著述的整理和传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著名学者高诱，他颇重视杂家著述，对杂家著述评价极高，其《吕氏春秋序》称《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其《淮南子序》称《淮南子》，“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具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注142。在此观念的基础上，高氏在建安年间投注大量精力为二书作注。尤其是《淮南子》二十一卷的注释，自建安十年（205）开始做起，到建安十七年（212）方告完成，历时八年之久。这期间，《淮南子注》曾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据高诱《淮南子序》所记，当时一个担任典农中郎将，名叫牟楫的官员曾向他借去八卷书阅读，遭其身故，借去的八卷书丢失未还，高诱只好在建安十七年“迁监河东”之时“复更补足”。由此可见，《淮南子》在汉魏之际受到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关注。再如高诱同时期人，汉魏之际著名文人杨修，也颇推重杂家书，乃至将此类书籍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其写给曹植的《答临淄侯笺》有云：“《春秋》之成，莫能损益；《吕氏》《淮南》，字直千金。”注143除重视《吕氏春秋》《淮南子》两部杂家的代表著作外，魏晋人还重视《尸子》，魏黄初年间，有人撰《续尸子》九篇。注144正始年间，王弼撰《老子指略》，指出杂家著述“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的特点。

魏晋人撰写的子书，被南朝及唐人列为杂家者不少。《隋志》杂家类著录有25种。其中正文著录者有《仲长子昌言》十二卷，魏仲长统撰；《蒋子万机论》八卷，魏蒋济撰；《默记》三卷，吴张俨撰；《裴氏新言》五卷，吴裴玄撰；《时务论》十二卷，魏杨伟撰；《傅子》一百二十卷，晋傅玄撰；《立言》六卷，苏道撰，苏道事迹不详注145；《抱朴子外篇》三十卷，晋葛洪撰；《博物志》十卷，晋张华撰；《广志》二卷，晋郭义恭撰；《古今注》三卷，崔豹撰；《古今训》十一卷，张显撰。《隋志》正文未著录，但附注谓见于梁代书目著录者有《笃论》四卷，魏杜恕撰；《刍荛论》五卷，魏钟会撰；《续尸子》九篇，阙名；《诸葛子》五卷，吴诸葛恪撰；《新义》十八卷，吴刘撰；《桑丘先生书》二卷，魏杨伟撰；《析言论》二十卷，晋张显撰；《古世论》十七卷，阙名；《桓子》一卷，阙名；《秦子》三卷，吴秦菁撰；《刘子》十卷，阙名；《何子》五卷注146；《孔氏说林》二卷，晋孔衍撰。杂家之学受到汉末魏晋人的重视，与时人学派意识的淡化有关，如傅玄不满各学派在思想上的互相排斥注147，袁宏不满拘执某家思想，“各演一家之理以为天下法”注148；也与时人崇尚博通之学术风气密切相关，还与时人实用主义的治学态度有所联系。吕思勉先生曾指出杂家思想富于包容性而适用于治的优势，认为杂家为博通之学的先驱：“杂家兼容而并包之，可谓能揽治法之全……专门家虽有所长，亦有所蔽，如今言政治者或偏见政治之要，言军事者或偏见军事之要，不惜阁置他事以徇之。然国事当合全局而统筹，实不宜如此。惟杂家虽专精少逊，而闳览无方，故能免此弊而足当议官之任，此后世所谓通学者之先驱也。”注149此为允当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