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代法家类子书的低落

任何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皆可能有利有弊，曹操之重法治，当然也有其弊。那就是由对吏民的刻薄寡恩而导致的上下之间的离心离德。司马氏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洞察并利用了这种吏民的不满，因而实行宽政以拉拢人心。清初王夫之说：“汉之延祀四百，绍三代之久长，而天下戴之不衰者，高帝之宽，光武之柔，得民而合天也。汉衰而法弛，人皆恣肆以自得。曹操以刻薄寡恩之姿，惩汉失而以申、韩之法钳网天下；崔琰、毛玠、钟繇、陈群争附之，以峻削严迫相尚。士困于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于野，而寝处不能自容。故终魏之世，兵旅亟兴，而无敢为萑苇之寇，乃蕴怒于心，思得一解网罗以优游卒岁也，其情亟矣。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于是而自搢绅以迄编氓，乃知有生人之乐。”注115作为曹魏重臣，司马懿曾批评蜀国的法家政策，《晋书》卷一《宣帝纪》载其曾对魏明帝云：“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晋书》卷二《文帝纪》载司马昭执政后，“蠲除苛碎”，“诸禁网烦苛及法式不便于时者”皆奏除之。《晋书》卷三《武帝纪》载司马炎即位，下诏云：“朕守遗业，永惟保乂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对于曹氏和司马氏不同的施政路线及其效果，东吴张悌（字巨先，襄阳人）做过比较，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载其曾云：“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注116张悌的比较性话语，贬曹氏扬司马氏，其言发表于司马昭伐蜀前夕。习凿齿生活于东晋中期，所撰《汉晋春秋》亦对曹魏持贬抑立场，故在《襄阳耆旧记》中较详细地记述了张悌之言。联系前引王夫之所论，可知习氏所记张悌之言基本可信。法家著述在三国时期曾一度有所回升，但在晋代又趋于低落和沉寂，见于《隋志》著录的仅有一种，这与晋代趋于宽松的思想政治背景有所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