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图书馆界的救国构想

图书馆界的救国构想主要包括宣传本位救国、倡议加快图书馆建设、图书馆的战时工作设想、图书馆员的战时职责等四个方面。

（一）宣传本位救国

图书馆界提出本位救国，可以追溯到1931年9月19日，即“九一八”事变的次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定友在演讲中号召在校大学生：“要仗我们的学问去救国，去谋国家的复兴”，“现在国家到了这样田地，我们读书的要认真读书，办事的要认真办事，上下一心，努力为国，然后国家方可免灭亡之祸！”80这里，杜定友提出“读书的要认真读书，办事的要认真办事”，各安其业，明白地将做好本位工作与救亡联系起来，强调只有做好本位工作，国家才会有救。这是图书馆界清晰地阐述本位救国论的起源。杜定友演讲的目的或许是激励学生要认真读书，故而以“灭亡之祸”警醒学生。然而，一语成谶。6年后，“七七”事变爆发。

沈祖荣鼓励图书馆员国难时期不要灰心沮丧，而应奋发有为，传承文化。他说：“国难当前，不是消灭我们的，乃是唤醒我们的。只要我们认清所在的位置，看透了我们目前的危险，我们便当积极的去设法求生存，求进步，……我们办理图书馆者，更应当自告奋勇，尽我们的本分，为文化事业谋发展，使我们祖宗数千余年所传下来的国粹，得以表彰世界，籍（藉）以发扬我们民族的精神，培成我们民族的命脉，则这个国难，岂不是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兴奋剂吗？”81作为图书馆学教育家，沈祖荣不仅激励学生做好图书馆本位工作，更赋予图书馆员以复兴民族的历史使命。

类似杜定友、沈祖荣的本位救国论在图书馆界较为普遍。1936年8月，商务印书馆举行公民宣誓仪式。该馆总经理、原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以主席身份致辞，称：“国家譬如大树，公司譬如大树上的一个小鸟巢。大树动摇，鸟巢是万难幸全的”，呼吁员工一定要有爱国心。同时又说：“爱国的办法，并非要人人都为国家担任公职或兵役才有发展余地。其实各人按其能力，为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任何事业出力，结果和直接为国家出力，无大悬殊。这就是所谓本位救国。再能随时关心国事，克尽国民的义务和尊重国民的权利。一团体的人个个如此，一国的人也个个如此，我国虽在这样严重的国难当中，不久定能……复兴起来。”82王云五通过鸟巢与大树的比喻，较为形象地解释了本位救国的价值和意义。

杜定友、沈祖荣或王云五，他们都是声望卓著的精英人物，在图书馆界地位举足轻重。他们从事的图书馆工作各不相同，或为大学图书馆工作，或为图书馆学教育，抑或为私立图书馆的管理者，但在爱国问题上，他们态度完全一致。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他们坚持本位救国，强调做好本位工作，实际上也是一种爱国救国举动。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图书馆界普遍的态度。有人慷慨激昂：“我们献身于图书馆界的一般文弱书生，正应该抖擞起投笔从戎、同仇敌忾的精神，自然，我们不能像铁血健儿一样的荷枪，像英勇战士一样的负弹，可是我们有的是热血（办理随营图书馆）去追随着他们摇旗，有的是豪气陪伴着他们呐喊。”83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种救国思潮风起云涌，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影响一时。在各种救国思潮中，图书馆界立足本职工作，提出本位救国，将当时的救国思潮和救国运动推向纵深。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是对日本文化侵略的一种因应，突显了图书馆界的民族意识，为民族危机下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图书馆界宣传本位救国，以传承文化、社会动员为主要目标。

传承文化。面对日本的文化摧毁政策，中国图书馆界不甘示弱，奋起抗争。王云五表示：“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84也正因为有如此认识，东方图书馆被焚毁次年，即1933年，商务印书馆稍有盈余后，便设立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负责复兴东方图书馆事宜。作为文化事业的标杆，东方图书馆的复兴得到了图书馆界的声援和支持。从文化立场，抗衡日本的文化暴行，成为中国文教界民族危机下的理性选择。

“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传承成为中国图书馆界的基本共识。喻友信认为：“国家兴替，民族盛衰，系于文化。图书馆不仅负有保存文化之责而已，且负有发扬其所保存之文化而光大之使命。”中国为什么会遭到日本蔑视与凌辱？一个重要原因“端在图书馆未有尽量发扬其所藏之宝库之咎也”85。因为图书馆负有传承文化之责，甚至与民族盛衰相联系，所以图书馆界必须忠于职守，真正发挥时代赋予图书馆的历史使命。

国难当前，图书馆界敏锐地注意到日本文化侵略的野心，自觉地将文化传承与民族保存、民族复兴联系起来，将图书馆工作与中日民族对决联系起来，如果不是对图书馆工作的热爱，不是对国家的热爱，断难以赋予本职工作以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图书馆事业也正因为承载了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而显得特别重要。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前，国立北平图书馆搬迁重要文献典籍、国立中央图书馆的珍贵文献转移等，都是对传承文化的最好注解。中国作为弱国，纵然军事上无法与日本对抗，但图书馆界试图通过传承传统文化、保存珍贵典籍来接续文化命脉，以为民族复兴之基。

社会动员。图书馆界坚持本位抗战，赋予图书馆以社会教育和社会动员的现实意义。大敌当前，救亡图存是全民族的共同责任，图书馆界也不例外。不过，对于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图书馆界来说，所负的责任更为重要。李仲甲指出：“我们虽不唱‘教育万能’‘教育救国’的高调，然而最少也应该尽教育之最大能事，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干这种工作的人，所负教育民众、唤起民众的责任，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应该具有精诚强干的态度去做。”86如果说社会教育是图书馆的常态化工作目标，那么社会动员无疑是图书馆界赋予图书馆以救亡图存的责任，而这种非常责任恰恰体现了图书馆界本位救国的爱国方式。

社会教育、社会动员不只是图书馆员的个人认识，也是图书馆界努力推进的工作。中华图书馆协会于1933年8月第二次年会时宣言：“今日吾华民族对于国家前途，己身存亡，其所负荷，实千百倍重于前贤，艰于他国！吾辈执掌近代知识之宝库，典守先民之遗藏者，丁兹时会，尤应以知识之明灯，出有众于幽暗。”此次年会两大议题之一为推广民众图书馆。协会表示：“我国以农业立国，国家之根本在于农村，然而近数年来，农村濒于破产，三万万以上之国民，几乎为国家所遗忘。举国之聪明才力，率萃于城市。郊遂之外，便同异域。此诚可痛心怵目者也。”进而提出：“今后救国方策，自以开辟此一片荒土，拯救大多数国民之蒙昧与困苦为先务。……至于蒙昧之启发，则民众图书馆之责也。此种事业之倡导，吾辈图书馆界同仁，固应当仁不让，以为今后努力之依归焉。”87年会为此专门设立了民众教育组，以专门讨论民众图书馆的发展。由此可见，社会教育、社会动员已经成为图书馆行业的基本目标，成为图书馆未来工作的重点所在。

图书馆界坚持本位救国，从救亡图存角度看，在于图书馆负有社会教育、社会动员的现实期许；从民族复兴角度看，在于其承载了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因此无论立足现实，还是放眼未来，图书馆界都应该坚持本位工作。做好本位工作，就是救亡图存，这是空洞的政治口号所不能企及的。

（二）倡议加快图书馆建设

为了抵制日本的文化暴行、保存文化血脉，图书馆界呼吁加快图书馆建设。

一是重建上海文化机关。对于日本的文化图谋，中国图书馆界予以揭露，严厉谴责，奋起抗争，呼吁重建文化机关，进行文化自救。“一·二八”事变后不久，蔡元培与社会文化界人士共同发表《发起恢复上海文化机关启事》，提出“恢复上海文化机关，实为目前急务，而创设一规模较大之图书馆，尤为首要”88，号召热心文化事业者，鼎力相助。蔡元培等人的主张得到了舆论的强烈关注。有人认为，文化领袖发起设立大规模的“上海图书馆”，是“停战以来的福音”，“适于目前急切的需要”，更为主要的是，“一·二八”事变中上海文化机关被日本暴力蹂躏后，“这个图书馆的成立，更可以表示我们不屈服的精神，同时也可以作为国难的纪念品”89。重建上海文化机关，包括图书馆，成为中日文化抗争、中日文化对决的象征。

重建上海文化机关，是中国图书馆界的共识，陈训慈就是积极提倡者之一。“一·二八”事变后，陈训慈强烈谴责日军的文化暴行，进而表示：“今次日本在淞沪所加于我国文化事业之损害，而谋以原状加以兴复之要策”90，提出要求日本赔偿、政府规划与补助、社会各界援助、国际请援等四条复兴办法。对设立上海图书馆的创议，陈训慈乐观其成，并建议上海图书馆应在东方图书馆旧址设立。他说：鲁文大学旧址之上有鲁文新图书馆，“足彰比利时民族之精神”91。上海图书馆不能设在租界里。租界或许安全，但我们不能“怀再遭敌毁之畏葸”，相反，应该在宝山路原址上“重建一比东方图书馆更为伟大充实之图书馆，则不惟实际上取消暴日之摧毁工作，且足以表示吾民族团结一致，反抗强暴于患难中奋斗自拔之建设精神”92，抗争意识溢于言表。

二是增设图书馆。厦门图书馆余少文表示，现在抗战声浪弥漫全国，抗日若想稳操胜算，必须开通民智，而开通民智，“专是靠这图书馆做中心工作的，这就知道抗日救国声中，图书馆的扩充，当视为最紧急的重要事业”93。福建靠近台湾，久为暴日垂涎，抗日救国，尤应特别注重。他提出，扩充图书馆事业，在福建尤其重要。他说，福建省共有图书馆42所，而全省有64个县，平均每个县不到1个图书馆。这42所图书馆多规模狭小，设备简陋，“在这抗日救国声中，欲唤醒民众，养成对外学识，图书馆事业的扩充，诚为重要”，因此他提出4条建议：1.应请福建教育厅，责令各县政府教育局，积极扩充图书馆事业，最低的限度，平均一县应有一个县立图书馆。没有设立的，要积极筹备；已经设立的，要积极扩充。2.请各县社会人士及热心家等，“移其无益消费，赞助图书馆事业，俾得成立多数的私立图书馆，以为社会之倡”。3.请福建省图书馆协会及各图书馆等，多出图书馆刊物，以宣传图书馆学识，鼓吹图书馆事业。4.请本省大学及师范学校等，添设图书馆学科，或设立图书馆学讲习所，以养成图书馆人才，对于图书馆事业，方有逐渐改良的希望。94图书馆是开通民智、凝聚民族意识的利器，在抗日前线福建尤为重要。

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他又表示：“惟是当此国难当头，危机岌岌，间不容发，普及民众学识，提高国民程度，实为救时药石”，建议各大学、专门学校、高初级中学、各机关团体附设的图书馆，在可能范围内，公开阅览；希望各地方私人藏书楼，在可能范围内，公开阅览。95显然，余少文试图通过增设图书馆、改善图书馆，以为抗战创造智识条件。

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张知道强调：“目前在西北发展图书馆事业，实为刻不容缓之图。”96其理由有四：一是从西北国际形势看，“西北之危险，诚不让于东北，抑且有过之无不及”。西北之危险，包括内忧外患。所谓外患，即西北处于英苏环攻中。西藏明为中国藩属，实早为英国势力范围，操纵一切，达赖成为傀儡，近来又复向东逼迫，欲攫取西康省。新疆近年来变乱迭兴，固然为军阀争权夺利，但比邻苏联，谁敢说没有国际背景之嗾使？西北地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矣！所谓内忧，即西北汉、回、藏各族杂居，宗教、风俗、言语、习惯迥异，文化程度悬殊，在承平之时，犹时起争端，引为隐忧。何况在此“国势倾危之秋，国际稍施阴谋，即可掀风起浪，益以野心者加以煽惑，尤足火上添油，风云变色，使西北半壁江山，不复为我所有，实非意外事耳！”他表示，中国“历来对于边藩，素持武力压制主义，轻于文化政策之实施，虽屡试屡败，顾终不为澈（彻）底之谋也。吾人每念前途，深以为惧”。作者提出，今后的基本工作，“宜侧重文化政策之实施，一方使西北各民族洞知国际地位危险，而谋所以自处之道；一方在化除种族隔膜，积极消灭争端，共挽危亡。斯则推进文化工作之责任如图书馆者，尤宜孳孳不休，努力将事，肩此重任”。二是从文化程度看，中国文化程度较世界各文化发达国家为落后，所以文盲之多居各国首位，西北文化程度较全国各文化发达地区为落后，所以文盲之多又冠于全国。同时外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农工商各业，被桎梏而无由发展，成为殖民地。内则战祸不断，天灾肆虐，生产力被摧毁无遗，农工商全趋于破产。“政府所急务者，现状之维持；人民所急务者，温饱之是谋，又何暇致力于文化事业之发展、知识欲之满足？”但西北在此困难之秋，“文化事业之发扬，民知之启迪，不惟不应轻视，且更应加倍努力，斯在全国固为急切问题，在西北尤为急切问题也”。“图书馆者，文化事业之中心机关也，普及知识之利器也，足以启迪民智，巩固国基，故欲发扬文化，非发达之不可；欲使知识普及，更非发展之不可。”三是从历史看，关中为周秦汉唐历代故都，文物渊薮，人材中心，但时过境迁，于新时代文化发展上，地位衰落。作者表示，自海通以来，欧化输入，中国固有文化遭受打击，而新潮流之吸收，滨海各地，在在已着先鞭。西北因时空关系，接受困难，兼之社会秩序杌陧，经济濒于破产，即能吸引新潮，也不能发扬光大，处于新旧不能成立之时。因此我们应该加倍努力，“一方恢复既往光华，一方开来兹隆誉。然达斯目的之先决条件，首在造成学术环境，浓厚学术风气，俾好古求新之士，有探讨研究之场合，方克有光华璀璨之新贡献”。现在兴起开发西北热潮，西安行将跻为政治中心。吾人欲负起责任，共襄大业，“尤在‘知’之问题上先行解决，而后方能求行之易”。所以，“所谓学术府库，知识渊薮，社会文化中心机关如图书馆，岂不图其发展耶？”四是就图书馆本身来看，也是必要。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说：1.私家藏书。作者表示：“私家藏书，虽非全具现代图书馆事业性质，供诸众览，沟通社会文化。要其重保藏，使珍籍秘笈得以流传后世，其有功于文化事业之发扬，诚属非细。”但历观各代藏书家南多于北，而关中地区绝无可述，“诚可浩叹！”2.图书馆。公立图书馆方面，西北图书馆事业尚处于萌芽时期，宏富者繁若星辰，现有者也不过抱残守缺，因陋就简。西北堪称现代图书馆者，惟本馆（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之多，冠于西北各省”。中文书籍17万册，其中新书1万册，西书200余册，日文书300余册。次为甘肃大学图书馆，计藏中西图书17 890册。其他各图书馆均有名无实。学校图书馆方面，西北大学教育尚在萌芽，尚无设备。中等学校图书馆可观者，仅一高级中学图书馆，其他学校则尚未具图书馆之雏形。至于各县图书馆，“不过仅悬牌具名而已”。作者最后表示，西北私家藏书绝无仅有，图书馆事业又如是。若合陕、甘、康、藏、新诸地面积1 256.4万余平方里，人口2 800多万。假设以上各地共有图书40万册，试问，“就地区分配，能有几何？就人口分配，能有几何？”此就图书馆事业本身观察，愈觉发展之急切。他提出：“发展图书馆事业，在西北实为急切不可稍缓之工作，希望一方固在政府之长倡率，趋其发展；他方尤在我西北人士，鼓起精神，加以辅助，早观厥成，共建不巧之业！”97

三是设立民众图书馆。民众图书馆是图书馆的一种类型，1915年以通俗图书馆之名行之于世。1927年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贯彻训政理念，积极推行民众图书馆。“九一八”事变后，民众图书馆被赋予社会动员之责。1933年8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召开第二次年会。年会宣言表示：“今日吾华民族对于国家前途，己身存亡，其所负荷，实千百倍重于前贤，艰于他国！吾辈执掌近代知识之宝库，典守先民之遗藏者，丁兹时会，尤应以知识之明灯，出有众于幽暗。”此次年会二大议题之一为推广民众图书馆。协会表示：“我国以农业立国，国家之根本在于农村，然而近数年来，农村濒于破产，三万万以上之国民，几乎为国家所遗忘。举国之聪明才力，率萃于城市。郊遂之外，便同异域。此诚可痛心怵目者也。”进而提出：“今后救国方策，自以开辟此一片荒土，拯救大多数国民之蒙昧与困苦为先务。……至于蒙昧之启发，则民众图书馆之责也。此种事业之倡导，吾辈图书馆界同仁，固应当仁不让，以为今后努力之依归焉。”98年会设立了民众教育组，以讨论民众图书馆的发展。

推动民众图书馆建设，是进行社会动员的内容之一。中国图书馆界对宣传和推动民众图书馆建设不遗余力。民国时期三大图书馆专业期刊——《图书馆学季刊》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经常刊发有关民众图书馆的文章，以促进对这一话题的深入探讨。协会会员也不断有民众图书馆论著问世。1936年7月，协会第三次年会召开，21日通过了“请各图书馆推进非常时期教育及国难教育事业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御侮案”。在年会所有议决案中，以推广民众图书馆为多。这些议决案表明，社会动员已经成为图书馆界的一项紧急任务，迫在眉睫。

（三）图书馆的战时工作设想

一是设立国难文库。

曹钟瑜认为，中国民众是有血性的。“九一八”事变后，各种社会团体，奔走呼号，痛哭流涕，救国之声，不绝于耳。但血性带来的情感刺激相当短暂，曾几何时，随着时间流逝，国难为何物又忘掉了。如何激励国人持久的爱国之心，成为图书馆界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曹钟瑜提出，当举国喧嚣之时，图书馆界无声无息，似若无所为。其实不然，图书馆界无时不在进行其重大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图书馆无日不供给若干人研究国难之一切——历史之成因与社会之病根及国难以来所发生的事态之部分的或全体的现象——使若干人能认识并寻出救济国难之理论与方案。”他表示，图书馆襄助救国工作，往往不图暂时急效。所以当全国轰然，而图书馆界却独自冷对，“图书馆乃不能不思所以热之之方”，解决办法即为创设国难文库。

根据曹钟瑜的设想，国难文库“为促醒阅者之视听而设也”“为便利参考及研究国难者而设也”“为集聚国难图书而设也”。通过国难文库，使“不详日本侵我之方式及其所用之政策”者而明了日本侵略方式及政策，“不宁唯是，且进而使之知所以救济之方，扶持之策”。换言之，国难文库可以实现民众的理性爱国，激励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

具体来说，国难文库包括：1.设备。（1）壁饰。墙壁上悬挂如国耻地图、国耻条约等刺激读者视觉的壁饰，以触目惊心，引起救国热情。（2）定制阅览书架。完全开架，使书名一目了然，力求醒目。2.组织。（1）馆员。可特设馆员，或以参考馆员担任，以节省成本；馆员工作分收集、分类、编目、索引、参考、统计等。（2）略。3.图书收集。（1）将馆内关于国难的图书汇集一处。（2）注意出版界新出版刊物或各地出版物，规定经费比例以购买国难书籍。4.分类。国难文库分世界经济恐慌问题、中国农村破产问题、烟祸问题、内战问题、帝国主义问题（国耻史、不平等条约、国联关于中日问题所出版的书籍）、“九一八”事变后日人所发表的言论、暴虐状态（东四省问题、日人侵略政策、经济绝交、抵制方针等）、国难史地、国难小说、水灾、复兴民族方案等11类。5.编目。编目方法，不用卡片，即活用簿记，按照分类方法列入，但可以制书名索引、人名索引、书架目录三种。此外，还包括参考、统计、杂志小册子的装订与陈列、剪报等。

针对国难文库可能造成图书馆图书分类紊乱的担心，曹钟瑜认为，图书馆的主要目的就是图书流通。国难文库不就是为了更好地流通吗？他进而表示：“今日之问题，孰有重要于国难者，又孰有急于国难者？举若已忘国难者，图书馆所负使命甚至大，不可不为之也，以适合图书馆最高原则，应国家最大之需要，何乐乎不为？何乐乎不为？！”99

国难文库是图书馆文库建设的一种，为应对民族危机而设，是图书馆服务于现实的设想。其实，“九一八”事变后不少图书馆（如厦门图书馆）已经采取过类似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说，曹的建议并不新颖，然而，系统地就国难文库展开研究，这是最重要的一篇。

二是倡议设立军营图书馆。

军营图书馆，又称阵中图书馆或随营图书馆，是图书馆界本位救国的重要设想之一。1918年，中国留美学生已经注意到美国的军营图书馆100，此时距离美国1917年创设军营图书馆仅数月时间。1919年《东方杂志》刊发《美国之军营图书馆》一文101。这是中国较早详细介绍随营图书馆的文字，在新图书馆运动之初，丰富了国民对图书馆功能的认识。“九一八”事变后，倡设随营图书馆成为图书馆界的一种呼吁，其中以世纲发表的《图书馆之阵中服务》一文最为系统。

图书馆界倡议设立随营图书馆，主要有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基于对日本侵略严重性的认识。“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接踵而至。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使图书馆界意识到：“我们却不能不怀疑不久的将来，战事便会要扩大化，延续化。”102或愤慨：“穷凶极恶的仇敌占据了疆城的城池，这，委实是空前绝后的奇耻！”无论着眼于将来或当前，图书馆界对日本的侵略都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促使图书馆界从自身角度思考救国问题。二是受到美国军营图书馆的启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图书馆界组织军营图书馆，在战争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促进了战后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这一成功事例激发了中国图书馆界的效仿之心。

根据设想，军营图书馆的预期成效包括：1.增强将士的爱国心。即通过军营图书馆，灌输中央意旨，实施国防教育；透过名将勇卒的事迹，激发将士的效仿激情，使士兵知道整个战区的情形，增长奋斗的热血，等等。总的来说，军营图书馆应该寓教于图书，增强将士的爱国心。2.满足将士的战争空隙消遣休闲。有人表示，书报能消遣，画报更能使人快乐，能够调剂士兵的生活，焕发士兵的精神，使士兵得着慰安。3.促进战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他们认为战时图书馆援助前线，实际上扩大了图书馆的影响，为战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同时待到战争平息，这大批书籍也就是为将来组织些小规模图书馆的利器。103当然，也包括提高士兵素质、培养将士一技之长等种种目标。

鉴于战争时期的艰难，世纲提出军营图书馆设置的“经济原则”，包括：1.建筑应该材料经济。搭拆简易，运输便利，使用适宜；图书馆内部的布置应该坚固、简单，但要广告化，艺术化，以收吸引注意力之效。2.书报的选择。要多置备画报，次报纸，再次名将忠臣护国卫士的伟人列传书籍、国耻丛书和敌人的侵略方策与行为的记载等。书籍不宜冗长，宜简短。多利用通俗教科课本，当作启发文盲的工具，多购语言学、百科全书类书籍，以满足士兵需要。3.阅览自由。一切设施要力求便利，不需要编目等工作，也不需要如平时图书馆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做到阅览极端自由便利。阅览室要注重宣传，最好以“为胜利而读书”为号召，表明图书馆完全以胜利为目标而努力。经济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以最少数的员工，服务最多的人群”。

军营图书馆是图书馆界本位救国的一种设想，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前，这种设想只是停留在纸上，没有践行。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否认这一设想的积极意义。全面抗战展开后，军营图书馆在部分地区有所尝试，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一种激励士气的方式。

军营图书馆是图书馆工作的延伸。如果说普通图书馆是为一般民众服务，军营图书馆则专门为军人提供书刊。中国图书馆建设运动起步于20世纪初，没有军营图书馆的经验，图书馆界关于军营图书馆的讨论，无疑为战时图书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参考，是对战时图书馆工作的有益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步步紧逼，中国图书馆界对日本图书馆界的动向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对中国军营图书馆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

“九一八”事变日本在东三省驻军取得辽宁、吉林各地后，其国内源源不断地派遣新的军队前往中国。日本国内各大图书馆和私人，陆续募集大量图书杂志，由国内图书馆协会主持其事，运往中国，慰问在华驻军。日本第一次经陆军省于1931年12月间认可、分发关东军及奉天陆军仓库图书杂志各77箱，合计送发杂志16 450册。1932年1月续送关东军1 036册。截至1932年1月15日，共计募集图书杂志近4万册。中国图书馆界高度关注日本图书馆界在日军侵华行动中的一言一行，对此深有感触：“就此亦可见日本智识界拥护军阀侵华之野心。”104

1932年1月19日，日本图书馆协会得到陆军省认可的第二次送检图书7 729册，杂志10 561册，合计18 290册。这些书刊于1月26日捆包邮寄中国东北驻军60箱，天津驻军7箱。中国图书馆界油然而生模仿之情：“吾国慰劳抗日卫国之军队，各项捐输甚多，尚未闻有图书之募集。苟能搜集现行或特编激励爱国及军人修养之浅俗图书，捐赠兵士，或亦有助于军纪与士气也。”105不过，没有付诸行动。

同时，中国图书馆界对日本图书馆界的不良苗头也保持高度关注。1932年1月23～26日，日本冈山县立图书馆举行满蒙展览会，入场人数超过6 000人。其展览品，有大阪朝日冈山通讯部、山阳新报社、中国民报社、在乡军人会、青年团及县立高等女学校等所曾经派遣各方面的慰问人员及从军记者汇集品，有图画、邮寄品、参考品、地图写真、中国兵器防寒具新闻及联队区司令部出品的中国小学课本，冈山市疫所的排日邮寄品。其他事变参考品，则有该馆藏书约1 000册，有志出品之参考书画幅参考品等。展览品数千种。该馆武藤馆长并将日俄战争日军守备中所汇集的回顾品多种，一起参加陈列。中国图书馆界对此展览会评价为“日本图书馆界矜扬武力侵略”106，然而却无可奈何。

日本图书馆界的行为对中国图书馆界的影响不得而知，但从对日本图书馆界的关注程度上，不能说没有影响。日本图书馆界寄送书刊，支持军事侵华，是图书馆界支持战争行为的鲜活事例，不像美国的事例那样遥远。中国图书馆界的军营图书馆设想或许过于理想，但其爱国之心，恰恰是渡过国难的心理基础。

（四）图书馆员的战时职责

图书馆的职责通过图书馆员实现，为此，图书馆界对国难时期的图书馆员也有所建议。

沈祖荣寄语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学生：一是设法促进图书馆工作。馆员要适应环境，走在环境前面，不要落伍；馆员不管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都应该抱定做好本职工作的唯一目标；要多预备便利读者的方法，以宣传文化、启迪民智。二是要团结一致。图书馆界应该加强沟通与交流，通过书籍交换、馆员交换等形式，挹彼注此，共同进步。他指出：“敌人抢夺我土地，吸尽我资财，残杀我人民，犹不足以填其欲壑，而必将我们的国性，铲除殆尽而后快。我们虽然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但是我们要负保存文化的这种责任。……我希望办理图书馆者，应当视此（办理图书馆）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分内的职责，大家一致团结，奋勇当先，努力经营，力促实现。不仅是可以恢复我们的国性，且可以使敌人看见吾民族非凉血动物。”107三是要任事忠诚。现在一面国家内忧外患，一面图书馆事业尚在萌芽，因此我们应该卧薪尝胆，不能安如泰山，要深思熟虑，努力前进。国难当前，我们不得不打开一条生路，“我们若是要打出一条生路，我们就要注重我们日常的工作。所以忠诚二字，正是我们由死复生的一个孔道。忠诚含得有牺牲，忠诚含得有奋斗，忠诚含得有毅力，忠诚含得有勤忍耐劳，忠诚即万事成功之母。这是我们图书馆界的同人，在每日生活上应该发现出来的；尤其是在中国此时国难中，为斩断盘根错节的唯一利器。”四是己立立人。就是我们多年的深造，熏陶，锻炼，培植，所求的学问，所得的学位，不是为自己做招牌，是要为社会服务，为群众谋利益。沈祖荣表示：“希望我所说的一得之愚，能够在国内图书馆上发生一点效力，我就感激不尽了！我们就不被国难当前的狂风恶浪所淹没了！国难！国难！你是我们自知警惕的晨钟，愿我们同人，惊醒罢！惊醒罢！”108

沈祖荣以一战时德国图书馆界事例，激励文华图专学生。他说，一战对德国图书馆事业造成的损失，令人惊心，如大量馆员伤亡、经费急剧下降、流通几乎停止、参考工作停顿、书籍损毁严重等，德国的图书馆几乎到了束手待毙的地步。但馆员们并没有因此灰心失望。那些因年龄超过了限制而不能从军的馆员们，有的上前线组织军营图书馆，或为受伤军士在医院添设图书馆，有的利用闲暇指导妇女们阅览书籍，或在下午与晚间教导妇女们打绒线。有的图书馆供给前方军营图书馆书籍，其中柏林图书馆一处所寄予前方者有400余包，计书籍9万册。图书馆员们的工作，每天12个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又随时加添女馆员，多购报纸期刊，以迎合民众心理。德国图书馆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形下尚能兢兢业业于图书馆本位工作，我们在国难时期又有什么可言？

沈祖荣谆谆教导文华图专学生，其实也是对全国图书馆员的教导。文华图专是民国时期唯一的图书馆学专门学校，毕业生分布各大图书馆，是各大图书馆的中坚力量所在。校长的教导随着学生任职于各大图书馆而传播开来。

文华图专毕业生、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喻友信与其师的认识极为相近。喻友信说：“国家兴替，民族盛衰，系于文化。图书馆不仅负有保存文化之责而已，且负有发扬其所保存之文化而光大之使命。我国为世界文化最古之国家，夫何以至今遭他人之蔑视与凌辱？厥故虽多，其要者端在图书馆未有尽量发扬其所藏之宝库之咎也。居今欲言一国之强否，全视其国科学发达之程度为准。科学基于教育，然无图书馆相辅，以为设教之利器，不为功也。现代之图书馆乃活动之机关，决非前此死气沉沉之藏书楼所可比拟。图书馆之建筑物及其图书等犹如躯体，而馆员犹如灵魂。图书馆在社会有无良好之贡献，端在馆员之是否尽职。由是观之，图书馆员服务精神之所影响，亦大矣哉。”109喻友信的这种认识，也不枉沈祖荣校长的谆谆教导。

为此，他提出图书馆员应该具备的真精神包括：1.忠诚。这是服务图书馆最必要的美德。馆长对待其职务本身上应守忠诚，如馆务财政应该清白；任用馆员应根据经费与需要，对属下职员应守忠诚，馆员在工作上有错误时，应忠实指导，希其改正。馆长必须以身作则，使馆内职员有所效法，对外待人接物等，也都应该忠诚。如此等等。馆员对自身担任的工作应该忠诚，如对读者咨询之事，应详细指导，使阅者感受愉快，乐于接受指导等。馆员若不养成忠诚的美德，影响图书馆功效甚大。2.亲恳。图书馆事业要想发展迅速，应该像商业那样和气生财，对读者和颜悦色，使其乐于阅读。一馆之中，全体人员都有和颜悦色的性格，在工作上全体自有合作之精神，则该馆工作也会顺利圆满。对读者而言，因馆员态度和悦，读者来馆就会日多，阅读书籍或研究学术，不仅图书馆可以达到教育目的，也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达。3.勤俭。图书馆本服务宗旨而设立，其经费来源大部分得自其他机关的捐助，而其中困难之处，在所难免。所以馆员应该崇尚勤俭，对馆中用具应该以俭省为使用原则，更宜废物利用；对馆务工作应该勤作，使馆内一切事物处置井然，使用馆内物件视如自己之物。通过比较，不难发现，沈祖荣和喻友信对国难时期图书馆员的担当认识异曲同工，在思想渊源上一脉相承。

李仲甲则对公共图书馆馆长提出建议。他说：“在国难当头的今日，……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干这种工作的人，所负教育民众、唤起民众的责任，不但是义不容辞，而且应该具有精诚强干的态度去做。”作者进而表示：“我们既认定图书馆事业应务求发展的必要，那末，负有全责的图书馆长，他是一馆的主脑，对于馆务施行方针，要先由他一人去审定。……如果馆长能够具有精诚强干的精神去处理馆务，全馆工作人员一定很热心地跟他干去；如果馆长自己敷衍从事，各工作人员难免也是敷衍。所以馆务进展与否，全以馆长的办事能力、精神等为断。”110馆长既然如此重要，作者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要遵照法令的规定去办理；第二，注重经济为原则；第三，要有详密的计划；第四，要荐委专员助手。简言之，馆长要发挥领导作用，以身作则，最大限度地提高图书馆的运作效率。这是公共图书馆馆长在国难时期为国服务的基本态度。

图书馆效用的发挥，依赖于馆员与图书馆资源的结合程度。如果馆员与图书馆资源结合较好，图书馆则能较大程度地发挥各种效用。相反，如果馆员与图书馆资源不能很好结合，图书馆将会处于无效运作状态，自然无法发挥效用。馆员是能动的，图书馆资源是被动的，因此，说到底，图书馆的效用是馆员能动性的有效发挥。沈祖荣等对图书馆员的建议，抓住了图书馆战时工作的核心，实质上是动员图书馆员做好本职工作，为渡过国难恪尽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