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真理意志

形而上学家对“真实的世界”的追求和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密切相关。自古以来，“真理意志”（the will to truth）一直诱导着哲学家和科学家去从事各种冒险。“他们千方百计地去认‘知’，去追寻那最终会郑重其事地命名为‘真理’的东西。”38作为新类型的哲学家，尼采对“真理”的价值提出了质疑：“在我们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要我们去‘追求真理’呢？……假定，我们硬是想要真理；试问为何不宁可去追求非真理呢？不想去追求不确切呢？甚至是不去追求虚无缥缈呢？”39在尼采看来，形而上学家显然并不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毋宁说，他们要追求的是一种特定的真理，一种“高高在上”因而令他们感到安全和慰藉的真理。而非真理之所以成为人们要极力加以摆脱的东西，恰恰因为它是和这个易逝的、骗人的、微不足道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永远不能给人们带来慰藉。可见，尼采在“真理意志”背后看到的是一种“形而上学冲动”，一种“宗教信仰”，一种虚无主义理想。“热忱和雅致，我甚至要说：狡猾，今天人们以这种态度在欧洲无所不至地追索有关‘现实世界和虚假世界’的课题，引起思考，驻足倾听；而凡是在这里，在幕后，仅仅听到一声‘要真理的意志’，别的什么也没听到的人，肯定天生没长出一双敏锐无比的耳朵。实际上，在个别少有的场合，这样一种要真理的意志，某种放纵和冒险的勇气，一种丧失职位的形而上学者的野心，是可能参与其事的，它最后会宁愿抓住满地的‘确定性’，也不会理会车载斗量的美妙的可能性。甚至可能还有清教徒般的狂热分子，他们宁可死于无，也不死于不确定之物。但是，这便是虚无主义和一种绝望、垂死的灵魂”。40在此意义上，“真理意志”和禁欲主义理想所表达的是同样的冲动。“那个促使它们表达禁欲主义的执著的真理意志，它本身其实就是对禁欲主义理想的信仰，是那信仰所发布的无意识的命令。我们很明白，这是对一种形而上学的价值的信仰，是对于真理的价值本体的信仰，这是那种理想惟一接受和确认，并与之共存亡的价值。”41在传统形而上学家那里，真理因此被确认为存在、确认为上帝、确认为柏拉图和基督教意义上最高、最完满的存在者。“我们，当今的求知者、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也是从那个古老信仰、亦即从基督教的和柏拉图的信仰所点燃的千年火堆中取自己之火的，认为上帝即真理，真理是神圣的”。42于是，“真理意志”也就是“信仰上帝的意志”、“禁欲的意志”、“逃离现世的意志”，一句话，“否定生命的意志”。“一个求真的人、以信仰科学为前提的人所肯定的世界是迥异于生活、自然和历史的世界的”。43这样的人必定肯定“另一个世界”，否定这“另一个世界”的对立面——现实世界即我们的世界。

巴门尼德最早区分了“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前者把人们引向惟一的、永恒的、不动的、完满的“存在者”，后者则使人们停留于杂多的、短暂的、运动的、不完满的现实世界，“真理之路”高于“意见之路”。这种价值观被柏拉图所强化，成为在西方文化中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在尼采看来，柏拉图以来的欧洲哲学之所以劳而无功，就是“因为所有这些哲学家——康德也不例外——都是在道德的驱使下工作的；他们表面上追求‘确定性’、‘真理’，实际上追求的却只是‘宏伟的道德大厦’”。44他们“赋予一切存在物一种道德联系，为整个世界披上了一件道德意义的大衣。”45“真实的世界和表面的世界——我把这种对立的来源追溯到价值关系。”46可见，“真理”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认识论概念，而是价值论概念，它表达的首先是哲学家对于世界、对于生命的价值判断。当他们把“存在”、“上帝”、“彼岸世界”确定为真理时，“变化”、“现实世界”和“生命”本身就成了真理的反面，成了非真理。这是传统哲学家们的一个固有的偏见。“假如人们由现实的东西得出一个理想，那么人们就会攻击现实，使其贫困化，诋毁它。‘为美而美’，‘为真而真’，‘为善而善’——这是憎恨现实的三种形式。”47现代科学似乎因其对“现实”的关注而摆脱了“上帝”和“彼岸”，但尼采却认为科学的价值追求和禁欲主义理想是一样的，即追求“真理”并因而否定人的生命。“科学和禁欲主义理想，这两者原本同生于一片土壤，意即它们同样地过分推崇真理（更确切些说，它们同样地信仰真理的不可低估性和不可批驳性），正是这种共同的信仰使他们必然地成为盟友。”48由于对于“真理”的信仰，自哥白尼以来科学的发展非但没有提高人的尊严，反而加剧了人的自我贬低。“对人的尊严的信仰、对人的特性的信仰、对人在生物序列中的不可替代性的信仰消失了：人变成了动物，无可比拟、不折不扣、没有保留地变成了动物。”49要摆脱柏拉图“二重世界”的形而上学，摆脱柏拉图主义的变种——基督教，就必须摆脱“真理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