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俄国戏剧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律师家庭，自幼生活在莫斯科河南区。这个地区当年是渔民和苦力开发的，主要居民是各类商人、工匠、小市民和中下等官吏。他有一篇描写当地风尚习俗的作品就题名为《莫斯科河南区一个居民的手记》。
一八四三年，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退学以后，在法院担任文书，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案件，诸如家庭和财产纠纷、破产和债权案件等，耳闻目睹的都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小市民、商人、贵族之间的尔虞我诈。这使他有机会揭开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了解世态的炎凉。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接待诉讼人时，常常看见奇怪的表情和手势，听到纯朴生动的语汇和咬文嚼字的言辞。这些都为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提供了条件，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最丰富、最生动的素材。
《自家人好算账》写于一八四八年，正式发表于一八五〇年的《莫斯科人》杂志。这个剧本取材于作家对莫斯科商界道德面貌和风尚的观察。在他办理的诉讼案件中，最常见的是诈骗性质的破产。这种案件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把自己的财产用假过户的办法付出假期票，伪造出纳账，然后宣布破产，以达到不付或少付债款的目的。这种欺骗勾当既反映出商界道德的沉沦，也反映出金钱统治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社会中的资本家阶层掀起一股“原始积累”的狂热，假破产与欺骗债权人就是重要的积累手段。《自家人好算账》这部喜剧正是反映了俄国商界的这种欺骗性。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把莫斯科河南区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加以提炼，创造出农奴制改革前俄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博利绍夫就是这种典型之一。他出身低贱，早年靠卖泥鳅和织布为生，经常受别人侮辱。但是他倚仗金钱的势力，巧于经营，成了暴发户。他在本地是个大人物，在经济方面是一个富翁，然而，在精神方面却是个穷鬼。他文化水平低下，满脑子宗法道德观念，缺乏西欧资产阶级那种文明的外壳。他认为自己有钱，因此就可以独断专行。他奉行的道德原则就是——“别人也这么干”，他“不光干，而且心狠手毒——毫无廉耻，丧尽天良！”从心理方面说，博利绍夫自幼饱尝屈辱，受尽责骂，因此，一旦他金钱在握，便不可一世，充分享用侮辱和责骂他人的权利。这样，贪婪成性与刚愎自用就成了博利绍夫这个形象的突出特点。
尽管博利绍夫拥有万贯家私，但他仍想再发一笔横财，然后把家产交给可靠的人，自己安享清福。他选择的继承人是波德哈柳津。这位掌柜同博利绍夫既有共同点，即渴望出人头地，奸诈贪婪；但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他不满足于岳父的小店，要开设更大的商店，“文明地”剥削顾客，同时他比岳父更狡猾、更阴险。他同莉波奇卡的结合是为了向上爬，这体现了商业资产阶级已不满足于赚钱，而且企图得到社会地位和更多权利。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莉波奇卡，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由于父母有钱，她受过一些教育。她梦寐以求的是嫁给出身名门的军官，然而实际上不可能，因此下嫁波德哈柳津，打算倚仗他的金钱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最后，他们夫妇为了自己的私利，宁愿被流放去做苦工，也“超过十戈比就不能给”。
《自家人好算账》曾用过“破产者”这个剧名，因为不仅外部冲突是写破产——假破产的策划与实现，内部冲突也是写破产——博利绍夫在道德上的破产。《自家人好算账》的戏剧冲突是喜剧性的，即老板和掌柜为了共同的利益去欺骗别人，同时掌柜又欺骗了老板。亚·奥斯特洛夫斯基通过这一戏剧冲突，为读者和观众揭示了俄国社会生活一个阴暗面，力证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正是通过揭露商业资产阶级唯利是图，金钱对人的道德面貌、家庭关系和心灵的腐蚀，来批判俄罗斯这个“黑暗王国”的。
《自家人好算账》这部写实的讽刺喜剧使作家一举成名。随后，亚·奥斯特洛夫斯基陆续写过《全家福》《穷新娘》等优秀剧本。富商的巧取豪夺，贪官污吏的行贿受贿，穷新娘的窘困状况，这些农奴制改革前俄国社会制度产生的丑恶现象全部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此，杜勃罗留波夫认为亚·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现了生活的真实，是现实生活阴暗面的无情揭露者，是改造社会的舆论喉舌。但是，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创作初期由于同保守派历史学家的接近，曾表现出创作上的动摇，一度支持过《莫斯科人》杂志的斯拉夫派思想，发表过一些美化俄国农奴制社会的言论，并且写了三部反映这种思潮的剧本：《各守本分》美化商人的宗法制家庭生活；《贫非罪》写顽固独夫的道德新生；《切勿随心所欲》写罪人的良心发现、宗教和伦理的净化作用。革命民主主义者批评这三部戏剧美化宗法制度和鼓吹宗教的世界观。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使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摆脱斯拉夫派的影响、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来，作过艰巨的斗争。他写道：“以我们的愚见，他这样做只是损害了他自己的文学声望，还不会毁损他的美的才禀：只要奥斯特洛夫斯基君抛弃这一条引导他写出《贫非罪》的羊肠小道，这种才禀还会依旧显得清新、有力。希望他不要受到宣布他是‘艺术与真实’的英雄这种赞美歌所引诱，但愿他还是严格地想一想，在艺术创造中，什么是真实。才能的力量在于真实；错误的倾向要毁灭最坚强的才能。”[1]换句话说，只有继承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现实主义传统，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才能有所建树。涅克拉索夫也希望他现实主义地描写人民生活。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封建农奴制的腐朽明显地暴露出来，农民运动空前高涨，这对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迷误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仔细倾听了当代进步人士的忠告，终于脱离了《莫斯科人》杂志，逐渐摆脱斯拉夫派的影响，回到了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
一八五六年，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怀着熟悉人民、研究人民、艺术地再现人民的愿望，参加海洋部举办的伏尔加河沿岸文学考察活动。在这次考察中，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得以饱览伏尔加河沿岸的秀丽风光，久久不能忘怀，以致在他以后的剧作中不时出现伏尔加河的形象。对两岸人民的生活、劳动、风俗、礼仪、传说、民歌等的了解，也加深了他对人民的认识。沿途他还目睹了俄国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黑暗现象，使他对农奴制改革前的社会生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样，他的视野扩大了，他的作品的题材从商人阶层扩大到整个社会，新的形象和新的冲突丰富了他的创作。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考察归来之后，加强了同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联系。在当时沙皇的统治日益腐败、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农民改革的思潮高涨的革命形势之下，他重新把讽刺矛头指向昏庸的沙皇统治及其社会基础和思想支柱，剧本的主题更加深化。《肥缺》《养女》等均属这个时期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无情地揭露了靠剥削、倾轧、阴谋而生存的大中小官僚的丑恶面目，以及贵族、地主的残暴专横。对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俄国要求改革的社会运动来说，这些揭露农奴制反动本质的剧本无疑是非常及时的。列夫·托尔斯泰在论及《肥缺》时写道：“从深度、力度和忠实性来说，这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作品。”[2]杜勃罗留波夫把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所描绘的专制、强暴、愚昧、欺诈的俄国社会称为“黑暗王国”，并指出：“‘黑暗王国’生活中，这种荒谬秩序，已经传染到这种程度，每一个受尽压抑的个性，只要稍微从别人的压迫底下解脱一点出来，他自己就会努力压迫别人。这些粗野的关系非常巧妙地贯穿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整个戏剧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在这里可以看到专横顽固的一个完整的体统。”[3]
被誉为“俄国戏剧文学一颗明珠”的《大雷雨》，是对“黑暗王国”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这个剧本写于一八五九年。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经历过一段曲折的创作生活之后，又回过头来写商人家庭的内幕。不过，这次是把商人家庭生活放在俄国社会的背景上来写的，因此更为深刻。为了全面深刻地表现“黑暗王国”，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大雷雨》里采用复调结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条线索：一条是季科伊与库利金之间的冲突；一条是卡捷琳娜同卡巴诺娃之间的冲突。前者是社会冲突的反映，后者是家庭冲突的反映。第一幕写卡里诺夫城的黑暗势力同代表未来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写到野蛮的风俗、资本主义的剥削，同时也写了卡捷琳娜同卡巴诺娃的冲突。卡捷琳娜在娘家时无忧无虑，在卡巴诺娃家则遭受欺压。她追求自由，反对封建的宗法道德。这种家庭冲突同社会冲突既平行发展，又相互交叉，既能加强社会冲突的深度，又突出了家庭冲突的意义。最后集中到卡捷琳娜身上，由库利金把卡捷琳娜从河里捞上来，当众用血的事实控诉卡巴诺娃是杀人凶手，是当地“吃人”的风俗、封建的宗法意识和宗教的道德观念杀害了卡捷琳娜。这样，卡捷琳娜的悲剧结局所产生的影响，就远远超出了家庭的范围。
“黑暗王国”中荒谬秩序的代表人物是季科伊和卡巴诺娃。季科伊作为俄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比博利绍夫更残酷、更专横，他声称：“我乐意就饶了你，不乐意、就一脚踩死你。”他有钱，因此才敢这样肆无忌惮。卡捷琳娜的恋人不能救她于水火之中，就是因为受制于季科伊的财势。杜勃罗留波夫写道：“在我们的面前，却浮起了那块把人们羁留在我们叫作‘黑暗王国’的沉渊深处的石头，这块石头，就是物质上的依赖。”[4]这块石头砸在卡捷琳娜的头上，把她压到伏尔加河底。卡捷琳娜的丈夫指责母亲说：“您把她毁啦！”卡巴诺娃对卡捷琳娜极尽凌辱之能事，逼得她走投无路。卡捷琳娜不愿跪着求生，宁死不屈。她的死震撼了俄国社会生活的大舞台。这个坚决行动使观众看到，“黑暗王国”里有一股力量在反对它的秩序，这股力量就是杜勃罗留波夫指出的“黑暗王国”里一线光明，就是俄国社会中必将消灭“黑暗王国”的力量。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大雷雨》中谱写了一曲人民起来反对黑暗统治的悲壮颂歌，达到了自己的创作高峰。
卡捷琳娜的形象不仅达到了高度的生活真实，而且达到了高度的心理真实与情感真实。她结婚刚两年，少女时代的美好生活、对爱情的憧憬、对自由的追求还藏在心里，给了她勇敢冲击一切束缚的力量。两年的婚后生活，使她受尽封建家庭的折磨，但她没有屈服，没有随波逐流。然而她缺乏生活经验，斗不过卡巴诺娃。尤其是她从小受到宗教的毒害，认为瞒着丈夫另有私情是一种罪孽。她不爱自己的丈夫，继续追求真正的爱情，可宗教的教育使她迷信，认为“雷会劈死人的”。雷声引起她内心的震动，她精神上支持不住，承认自己犯了罪，表示悔过，一声惊雷使她失去知觉。她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都同她的生活环境、受到的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女主人公的心理真实和情感真实是基于生活真实的。因此，她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在《大雷雨》里，伏尔加河不仅是自然美的体现和人物抒怀的对象，而且作为俄罗斯人民的象征，成为戏剧情节发展的组成部分。随着剧情的发展，大自然不断变幻着。第一幕里，伏尔加河两岸郁郁葱葱，河水悠然流过。第三幕里，卡捷琳娜与鲍里斯第一次幽会的时刻，伏尔加河洋溢着诗情画意——“从伏尔加河对岸的草地上吹来阵阵花香”，月光下微风送来悠然的琴声，送来恋人们的大胆的情歌。到了第五幕，景色同第一幕相同，但伏尔加河抹上了一层愁云——动人心弦的歌声消失了，“黑暗布满夜空，大家闭眼安息”。这时卡捷琳娜满怀爱与恨，纵身投入伏尔加河的怀抱。随着她的死，伏尔加河浸入一片黑暗之中。我们听到的是卡捷琳娜的绝唱，是众人的义愤，是季洪的哀号，是伏尔加河沉痛的挽歌。伏尔加河仿佛悲恸欲绝，在为卡捷琳娜高歌一首悲曲。在这里，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巧妙地将抒情风格同充满诗意的象征手法结合在一起，增强了这部悲剧的审美价值。
《谁能无过，谁能免祸》写于一八六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动笔，十二月三十一日戏剧审查委员会批准公演，一八六三年八月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因此剧荣获“乌瓦罗夫奖”。这部戏的主要情节是：年轻姑娘塔吉雅娜为生活所迫嫁给了本地商人克拉斯诺夫。姑娘并不爱商人，商人却高兴极了，因为他非常爱自己的好人家出身的妻子，总是满足她的一切要求。突然，姑娘的旧情人巴巴耶夫到这个县城来办事，不巧碰上休息日，要等三四天。他就想找乐子。巧的是他见到了塔吉雅娜，他们之间旧情复燃，塔吉雅娜避开丈夫偷偷同旧情人幽会，克拉斯诺夫发现后，一怒之下杀了塔吉雅娜。真是飞来横祸。这就是剧名《谁能无过，谁能免祸》这条俄国谚语的意思。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是两次阅读这个剧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接着又观看了首演。论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可以看到克拉斯诺夫的影子。列夫·托尔斯泰也看了首演，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剧本的真实性令他赞不绝口。屠格涅夫认为，阿尔希普和阿洪尼亚的形象以及他们关于人的本性的争论有很高的价值。克拉斯诺夫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很不容易成家立业，娶到美丽高贵的妻子，努力尽一个好丈夫的责任，但是妻子和她的旧情人却伤害了他，他竟落到了杀人的地步。塔吉雅娜为了生活而嫁给克拉斯诺夫，内心却鄙视丈夫，背后称他“傻瓜”，一有机会就背叛了丈夫，最后被杀，也是悲剧人物。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构思于一八六八年夏，八月底开始写作，十月七日脱稿。这部喜剧的主要情节是：某地一位年轻“智者”葛路莫夫企图通过迎娶有好地位和丰厚陪嫁的女人为妻，为达这一目的不惜用一切手段，包括认亲戚、拍马、同上一辈老女人调情、诈骗、低三下四等等，眼看就要成功，结果有人偷了他的日记并在报纸上发表。日记里写了他的内心独白，记录了他贿赂一些人的账单和对一些人物的辛辣描绘。他的诡计穿帮了，他只好放弃美梦。他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向那位小姐求婚，口袋是预备放钱的，心是留给您的。”这是葛路莫夫向老女人说的话。最后退场时，他向大家说，“诸位，你们是需要我的。你们没有像我这样的人，是不能生活的。”这里道出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描绘了整整一个群体。在俄国《新时代》杂志一八六八年第二二二期上，评论者指出，剧中的“人物典型我们在生活中天天遇见。整部剧作就是尖锐讽刺正在俄国衰亡的一代”。一八六八年第一五七期《彼得堡新闻报》的剧评人指出，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部喜剧，“用鲜明的浓彩描绘出我国正在消亡的一代，可是他们实质上是仍然顽强生存、要传承下去的一代人。我们的讽刺作家描绘了一幅令人忧心的可靠的没有夸大的画面”。葛路莫夫退场后，他的贵族亲戚表示，还要关照这个年轻人，还用得着他。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剧中把笔锋从商人圈子转向贵族圈子，从人物的家庭关系转向人物的社会关系，描绘了一幅反映俄国社会的图画。一八六八年十月十六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获准上演，十一月一日即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公演，五天后，即同月六日，在莫斯科小剧院公演，都大获好评。直到现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仍是莫斯科小剧院的保留剧目。
一八六一年，沙皇政府宣布取消农奴制，结果使农民的处境更加悲惨，地主变本加厉地残酷剥削农民。沙皇政府加强镇压六十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革命运动，以巩固其反动统治。这时，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下层人民寄予更多的同情。他从道德的角度观察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通过日常生活的冲突，揭露特权阶层的专横、顽固、荒淫、贪婪，歌颂下层人民的诚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森林》《没有陪嫁的姑娘》都是属于这种题材的剧本，其中的戏剧冲突表现为上层人物同他们的牺牲品之间的矛盾。
《森林》写于一八七〇年。女地主古尔梅斯卡娅虚伪、无耻，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是一个残酷专横的女恶霸、大骗子。她口头上打算把外甥女嫁给朋友的儿子，实际上是自己想嫁给一个青年学生，以满足自己的淫欲。这个剧本反映出家庭内部暴君同牺牲品之间的冲突。生活在贵族庄园里的阿克休莎要摆脱被压迫的处境，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嫁给她热恋的彼得，要么跳河自杀。最后还是流浪艺人解救了她。流浪艺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一切都很正常，森林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嘛。老太婆嫁给中学生，年轻的姑娘因为住在亲戚家生活痛苦而要跳湖自杀：这是森林嘛。”这座森林实际上是一座人间地狱。
《没有陪嫁的姑娘》写于一八七八年，是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晚年创作的高峰。这部剧本通过穷姑娘的轻信受骗与富豪的背信弃义，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陪嫁的姑娘的悲剧。女主人公拉里莎年轻美丽，但因为没有家产，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玩物。大船主帕拉托夫曾经对她海誓山盟，大献殷勤，拉里莎把爱情献给了他，哪知他玩腻了以后却溜之大吉。如今他找到一个有钱的未婚妻，利用做生意之便，回来最后一次玩弄拉里莎。另外一个大商人克努罗夫，听说拉里莎找到了一位不要陪嫁的未婚夫而大为惊奇，克努罗夫也不愿失去这样一个玩物。他在拉里莎对爱情失望而又不愿嫁给她不喜欢的未婚夫的时候，企图用金钱买她当情妇。花钱买乐儿，这就是大商人克努罗夫的人生哲学。拉里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一方面追求豪华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诚实纯洁的爱情。这正是那些出身名门、家道中落的年轻姑娘具有的典型性格。她的意中人和理想丈夫是帕拉托夫式人物。她认为帕拉托夫既富有又高贵，即使在受骗之后再见到帕拉托夫仍然旧情复燃，甚至想随他私奔。这对帕拉托夫来说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但对于拉里莎却是一场灾难。如今她既没有陪嫁，又丧失了名誉。要么出卖自己的美貌，要么跳进伏尔加河，别无他路可走。她缺乏卡捷琳娜那样的勇气，因此只好选择前者。拉里莎缺乏坚定明确的道德原则，缺乏生活目标，容易动摇，性格软弱，易于接受诱惑。她终于死在未婚夫的枪下。她的死，客观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我找过爱情，可是没有找到。大家把我看成玩物，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从来没有一个人想看看我的灵魂深处，我从任何人身上都没有看到过同情心，没有听到过一句温暖的、知心的话。”
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一生写了四十七个剧本（不包括翻译的剧本），反映了俄国三百年间的历史生活，包括他同时代的现实生活，共刻画七百二十八个人物（不包括次要人物），剧种有正剧、悲剧、喜剧、历史剧、家庭问题剧等等。如果把这些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放在一起，就构成一幅绚烂多姿的俄国社会画卷，一部激荡人心的俄国生活史诗。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没有提出重大的政治或哲学课题，没有描写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而是通过描写商人、官吏、贵族、下层人的日常生活，揭示这个社会在家庭、财产、道德方面的冲突。他笔下的人物，有的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前“黑暗王国”的代表，有的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产阶级“黑暗王国”的代表，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应当被看作“黑暗王国”的随葬品。而像卡捷琳娜那样的人物，则是反抗“黑暗王国”的强有力的俄罗斯性格，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俄国人民要求建立新生活的愿望。这就是我们从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剧本中得出的客观结论，也是他的创作意义所在。亚·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世界戏剧艺术宝库献出了“俄罗斯生活完整的画卷”[5]，他的光辉艺术成就使他永垂世界戏剧史册。
白嗣宏
二〇二一年二月
[1]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下卷（一），第50—51页。
[2] 《托尔斯泰全集》，莫斯科，1949年，第六十卷，第158页。
[3]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329页。
[4]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二卷，第435页。
[5]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一卷，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