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三个粤商一台戏：轮船招商局的“三大佬”
清朝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军兴，运河阻断，漕粮被迫改为海运。之后，随着外国轮船的大量涌入，承担漕运任务的传统沙船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被逼入了绝境。为此，清廷命各大臣筹议漕运危机时，李鸿章提出：运河每年仅能运米十万石，即便修复，对漕运大局也是于事无补；传统沙船在速度、载重、安全及价格等方面都不是西洋货轮的对手，即便假以援手，救得了一时也救不了一世，如此填不满的无底洞，伊于胡底？在此背景下，清廷采纳李鸿章的意见，而轮船招商局也由此应运而生。
1872年8月，世业沙船的上海本地富商朱其昂受李鸿章之命筹备新型轮船公司，这就是后来的“轮船招商官局”。然而，招商局虽然手握20万石漕粮的专运权，但因为“官办”色彩过于浓厚，朱其昂招募商股并不成功，开局十分不利。
在此情况下，李鸿章于1873年6月对招商局进行改组，朱其昂被调管漕运业务，买办商人出身的唐廷枢、徐润接任为招商局总办、会办。
唐廷枢，字建时，号景星，1832年生人。少年时期，唐廷枢在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受过6年的西式教育，由此学得一口好英文。毕业后，唐廷枢在香港某拍卖行充当助手。1851年起，他先在港英政府做了7年的翻译，之后又前往上海海关当了3年的高级翻译。
1861年后，在怡和洋行的同乡买办林钦的介绍下，唐廷枢加入怡和洋行并开始代理该行在长江一带的生意。两年后，唐廷枢正式受雇为洋行总买办。在此期间，除为怡和洋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扩大洋行业务外，唐廷枢还为洋行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与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等业务。用其老板的话来说就是，唐廷枢以怡和的立场代理了洋行的一切生意。
除服务于怡和洋行外，唐廷枢也有自己的生意。早在香港时期，他就曾投资于两家当铺。到上海后，他先是开设了一家棉花行，后来又与人合伙开了3家茶庄。因为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又陆续投资了3家钱庄，以周转其资金。
此外，唐廷枢也广泛参与了外国在华企业的附股活动。如在进入怡和洋行第5年时，他就附股于谏当保险行（又名“广州保险社”），而在怡和洋行属下的华海轮船公司中，唐廷枢不但是大股东之一，而且还担任了公司的襄理（副经理）。
事实上，唐廷枢的附股活动并不限于怡和洋行的所属企业，如1867年成立的公正轮船公司和1868年成立的北清轮船公司，还有美国琼记洋行的“苏晏拿打号”轮船及马立司洋行、美记洋行的船队，其中都有唐廷枢的股份。
至于徐润，其经历也与唐廷枢颇为接近。徐润生于1838年，与唐廷枢同为香山县人，而这里也可谓是近代中国的“买办之乡”。15岁时，徐润随叔父徐荣村前往上海学生意，最初，他先进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因其勤奋好学，悟性又高，不久就由帮账升为主账，并在入行10年后做上了洋行副买办（副总）。
1868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徐润脱离宝顺洋行自立门户，之后开设一家名为“宝源祥”的茶栈。在之前积累的经验与人脉帮助下，徐润的茶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不但在茶叶产区做起了一个茶业网络，而且在上海与唐廷枢等人创办茶业公所，整个上海的茶叶外贸基本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茶叶是晚清中国的四大出口主打产品之一，而当时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占到全国出口总量的2/3以上。其中，徐润的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最大的茶叶外贸公司。因此，说徐润是近代中国的“茶王”也不为过。
茶叶生意之外，徐润更大的财源是房地产业。19世纪70年代后，上海百业振兴，万商咸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徐润也加大了对房地产的投资，而其投资的窍门就在于：预先洞悉租界的拓展趋向，在具有潜在开发价值的交通要区、商业区以低价率先买进土地，待到升值后即高价售出，然后再从其他地方购置更多的土地。
在短短十余年间，徐润在南京路、河南路、福州路、四川路等向外拓展的区域买进大量地皮，而其手法和当下如出一辙，即将已有房地产在钱庄及银行做抵押后贷出资金，然后购置新产，再将新产做抵押借贷，以层层抵押的办法获得资金，滚动操作。
据徐润在其自撰年谱中的记载，当时他在上海所购的地产中，未开发2900余亩，已建房屋320余亩，其中建有洋房50多所、其他类型房屋2000多间，每年可收租银12万余两。至1883年，徐润在房地产上投入的资本超过200万两银子。因此，无论从投资总额还是物业拥有量看，徐润可以说是当时上海的“地产大王”。
此外，徐润还有包括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公司股票约42万两白银，再加上其他典当资本的话，当时徐润的总资产大约有320万两白银，这基本可以说是“富可敌省”了。要知道，当时清廷全年的财政收入也就7000万两白银而已！
当然，如果只是成功的买办或富商，那唐廷枢、徐润的社会地位也不过如此，历史并不会记下他们的名字。1873年时，一个绝佳的机会向他们招手了，那就是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
唐、徐两人之所以被选中，一方面是因为两人都是成功的买办富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唐廷枢具有丰富的航运经验，而没有类似经验的徐润，则可能因为其资产丰厚。事后，为了吸引更多的民间投资，唐廷枢带头入股白银8万两、徐润入股白银24万两。在此号召下，各地巨商纷纷加盟，招商局100万两白银的招股任务很快完成。
朱其昂办理轮船招商局之所以招股不利，除了其不通洋务、能力有限之外，招商局官方色彩过于浓厚，加上漕粮运输被政府压价、利润不高也是部分原因。而以唐廷枢与徐润的商业地位及人脉、经验，这次的改组无疑是成功的。事实上，当时除了唐廷枢外，招商局还真没有其他更好的总办人选。
原因很简单，唐廷枢本身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且是华海、公正、北清几家轮船公司的华董，多年的买办生涯让他对招商局的主要竞争对手了如指掌，占得先机。李鸿章对招商局的这一调整，正如著名实业界人士经元善说的：“唐、徐声望素著，非因北洋增重。唐之坚忍卓绝，尤非后来貌为办洋务者可比。”
上任之后，唐廷枢与徐润向李鸿章提出两点：一是将招商局“承运漕粮为主，并兼揽客货”的运营方针改为“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二是招商局“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换言之，招商局内尽量淡化官办因素而按照“买卖常规”招募股份与日常经营。否则，“商人只有出钱的义务，却没有经营的权力，生意赚了还好说，赔了找谁去理论”？
对此提议，李鸿章表示同意并将“轮船招商官局”的“官”字拿掉。之后，在“商办”方针的指导下，招商局的进展立刻大有起色。在改组后的第二年，招商局净利润即高达8万两白银，效益十分可观。
随后，唐廷枢加快购船步伐以扩大经营。1876年时，招商局已拥有轮船11艘，成为当时不可小觑的航运业主力。一年后，唐廷枢又抓住机会，并以极大的魄力收购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所有产业（包括船只、码头及仓库等）。在付出222万两白银的代价后，招商局的船只也由12艘迅速增至33艘，接近国内中外轮船总吨位的1/3。
对于招商局的迅速崛起，太古、怡和两家竞争对手十分警惕并迅速展开恶性的降价竞争，企图将新生的招商局一举压垮。然而，唐廷枢对此不慌不忙，他一方面在公司内部减裁冗员，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又面向海内外招聘了一批能干的买办及外国技术人员，大大增强了招商局的竞争力。
眼见无法压垮招商局，因降价而损失惨重的太古、怡和两公司不得不在1878年与招商局达成妥协，三方签订了“齐价合同”。之后，怡和、太古公司在1882年和1890年两度展开恶性竞争，三方又重新签订了两次“齐价合同”。自此，招商局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并与太古、怡和成“三分天下”之势，而且还成为国内航运业中最重要的一方。
对于唐廷枢的出色表现，当时的外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船队管理有力，指挥精明”，“（唐廷枢）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司（怡和洋行）任职时获得了丰富而广泛的经验，他正在运用这一经验去击败这些外国公司”。唐廷枢听后，也不无自豪地说：“枢、润不虑资本之未充，亦不虑洋商之放价，惟盼各帮联合，共襄大举，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中土……此事固创千古未有之局，亦为万世可行之利。”
从1873年到1882年，也就是唐廷枢、徐润担任招商局总办、会办的十年间，招商局年均运输收入近200万两白银，其业务不仅遍及国内重要港口，同时还逐步扩展至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海外港口。
然而，正当招商局发展态势良好之时，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在国内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很多商人因投资股票、房产而损失惨重乃至于破产，其中唐廷枢、徐润也在1884年底因挪用公款而被人揭发检举。次年，李鸿章将唐、徐二人调任开平煤矿，两人从招商局中黯然出局。
除唐廷枢与徐润之外，同为香山人、拥有同样经历的郑观应也是招商局早期的重要参与者。而与唐、徐二人不同的是，郑观应虽然也一度遭遇挫折，但最终却在招商局内坚守了近30年。
郑观应，字正翔，1842年生人。16岁那年，郑观应曾去应童子试，但因落榜而跟随家人前去上海学生意。到上海后，他先是寄居在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学英文。一年后，粗通英语的郑观应经人介绍进英商宝顺洋行当实习生。这一时期，他白天上班，晚上则到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中不断学习。
皇天不负有心人，只要肯学习，肯吃苦，人总是会有出息的。没多久，郑观应就转正并逐步接手洋行的丝楼和轮船揽载事务。但是，正当他打算大展宏图时，宝顺洋行却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了。
不过这倒也好，积累了十年的经验与人脉并已经小有资产的郑观应随后开始单干，他先是和朋友合伙做茶栈生意，继而出资附股公正轮船公司做起了股东。1873年，太古轮船公司与轮船招商局在同一年发起成立。有意思的是，郑观应不但同时参与了这两家公司的招股，而且他还被聘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理并兼管账房、栈房等事务。
如果认为他仅仅是为外国人卖力，那未免太小看郑观应了。事实上，郑观应此时的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其积极投资于国内洋务派兴办的各项实业，除了前文提到的轮船招商局外，在上海织布局、津沪电报局、开平煤矿等企业中，也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
在此期间，郑观应还积极响应清廷号召并与上海富商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徐润、盛宣怀等人先后捐出大笔银子赈济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灾荒。郑观应之前虽然没有任何功名，但他已由此捐得候补道衔，并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结交日深。
1880年，郑观应被委任为上海织布局总办，不久又被委派为上海电报局总办，由此成为李鸿章手下的洋务干将。1882年，在与太古洋行的五年合同期满之后，郑观应不再续约而接受李鸿章之命出任招商局帮办。之后，为应对太古、怡和两外资轮船公司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自出面交涉并促成三方签订“齐价合同”，这也使得轮船招商局得以继续稳步发展。
然而，就在次年，因中法战争爆发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席卷上海，一些外贸企业及钱庄纷纷倒闭，就连红极一时的巨商胡雪岩也轰然倒地。这时，上海织布局也发生亏累，官方派出经元善等前来清理局务时，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又将牵扯不清的责任推给了前任郑观应。最终，郑观应不得不缴纳2万两白银了结此案。
而在这时，郑观应给老东家太古轮船公司推荐的杨桂轩因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等致使公司损失惨重，郑观应因为是杨桂轩的担保人而负有连带责任，结果被太古公司人员扣在香港追索赔款，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才得以脱身。
事后，郑观应选择退出商界，读书自娱。在此期间，郑观应将他此前刊印的《易言》加以补充修订，由此形成了后来的《盛世危言》。1891年，郑观应久静思动，后在盛宣怀举荐下出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两年后，郑观应再次被委任为招商局帮办。李鸿章的这次点将，原因也是招商局的老对手太古、怡和再度使出降价倾销手段，郑观应出马后又一次促成三方签订“齐价合同”，免得各方自相残杀，得不偿失。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抓入手中，原李派人马如盛宣怀、郑观应等均告出局。之后，郑观应在广西巡抚王之春的邀请下入桂署理左江道。但是，他上任不久，即因王之春被革职而连带去职。
1909年，郑观应第三次进入招商局出任董事，并赴商部办理招商局商办注册事宜。次年，在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踢回老家后，重新复出的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招商局会办，并委托其整顿局务。
进入民国以后，年届七十的郑观应以年迈多病为由向招商局提交辞呈，但由于其在商界深孚众望，1919年招商局股东改选董事时，郑观应仍旧当选。不过，晚年的郑观应已经不再负责具体局务而主要以办教育为主，他先后兼任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及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1922年5月，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与其他买办乃至与他同时期由买办转为民族实业家的如唐廷枢、徐润等人不同的是，郑观应深思明义，其观点体系在《盛世危言》中均有述及。不过，在民国时期，由于国内形势日坏，郑观应也感到十分悲观失望，他不再从昔日的改良思想中寻找救世良方而改为求仙信道。从这个角度上说，郑观应的悲观与转变，大概也是那个时代一些人物的缩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