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穿透阴云的阳光

历史上有时会重复出现相似的情况。

周恩来1938年底第一次来到战时首都重庆时，和他去苏联疗伤归来后于1940年5月回到重庆时，就曾两次遇到一个相似的情况：

这两次都是他刚一抵达重庆，工作千头万绪尚待开展之时，便已有一件内容相同的棘手事在等着他去处理了。

这就是叶挺要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问题。

在叶挺的辞职与留职背后

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是周恩来提议的。

那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为实行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取消红军番号，将原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时还决定将在中共领导下的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由谁出任江南八省这支新编“国军”的领导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既要得到国民党的认同，又要能够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使这支部队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中共手中。

这时，正在上海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见到了从海外归来的叶挺。

叶挺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而且是北伐战争中由中共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著名的“铁军”（第四军独立团）的指挥官，北伐名将。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奉中共中央之命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起义失败后，他对共产国际给他的错误处分不服，在国外的流亡生活中脱离了共产党，这时因抗日救亡大业的召唤而回到国内来的叶挺，仍被共产国际视为“动摇分子”，中共党内自然也有人因其“脱党”而瞧不起他。

但周恩来对他却没有丝毫责备，相信他对共产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忠诚。周恩来与叶挺有着长期的战斗友谊，从北伐革命到南昌起义，他们可以说是一直在并肩战斗，相知很深的。

周恩来认定叶挺是担任江南新编部队军事领导人的最佳人选，代表中共中央向他提出了恳切的邀请。

不出周恩来所料，叶挺答应了出任由江南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军长。他还为这支部队想出了“新四军”这个名称，意在希望这支队伍能继承北伐时期老四军的“铁军”优良传统。

1938年8月28日，正准备从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周恩来，突然收到一份令他震惊的电报：才当了一年新四军军长的叶挺请求辞职！

叶挺这次辞职，是因为中共在新四军中的最高领导人东南局书记项英对他不信任，不尊重，使他难于工作而造成的。

辞职后，叶挺到了香港，在香港的廖承志对他进行劝说，他表示，自认为在广东家乡的作用比在江浙的作用大，愿留粤从事游击战争。随后。当时正在韶关为组建东江游击队物色指挥人选的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见叶挺愿在广东指挥游击战争，立即委任叶挺为东江游击队指挥。

此事惊动了中共中央。中央通过粤东南特委转告叶挺，他在华中比在华南的作用更大，且此举势必影响国共合作的统战关系。叶挺经过再三考虑，表示愿意顾全大局，取消原意。但因仍有与项英难于合作相处的顾虑，对重回新四军军部并不积极。

经过周恩来多方探访，托人向叶挺转达了希望他到重庆面商的意见，叶挺于是来到了重庆。

周恩来于1938年底辗转来到重庆，着手在这个战时首都筹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得知叶挺已到重庆，他即在百忙中与叶剑英一道去找叶挺，作了多次恳切的长谈。

在谈话中，叶挺告诉周恩来，只因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往八路军。因在四军，蒋介石会怀疑他……叶挺像对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倾吐了压抑已久的满腹积怨。

周恩来对叶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劝说。在2月3日发给毛泽东、王稼祥并转项英的电报中，周恩来说：“我们力劝其回，并以确立制度必能解决工作困难与关系。”电报中还说：叶挺到重庆后已见过蒋介石与陈诚。蒋介石问叶愿回新四军否？叶挺答准备回去，并表示新四军问题好解决。

1939年春，在南方局刚成立不久，工作百端待举的情况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亲自陪送叶挺返回新四军，严肃批评了项英。叶挺从周恩来身上感受到了中共中央对自己的信任与关怀。

1940年5月，到苏联疗伤归来的周恩来，刚到重庆，又得知叶挺因与项英意见不合，再次离开了新四军！

虽然这次叶挺没有明确提出辞职，但却在对许多朋友的谈话中表示，他实在干不下去了，只想在重庆为新四军的事奔走交涉，而不愿再回军部去。蒋介石也趁机放出风声：打算另派人去担任新四军军长。

周恩来又同叶挺作了多次谈话。

在周恩来之前，显然已经有不少朋友和中共方面的同志劝说过叶挺。但是仍然是在深知叶挺的周恩来作了诚恳、细致的劝解、开导之后，叶挺才决定以大局为重，再回新四军军部工作，并对蒋介石想要另派他人担任新四军军长等作法提出了抗议。

周恩来这次因工作繁忙，不能再亲自陪送叶挺回去，便电告项英派一高级干部前来接叶挺回去。项英派来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周恩来嘱咐袁国平，回去后要多支持叶挺工作，并且说，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

叶挺在皖南事变被捕后所写的《囚语》一文中，感慨自己“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于陷入漩涡，一败涂地。”他回顾了这样几件他不以为憾的事：

1940年7月，他过柳州时，拜访北伐时的老长官张发奎，张发奎指着他的脸说：“你这个衰仔，当了三年军长，不升不调，又辞不掉，全国找不到第二个。”他默然笑曰：“那是我的福吧。”

还有两个老朋友也屡劝他不干，说他脚踏两只船，终有落水之日。并说他若在“那边”做事，总司令早已过瘾了。他无以回答，只付之一叹。

当时在桂林的李济深等人也曾写信给他，说朋友们均甚关心他，深怪他为什么不出来，听说他已被（新四军）扣留。他给李济深回信表明决心说：“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

从叶挺所记的这几件事可知，当时对他不仅是内有人推，而且外有人拉（还不算蒋介石对他的利诱），这个推和拉的力量都是相当大的，促使叶挺在新四军军长这个“全国找不到第二个”的困难岗位上坚持干下去的，自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可以肯定，周恩来的理解、信任和关怀，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囚禁生涯中的知己

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被国民党当局无理囚禁，周恩来冲破阻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为揭露皖南事变真相而写的著名题词。

这个题词，很快就被囚禁中的叶挺看到了。

叶挺在被捕数天后的1月21日所写的《囚语》一文中，特别写道：

“昨日《前线日报》载，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着：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并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不知作何解？大概是指一页历史吧。若是指一个不值半文的囚徒叶挺，则那个冤字是不恰当的，应当改为‘奇遇’好些。”

叶挺认为他个人是不足道的，重要的是历史。尽管这篇文章写于被囚中，许多地方不能明言，但仍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对周恩来为他这个“不值半文的囚徒”而写下这样的题词，是深为感动的。

不难想象，这个题词在他长期的囚禁生活里给了他多么大的精神支持！

在皖南事变后的严峻形势下，周恩来坚持在危机四伏的重庆不走，亲自与国民党谈判，在谈判中反复提出释放叶挺这一要求。

1942年1月中旬，即皖南事变一周年之际，叶挺刚刚转押到了重庆。因国民党军取得了长沙会战的胜利（即湘北大捷），而英美等国又因在南太平洋的失利而不敢得罪蒋介石，蒋介石变得更为骄横。在蒋介石授意下，其亲信将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便趁机欲向叶挺劝降。

陈诚先试探地向周恩来提出，想联合几个前方将领联名保释叶挺，只需叶挺写个《悔过书》之类的东西……

周恩来闻言，当即坚决反对，他说，叶挺决不会写悔过书，我们也反对写。

周恩来深知叶挺。

在辗转各地拘囚期间，身经百战、有勇有谋的叶挺完全有能力，也有机会逃走——在桂林羁押期间，叶挺就曾有一次借拜访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之机，摆脱了特务的监视，从后门跑出去找老朋友、经济学家千家驹玩。等特务们吓得张皇失措，满城搜查时，他才若无其事地自动回到住地，把特务们狠狠嘲弄了一番。

他之所以没有逃走，不是不能，而是不愿。他一定要国民党当局名正言顺地释放他并向他认错，洗雪强加在他和广大新四军将士身上的奇冤。

他哪里还会写什么悔过书！

正因为这样，叶挺才在拘囚期间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囚歌》，表明了他宁愿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而决不“从狗洞里爬出”的决心。

陈诚不相信周恩来对叶挺的判断，仍然抱着希望去见了叶挺，转了个弯子提出要叶挺“屈就”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叶挺却坚决表示，除了恢复新四军，仍由他担任军长以外，其他职务概不考虑。同时，叶挺趁机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进行了严厉斥责。

当时负责看守叶挺的特务沈醉后来回忆说，陈诚进去时趾高气扬，出来时则垂头丧气。第二次又是狼狈不堪地匆匆走了。

周恩来在叶挺被囚禁的五年当中，四处设法探听叶挺的下落。

1943年5月，周恩来得知叶挺已由柳州转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湖北恩施，由陈诚负责看管。他就巧妙地安排《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利用参加国民党当局组织的“鄂西将士慰问团”的机会去看望叶挺。他对陆诒详细交代：

“你可以持我的亲笔信去拜访陈诚，向他提出要求单独访问叶挺将军，我估计他不能拒绝的。我记得你在武汉时见过叶将军，他也认识你。只要你沿途胆大、心细，必能完成此项任务。要转达叶将军的话，等临走时再告诉你……”

按照周恩来的缜密交代，陆诒到达恩施后，尽管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仍在公开欢宴慰问团的席间找到了陈诚的机要秘书，托他转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

不出周恩来所料，第二天早上，陈诚果然派车来接陆诒去单独谈话。显然陈诚知道叶挺被关押在恩施这一事实已无法隐瞒，如再拒绝会见，势必在当时断断续续进行着的国共谈判中更加被动，因此无可奈何，只好对陆诒说：

“周公信上讲的完全对。你将来回重庆时，望代为转达周公，希夷兄由我就近照顾，安全和生活决无问题，请他宽心。”

随后，陈诚派副官送陆诒到恩施郊外一家农舍去看望了被秘密关押在那里的叶挺。

叶挺见到陆诒，真是喜出望外。陆诒给叶挺带来了最近出版的几期《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5月份合订本，叶挺高兴地说：

“这两样精神食粮比什么礼物都要珍贵。我在乡下平时只能看看当地的报纸和过时的《大公报》。”

陆诒向叶挺转达了周恩来的话：两党谈判仍在断断续续进行，在每次谈判中都提出恢复你自由的问题，望你耐心等待，多多保重。

叶挺听了，非常激动地说，他坚信有中共中央的营救，自己终将获得自由，正义必胜，这一信念坚定不移，在几年囚禁生活中也从未动摇过。他深情地嘱托陆诒说：

“你回去请向恩来同志汇报，请他释念。”

红岩嘴一条标语的来历

抗日战争胜利后，从重庆谈判到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都把释放叶挺等政治犯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经过不懈的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以叶挺交换被中共军队俘虏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四军军长马法五的条件。叶挺终于获得了自由。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的是一次周恩来乘飞机从延安到重庆，中途遇到险情，机长要大家作好跳伞准备，这时机上有一个小孩，是叶挺的女儿叶扬眉，她的座位上没有降落伞，吓得哭了起来，周恩来便把自己的降落伞给了她……

这个故事在流传中与事实真相有了一些出入。后来，有乘坐过那架飞机的工作人员作了更正说明。事情是这样的：

那架飞机是双引擎的美军C-47运输机，除去机组5人（都是美国军人）外，只有12（一说18）个座位，每个座位下有一个备用伞包。周恩来和同行人员刚好每人一个座位，叶扬眉是小孩，没有单独安排座位，同大家挤在一起，因此她没有降落伞——并不是她的座位下没有降落伞。

当周恩来要把自己的伞包给扬眉时，同机的人都说，扬眉个子小，可以把她捆在别的同志身上共用降落伞，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一定要让扬眉单独用一个，同时鼓励她要像她爸爸那样勇敢、坚强。最后是机组人员找出一具备用伞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此事还另有不同说法。当时以十八集团军少将高参身份随同周恩来参加国共谈判的童陆生，乘坐过那架飞机。他在1984年对党史研究人员谈到“周恩来让伞”的说法时，肯定地说：“这不对，是个笑话，这是一般常识嘛，因为飞机上有多少座位，就有多少降落伞。再说，机上要听指挥，那个东西不能随便给别人的。”

且不管那件事情的真相究竟怎样，值得注意的是，叶扬眉为什么会在这架飞机上？

原来，那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期间，周恩来预计国民党在形势逼迫下不得不释放被他们无理关押的叶挺，而此时叶挺的夫人在澳门，几个孩子都不在重庆，于是细心周到的周恩来便趁回延安汇报工作之机，把正在延安上小学的扬眉带到重庆来，以便让叶挺一出狱就能与亲人团聚。

这样，在叶挺出狱后，在红岩嘴欢迎他的标语中便出现了一幅以稚气的字体写在粉红色大纸上的标语“欢迎爸爸”……

从这件小事，即可看出周恩来对叶挺的关心是何等细致入微！

叶挺出狱当天，周恩来就打电报给住在澳门的叶挺夫人李秀文，告之叶挺已出狱，速携幼子来重庆团聚。李秀文母子来到重庆后，南方局还在红岩嘴为叶挺一家安排了一个较大的房间，并为叶挺和先期出狱的廖承志举办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会……

叶挺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和悲剧色彩的人物。他短暂的一生，始终为苦难的阴影所笼罩。周恩来与他的交往和友谊，特别是在陪都时期对他的理解、帮助和体贴入微的关怀，成了穿透这阴影的一柱格外明亮、温暖的阳光。

正因为如此，叶挺生前在与一位好友的谈话中，谈到周恩来时，才动情地说了这样的话。

“周公总是那样的关心人，了解人，帮助人。”

“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