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古式与半殖民地式”经济形态

经济形态是对于特定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的总体概括，也是区别不同社会性质的重要标志。1927年大革命结束后，为了明确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思想理论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讨论。争论的核心是中国经济性质，也即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找得到四个比较普通的范畴，即资本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商业资本社会、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社会。[17]最后一种，也被称为半殖民地化的封建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上学者各持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大都标榜和援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批驳对方。对此，方显廷指出：“中国经济之本质，言人人殊，甚有各执一词而彼此不相容者，数年前宗尚马克斯各派对于中国经济之为封建式的抑系资本式的之争执，即其一例。”[18]

方显廷也对中国经济性质进行了研究，但他既非出自对经济理论的关怀，也不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表示忧虑，而是为中国经济现代化谋求出路。“吾人欲知中国现代经济之症结，首须对于中国现代经济之本质加以分析，然后始可进而研讨因此种经济而发生之症结。”[19]与其他提法不同，方显廷以“中古式与半殖民地式经济”或“半殖民地化之中古经济”来概括中国经济的性质。

这一概括有一个演变的过程。1933年，方显廷在探讨中国棉纺织工业的衰落时，开始提出“中古经济”的看法。他说：“至于经济原因，则因中国现在正当自中古经济制度蜕变至现代经济制度之过渡时期。”[20]1935年，在研究华北乡村织布工业制度时，进一步提出“中古式”经济的观点，“高阳之商人雇主，虽于营业上不免与二十世纪大都市之工商业文化发生关系，然其社会及经济环境，终使其不能脱离中古式之生活”。[21]到1936年，在探讨中国经济之症结与统制时，正式提出中古式和半殖民地式经济的概念，认为“我国经济之两大特征——中古式与半殖民地式”，“中国经济既为半殖民地化之中古经济，欲图改造与复兴，自应对症下药，急图谋现代化自主经济之建设”。[22]

对于中古式经济和半殖民地式经济的含义，方显廷分别做了论述。

所谓中古时期，方显廷并未等同于一般意义的封建社会，而是理解为近代以前的传统社会。他认为，中古式经济与近代经济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前者为地方经济、农业经济和手工经济，后者为国家经济（或世界经济）、工商经济、机械经济。前者是落后的，后者是先进的。中古时代的经济组织，“以地方为单位，此一单位与彼一单位之间，虽亦偶有往来，以通有无，然交易究未发展，各经济单位，多赖自足自给，以农业为主要收入，而以工商业辅佐之。举凡一切经济活动，鲜有大规模经营者，群以劳力为主体，绝无机械之引用”。不过，这种经济形态并非中国的特产，欧洲的中古时代也是如此，“国家以农业为重，地主与农民为社会上之主要阶级，除少数政治都会如伦敦、巴黎外，市镇之大者为数颇少。手艺工人与商贾，散居各市镇，从事于工商业务。生产以需要为依归，需要则仅限于当地，故当时之生产与交易，为量颇微。是则工业实农业之附庸，工业化实无由生产也”。近代以来，中国门户洞开，经济已渐有现代化之势，但“为时将及一世纪，而成就殊少可观”。[23]方显廷从农业、工业、贸易、交通、金融、财政等各个方面，分析了中古式经济在近代中国经济之延续。

在农业方面，一如中古时代，中国农业产值占总生产值的61%，制造业仅占9%。而同一时期，美国农业产值仅占8%，制造业已达到17%。在经营规模和农耕方法上，中国农业也都是比较原始的。以“条地”制度最为显著，小田场并非集中于整块土地，而是特别分散，以致农地的利用既耗时又费力，资本利用减至最低限度。结果，农业产量仅足自给。在工业方面，农民于农闲从事制造，与中古时代无异。棉布产量的4/5仍为家庭手织机所生产，其他手工业也多为农家副业。即便是城镇工业，其生产技术也多赖手工制造，组织方式多为行会统制，机械利用和工会组织远未普及。在贸易方面，基本组织“为中古性之市集，农产品之生产，既多以自给为主，其流入市场部分，均藉市集为外销之依据……商品之参差不齐，掺水掺杂之习见不鲜，以及度量衡与币制之紊乱，均为大规模贸易发展之障碍”。在交通方面，“水赖民船，陆赖大车，两者俱以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间或佐以风力。新式交通利器如铁路、轮船、汽车之类，均已见诸引用，然以我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已有之新式交通设备，直如杯水车薪，影响所及，至为有限”。在金融方面，也未脱离中古时代之遗迹，金融组织“为钱庄、典当与合会。新式银行制度，仅见之于通都大邑，即在内地之重要城镇，亦多未有分行之设立”。币制为交易之媒介，但“我国币制之混乱与复杂，为古今中外所罕见，较诸欧洲中古时代之情形，尚有过之”。在财政方面，中古时代的特征也颇明显，而“税制尤然。厘金制度，虽已于数年前命令废止，但按之事实，类似厘金之征取，在边远省份，尚未完全绝迹。证之苛捐杂税之繁重，更为显著。……与近代财政原则之以能力为征税标准者，背道而驰”。[24]

在近代中国经济中，与中古式经济相辅相成的，为半殖民地式经济。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一些国家无法抵御列强侵略而沦为殖民地。中国在甲午战后，“土地完整已成为国人自慰之词，实际上已频遭割裂，名为独立国家，实早已沦为半殖民地……使中古式之我国经济，在彼等之导演下逐步现代化。外商既经攫得如此优越之权力，自可予取予求，从心所欲，凡所作为，自无往而不有利于外商而有害于我国”。[25]方显廷同样从农业、贸易、交通、金融及财政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半殖民地色彩。

在农业方面，凡为市场生产的农产品，均以供给国外工业原料为前提，举凡价格高下、产量大小均决之于人。一旦国际经济发生恐慌，工厂缩减生产，则我国农产品即无脱售之机，农民经济随之破产。在工业方面，外商在华开设工厂，自棉纺业以至轮船制造莫不经营，棉纺织业日商占3/5、英商占1/10，其他如毛织业、榨油业等或为外商所独占，或与华人厂商平分。尤其是矿产业，矿权已丧失殆尽，煤业经营日商占1/3、英商占1/7，铁矿业也大半为日商所经营。在对外贸易方面，进口大半为制成品，出口大半为原料及半制成品。贸易组织多操于外商之手，国际汇兑也悉由外商把持。在交通方面，大洋航运尽由外商专利，沿海及内海航运也为外商所霸占，全国轮船吨位英日合占2/3，中国只占1/3。铁路虽大半名为国有，但因多由借外债而建，受到外商的牵制。在金融方面，国外贸易以及外人在华投资均赖外商银行，国外汇兑也受到外商银行的控制。外商银行还有纸币发行权，中国无权干涉。在财政方面，关盐各税的征收向由外人越俎代庖，税收所得悉数存入外商银行，对本国工商业形成莫大打击。[26]

由上可见，方显廷所谓中古式经济主要是指传统落后的一面，半殖民地式经济指现代经济中受外国支配的一面。二者“相互为因，而造成百年来濒于绝境之经济组织。内不足以言富国养民，外不足以言抗敌睦邻”。[27]这一内涵与前述“半殖民地化的封建经济”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提法有相通之处，但仍有明显的区别，即对传统落后经济或半封建经济的理解，方显廷是从农业、工业、贸易等方面的落后来阐述的，而所谓“半封建经济”则主要是从农村经济的落后性进行讨论。

不仅如此，方显廷还对中古式与半殖民地式经济的成因做了分析。首先是经济因素，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力三个方面。方显廷认为，广义的土地包括地面、地下一切富源。中国虽号称以农立国，但农业资源并不丰富，而且生产技术停滞、运销组织散漫、交通运输落后。矿业资源，除了煤矿、钨锑较为丰富之外，其他如铁矿、石油等储量都不大。产业资本更为缺乏，且多为外商保持。即便国人所拥有的产业资本，也多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来自官吏、军阀和买办阶级。劳工虽称丰富，但有过剩之虞，以致工价低廉，反而阻碍了机械利用。技术人才与企业家却极其缺乏，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其次是政治因素。方显廷认为内忧外患，“致中古式兼半殖民地式之我国经济，更深陷于万劫不复之境”。最后是社会因素，即传统的社会心理与社会组织阻碍了经济现代化，如重农贱商、家族制度皆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背道而驰。在此基础上，方显廷提出双管齐下的解决之道，“一方恢复国权，建立自主政体，一方开发资源，建设近代经济”。[28]也就是，谋求民族独立和发展现代经济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然出路。这一理念，与近代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的总体追求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