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

1月26日至2月6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2月14日 《文学评论》第1期出版。

因为如何继承我国古典文艺理论批评遗产，是当时文艺界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在这个讨论中涉及一些古代的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的解释，如“气”“道”“文意”“意境”等，所以这一期的刊首发表了廖仲安、刘国盈的《释“风骨”》，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风骨”的解释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当以风骨论人的时候，风指神；骨指形。以风骨论人物画时，风指神似；骨指形似。以风骨论文的时候，风指文章的情志，它在文中的地位，好比人的神明；骨指文章的事义，它在文章中的地位，好比人的骸骨”[39]。

钱锺书的《通感》篇幅很短，但却提出了一个文学理论和文学鉴赏中的重要命题。作者从古代诗词和外国诗歌中随手举出大量的例子，说明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身等各个官能领域可以不分界限，从而产生新颖奇特的审美感受。

夏承焘的《词论十评》，对张炎的《词源》，范开的《稼轩长短句序》，汪森的《词综序》，张惠言的《词选序》，周济的《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介存斋论词杂著》，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谭献的《复堂词录序》、《复堂词话》，刘熙载的《艺概·词曲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进行了概括性评述，既分析其渊源，又评论其得失。

游国恩的《跋洪昇〈枫江渔父图题词〉》以古文评述洪氏词曲，别具一格。

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晓立的《略论唐克新短篇创作的特色》是评论工人作家的文章，认为“唐克新同志十年以来创作的最根本的特点，是他以全部力量表现了社会主义时代工人阶级中新人物和新思想”[40]。

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论述了周朴园、繁漪这两个形象的思想意义，分析细密、深入，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经常提起的一篇研究文章。

卜林扉的《论〈狂人日记〉》，论述了狂人究竟是不是狂人，是狂人的思想还是鲁迅的思想，《狂人日记》的艺术等。文章从众多的评论中独抒己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刊登了范存忠的《论拜伦与雪莱的创作中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文章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原则的提出，不仅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的艺术方法，同时也指出了研究文学史上艺术方法的新的途径。此文就是依据“两结合”的原则对拜伦和雪莱的评论。

王向峰的《略论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中个人反抗的几个问题》，是对《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上发表的朱于敏文章的商榷。全文论述了四个问题：（1）个人反抗形象是怎样产生的？（2）和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的还是和统治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3）怎样评价表现个人反抗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4）由描写个人反抗的文学作品谈到对它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毛星的《形象、感受和批评》，论述了文学的特点，文学形象的特质和艺术感受的重要性以及文学批评的任务，强调研究艺术规律的重要性。

3月2～26日 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纠正当时文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后被简称为“广州会议”。

4月14日 《文学评论》第2期出版。

这一期的重点是关于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牟世金的《钟嵘的诗歌评论》、陆侃如的《〈文心雕龙〉术语用法举例》、许可的《论〈长生殿〉》和钱仲联的《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问题》，都是扎实可观的文章。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有兴万生的《裴多菲的诗歌创作》和袁可嘉的《“新批评派”述评》。后者追溯了“新批评派”发展的轨迹，阐明“新批评派”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化思想三个方面的“反动实质”，认为“新批评派”服膺的是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他们的代表人物“具有凶恶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面目”，从政治上、思想上全然否定了这个理论流派。

洁泯的《谈杨朔的几篇散文》，对杨朔近年来的散文创作作了总体回顾，盛赞其文笔的多致和诗意的浓郁。

5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而写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周扬执笔），“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

6月14日 《文学评论》第3期出版。

正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该刊特辟纪念专栏，发表了何其芳的《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唐弢的《论作家与群众结合》、王燎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问题》、田间的《〈赶车传〉下卷后记——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札记》。何其芳的文章阐述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实质和伟大意义，强调了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其中论述同教条主义和其他各种从“左”的观点出发的简单粗暴倾向的斗争很引人注目。

这一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文学评论》这一期发表了萧涤非、廖仲安的《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纪念杜甫诞生一二五○周年》。文章论述了杜甫诗中对一些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所作的评述，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杜甫的卓越贡献。夏承焘的《论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阐述杜甫晚年的蜀中绝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罗荪、晓立的《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评〈红岩〉》，高度评价了小说《红岩》，认为它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无论是所反映生活的广度、思想上所达到的深度和所发挥的艺术感染力量，都有巨大的成就”[41]。

孟超的《跋〈李慧娘〉》，表述自己创作《李慧娘》的初衷，赞扬李慧娘“染碧血，断头颅，授死不屈，化作幽魂，再接再厉，不仅为个人复仇雪恨，且营救出自己心佩情往之裴禹，并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如此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即是纤纤弱质，亦足为鬼雄而无惭，虽存在于乌何有之乡，又焉可不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42]。不久，《李慧娘》就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批判，此文也成了重要罪证。

7月 何其芳、毛星、唐棣华、蔡仪等同志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期干部轮训班，讨论文学研究所1958年以来的方针任务等问题，并向周扬汇报。周扬作了以下指示：（1）必须把基本理论和历史研究列为第一位，态度严肃认真就可以；（2）介绍、翻译工作过去未完成的，列入同研究工作同等地位；（3）加强对现状、动态的研究。《文学评论》以研究文学遗产为主要内容、中心内容，加上现在的东西。现状研究，很难计划。这三方面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说哪一种东西直接，写一本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也是很好地为政治服务。

8月2～16日 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承续前述的“新侨会议”“广州会议”精神，旨在调整“左”的文艺政策。茅盾、周扬等到会讲话，邵荃麟主持。此会随后即被批判为提倡“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

8月14日 《文学评论》第4期出版。

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年，本期又刊发三篇研究杜甫的论文，即冯至的《诗史浅论》、陆志韦的《试论杜甫律诗的格律》和万曼的《杜集叙录》。古代文学研究方面还有陈中凡的《汤显祖〈牡丹亭〉简论》和阿英的《关于〈老残游记〉》。

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有川岛的《说说〈语丝〉》，作者是当年《语丝》的编者之一，因而这篇文章极有史料价值。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有罗大冈的《弗郎梭娃丝·萨岗和最近法国资产阶级文学》，基本属于介绍性的文章。戈宝权的《冈察洛夫和中国》，追述了冈察洛夫当年到上海访问的情景以及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动态”栏里，刊登了《我国报刊上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概况》。

9月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10月14日 《文学评论》第5期出版。

该期首篇是朱寨的《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文章认为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并引起社会上的注意，首先是由于吴晗谈历史剧的文章，以及后来李希凡与吴晗的争论。文章不同意李希凡、王子野对历史剧的看法，认为历史剧的主要人物、主要情节和时代背景必须有历史根据。

康濯的《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是作者在河北省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文章在充分肯定近年间短篇小说成就的同时，也提出短篇中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广度和深度，“大家都感到不够满足”，认为作家塑造的英雄人物“有点神化”，有着“热情大于形象的痕迹”。[43]后来，这篇文章就被批判为配合大连“黑会”（指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鼓吹写“困难”和“缺点”，鼓吹写“中间人物”。

艾芜的《谈刘真的短篇小说》，作家评论作家，能够真正发掘出作品成功的奥秘。

范伯群、曾华鹏的《蒋光赤论》，对蒋光赤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肯定其作品的总的思想倾向，认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时代的呼声”[44]，同时对其思想和艺术上的缺陷也进行了分析。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该期刊发了钱锺书的《读〈拉奥孔〉》和罗念生的《亚理斯多德的〈诗学〉》。前者从中外诸多经典名作中举例，讲述诗歌和绘画中的美学问题；后者对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进行了介绍性评述，指出《诗学》是对古希腊的文艺实践和成就的精细分析和扼要总结，提出了一套有系统的美学理论。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俞平伯的《〈唐宋词选〉前言》，对词的兴起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廖仲安、施于力、沈天佑、邓魁英的《初读〈中国文学史〉》和陆侃如的《文学史工作中的三个问题》，都是对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评论。两文一方面认为这部文学史达到了较高水平，比之一些高校编的文学史大大前进了一步；另一方面，又很具体地提出许多不足或可商榷的地方，认真坦率，没有虚捧乱夸，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

12月14日 《文学评论》第6期出版。

该期篇首是蔡仪的《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文章从近几年的文艺批评实践，特别是关于小说《金沙洲》和《达吉和她的父亲》两次热烈讨论出发，对典型人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之所以是典型人物，不仅是个别性和普遍性的统一，而且是以鲜明生动而突出的个别性，能够显著而充分地表现他相当社会意义的普遍性”“典型人物的普遍性并不全等于阶级性”“不能忽视典型的个别性”；最后提出“创作上不再忽视个性描写，批评上不再忽视个性分析，是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一个关键”。[45]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有杨耀民的《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董衡巽的《海明威浅论》和柳鸣九的《拉法格的文学批评》，都是比较全面论述作家和批评家的功过，学术探讨的成分较多，较少那个时代的大批判的语气。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有三篇文章。一是寇效信的《论“风骨”》是与《文学评论》发表过的廖仲安、刘国盈的文章进行商榷的文章。二是陈贻焮的《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咏物诗》，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创新精神，认为诗人善于用典，注意真实而饶有诗意地表现生活体验，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三是杨绛的《艺术是克服困难》，是谈读《红楼梦》心得的，作者通过对宝玉、黛玉爱情描写的细致分析，批评了在此之前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的爱情描写，认为“在艺术的创作里，往往‘多磨’才能‘好’”“《红楼梦》作者描写恋爱时笔下的重重障碍，逼得他只好去开拓新的境地，同时又把他羁绊在范围以内，不容逃避困难”。[46]最后，作者引用16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维特罗的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这是一篇别致的文艺随笔，它所提出的“艺术是克服困难”，包含着深刻的意蕴。

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林辰的《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的成就及其特色》，认为鲁迅辑录的《古小说钩沉》规模宏大，搜罗广博，体制完善，方法缜密，考订精审，整理和保存了我国汉魏六朝时代重要的小说资料，不仅使研究小说文学的人受益，也对研究汉魏六朝时代的社会状况、宗教信仰、旧闻轶事、民俗方言的人有很多帮助。

“读者·作者·编者”栏里，刊登了一篇《读〈雷雨〉人物谈》，与钱谷融商榷，对繁漪这一形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