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空军创建 淞沪迎敌

中国空军的创建

飞机的出现引起了正致力于民主革命的孙中山先生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在飞机诞生之际，他正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亲眼看到了飞机的问世，亲身经历了人类航空时代的到来。他以敏锐的洞察力，科学地预见到飞机在军事上和国家建设上的重大意义，提出了“航空救国”的思想，并为这一思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指示旅美同盟会组织华侨青年学习飞机制造与维修技术，以便将来回国服务，同时要求把培养航空人才作为同盟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他积极兴办航空学校。1914年，在日本兴办“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1919年在美国建立训练飞行人员的图强飞机有限公司，后又在美国开办了美洲华侨航空学校和旅美中华航空学校，1924年在广州建立广东航空学校。这些航空学校培养了一批航空人员。在创办航校的同时，孙中山先生还派人出国学习航空技术。1915年他派20余名华侨青年进入美国飞行学校学习。这些留学人员在孙中山创建空军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并成为中国空军的骨干。

为发展航空事业，孙中山先生还积极组建航空队。辛亥革命后，他号召广大华侨行动起来，组织华侨革命飞行团回国支援革命，并以美洲三藩市飞行器公司的名义筹集经费，招募航空人员。同时还在广东革命陆军中成立了飞机队，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航空队。1917年，部分赴美留学的毕业生组成航空队回国参加革命。1920年，又组建“中山航空队”。正是这些航空队，后来经过合并归建，发展壮大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救国力量。

在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思想中，非常强调自己制造飞机，发展航空工业。1922年，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成立飞机厂，并于1923年在杨仙逸厂长的主持下，自行设计制造出广东省第一架国产飞机。经过多次试验后，6月，在广东大沙头机场举行命名典礼，孙中山和宋庆龄参加了典礼，并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字给飞机命名为“乐士文”一号。宋庆龄乘飞机在广州上空游览一周，并和孙中山在飞机前留影纪念。孙中山对中国人自己能制造飞机十分赞赏，为此题写“航空救国”。

1921年7月8日，孙中山在致廖仲恺函中，叙述了所拟著的《国防计划》一书，内容要目共62项，有关航空与空军的9项，可以看作是“航空救国”的基本纲要，其中有关于建立空军、拟定航空建设发展规划、聘请外国专家来华教练空军学员、购置航空兵器装备部队、自制研制飞机等各种计划。孙中山为发展航空事业所做的一切也正是遵循这一基本纲要。

1925年，孙中山留下他的未竟事业，与世长辞。但他倡导的“航空救国”理念激励后人为之奋斗，正是“航空救国”促使了航空事业和空军建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有所发展。

1928年中华民国空军正式编队成军，初具规模。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招聘航空人员，购买飞机扩充航空力量，同时又从一些地方军阀手中接收了部分航空人员和装备，航空力量有所增强。1928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军政部下设立航空署，与陆、海军署并列，负责管理空军编制组织，而空军的作战直接归陆海空军总司令指挥。

为培训造就空军飞行人员，1928年，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设航空队（即中央航空学校的前身）。成立之初，在学校第五、六期学员和军官团中，就有80余人踊跃报考。航空队1929年2月正式开课，到6月改名为航空班，教练用机多数是华侨热心捐助购买的，以支持培养中国的航空人才。1931年3月，航空班83名学员毕业。这些学生分配到航空署机关和各航空队任职。

1931年7月1日，由航空班改组的军政部航空学校在南京正式成立，毛邦初任校长，录取飞行员20名、机械学员45名。9月开始学习训练。12月，校址迁到杭州笕桥。1932年9月1日，笕桥航空学校扩大编制，创立了中央航空学校，蒋介石任校长，毛邦初任副校长。自此，中国有了第一所较具备现代化规模的航空学校。学校聘请以美国空军上校裘伟德为首的顾问团担任全部教练的工作，并筹划训练程序和树立一个高难度的飞行技术标准。第一批学员200名，在中央空军中作为第二期，原航空班招收的学员作为第一期。

当时在全国还有其他航校培训航空人员，如广东航校、云南航校、广西航校、南苑航校等，但从教官、编制、设备、训练等方面看都不如笕桥航校。笕桥航校自成立之日就备受蒋介石青睐，多次亲临视察，并题写了《空军训条》，激励学员：

第一：至高无上，为空军救国独一无二的责任；

第二：为国捐躯，为空军救国杀身成仁的精神；

第三：有我无敌，为空军救国至大无畏的胆量；

第四：服从命令，为空军救国共同一致的要求；

第五：再接再厉，为空军救国尽忠党国的气节；

第六：冒险敢死，为空军救国死中求生的出路；

第七：精密周到，为空军救国持颠扶危的基准；

第八：亲爱精诚，为空军救国共同生死的德性；

第九：质素朴实，为空军救国光明磊落的本色；

第十：自强不息，为空军救国雪耻复仇的志气；

第十一：克服天然，为空军救国战胜一切的本能；

第十二：坚忍不拔，为空军救国最后胜利的要素。

笕桥航校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共毕业七期学员，培训出500多名飞行员，他们多数成为空军的骨干力量。

1933年2月，中国空军成为与陆、海军并列的独立兵种。1934年，航空署改组为航空委员会，并迁至南昌，蒋介石亲任委员长，所属航空队扩编为八个队，并建立首都航空处，加紧筹划空军的全面建设。同时聘请意大利空军顾问团。1935年在南昌设立意大利飞行训练班，6月迁至河南洛阳。此时，中央航空学校学员数量不断增加，训练场地和校舍无法容纳，遂将意式飞行训练班改名为中央航校洛阳分校，仍聘用意大利顾问执教。1936年7月，中央航空学校广州分校成立，航空教育步绪完全确定，洛阳分校和广州分校实施初级训练，而笕桥航校成为中高级训练的摇篮。

1936年，航空委员会迁到南京。中央空军经过扩充和调整，体制日渐完备，部队编制渐渐完成，在美国订购的飞机也不断抵华。5月，航空委员会划定全国六个空军区，确定各区的实力、配备与编制。8月，广东空军编入中央空军后，空军编组为九个大队，三十个中队，全国飞机总数约600余架，飞行人员3000人，机场262处。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广西空军统归中央空军。至此，中国空军除新疆等少数地方外，基本上统一。

在发展空军、培训飞行员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在着手空军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较突出的是航空工厂的建设。1927年，南京建立的首都航空工厂是最早的航空工厂。后又建立上海航空工厂、武昌南湖修理厂等，这些厂规模不大，有的能仿制飞机，有的只能简单修理。1934年到1935年，先后建立了广东韶关飞机制造厂、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和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这三个工厂分别与美国、意大利合办，规模较大，生产和修理了一批飞机，在抗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除建立航空工厂外，国民党政府还建立和完善了各级航空场、站，建立了油弹库和器材库，建设了气象和通讯设施，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二八”抗战中的中国空军

1932年1月，九一八事变后四个月，日本又向素有“东方明珠”之称的上海发动了进攻，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日军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的极大义愤，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

此时军政部航空学校刚迁到杭州笕桥不久。日军在我国领空横行，派轰炸机远征杭州，企图毁灭笕桥。面对疯狂的日军，年轻的中国空军正式参加了抵御外侮的战斗，开始了中国空军与日军的第一次交锋，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抵御外敌的空中作战行动，揭开了中国空军的抗战序幕。

从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在历时一个多月的淞沪作战中，日本参战兵力近10万人，包括“风翔”和“加贺”号航空母舰在内的各型舰艇约80艘，各型飞机300余架。中国参战兵力约5万人。航空署的第二队队长石邦蕃率领第六队飞机5架和第七队飞机4架从南京飞赴上海助战，洛阳航校教育长旅美归侨黄毓沛驾驶美式飞机到沪参战，广东航空第二队的飞机也到沪助战。中国参战飞机共有32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空军在苏州、杭州、上海等地协同第十九路军作战，与十倍于我军的敌人进行了五次空战。

2月5日，在上海虹桥机场上空，中日空军进行首次空战。中国空军印度籍飞行员朱达先等驾驶4架“林柯克”式、“可塞”式驱逐机与日机发生激烈战斗。朱达先的战机多处中弹，在腹部和足部均受伤的情况下，他摆脱日机纠缠，在虹桥机场紧急降落，被送往医院。此时刚告别新婚妻子的第六队副队长黄毓铨，目睹朱达先负伤，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登上了朱达先受伤的飞机向天空冲去，当飞机增速升高之际，骤然操纵失灵坠地，壮志未酬的年轻飞行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次空战，敌我力量悬殊，中国飞行员没有辉煌的战绩，没有惊人的记录，但它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战斗本身。因为这毕竟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空战，中国人在自己的领空抵御了入侵者，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自首次空战后，航空署选定了南京与上海之间的苏州作为中国空军的前进基地，把主要作战飞机集中在苏州机场，并设置了指挥所。这样既可以支援上海战场，又可以捍卫首都南京。这一动向引起日军注意，多次对苏州机场侦察，并轰炸机场。鉴于此，航空署决定将前进机场迁往杭州笕桥机场。

在“一·二八”抗战中，一位美国飞行员为了正义与人道，在抗击日军飞机中，献出了生命，他就是罗伯特·肖特。肖特原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1930年受聘美国波音航空公司，担任该公司出售给中国的“波音-218”式飞机试飞员兼教练。1931年6月，被南京国民政府航空署聘为军政部航空学校飞行教官。他到上海时，正值“一·二八”抗战爆发，他亲眼目睹日本飞机在中国狂轰滥炸，无数手无寸铁的百姓死于血泊之中，心中对日本侵略者充满憎恨。同时，他也为中国第十九路军将士奋勇抗敌的英勇精神所感动，多次表示要与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抗击残暴的侵略者，维护人道和正义。

2月20日，肖特驾驶“波音-218”式战斗机从上海飞往南京时，与3架日机不期而遇。他在优势的日军面前毫不胆怯，勇敢地驾驶单机迎战。在20分钟的激战中，击伤日机2架，并安全飞抵南京。

2月22日，肖特再次驾机在苏州上空与6架日机遭遇。在绝对劣势下，他充分发挥“波音”式飞机速度快的优势，反复穿插，机智地摆脱敌人，重点攻击日军长机，终将小方大尉驾驶的长机击毁。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击中，飞机坠落在苏州吴县车坊乡高店镇浮槽港口水中。年仅27岁的肖特，远涉重洋，自愿援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噩耗传开，各地民众无不敬佩和感动，许多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为表彰他的援华抗战，中国政府特追赠他为空军上尉，并电请他的母亲和弟弟来华参加他的葬礼，以最高荣典将其遗体葬于上海虹桥机场附近。4月24日，上海各界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和公葬典礼。人们盛赞肖特，“所流热血，可作中美两民族之胶漆”。

击落肖特飞机的日军飞行员生田乃木次成为日本空战史上有击落纪录的第一人、日本空战史上的第一个荒鹫武士。对于肖特的死，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提道：“当年肖特义无反顾地咬住轰炸机不放，是因为不远处的苏州车站上，一列载满妇女与儿童的难民列车正要出站，而车站正是我们空袭的目标。”

肖特牺牲后的第四天，中国飞行员又一次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抗击了日本侵略者。

2月26日，6架日本轰炸机在9架驱逐机的掩护下，空袭杭州附近的乔司机场，中国空军航空第二队队长石邦蕃和第六队分队长赵甫明分别驾“容克K47”“可塞”式飞机首先迎战，广东航空第二队队长丁纪徐驾驶“容克K47”接着起飞，吴汝鎏、陶佐德、余彬伟、陈信源、刘沛然等也分别驾机升空。石邦蕃在激战不久，左臂中弹，仍坚持用右手驾机兼发机枪继续作战，后在发动机中弹起火的情况下，紧急关闭电路、油门下降，安全降落。赵甫明驾机在第二次冲入敌编队作战时，遭3驾日机围攻，被击中胸部，迫降着陆。日机这次袭击，由于遭到中国空军的顽强抵抗，投弹命中率很低，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战斗结束后，石邦蕃被紧急送到医院，结果截去左臂，成为一时很负盛名的“独臂空中英雄”。而赵甫明被送入医院，弹片深嵌肺内，需要及时手术，将肺伤一侧切除。当他得知后，深感手术后不能再为祖国效力，于是他拒绝手术，直到停止呼吸。为纪念这位英雄，国民政府将乔司机场改名为“甫明机场”。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国空军飞行员满腔热血，勇敢顽强，但同时也暴露了中国空军武器装备落后、飞机机种杂、航速性能各异、缺乏统一指挥、配合不密切等不足，经过战斗损耗的飞机一时难以补充，南京政府电令全部机队撤到安徽蚌埠待命。

“一·二八”空军抗敌，使觉醒的中国人认识到航空的发展使战争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要打败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