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迈进新阶段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建议》）。这次会议是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冲击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十四五”规划如何展开，实际上包含着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思考。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并要求以新理念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发展的新格局。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20年，中国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对这些挑战的回应推动着中国迈进历史发展的新阶段。首先是新冠疫情防控。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虽然之后中国利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迅速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并率先在全球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新冠疫情不仅暴露出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上的短板，更暴露出中国在国际公共舆论领域欠缺话语权的弱点。

其次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全面升级。中美贸易战迄今已经过去四年，这场本在贸易领域点燃的战火迅速蔓延到了科技、经济、外交、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甚至出现了中美“脱钩”的倾向。美国政府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全面打压，暴露出中国在科技自主创新领域的短板。中国在一些高精尖领域有多项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典型的如芯片、光刻机、核心算法、操作系统等，而一旦被西方国家扼住这一咽喉，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国家都将陷入被动之中。因此，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提上日程。此外，美国遏制政策的多样化与中国的反击手段的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拥有诸如关税、金融制裁、法律战、实体清单等多种强制性经济措施作为武器，这些措施不仅系统、灵活，同时还具有西方长期形成的学理、法理的支持。而中国在对外政策领域长期缺乏相关的系统研究，“美国陷阱”“长臂管辖”“法律战”等概念在最近几年才进入主流学术界的视野。因此，中国在面对美国的强制性经济措施时总是陷入被动。总而言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应对域外风险的能力已成为中国综合国力中亟待提高的两个方面。

再次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实行强有力的扶贫政策，经过40多年的努力，上亿人口成功摆脱了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脱贫之后如何保证不返贫，这无疑成了“后扶贫时代”亟待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贫困问题同样构成城乡分化问题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必须将扶贫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没有乡村振兴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然而，2020年山东省推行的“合村并居”政策引发舆论抨击，这表明乡村发展政策不能盲目制定、急于求成，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城乡同质化，而需要在城乡差异中对城市和乡村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实现城乡功能互补。

最后是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趋势和资本的无序扩张问题。在这方面，美国的发展就像一面镜子。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经济的过度虚拟化。金融业的发达让社会资本纷纷流向金融领域，这在加剧金融风险的同时也加速了美国国内实体经济的衰落。在构建全球分工体系的背景下，美国国内低端产业开始转移至国外，工厂工人下岗，社会绝大多数财富掌握在资本家和金融从业者手中，底层群众收入减少，社会分化加剧，阶级冲突恶化。过去很多年来，不少人希望中国模仿美国的发展模式，但金融全球化使中国经济发展开始出现脱实向虚的趋势，尤其近年来在政策激励和监管放松双重作用下，互联网金融开始无序扩张，并逐渐暴露出资本的嗜血本质。2020年蚂蚁集团上市争议、外卖平台调度纷争、大型平台员工过劳危机、平台深入社区与民争利等都与此相关。大型互联网平台集合了先进技术、巨量资本和高效组织，但若不加以引导和规训，就会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如何规训数字技术寡头，让金融和高科技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而非无序扩张以致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就成为未来国家治理中的重点和难点。

以上问题叠加在一起，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局性问题，即中国经济在实现了快速增长之后，如何转向高质量增长？中国在实现小康之后，如何确立新的发展目标？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超越美国时可能遇到的挑战？这些问题需要新的理念和新的思路。在2020年8月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国正在面临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这个目标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发展阶段”这个概念明确了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而在新发展阶段就必须要有新的发展理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这一切都集中地体现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

二、新发展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所流行的“历史终结论”，中国始终秉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论，即社会主义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进步和发展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要求，即进入不同的发展阶段。只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做出准确的判断，才能明确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进而做出体现不同阶段性发展要求的战略部署。因此，“新发展阶段”的提出实际上需要对当前我国发展出现的新问题、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的新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从而对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做出总的判断，并以此指导下一阶段的实践。

具体而言，“新发展阶段”的“新”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新”的发展基础。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经过五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迈上了新的大台阶，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二是“新”的发展任务。新发展阶段的任务已经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始转向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是“新”的发展主题。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将逐步从过去重视经济规模的“高增速”转到提高效率和质量上来，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这就需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四是“新”的发展环境。中美竞争冲突加剧使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而国内的经济发展态势虽然良好，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新冠疫情暴发加剧了国内外环境的复杂性。五是“新”的发展难度。新的发展任务、发展主题和发展环境，也意味着新发展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难度，必须具有底线思维，才能应对各种可能风险和挑战。

如果把这五个方面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新阶段其实就是要推动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并成为现代化强国，在世界体系中从“半边缘区”发展为“中心区”。这必然对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构成挑战，并引发世界体系的剧烈变革。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局面，中国既要坚定不移地回应美国可能的打压，又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的构建。

三、新发展理念：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在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为了解决发展的思路、方向和着力点的问题，中央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当时提出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的问题提出来的，然而，自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出现了结构性变化。

一是在2015年前后，我国经济发展迎来“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在此背景下维持经济较快增长，就必须转变生产方式，通过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来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产业竞争力。二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领域快速发展，对资源开发和利用产生巨大压力，环境问题尤为严重。三是工业化发展中后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多发的转型关键期，采取积极措施，主动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风险，这是消除“中等收入陷阱”，持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四是工业化中后期的主导产业还有资本密集、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特征。这一方面带来了资本扩张的强势地位，拉大了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另一方面带来社会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使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在这种背景下，积极推动发展成果共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新发展理念是为了解决五年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来的，因此关键不仅在于理论的“新”，而且在于如何在实践中“贯彻”。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新发展理念已经转化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经验，但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核心问题就在于过去中国经济政策单纯着眼于国际大循环的格局，从而以供给侧改革为轴心，采取“去产能”的措施，人为地调低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中国经济的停滞必然导致中国内部的“内卷”，内部社会矛盾由此上升。因此，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就必须推动形成新的发展格局，而在新的发展格局中，必须通过科技产业创新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

如果我们比较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和《十四五规划建议》，就会发现《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分别布局，统领全篇；然而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不再分别布局五大发展理念，而是将其内涵融入每一个具体的重要任务中，如经络串联起各章节的枝枝叶叶，推动新发展理念在更深更广层面落深落细落实。在《十四五规划建议》十二项具体重要任务中，第一项就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尤其针对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科技封锁，提出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紧随其后的重大任务就是“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从而“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这里尤其要强调的就是“加快”两个字，即面对美国全球打压的态势，不是自觉地压缩经济发展规模、调低经济发展速度，而是知难而上，加快产业体系的升级换代，甚至在经济发展总量上超过美国。这样的发展思路就必须不能简单地只依赖出口外贸型的国际经济循环，而要以国内经济整体崛起的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四、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这是党的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到“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为了回应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出现的新变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较为封闭。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国际循环。2001年是一个转折点，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有力地带动了国内经济发展。2001年到2008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21%，经济年均增长1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一个转折点，此后我国经济逐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中国经济再平衡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行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将很难维系，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发展“受制于人”的局面。而如果单纯以外部循环作为目标，那就必须单方面压缩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

这种外向型的国际循环推动国内每个产业都与西方产业链接轨，从而让中国产业发展在“条条”的思路上与西方的产业形成分工，但这样的结果很容易导致西方在其主导的产业链分工上锁定中国的产业发展，中国科技产业发展需要依赖西方科技产业的进步。与此同时，中国产业内部未能形成相互支撑的有效分工，以致中国虽然有完整的产业链，但是这个产业链未能形成国内本土“块块”上的循环和促进，而在中美贸易战中最直接地暴露出了中国科技产业链的脆弱性。

然而，我国拥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那就意味着不需要压缩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只需要将国内循环做大做强，这无疑会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由此，推动国内经济循环就成为新的发展重点。这不仅让中国有足够的实力来回应外部的挑战，更让中国能够以更大的力量来推动国际循环，推动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因此，《十四五规划建议》在提出科技创新和加快产业升级这两个任务之后，紧随其后的就是强调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就不再是面对国际需求下降而压缩供给，而是为了实现扩大内需，针对中国国内庞大的市场来调整供给结构，从而形成国内产业链之间的配套和全面提升，这就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畅通国内大循环”，即本土“块块”层面的相互分工体系。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这两大任务，而这两项任务无疑是全力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重大配套举措。只有在国内形成良性循环的基础上，才能将国际循环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