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武昌起义：猝发与必然
尽管八月十九日夜武昌城的枪炮声意味着“沿袭268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5]但起义的背景不得不让我们深虑，即武昌起义本身的猝发性和当时孙中山革命运动的低潮期。
毋庸置疑，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早有起义的计划，但历史资料表明，武昌起义其实是一次猝发的事件。
为什么这样说？
原因之一是起义曾一再改期，最终爆发起义的八月十九日并非原定时间：武昌起义前的一个月，湖北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与文学社的代表刚刚同意取消两个团体的名义，合作革命。八月初三日，两团体确定中秋节起义，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军政府总理。但因起义的时间被侦知，湖广总督瑞澂加强了戒备，总指挥部于是被迫将起义日期由原定的八月十五日改为八月二十日。
八月十八日，孙武等人在俄租界宝善里装配炸弹，为起义做准备，不慎发生爆炸。赶来的俄国巡捕发现了炸药、名册、旗帜、文告等，抓走刘公之妻及弟弟刘同等人，并引渡给清方。审讯后，清方得知起义秘密，瑞澂立即下令闭城调兵，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紧急，当日下午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情急之下，指挥部成员刘复基一度拔枪，“说服”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发布命令，以夜半南湖炮队的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动作。尽管当晚十点时，武昌城内各营已通知完毕，但一连串意外让当晚举事又一次成为不可能——运送弹药的杨洪胜在工程营被军警执获；临近发动时，军警突然包围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总指挥部，逮捕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蒋翊武因蓄有长辫、着白布长衫且满脸村气，未被注意而乘间逃脱）；负责传达命令的邓玉麟费尽周折出城到南湖、翻营墙进入炮八标营房时，已是半夜时分，士兵沉梦正酣。这样，蒋翊武临时决定的八月十八日起义计划也未能如期进行。八月十九日黎明，清廷处决了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并捕获了三十多位革命党人。
至此，湖北革命党起义的日期已由原来的八月十五日两次被迫改成八月二十日、八月十八日，且均未成功。不仅如此，起义领导机构还被破获，可谓挫折重重。但幸运的是，散处于各标营的革命党人自动计议，于八月十九日夜成功发动了起义。这点，可谓出乎各界之意料。
说武昌起义是一次猝发事件的另一原因是：当时，不仅全国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远在现场之外，就连湖北地方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首脑也或避（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亡（如刘复基）、或在逃（如蒋翊武），事变是由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临场随机启动的，带有很大程度的“猝发”性质。[6]正在美国各地筹款的孙中山是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报纸上欣然得悉武昌起义[7]的消息的——事后他自己也承认，“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8]另一革命领袖黄兴则是在香港通过宋教仁自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起义消息的。
由于一时找不到具有足够威望的领导人，起义之后，湖北军政府不得不推举原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鄂军都督。据记载，起义爆发后，黎元洪避匿于部属家中，后被挟持至湖北省咨议局，强令为都督。黎元洪害怕事后被清廷追究，一力推辞，以致被软禁于咨议局。此后几天，黎一直不言不语，甚至不吃不喝，盘膝闭目，成了“泥菩萨”。直到得知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所占，才骤然改变态度，于八月二十一日同意剪掉自己的辫子。至于此前湖北军政府发布号令所署的黎元洪之名，均为他人代签[9]——一场以推翻清廷为目标的起义，竟然推举一位与革命素无渊源的清朝军官为领导，这也证明了武昌起义之仓促。
腐朽没落，倒行逆施，激化国内重重矛盾，天怒人怨，最终导致王朝的灭亡，这是总结朝代更迭的习惯性思维。宣统时在内阁任职的许宝蘅就将清的亡覆归结为天意，他在日记中说：“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10]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激起民变不断，最终民众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观点，至今依然是历史教科书的主流。[11]
鸦片战争后社会矛盾的加剧确实导致各地民变不断，但客观而言，宣统三年的民变状况并非最严重的。
海外学者杨庆堃根据清代历朝实录，曾对道光十六年（1836）后每十年清代民变数量进行过统计：
1836年后每十年清代民变数量[12]
而据张振鹤、丁原英等根据《清实录》及当时报刊、专著、地方志等所辑的《清末民变年表》，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三年（1911）这十年，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为1131次[13]，二十二省无处不有。
由于各地官员的瞒报，可以肯定，实际发生的民变数量会更高；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两个统计数字并不一致，但还是可以得出鸦片战争后民变频繁的基本结论。与此同时，由上表可知，辛亥革命之前的十五年，653次民变的数目仅为“中上水平”，遑论远逊于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捻军时的2332次，也不及表中933、909这两个数字。具体到宣统三年，《清末民变年表》的数据只统计到八月，共有107起。这个数据，虽比光绪二十八年的74起多，但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107起、宣统元年（1909）的143起相比，并没有显得十分突出。
孙中山等领导的同盟会，此时正处于革命的低潮期。辛亥革命前的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海外。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发起对清廷的最初一击开始，十多年来，孙中山以极大的勇气，克服艰难险阻，曾领导和指导发动了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等，但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由于在经费使用上存在分歧，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三十四年间，同盟会内部还发生了两次倒孙风潮，面临分裂之虞。为了振作士气，汪精卫在宣统二年不惜铤而走险谋刺摄政王载沣。加上清廷正仿行立宪，可以说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对清朝的威胁正处于低谷。
费正清等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甚至持更为乐观的看法：“到1908年时，清政权已经在一个多世纪的叛乱和外国压力中幸存了下来。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捻军等规模宏大的运动的情况相比，1895—1908年的一些小规模的分散的起义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清政府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镇压了下去。”[14]偶发的武昌起义却促使清王朝垮台的史实，同样令他们颇为不解：“与此相反，表面上与1895—1908年一系列事件没有什么不同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却导致了王朝的覆灭。”[15]
如果套用外忧内患导致王朝灭亡的观点，那清朝灭亡的时间应该是内乱最炽的太平天国时期，或者是外患最重的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外忧内患”既然不是清王朝灭亡最直接的原因，那么一个偶发的事件、一场仓促的起义，为何到最后却压垮了清朝这个当时经济总量全球第二[16]、统治中原已达268年的政权？这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清王朝灭亡前的十年甚至更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