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研究吐鲁番出土文献的一部力作

曹利华博士的学位论文《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与语言接触——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是语言文字学界和吐鲁番学界的一件喜事。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陈寅恪先生极为重视语言文字学对多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意义，1936年4月18日，陈寅恪先生在写给沈兼士的信中指出：“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引文见《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72页）陈先生重视语言文字学，既受到中国传统学术如汉代古文经学和清代乾嘉之学的影响，也受到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唯当表示物的词语已被发现之际，物才是一物，唯有这样物才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强调说：词语也即名称缺失处，无物存在。唯词语才使物获得存在。”（引文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32页）日本学者羽田亨也强调：“对研究（西域史）的学者来说，不可或缺的第一武器就是语言学知识。”（转引自间野英二《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解题》，收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中华书局，2005，第4页）曹利华博士的这部著作，正是在继承前辈学者优良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研究吐鲁番出土文献的一部力作。

我认为这部著作的贡献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汉语史研究的贡献。自古及今，汉语汉字就是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文字，但是，对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的研究，学者们较少关注和利用吐鲁番出土文献，导致不少结论出现一定程度的局限性甚至缺失。曹利华博士是北方人，硕士阶段就读于西北学术重镇——兰州大学，且从本科到硕士、博士阶段均专攻汉语史，她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对晋唐时期汉语西域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进行了深度研究，既有描写又有解释，既有个案研究又有理论阐释，她的研究结论，有力地充实了目前的汉语史研究成果，尤其是她对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呈现的不少语言演变新现象敏锐洞见，然后深入分析，对目前汉语史学界流行的一些命题和观点进行补苴和辩正，让人耳目一新。记得二十多年前廖名春先生曾经发表过《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词管窥》《吐鲁番出土文书新兴量词考》《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别字异文看“浊上变去”》《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别字异文与麴氏初唐时期高昌方音之声母》《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别字异文与麴氏初唐时期高昌方音之韵母》等数篇文章（收入作者《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第300～407页），廖先生对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进行综合研究，如今曹利华博士的著作出版，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有功于汉语史学界，善莫大焉。

第二，对民族交流史研究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民族交流史就是一部语言交流史，这样一来，民族语言间的相互接触与比较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经说过：“比较总是可能而有用的。它既可以应用于语法结构和表达思想的一般类型，又可以应用于语音系统；我们同样可以比较两种语言的一些历时方面的事实、语言演化等等。”（引文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268页）各民族语言之语音、词汇、语法间的比较与接触研究，可以展示相关民族间文化接触的方方面面，所以语言与文化互为镜子，相互观照。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罗常培先生是一位积极倡导者，罗先生曾经倡导从六个方面论述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这六个方面就是：第一，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第二，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第五，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参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04，第2页）。罗先生身体力行，撰写了《唐五代西北方音》，该书所用材料有《千字文》《金刚经》《阿弥陀经》《大乘中宗见解》《开蒙要训》等，极为宝贵的是他利用敦煌汉藏对音写本、《唐蕃会盟碑》中之汉藏对音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罗先生之后，中国学者在此路途上的贡献举不胜举。近年来，聂鸿音先生撰《粟特语对音资料和唐代汉语西北方音》（《语言研究》2006年第2期），孙伯君先生撰《胡汉对音和古代北方汉语》（《语言研究》2005年第1期），均为这一领域的杰作。在域外，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先生撰《藏文音译〈寒食诗〉残片》《藏文书写阿弥陀经的跋文——汉藏对音资料年代考》《回鹘字音考》《回鹘字音史概述》《回鹘字注音的吐鲁番汉文写本残片》《于阗文中的汉语语汇》等鸿文（收入作者《敦煌·民族·语言》，中华书局2005，第47～305页），时彦贤达，各擅胜场，将罗常培先生当年的研究视野和局面奋勇向前推进。正是有这样多的前辈学者的启发和引领，曹利华博士在这部著作中，利用吐鲁番出土文献的语料，将汉语与突厥语进行对音分析，从突厥语的汉字译音看汉语和突厥语的语音特点，为重构中古时期汉语和突厥语的语音真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不仅如此，该著还深入考察了吐鲁番出土汉文献中的突厥语借词、粟特语借词、波斯语借词、印度语借词以及其他语言借词，考察了中古汉语中表完结的动词“了”新兴用法的阿尔泰语动因，并对中古汉语的新兴虚词与周边语言的关系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第三，对丝绸之路史研究的贡献。曹利华博士的这部著作，虽然主要研究语言，但正如德国著名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格林所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她的著作中看到中古时期丝绸之路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艺术、宗教等方面的风貌。她是通过语言研究，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中古时期丝绸之路的万花筒世界。曹利华博士在该著中还重点分析了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汉人和粟特人充当“译语人”的角色，对此，我也在思考：丝绸之路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汉人和粟特人作翻译？是他们而不是别人？我认为这与汉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国际领先地位、与粟特人本身聪明伶俐，因经商、外交而具有多语（multilangual）才能、在丝绸之路具有重要影响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的丝路上，汉语和粟特语具有国际性地位。关于汉语和汉字在丝路上的引领地位，前贤时彦论述者夥矣，现在我们再说说粟特语和粟特文，它俩在中古时期的丝绸之路上是除汉语汉字之外又一国际性的语言文字，粟特文还被后来的回鹘文、蒙古文、满文所传承（参见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中华书局2008，第32页）。在唐代，一些地处西域的羁縻州甚至在官方公文中使用粟特语和粟特文，2004TBM107：3-2汉译粟特语《唐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此处皆无［……］。其地遥远，吾等不得使［之？］离去。哥逻禄［百姓……］吾等已遣［……］往西州。其后［当？……］……其人众上来（至此），吾等若得消息，将与［汝？］相知。［於时］龙朔［三］［年］［……］。”（此件文书图版及汉译均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第58页）关于本件文书的墓葬年代和写作背景，《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59页言：“本件文书出自墓室填土内，上钤印一方，为‘金满都督府之印’（5.6X5.7cm），文书中提及‘哥逻禄’，年代又在龙朔年间。推测和征集文书中《唐龙朔二、三年（六六二、六六三）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为同组文书，由其上保存的‘金满都督府之印’及文书发现于西州都督府所在地吐鲁番，推测此为唐朝处理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时金满州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的书信。”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唐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的官方公文（书信）要用粟特语？我们认为这有可能因为在金满都督府粟特人及粟特文化的影响较大，此地乃突厥别种故地，本地行政语言可以使用粟特语，同时或许还说明粟特文乃当时的国际性语言之一，而且说明此件公文的接收地——西州都督府也有粟特语的阅读条件和理解能力。今考《旧唐书》卷四十《地理三》：“金满，流沙州北，前汉乌孙部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右隶北庭都护府”下列有：“金满州都督府（原注：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龙朔二年为府）。”原来，唐王朝在平定阿史那贺鲁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在被征服的地区设置羁縻都督府、州。永徽五年（654）闰五月以处月部落置金满州，隶属轮台县。谷川道雄认为唐帝国表面上由都督府、州这样普遍的行政组织统一起来了，实际上内部并立着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是胡汉共存的统治方式（参见谷川道雄《世界帝国の形成》，讲谈社，1987，第210～211页）王小甫指出：唐代羁縻府州的长官都由本部首领担任，且世袭，羁縻府州有无版籍不定，羁縻州往往采用当地或附近城镇、部落的名称（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9页）。总之，唐帝国对羁縻州的管理是宽松的，甚至是松散的，从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使用粟特语和粟特文这一语言文字现象，可以印证中外历史学家们的论断不误。另外，这是一封初唐时期的粟特语书信，其撰写程式似乎没有受到汉书仪的明显影响。有趣的是：以下一件粟特语书信就不一样了，2004TBM247：8汉译粟特语《唐书信》：“［伏惟公尊体］动止万［福］……某［欢庆］。时［吾公！……］”（图版及汉译均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102页）本件文书出土的墓地在吐鲁番巴达木二号台地，属康氏家族塋院，为男女合葬墓。因出自康氏墓葬，疑为粟特墓主人生前之物（参见Yutaka Yoshida（吉田豐），Sogdian Fragments Discovered from the Graveyard of Badamu，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7），此件书信似乎不排除受到汉书仪的影响。

两千多年前，屈原在《离骚》里言：“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我相信曹利华博士的这部著作，会有力地推动或带动学界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研究吐鲁番出土文献，尤其是从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的角度研究汉语史和民族交流史，故乐意为之序。

王启涛

2020年12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