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选题及其意义
蒙古科尔沁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科尔沁部泛指成吉思汗胞弟哈布图哈萨尔（另作合撒儿）后裔所领部落，狭义科尔沁部专指清代移居嫩江两岸的嫩科尔沁部。本书只涉及狭义科尔沁部，即清代嫩科尔沁部。
16世纪30年代，科尔沁万户[1]一部随领主奎蒙克塔斯哈喇从额尔古纳河流域南越兴安岭向嫩江两岸扩展游牧地，别号嫩科尔沁部。旋即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军事势力，前期与蒙古察哈尔部、明朝发生诸多关系，后期主要与新兴的建州女真人对抗争霸。嫩科尔沁部在诸蒙古部落内率先与爱新国联姻，继而结成政治联盟，随后双方又结成军事联盟，与林丹汗及明朝对峙对抗。1636年，嫩科尔沁部诸台吉承认皇太极为“满蒙汉共主”，并接受其册封，嫩科尔沁部全族投附清朝，成为“荷国恩独厚”的外藩首部。从1593年参加“九部之战”至1636年接受册封，正式投附清朝，再到1692年献出属下锡伯人，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世纪。在林丹汗衰败，蒙古灭亡，女真人（1635年后作满洲人）崛起，建立爱新国，改国号大清，问鼎中原的历史过程中，嫩科尔沁蒙古人所起作用不可忽视。
投附清朝以后，嫩科尔沁部和满洲人关系发生变化，从前的盟友关系变成宗藩关系。嫩科尔沁部的主权遭到削弱，政治、社会制度等皆受到清朝影响，满洲化进程也最彻底最迅速。因此，厘清清代早期嫩科尔沁部与清朝关系及其演变，对研究清代蒙古族历史和清朝政治、经济、军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书书名为《嫩科尔沁部与清初五朝四帝关系史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个书名，是因为之前相同内容的专门研究少，相关研究多从清朝角度分析问题，很少对蒙古内部或嫩科尔沁部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生活习俗、口述传说等因素加以研究，这使得相关研究缺乏公正性或全面性。鉴于此，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挖掘清代早期不同文字的文献，特别是大量利用近年来整理出版的蒙古文、满文档案，结合历史发生地点的实地踏查等手段，深入研究清初嫩科尔沁部历史，以期揭示嫩科尔沁部早期部落演变之历史轨迹，拓展充实嫩科尔沁部历史研究的内容，为清代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些许贡献。
二 前人研究的回顾
嫩科尔沁部历史文化变迁研究是清代早期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点，但系统研究起步较晚，迄今为止专门研究嫩科尔沁历史文化变迁的学者和专著甚少。
胡日查教授是最早将研究视角全面投向嫩科尔沁部历史的学者。其《科尔沁所属鄂托克及部族考》《科尔沁牧地考》《哈萨尔及其家族》《试谈科尔沁和硕特部起源》《论嘎拉珠色特尔反抗爱新国兵役的斗争》《关于科尔沁封建主统治锡伯的某些历史问题》《关于科尔沁部来源和它在北元历史上的地位》《16世纪末17世纪初嫩科尔沁部牧地变迁考》《蒙文文献所载成吉思汗诸弟所属鄂托克乌鲁斯名称来历》等论文开启了嫩科尔沁部历史研究的大门。体现其重要成果的专著《科尔沁史略》（与长命合著）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广义科尔沁历史的著作，利用大量的蒙汉文史料及蒙古文档案文书对科尔沁各个时期的历史进行研究，解决了不少前人未曾涉及的问题，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嫩科尔沁部历史研究是全书的亮点和重点。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涉及嫩科尔沁部南迁及其分布，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投附清朝、内扎萨克旗的建立时间等问题。
班珏硕士学位论文《清初四朝与科尔沁蒙古的关系》[2]，对清初四朝与嫩科尔沁部的关系做了梳理。该文认为清朝统治者通过联姻和封爵等手段，逐渐模糊了嫩科尔沁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民族意识，将嫩科尔沁部上层拉拢为清朝统治集团的成员，并将这种怀柔政策推而广之到蒙古各部落，得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和武力支持。得出清廷“恩威并举”，化“患”为“用”的方针是中国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最为成功的典范之论断。
玉芝的博士学位论文《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历史研究》[3]，使用《旧满洲档》等满文档案和蒙古文文书档案，与其他官私文献史料相结合，运用多种文字史料对比研究和史料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对13～17世纪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的历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其中，第二章主要涉及嫩科尔沁部与察哈尔的关系和嫩科尔沁部投附爱新国的过程；嫩科尔沁十旗扎萨克的初设及其演变；17世纪30年代嫩科尔沁部牧地变迁；“噶尔珠赛特尔事件”等内容。该文利用近期整理出版的满蒙文档案考证了爱新国在嫩科尔沁部设立扎萨克的时间，探究了嫩科尔沁部从嫩江流域迁徙至西拉木伦、辽河以北的原因及其牧地变迁等问题。
白初一的博士学位论文《清太祖时期满蒙关系若干问题研究》[4]，利用《旧满洲档》《满文老档》《十七世纪蒙古文档案文书》等满文、蒙古文档案和明代汉文史料、《朝鲜李朝实录》汉文记录等，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爱新国早期的满蒙关系，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分析了满蒙间的彼此影响、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历史事实，进一步探讨了爱新国早期满蒙经济、文化、习俗、宗教、联姻等关系，提出了新观点、新发现。
巴根那的硕士学位论文《科尔沁部与爱新国联盟的原始记载及其在〈清实录〉中的流传》[5]，利用17世纪蒙古文原文文书和清太祖、清太宗时期的满文原文旧档，探讨了1624～1629年的嫩科尔沁部与女真爱新国之间的联姻联盟进程。通过精读满蒙文原文档案，力图再现嫩科尔沁部和爱新国关系的本来面目、联盟的性质等。该文认为，“嫩科尔沁部与爱新国建立联盟关系的真实目的仅在于威吓林丹汗，阻止其东侵，以达到自保的目的而已”。因此，联盟初期双方关系是完全平等的，直到努尔哈赤去世，林丹汗势力西迁之后爱新国新主皇太极才“下决心解决科尔沁奥巴的离心倾向，派出使者，列数其十大罪状，迫使奥巴俯首称臣”，嫩科尔沁部与满洲关系步入臣属关系时代。与此同时，该文又将满蒙文档案文书和《清实录》做细致比较，分析了这些史料在清朝官书中的流传及其原因。
孟根娜布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关奥巴洪台吉的十份蒙古文文书》，以17世纪与嫩科尔沁部首领奥巴有关的十份“遗留性”蒙古文档案文书分析嫩科尔沁部与爱新国的关系实质，同时对相关“遗留性”蒙古文史料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评价。
宝日吉根《清初科尔沁部与满洲的关系》一文发表于1983年，是最早将嫩科尔沁部与满洲的早期关系分为联盟和臣服两个阶段来分析的力作，是嫩科尔沁部历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
徐晶晶《浅析清入关前与科尔沁等部的关系》一文对嫩科尔沁部等部投附爱新国的时间做了分析，认为努尔哈赤通过武力征服、联姻结盟等恩威并举的方式，使嫩科尔沁部等诸蒙古部落先后投附称臣。
满蒙联姻是清代政治制度中的重点，但专门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
〔日〕松村润《清太宗的后妃》（见《满学研究》第3辑，1972），主要论述了太宗后妃的出身、子女及册立她们的情况与意义等，涉及了满蒙联姻这一话题，是目前可追溯的最早注意到满蒙联姻的文章。
〔日〕楠木贤道《清初，入关前的汗、皇帝和科尔沁部上层之间的婚姻关系》（译文载《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1辑，2000），探讨了嫩科尔沁部与清皇室间联姻的实质等问题。
宝日吉根《清初科尔沁部与满洲的关系》（《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首次提出了满蒙联姻这一历史现象对清初历史的影响。
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从宏观的角度，对有清一代的满蒙联姻政策做了开创性研究。该文提出在清代历史上，满蒙联姻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而且作为有清一代奉行不替的基本国策，这种联姻活动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家族间通婚的含义，而成为清代民族统治政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该文提出的满蒙联姻不同阶段理论，即起步阶段（天命时代）、发展阶段（天聪至顺治）、完善阶段（康雍乾时代）、因循保持阶段（嘉庆以后至清末），是该文最独到的见解，这一提法对后来研究影响很大。
杜家骥《清代满蒙联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是迄今为止关于清代满蒙联姻研究最全面的论著。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时间跨度等在同类研究中无能出其右者。该书的又一亮点在于广泛利用了清代“玉牒”等原始资料，多角度论述了满蒙联姻制度。
全书近65万字，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蒙古各部与清廷联姻史事”，在介绍蒙古各部之由来、领主世系等的基础上将蒙古各部与清廷的联姻史事以时间为顺序逐一考订。中编“满蒙联姻诸制度及相关史事”，包括指婚制、婚礼、陪嫁、额驸及其后代封号、生活配给、省亲、丧葬等相关制度和满蒙联姻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原因等内容。下编“满蒙联姻的作用与影响”，包括满蒙联姻与满蒙关系，清王朝统治对蒙古文明（化）之影响，满蒙汉民族血分融合以及满蒙联姻中的婚姻习俗，近亲结婚分析等专题内容。在以上、中两编揭示史事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联姻对满蒙关系，对清王朝统治的建立、巩固及边疆治理，对蒙古外戚参与朝政积极性所起的作用等问题。同时又对满蒙联姻制度下的满蒙民族文化、民族融合以及民族人口的影响等诸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
张晋藩《清律研究》（希望出版社，1999），是部以清代法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书中“清代民族立法的卓越成就”一章涉及清朝开国时期民族立法问题，评价清代民族立法时作者特意引用“卓越成就”一词，广征博引，言之有据地强调了清代民族立法的历史借鉴意义。
刘广安《清代民族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阐述了清代民族立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分析了清代民族立法的发展进程和特殊作用，总结了清代民族立法的法学意义和历史意义等。
〔日〕楠木贤道《清太宗皇太极的册封蒙古王公》（《满学研究》第7辑）、《天聪年间爱新国对蒙古诸部的法律支配进程》（《蒙古史研究》第7辑，2003）等系列论文从法律角度对满蒙关系加以分析。尤其从清朝民族立法角度分析天聪八年（1634）发生的“噶尔珠赛特尔事件”，涉及了清初民族立法的起步等问题。
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认为天聪九年编立的八旗蒙古从社会组织方面解决了旗下蒙古的生计问题，从军事组织方面为清朝扩张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兵员、装备和给养，是满洲统治者稳定东北地区的统治、增强国家实力的一项重要决策。
乌云毕力格、巴拉吉尼玛著《土谢图汗——奥巴评传》（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全书共20万字，以嫩科尔沁部首领奥巴为切入点，以历史为主线，集思想性、历史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展示了奥巴在清初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三 论文涉及基本史料介绍
（一）遗留性史料
1.《旧满洲档》（《满文原档》）和《满文老档》
《旧满洲档》，原名《无圈点字档》，是以旧满文书写完成的编年体式档案汇编，其中掺有若干蒙古文记载，涉及1607～1632年、1635～1636年爱新国政治、军事、外交等内容。1969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共10卷。其中，与嫩科尔沁部有关的内容很多，是研究嫩科尔沁部与爱新国关系的重要依据。200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利用照相A3版面技术印制《无圈点字档》，合订成十巨册，以《满文原档》名义出版，《满文原档》成为了解17世纪满族与其相邻地区互动交流情形的最原始文件和研究与探讨清代开国史、满族史、东北地方史的第一手史料。
《满文老档》，乾隆年间对《无圈点字档》进行大量修改后用旧满文抄写三部（称《无圈点字档》），用新满文音写四部，称为《有圈点字档》，分别收藏于北京内阁大库和盛京崇谟阁。1912年，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到沈阳，翻拍崇谟阁《有圈点字档》带回日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们将其转写成拉丁文，加行间译和总译，起名为《满文老档》出版发行。其中有很多涉及清初嫩科尔沁部与满洲交流方面的记述、记载，对清初嫩科尔沁部与清朝关系研究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分上、中、下三册，是清内国史院为纂修国史而辑录的满文档案原始材料的汉译，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原档案按年月日顺序排成册，记事从天聪元年（1627）正月至顺治十八年（1661）。上册现存47册（天聪朝18册，崇德朝29册），内容从天聪元年正月至崇德八年（1643）六月（原档缺天聪六年和崇德六年档案，又天聪元年至五年及崇德元年档案与《满文老档》重复，所以没有翻译），1986年出版；中、下册共整理出顺治朝满文档中较好的52册译成汉文，1989年出版。中册内容从顺治元年四月至顺治五年六月，下册内容从顺治六年正月至顺治十八年六月。《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中收藏多部与嫩科尔沁部有关的珍贵档案，为本书所引用。
3.《17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
李保文编辑整理，分上下两编，1997年由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影印出版。上编《有关满蒙关系的文书》，收录17世纪二三十年代61份蒙古文文书原件和底稿。内容涉及包括嫩科尔沁台吉在内的蒙古贵族与爱新国之间的书信往来。下编收入理藩院50份与蒙古有关的朝贡档册，是研究清初嫩科尔沁部与爱新国关系的最根本、最可靠的遗留性史料。
4.《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合作整理出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为崇德元年至康熙九年清内秘书院所收藏清朝与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间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往来文书及清王朝对以上地区的统治政策相关的档案等。分7辑，辑入的档案共32册，2000余件，是清代蒙古史、边疆史、民族关系史和清史研究的系统可靠、丰富翔实的资料。其中有关嫩科尔沁部的册封文、恤典祭文等，为了解嫩科尔沁部与清朝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原始依据。
5.《清内阁蒙古堂档》
宝音德力根、乌云毕力格、吴元丰主编，2005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共22册。影印收藏于清朝内阁大库的从康熙十年（1671）至乾隆八年（1743）的113册蒙古文档案。内容涉及清朝与蒙古各部高层往来文书的抄件和满文翻译件，史料价值极高。其中嫁到嫩科尔沁部的清太宗三位公主的相关资料为本书所引用。
6.《清代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整理，2010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档案涉及顺治、康熙两朝（顺治朝149份——全部满文，康熙朝130份，其中11份为蒙古文，内有皇帝的“朱批”外，还加盖理藩院官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嫩科尔沁十旗王公册封文等为本书所引用。
（二）记述性史料
1.《清实录》
《清实录》是清代官修编年体史料长编，是研究有清一代历史的重要史料。通过《实录》我们可以了解嫩科尔沁部与清朝早期历史发展的大致轨迹。其中，《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清世祖章皇帝实录》《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与本书有关。
2.《蒙古游牧记》
（清）张穆撰，张正明、宋举成点校，199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以史志体例分述自古至清道光年间蒙古各部游牧所在、舆地形势和历代沿革，是研究嫩科尔沁部牧地疆域的重要参考书。
3.《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清国史馆编，包文汉、奇·朝克图点校，1997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共120卷。该书利用蒙古回部王公的家谱档册及清廷档案记录，对蒙古回部王公源流、升迁调补、恩赏夺予、功过事迹以及承袭次数、事故年月等做了记述。其中，嫩科尔沁十旗统治者世袭等方面的记载对本书有参考价值。
4.《皇清开国方略》
清方略馆编撰，2006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记叙清朝建国史事的官修编年体史书，32卷，乾隆三十九年（1774），由阿桂、梁国治等人撰修，乾隆五十一年成书。涉及内容始于癸未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至清顺治元年（1644）十月福临在北京即位的61年间，满族由部落而建成国家，入主中原奠定基业的开国历史过程。撰修人虽在卷首进表称全书史料来源是“依三朝实录”，但实际上和太祖、太宗朝原档以及各种版本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相比，多属于二手材料，史料价值不高。对清初嫩科尔沁部随征、从征等军事活动有参考价值。
5.《皇朝藩部要略》
（清）祁韵士纂，张穆改定。主要内容为清朝征服、统一内蒙古6盟49旗、外蒙古喀尔喀部、厄鲁特、回部、西藏等边疆地区，将这些边疆领土纳入清朝版图，以及清朝对这些地区实施有效主权管辖的历史进程。全书包括内蒙古要略2卷、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6卷、厄鲁特要略6卷、回部要略2卷、西藏部要略2卷，分别编年记载了内外蒙古和新疆、青海地区蒙古各部，以及哈密、吐鲁番、南疆诸回部与西藏各部源流、分布状况、地理环境、归清始末及封爵、建置等事。内蒙古要略2卷内容与本书有关。
6.《康熙起居注》
《康熙起居注》是由康熙朝起居注官逐日记录皇帝各项起居政务活动的一种日记体裁档册，是康熙朝起居注制度在文体上的体现。它先载起居，后载谕旨，又次官员题奏本章，再次引见官员情况顺序，逐月编纂成册，因而是比较忠实地反映康熙朝历史的文献资料。其中既包括了皇帝的日常生活内容，也记载了政务活动的内容及大臣重要奏章内容，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三）官修典志部分
《清会典》（中华书局，1991），亦称《五朝会典》，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个朝代所修会典的总称。按行政机构分目，内容包括宗人府，内阁，兵、刑、工、吏、户、礼六部，理藩院等职能部门的行政法典及有关制度。因详细记述了清代从开国到清末的行政法规和各种司法事例，成为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蒙古律例》，由崇德八年（1643）《蒙古律书》演变而来的清朝第一部成文法，适用于清朝所辖八旗外蒙古、众苏鲁克沁牧场以及外藩蒙古地区。乾隆六年（1741）开始有了满文、蒙古文文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出现汉文刻本并定名为《蒙古律例》。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嘉庆年间刻本为蓝本影印出版了《蒙古律例·回疆则例》，极大地方便了学术界对《蒙古律例》的研究。新版《蒙古律例》各卷名称及所含条目为：卷一，“官衔”（共24条）；卷二，“户口差徭”（共23条）；卷三，“朝贡”（共9条）；卷四，“会盟行军”（共13条）；卷五，“边境卡哨”（共17条）；卷六，“贼盗”（共35条）；卷七，“人命”（共10条）；卷八，“首告”（共5条）；卷九，“捕亡”（共20条）；卷十，“杂犯”（共18条）；卷十一，“喇嘛例”（共6条）；卷十二，“断狱”（共29条），合计209条。还有《增订蒙古则例》16条和《蒙古律例》7条，总计232条，是清代早期蒙古法律制度研究的重要史料。
《理藩院则例》，清代专为蒙古人适用而编订的法典，为清代众多民族法规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嘉庆十六年（1811）开始由理藩院编纂，历经四载，于嘉庆二十年（1815）刊刻告成，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同时颁发。后经道光、光绪两朝续修，形成一部凡64卷、965条，体系完备、内容丰富、适用范围广泛的大型综合性法规汇总。主要内容为理藩院的机构、职掌和编制，蒙古地区的行政区划、职官制度、司法诉讼制度以及各种管理制度，西藏地区的职官制度和驻藏大臣的设立及其权限，西宁办事大臣的部分管辖权，对全国喇嘛教的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与俄罗斯交涉事宜等，是研究清代蒙古法律的重要文献。
《八旗通志初集》，雍正五年（1727）鄂尔泰等人奉旨撰修，历时十余年，于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印。全书共254卷，分为卷首、八志、八表、八传四大部分。卷首载有乾隆御制八旗通志序、雍正撰修八旗通志谕旨。八志分为旗分志、土田志、营建志、兵制志、职官志、学校志、典礼志、艺文志；八表有封爵表、世职表、八旗大臣表、宗人府表、内阁大臣表、部院大臣表、直省大臣表、选举表；八传包括宗室王公、名臣、勋臣、忠烈、循吏、儒林、孝义、列女等。“志以事系史、表以年系人、传以人系事”（阎崇年语，引自《评钦定八旗通志校点本》，载于《满语研究》2003年第1期）是该书一大特点。《八旗通志初集》记述起于八旗初建之时，迄于雍正十三年（1735），是研究有关八旗制度和八旗人物的专门志书。该书中融入八旗内、获得世职的嫩科尔沁部分贵族、军功者的传记与本书有关。
《东华录》，以清朝的国史馆设在东华门内而得名，分为蒋录和王录两种。蒋录由蒋良骐（1723～1789）所编，通行本为32卷，系对从清太祖天命至清世宗雍正的实录（也有一些其他文献摘抄）。蒋氏所见雍正以前的各朝实录，系乾隆初年重修前的本子，所以史料价值很高。王录为王先谦（1842～1917）所编，又称王氏《东华录》，实为《东华续录》。以蒋录过简，重新辑录雍正以前史实而成195卷；另据潘福颐仿照蒋录体例所著的咸丰朝《东华录》69卷增订为100卷；加上王氏所纂100卷本同治朝《东华录》，统称为《十一朝东华录》。本书引用了蒋录《东华录（前三朝）》（中华书局点校，1980）。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赵尔巽等撰。全书536卷，其中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296年历史。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为清初满蒙关系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
《清代蒙古社会制度》，成书于1954年，由精于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史和蒙古法典研究，在日本蒙古学界颇有影响的田山茂博士所著。经潘世宪汉译，198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以清代蒙古“旗”的设置、组织和机能为中心展开论述，通过对旗与人、旗与土地等问题的剖析，阐明了蒙古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及社会状态，从而开拓了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研究的新领域。扎萨克旗组织及族长制度、鄂托克等内容与本书有关。
《金轮千辐》（蒙古文），（清）达里麻著、乔吉校注，2012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目前有呼和浩特本、列宁格勒本和哥本哈根本三种版本。其中尤以哥本哈根本为最珍贵。内容主要包括蒙古诸部由来、变迁，融入蒙古族的外来族群的同化缘由，历史人物的主要功绩，北元时期蒙古诸部贵族家族子嗣、世袭等。这在同时代蒙古史书中最为全面和权威。清初嫩科尔沁部台吉家族的分支、承袭等为本书大量引用。
《啸亭杂录》，（清）昭琏（1776～1829）著、何英芳点校，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内容涉及清代民俗、人物、宗教、传说、重大历史事件、个人生活琐事、读后感等，又对清朝典章制度做了专门的记载，涉及“理藩院”、“南书房”、“军机处”、八旗和绿营制度等的建立和沿革情况、实际作用以及在执行过程中的利弊得失等内容。有些文章则有独家报道性质，能补正史之不足。庄妃侍女苏麻喇姑的记述能为清初内附清朝融入八旗的嫩科尔沁人研究提供依据。
《圣武记》，（清）魏源（1794～1857）著，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该书共14卷，分为两部分。前10卷以纪事本末体记述清王朝建立至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后4卷《武功余记》是作者对包括兵制、兵饷以及城守、水守、坊苗、军政、军储等问题在内的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圣武记》作者掌握正史、实录、方略、方志与私人著述等比较丰富的史料，并利用当时边疆地理学的成果，订正了前人某些不当之处，从而使全书成为比较可靠的史料荟萃合集。1984年2月，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了韩锡铎、孙文良点校的《圣武记》（全两册）。
（四）地方志书
《科尔沁右翼前旗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是科尔沁右翼前旗建置360年间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地理、疆域、社会等各方面发展情况的比较客观的汇总。
巴根那主编《科尔沁左翼后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上自清朝建元的1636年，下迄1990年，包括科尔沁左翼后旗政治制度、行政区划、自然状况、经济文化、人口教育等。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系统记述了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包括清代杜尔伯特旗）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卫生等各方面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科尔沁左翼中旗旗志》（主编赵海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起止时间：上限清崇德元年（1636），下限1998年，部分章节延伸到2000年。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志、图、表及附录组成，共设30篇，137章，483节，130万字。
刘加绪著《前郭尔罗斯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内容涵盖广，时间跨度长。上起神话般的额儿古涅昆，郭尔罗斯人率先出山，移居辽阔草原游牧，演变为嫩科尔沁部属部，共同投附大清王朝，下迄松、嫩江畔郭尔罗斯草原出现黎明曙光的1949年。
珠占、舍力布著《科尔沁宾图旗故事》（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8）共收录40多个与清代科尔沁左翼前旗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人物事件有关的口述传说，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清代科尔沁左翼前旗人文史志方面的资料汇总。
以上地方志与清代行政区划、旗下官制、族长制、努图克相关的记录为本书所引用。
《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哲里木盟分册》《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兴安盟分册》（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会，1990）内分“主要地名诠释”和“地名录”两部分。该书对辖区内名胜古迹、政区居民点、交通与水利设施、纪念地、自然地理实体、具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部门等的名称由来、古今变迁等做了记录和诠释，是对比清初科尔沁地区历史事件发生地等的参考工具书。
四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一）研究方法
第一，本书主要采用对比研究法，即采用对比文字和对比史料、对比文化的方法进行研究。本书涉及大量蒙满汉等文字档案和史料，因而对不同文字记载的档案、史料进行对比，有助于充分发挥二者的互补性。利用《旧满洲档》《满文老档》等档案史料来对比《清实录》及《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史料中关于嫩科尔沁的内容，对正确把握清代早期满蒙关系的实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注重实证研究，做到论出有据。以尽量充分解读满文、蒙古文、汉文史料来增强论点、论据的可信度。运用地方文史资料填补《实录》或《档案》中缺乏的内容，又利用田野调查和实地踏查、GPS定位等方法，对清代早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具体地点进行详细考察，将档案史料和实地踏查资料有机结合、相互印证、相互补充。
第三，运用史料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史书因受作者的生活时代、写作目的、态度、立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曲笔、误记甚至篡改史实的情况。因此运用史料时必须加以鉴别印证，才能确定其价值。
（二）创新点
第一，从嫩科尔沁部角度分析和阐述了嫩科尔沁部投附清朝的整个过程。包括嫩科尔沁人的心理因素、外部环境、内部原因、重点环节、具体过程等，认为嫩科尔沁部内部不睦不和是其投附他部最根本原因。
第二，本书将1593年嫩科尔沁部参加“九部之战”至1636年投附清朝，又到1692年“献出锡伯人”的100年跌宕起伏的社会变迁时期分成五朝四帝不同历史阶段来系统研究。从嫩科尔沁部与清朝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四代皇帝进行的交往交锋以及双方不同时期各种策略的具体出台和回应等加以分析，认为努尔哈赤主动采取“女真人的蒙古化”措施抹平模糊了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族群认同，是嫩科尔沁部投附清朝的最直接原因，也是全体蒙古人投附清朝的主要原因。大清朝建立之后，嫩科尔沁部被动接受清廷“蒙古人的满洲化”政策的蚕食，部落传统主权被剥夺殆尽，统一力量惨遭肢解。
第三，对清初各种对蒙政策的源头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尊崇喇嘛教”是清朝“因俗而治”政策的起点，“不得越界”是“分而治之”措施的源头；满蒙联姻中的“互为嫁娶”模式最终演变成“被指额驸”制度，元旦朝觐则引出“年班”“围班”国策的出台，等等。通过这些措施的制度化、规范化，女真人由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国家，嫩科尔沁人则从蒙古大汗属部变成清朝顺民，进而演变为积极维护新制度的外藩蒙旗。
第四，利用民间口述材料和实地遗迹踏查等研究手段，填补了清代早期嫩科尔沁部历史文化中的一些疑点和盲点，从而使整个清代早期的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有了更加清晰的轮廓。
第五，本书认为，清初的嫩科尔沁部虽然投附他部，被新制度新体系夺去部落传统主权，但成功摆脱“九部之战”中的其他部落被歼灭、吞并的危险，以一盟四部十旗的形式将土地和文化完整地保留至清末，为今日科尔沁文化圈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 16世纪初，科尔沁部以“科尔沁万户”名称帮助达延汗参加“dalan terigün-ü dayin达兰特列衮之战”，可见哈萨尔后裔所属“科尔沁部”大约在15世纪中叶演变为“科尔沁万户”这一军事集团。详情见济哈齐岱（宝音德力根）《往流和往流四万户》，《蒙古史研究》（第5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
[2] 班珏：《清初四朝与科尔沁蒙古的关系》，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9。
[3] 玉芝：《蒙元东道诸王及其后裔所属部众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6。
[4] 白初一：《清太祖时期满蒙关系若干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5。
[5] 巴根那：《科尔沁部与爱新国联盟的原始记载及其在〈清实录〉中的流传》，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