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科尔沁部的南下与周边关系

一 科尔沁部的南下与“嫩科尔沁部”的出现

科尔沁（Qorcin），明代汉籍史料记作“尔填”“好儿趁”“火耳趁”“火耳慎”，清代汉籍史料记为“科尔沁”“廓儿沁”等。科尔沁是成吉思汗胞弟合撒儿领地及其后裔所统蒙古部落的总称。“科尔沁”意为“箭筒士”，而“科尔沁”一词成为部名，起因据称与合撒儿及其子移相哥出众的神射技能有关。从《史集》所载“移相哥和拙赤合撒儿氏族的禹儿惕和游牧营地，在蒙古斯坦的东北部额儿古涅河、阔连海子和海剌儿河一带，离斡惕赤斤那颜的儿子只不和他的孙子塔察儿的禹尔惕所在地不远”[1]。可以看出，大蒙古国建立之后，合撒儿分得今呼伦湖、海拉尔河下游，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为中心的广袤土地。由于地理等原因，在元代多次皇位之争和元末明初政治剧变中，合撒儿后裔所受到的冲击较小，故其所领部众逐渐成为“东道诸王”中最强盛的一支。达延汗时期，科尔沁的牧地仍在蒙古大汗直辖的左翼三万户之东，势力远达黑龙江上游一带，形成单独的“科尔沁万户”，接受蒙古汗庭管辖。

16世纪初，合撒儿十三世孙齐王孛罗乃所部科尔沁万户内分左右翼，形成两大游牧集团。孛罗乃长子阿儿脱歹伯颜图（Urtudai Buyantu）及其后裔为首的右翼首领统治着茂明安[2]等鄂托克，是整个科尔沁万户的宗长，集族长、汗（蒙古传统汗号）、王（即齐王号）于一身，统领科尔沁诸部。此时，科尔沁万户在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鄂嫩河流域[3]游牧。

孛罗乃次子图美只雅哈齐（Tümi jiyaqaci）所领部众形成左翼游牧集团，科尔沁万户大多数人口被左翼所领。明嘉靖年间，科尔沁左翼为扩展生存空间，大举南下游牧。其中，图美只雅哈齐长子奎蒙克（明代汉籍史料又作“魁猛磕”“魁猛可”等）率领左翼部众的一部分南越大兴安岭，驻牧于嫩江流域[4]，号所部为“嫩科尔沁”。奎蒙克弟巴衮和布尔海带领部分属民游牧至海拉尔河流域，并未进一步南下。其所属部落亦分成“阿鲁科尔沁”“乌拉特”“四子部”等，分处而牧。从此，科尔沁万户有了“aru”（阿鲁，即山阴）和“ölge”（乌拉特，即山阳）之分。“ölge”（山阳）科尔沁是指游牧于兴安岭南侧的嫩科尔沁部；“aru”（山阴）科尔沁则是泛指兴安岭北侧以北的科尔沁诸部。

明清汉籍史料中，对科尔沁部南进至嫩江流域的具体时间有不同记载。因此，学术界也有“明洪熙年间”“明正统年间”“明嘉靖年间”等不同的见解。“明嘉靖年间”之说最先由胡日查提出[5]，达力扎布、曹永年等亦持此说，现已成为主流提法。本书亦支持这一观点。

科尔沁万户的牧地虽然向南拓展，又有新的部落名称等出现，但17世纪30年代之前，他们继续推崇鄂尔多固海子嗣为汗，在茂明安部周围维持着科尔沁万户的内部联盟。可见，科尔沁部南越兴安岭之因与科尔沁万户人口繁殖、牧地拥挤有关。也就是说，科尔沁等部从额尔古纳河、鄂嫩河流域南进嫩江流域行为属科尔沁万户的统一拓展活动，并非万户内部分裂行为。

二 嫩科尔沁部与周边关系

嫩科尔沁部的南下打破了兴安岭以南传统势力格局，与内喀尔喀部一起迅速成为以达来孙汗为首的蒙古本部统治下的漠南蒙古东部最强的游牧集团，对明朝辽东、辽西地区构成了新的威胁。对此，明代汉籍有诸多记载。如《明实录》中说“先是，北虏虎喇哈赤及魁猛磕、打来孙等欲假道东夷内侵，不遂”[6]。《武备志》亦追述说“又辽东境外，有虏二枝，一名魁猛可，一名虎喇哈赤，专为难于辽西”[7]。蒙古大汗与嫩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的联盟威胁明朝之状况持续到土蛮汗统治时期。《万历武功录》载：

是时速把亥、委正、抄花、好儿趁、者儿得[8]聚羊场河与土蛮未合相攻杀。顷之，好儿趁与土蛮讲和，并皆索者儿忒及逞加奴、仰加奴[9]，以为有如者儿忒，亦讲和，则请以大举入汉塞。而会拏木大[10]、小把都儿亦聚兵，声欲略前屯。于是土蛮中分，虏以其半大索者儿忒，以其半纠合拏木大，皆入塞。[11]

从上引记载可以看出，隆庆四年（1570），蒙古大汗、嫩科尔沁、内喀尔喀三大部联盟临时终结，而嫩科尔沁部已分成两部等史实。胡日查认为此处出现的“好儿趁”“者儿得”实指嫩科尔沁的两大组成部分，“好儿趁”指奎蒙克塔斯哈喇长子博迪达喇子嗣所领嫩科尔沁部主体部分，即右翼；“者儿得”指奎蒙克塔斯哈喇次子诺扪达喇子嗣所领部众，即左翼。[12]这也是嫩科尔沁部内部分成左、右两翼的最早论断。者儿得这一支几代单传，人丁不旺，因此，到者儿得子图美卫征时期，纳穆赛子莽古斯、明安崛起，嫩科尔沁部左翼的统领地位转移到他们麾下。

蒙古土蛮汗统治时期，蒙古大汗、嫩科尔沁部、内喀尔喀等三大部军事联盟时续时断。隆庆五年（1571）十月，“土蛮复收仇夷好儿趁，以为好儿趁傥不可得，即往略辽西”。[13]隆庆九年（1575）“土蛮益结连好儿趁、速把亥，合二十余万”[14]。隆庆十七年（1583）“是时北虏土蛮罕、火耳趁及速把亥儿子等大率十余万骑，皆骑马声欲略广宁、辽沈、开原、铁岭”[15]。三强之间的联合一度控制了该地区女真、锡伯、卦尔察、索伦、萨哈尔察、喀木尼堪等部落，成为这一地区实际上的统治者。

当然，游牧地、贸易关口的争夺等实际利益也引发蒙古大汗、嫩科尔沁部、内喀尔喀部军事联盟中的矛盾和争执。其中，对明朝贸易关口的争夺尤为突出。《开原图说》记载：

一营恍惚太[16]……兵五千余骑。一营土门儿……兵五千骑……瑗按福余卫夷在者独此二酋，万历初年为开、铁西北患者亦独此二酋。自二酋勾东虏以儿邓[17]、暖兔[18]、伯要儿[19]等为开、铁患，二酋亦遂为东虏所弱，今且避居江上，不敢入庆云市讨赏。独坐穷山，放虎自卫，其取反噬，固其宜也。自恍惚太立寨混同江口，凡江东夷过江入市者，皆计货税之，间以兵渡江东掠，于是江东夷皆畏而服之。自混同江以东，黑龙江以西数千里内数十种夷，每家纳貂皮一张，鱼皮二张，以此称富强，安心江上，西交北关，南交奴酋以通贸易。女直一种所不尽为奴酋并者，皆恍惚太之力也。[20]

显然，嫩科尔沁部同明朝贸易的庆云堡等关口被内喀尔喀夺走之后，嫩科尔沁部失去“讨赏”之路，只好“立寨混同江口”，以“西交北关，南交奴酋以通贸易”之间接形式，与建州女真部强敌努尔哈赤发生诸多联系。

努尔哈赤是嫩科尔沁部南下嫩江流域百余年之内遇到的最强劲对手。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立“爱新国”，从明朝附属转变为东北地区强有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其势力影响很快波及东部蒙古各部。内喀尔喀之后，努尔哈赤也切断了嫩科尔沁部“讨赏”或“贸易”之路，使嫩科尔沁部再也无法与明朝发生直接联系。

甲辰年（1604），13岁的林丹汗登上蒙古大汗之位[21]，便声称“南朝只一大明皇帝，北边只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在“阿巴嘎哈日乌拉”南建立都城，直接控制内喀尔喀五部，力图重振蒙古汗庭权威。经过几年的努力，林丹汗的蒙古大汗权威有所加强。但是，林丹汗只靠武力征讨的措施及经济上的强行征敛等行为[22]引起蒙古诸部的畏惧和反感，使其统一蒙古之路变为穷途末路。

明末清初的嫩科尔沁部仍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尚未从事农业生产。再加上北元后期的长期战争，经济上陷入了近乎孤立状态，游牧经济单一性弊病也日益暴露出来。“逐水草迁徙”的嫩科尔沁部虽拥有众多的畜群，但这种经济形式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生产极不稳定。种植业基础的薄弱，加重了从外界输入粮食的负担。我们从与嫩科尔沁部邻近的哈达部遭遇可见一斑。癸卯年（1603），“哈达国饿，人皆无食，向大明开原城祈粮，不与。各以妻子、奴仆、牲畜易而食之”[23]。嫩科尔沁部面对迅速扩张的努尔哈赤势力，仅靠一己之力无法抵挡，遂试图采取通过海西女真诸部领地，与明朝进行贸易。正因如此，当海西女真受到建州女真威胁时，唯恐自身利益受到损失的嫩科尔沁部毅然参加“九部联军”，在古埒山大战努尔哈赤。此后，翁古代、奥巴父子先后联合叶赫部，增兵乌喇部，继续与努尔哈赤抗衡。在与叶赫部联合征讨努尔哈赤时，还诱杀了“Buyanggo kiy-a”（布扬古恰）[24]。嫩科尔沁部的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都是试图通过保护邻近部落的利益，从而确保自身利益。

综上所述，嘉靖年间，科尔沁部大领主奎蒙克塔斯哈喇率领属下从额尔古纳河、鄂嫩河近地南下嫩江流域，与蒙古达来孙汗和内喀尔喀部首领虎喇哈赤强强联手，威震明朝辽东边境地区，并成为努尔哈赤崛起阶段遇到的最大阻力之一。

隆庆初年，嫩科尔沁部内部分成左右两翼游牧，力量遭到削弱。从历史上看，蒙古社会的“分封制”和贵族们惯用的将土地、人口、畜群等分给子嗣即分子，并分别游牧之做法，往往会引起军队和经济实力的分裂。“九部之战”中嫩科尔沁部内部出现翁古代、莽古斯、明安三位首领，其后，纳穆赛子嗣崛起，进而统领嫩科尔沁部左翼，对嫩科尔沁力量造成重大损害。这与内喀尔喀部首领虎喇哈赤五子所属部落分成扎鲁特、巴林、巴岳特、翁吉剌、乌济业特五部如出一辙[25]，对其后被爱新国一一攻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事实证明，此等内耗对部落力量的削弱比外部强敌的渗透和攻伐更具破坏力，最终也成为嫩科尔沁部投附大清朝的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