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八角楼下

——这里是使国民党人起死回生的地方。他把功德林称为功德之林。这里又是慰藉心灵的地方。他把一盒火柴当作五年来人生价值的总和。

29. 朝鲜战场的硝烟弥漫到功德林的时候，杜聿明居然从病榻上走下来，破天荒地主动找共产党人说话了

功德林丁字胡同的单间里，还有一位没有露面的战犯。这就是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四十三名头等战犯之一的先后统率过百万军队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

他是陕西米脂人，字光亭，黄埔一期生，中等偏高的身材，方方正正的脸型，尤其是精干迥异寻常的神情，大有古儒将风度。直到被俘的前一天，他才在换上了士兵服装之后，刮去了嘴唇上的心爱的小胡子。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中，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从陈官庄移到陈庄，随后在陈庄立不稳脚，慌慌忙忙带了十三个随从后退到张老庄村口时被俘的。他开头自报职务为“一个军需”，自报姓名是“高文明”，尔后又拾起砖头，砸破头皮，把血涂了一脸，最终在他的副官的证实下，他承认了自己。

他只承认了自己的名字，他不承认自己的罪恶。

早在杜聿明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冀辽热边区司令部设于葫芦岛）的时候，解放军攻克沈阳之后，杜聿明开始撤离葫芦岛之前，他就交代工兵参谋破坏锦西发电厂、炼油厂及残留在葫芦岛的火车头，指令葫芦岛的自来水水塔及码头归海军破坏，并规定陆、海军各部队对于葫（芦岛）锦（西）间各工厂机器电动机等可搬运的物资，尽量抢劫运走，搬不走的则破坏掉。

尽管这样，共产党仍对杜聿明保留了余地。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名义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杜聿明在接到这份文告时，还多少有些犹豫。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却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集中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仍拒不服罪，动辄拍桌子打板凳，以至于1950年11月将他由济南转至北京功德林时，非给他戴上重重的脚镣不可。

杜聿明是带着满身罪恶连同满身病患踏进新中国的大门的。

他患有四种病。不过他自己知道的只有三种：胃溃疡、肺病、肾结核。第四种病是他进功德林后被管理处的李科长发现的。那是一天杜聿明正在洗澡时，李科长发现他双腿打战，忙问是怎么回事。杜聿明一言不发（其实他感到腰胀腿痛已经多时了，他不愿意知道是什么病，更不愿意治疗，他准备来个慢性自杀）。李科长急了，命令杜聿明站起来，双脚靠拢，终于发现杜聿明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于是，第二天，不管杜聿明愿意不愿意，管理处用小车送他去复兴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脊椎结核。管理处没有告诉杜聿明关于他的第四种病——从当下来说，不让他获得慢性自杀的更多的条件：从往后来说，不让他获得漫长生活的更多的苦恼——反正在他的床上安放了一个石膏架子，叫他躺下去，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杜聿明横着眉毛躺下了，由于舒服——生理舒服减去心里不舒服的剩余部分——他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杜聿明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又熟读《孙子兵法》，不能说没有一点儿战略眼光。1948年10月，蒋介石坚持反攻锦州，杜聿明问蒋介石有几成把握，蒋说有六成，杜聿明引《孙子兵法》对蒋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而况无算乎？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杜聿明问蒋介石有多少兵力，蒋说少于共军，杜聿明又引《孙子兵法》对蒋说：“五则攻之，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的敌我兵力比较，不仅没有五倍、十倍的兵力围攻敌人，而且是敌倍于我，敌人有奇有正，并可能集中五倍十倍兵力攻围我消灭我军。所以我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结果，以营口为后方全力攻锦州的廖耀湘兵团终遭全军覆没。

杜聿明1948年底离开葫芦岛，由锦西机场逃回北平后，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曾有过一次私下交谈。傅问到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情况，杜作了这样的断语：“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人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地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正因如此，杜聿明在此次回到北平的第二天清晨，见空中飘雪，他认为天都哭了，国民党王朝即将完蛋。他为他心爱的王朝的灭亡感到深切的悲伤，于是立刻驱车由住地东城弓弦胡同二号直抵北海公园游览凭吊。他一直跑到白塔上俯览全城名胜中南海、景山、故宫，照相留念，感叹嘘唏，黯然神伤。

军人是闻不得火药味的。朝鲜战场上的硝烟弥漫到功德林里的时候，杜聿明居然从病榻上走下来，破天荒地主动找共产党人说话了。他告诉李科长说，美国人的武器是好的，火力是强的，但是由于训练简单，特别是缺乏战略战术的研究——美国人并不是从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及士气等有形无形要素而策定他们的战略战术——因此整个战斗力是不行的，尤其是步兵最差云云。杜聿明又下断语说：“只要中国将领指挥得法，士兵浴血奋战，中国有可能击败美国。”

杜聿明的这个断语虽然下得留有余地，但是较之功德林里多数战犯的估测，毕竟要正确得多。如果说杜聿明的军事眼光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话，那么他的政治头脑是否也能够经得起时代的严峻的冲击？

30. 黄维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手纸，遭众人围攻，却被他口中“灭绝人性”的管理员解了围

杜聿明在被俘时，由于谎报身份，解放军呵斥道：“到底是什么？还是快说出来，你隐瞒不了的！黄维、吴绍周不都查出来了吗？”

杜聿明一听这话，忙问：“黄维现在哪里？”解放军答复说：“你们不久就可会面。”是的，他们不久就可会面。但是，至少现在是不可会面。被俘以后，他们兵分两路，一个去河北，一个去山东。现在虽然同在功德林，但是生活在两条胡同里。

两条胡同的形状是一样的。可是，他们的走法不相同。杜聿明的第一步是顺着胡同往外走的，黄维的第一步是横着胡同往墙上碰的。并且，黄维不怕痛，朝着他原定的方向，又朝前走了一步。

黄维的这一步，是从他谩骂功德林管理员开始的。在一个时期内，为了维护国民党战犯的生命，避免发生令人遗憾的事情，管理处规定，晚间房内不关电灯，以便于看守人员工作。这本来是常识范围内可以理解的事情，其他战犯也已经理解了，唯有黄维对此提出“抗议”。他颤抖着胡须，把手指对准管理员的鼻子，破口大骂“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管理员是不能与战犯对嘴的，这同样是管理处的规定。孤掌难鸣。最终，黄维的笔记本成了他发牢骚的唯一的地方。

现在，黄维天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增添了新的诗行。第二页写的是——“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明·于谦《石灰吟》）黄维在诗的右下角画了一根短线，短线后面写的是“这是于谦骂狱吏的诗”。第三页写的是——“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始觉苍天方聩聩，全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重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鸣。”（太平天国·石达开《答曾国藩》诗四首之一）第四页写的是——“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做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香粉，不自着罗衣。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唐·王维《西施咏》）

当然，黄维靠大脑记忆出的诗文，已经为他的大脑写成了另外一首诗。这首诗的主题显然超越了“牢骚”的局限。

可见，发牢骚并不是黄维唯一的斗争方式，他与其他战犯的矛盾，更多的是企图通过说理来解决的。

黄维的妻子给他寄了一点儿钱来，他买了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可能是管理员开的书目当中，这个书名最能投合他的性格和愿望，所以他迫不及待地翻开了扉页。他是否读完了，还是读完了又有些大失所望，目下还不得而知。只知道他适逢痔疮发作，流血较多，草纸不够用，他又不说，于是悄悄地将这本书做了手纸。此事被同组组员们发现了，小组决定对他展开一次批判。批判的措辞是有点辣味的——“解放军把这本书作为经典著作，你却……”“你这是在侮辱革命，侮辱布尔什维克！”……黄维倒心平气和地开始说理——不过他的发言有点酸味——“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也就是说，它的第一次使用价值已经完成。我现在发挥它的第二次使用价值，这又有何不可？”众人竟一时无话可说，当然这是在积蓄更多的“炮弹”，所以很快，黄维就置身在弹如雨下的攻击之中。

他企图通过说理斗争来获得胜利的意愿导致了相反的结果，而管理员的裁判使他打成了平局，这使他获得了化险为夷的快乐。管理员是受小组组长的邀请来解决矛盾的，但是，在一定意义上，管理员的讲话可以作为小组会上的发言——“黄维犯痔疮，应该要求多发草纸，他没有提出来，是他的不对；但是我没有发现，是我的失职。至于那本书，黄维自己看完还可以借给别人看。大家也不要因为他处理得不恰当而作出同样不恰当的结论来。”

黄维由此发现，他的道理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可靠，而共产党的一个小小的管理员的道理，却具有震慑三军的威力。这正如他不能不承认共产党的步枪的威力一样，否认已经存在的东西，对于黄维来说，同样是困难的。

由于这位公允的裁判员，正是黄维先前骂过的那位管理员，所以黄维暗自觉得自己出口是否稍稍早了一点儿。其实，黄维不知道，共产党对语言并不是那么感兴趣的。共产党永远让事实说话。就在黄维在功德林的胡同里，横着走完这一步之后，这年春天，他患了急性腹膜结核。这是他全身五种结核之中最迟发现的病患，也是最令他对生存丧失信心的病患。其症状是吓人的：腹水充塞在他的腹部，肚子高高地凸起，两腿肿得通明透亮，完全失去知觉，一旦皮裂水出，黄维便命归西天。

从现在开始，黄维不能在胡同里走路了。他被小车从复兴医院接回功德林后，便躺在床上一动未动，而且一躺就躺了将近四年。在这四年当中，黄维在床上心算了一道算术题：共产党每天给他一斤牛奶，四年合计多少？每天给他两个鸡蛋，四年合计多少？每天给他三两猪肉，四年合计多少？

黄维算出来了没有？眼下尚不知晓。黄维的部下邱行湘却开始有了答案。

31. 邱行湘被议论有纵火嫌疑，管理处却把一包火柴递到了他的手中

功德林里的国民党战犯，大都享受过新中国的小车的柔软以及从德国人手里接收回来的复兴医院特殊床位的舒适。邱行湘在战犯中，甚至在非战犯的一般人中，身体都要算第一流的。他本来在他私人的米黄色的小车随着公家的草绿色的卡车被共产党缴获后，再没有享受柔软的念头，可是，他仅仅因为牙痛，也被功德林的小车送去复兴医院。

他第一次感到坐小车的舒适。他甚至莫名其妙地感觉到共产党的坐垫比国民党的要多几盘弹簧。他本来闻着汽油味就容易作呕，现在却情愿在行驶着的小车里大声地打饱嗝。

邱行湘为仁义动情，这不是第一次。1933年，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他作为陈诚新编的第五军五十九师一九七旅三五三团二营营长，随旅长方靖在岭口占领阵地。以后方靖要他推进到霍源西北一带高地，占领了优势地形。打了两天以后，红军向他的阵地右翼步步紧逼。最后，红军一、三、五、七军团及红军二十二军罗炳辉部打到他们的三五三团的阵地上来。经过一番极为激烈的厮杀，他受了重伤，被送到南昌法国医院疗养。住进医院不久，陈诚带着水果专程来看望他，这使他的眼角浮出一汪感动的泪花。

当然，邱行湘心里有数，国民党的恩德是需要偿还的，对方的恩德愈重，他欠下的债务愈多，直到把老命卖掉，方才身心两尽。同时，邱行湘心里有数，共产党的恩德是不需要偿还的。他觉得共产党的仁政有些像大肚罗汉的面容而不像商人的笑脸；退一万步，囚徒身上有什么油水呢？

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战犯的优厚，是建筑在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之上的。在黄埔村头、井陉河畔，国民党战犯每顿是三菜一汤，每周配五斤白面；而共产党人一个月吃一次面粉，平日吃玉米、小米、南瓜。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包括管理处最高领导者在内的共产党人通通吃大灶，而国民党战犯吃中灶则是最低的生活标准。人心非木石，邱行湘的眼角又掉下滴滴感激的泪水。他把功德林称为功德之林，这片绿色的森林是浩瀚无垠的，里面充满着晨歌，充满着朝霞，充满着苏醒……

当然，邱行湘在功德林里，也遭受过不幸。那是一次偶然的事故。功德林办公大楼因煤炉底漏火，引起地板燃烧，使大楼受到一些损失。邱行湘作为组长，经常出入办公大楼，向管理处教育科汇报情况，因此，战犯中有人议论邱行湘有纵火的嫌疑。正在邱行湘叫苦不迭的时候，一包火柴落在他的手心上。——管理处吸取失火的教训，派专人管火，指定邱行湘负责管理各条胡同的煤炉、化纸炉，早上由他生炉，晚上由他封火。

火柴尚未划燃，邱行湘的心已经热了。

1931年，邱行湘随陈诚参加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失败后撤驻吉安。那时他任十八军特务营营长。陈诚令他“严禁烟、赌、娼”。特务营巡查队抓住了一个吸鸦片的姓覃的十八军干部补习所教官。覃当场向巡查队跪求宽恕，巡查队长准予释放。可是，覃回到补习所，用匿名信诬控邱行湘“包烟、包赌、包娼”。陈诚接到匿名信，立即唤过邱行湘，骂他“执法犯法，自暴自弃”，并以此作为理由，撤了邱行湘的差。此事很快被补习所主任樊嵩甫察知，樊立即到陈诚处对陈说：“你凭覃的诬告，做错了事。”陈诚方有悔意，立即派副官处长唐耀疆到去南昌的轮船上把邱行湘拉回。邱行湘执意不肯。到了南昌，住在江西大旅社。第二天，他去见何应钦，何要他到行营任特务团营长。不久，陈诚也到了南昌，也住江西大旅社。可谓冤家路窄，邱行湘上楼，陈诚下楼，邱行湘无法回避，只有就地站住。陈诚问他：“你为什么要走？”邱行湘低头不语。陈诚的前妻之兄吴子漪（十八军南昌办事处主任）在旁边对陈诚说：“你撤了人家的差，怎教人家不走？”陈诚发怒说：“撤差就一定要走吗？”吴子漪不再说话，邱行湘进退不得。隔了一会儿，陈诚转过话题，心平气和地邀邱行湘随他到武汉（接任何成濬的“绥靖”主任）。于是，邱行湘又跟着陈诚下楼去了。

邱行湘想到这种往事，不由得把火柴捏得更紧。一包火柴只值两分钱，他把它作为被俘五年来人生价值的总和。在旧的年代里，他承受过国民党的不计其数的生杀予夺、逞其喜怒的恐怖；在新的岁月中，他领受了共产党专门为他们制定的“三保”政策（保障人格、保障生活、保障健康）所带给他的快慰。在为国民党卖命的时候都不曾享受到的东西，现在作为共产党的囚徒却享受到了！

在这样的感触中，邱行湘把共产党人对他的信任——包括这包火柴的信任，由衷地当作自己的幸运。他把共产党人的关怀和信任连在一起，暗自在心里合拢双拳，喃喃一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32. 日本战犯别时依依，管理员泪中带笑，他懂得了“强者”的全部含义

功德林作为一个生活的集体，包容了生活的全部。人们往往强调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那是因为物质生活已经能够满足需要的结果。此间的情况正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强调精神生活的人，是为了别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享受保持平衡。

此刻，功德林大礼堂灯火辉煌——日本战犯和中国战犯各自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正在举行文娱联欢晚会。

日本战犯的节目显然比中国战犯的要精彩得多。他们演出了成套的日本戏剧、分类的日本歌舞。邱行湘最感兴趣的是日本人跳的《大头舞》。台上，一排日本人赤着膊，下身只穿着裤衩，面孔被油彩染得黢黑，袒露的、白白的肚皮上，画着比原形大几倍的眼睛、眉毛、鼻子、嘴巴，眯着眼睛看，真像是一列没有脖子、胸脯和肚子的大头人。“大头人”们忽而朝东，忽而朝西，忽而挥拳，忽而击掌，动作敏捷，势态磅礴，快时如雨，慢时如云，最后在一片震动屋瓦的呐喊声中，《大头舞》戛然而止。台下报以爆炸般的掌声。

邱行湘看得眼花缭乱，他对演出归来的那位北平宪兵队头目上村赞不绝口。他告诉上村说，《大头舞》着实好看，可惜看不出个名堂来。上村笑着告诉他，《大头舞》虽然是日本岛上的民族舞蹈，但渊源还在中国。这位“中国通”有根有据地说，中国东周时期的《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有一个关于刑天的故事。说的是刑天欲与天帝“争神”，天帝断了他的头，葬在常果之山，他就“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要和天帝继续战斗，一决雌雄。上村认为，这就讴歌了中国人对强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上村说完，坦然一笑，拍拍邱行湘的肩膀说：“你我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面前充过强者，喏，真正的强者是他们。”

不久，功德林的日本战犯分别被转去太原和抚顺。当邱行湘看到日本战犯临行依依，不少人举袖拭泪，上村五岁的大儿子向功德林的管理员挥动小手，叫声“叔叔再见”时，他懂得了“强者”的全部含义。

然而，邱行湘并不知道，日本战犯并不知道，功德林的管理员们曾经是“弱者”，弱得春夏秋冬，眼角上从没有干过泪水。

就拿这位刘管理员来说吧。他出生在河北省衡水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日本军队在河北大扫荡时期，集中驻扎在衡水县的几个村庄里。刘管理员的家乡，就是这几个村庄中的一个。日本军队在村庄里烧杀抢淫，无恶不作。就在快要撤走的一个晚上，日本军队通知全村的老百姓在村头集合，说是抓到几十个八路军，要当众枪毙。刘管理员的父亲和母亲被赶到村头，和全村的男女老少站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圈。几十个壮年人和青年人被押进了中间燃着一堆柴的圈子里，双脚还未站稳，日本士兵就在一个挥舞着马刀的日本军官的指挥下，用重机枪向圈子里的人群扫射。几十个无辜的中国人惨叫着倒在血泊之中。鲜血——在火光中冒烟的鲜血，流到了刘管理员的母亲的跟前：尸体——尚有温度的尸体，倒在了刘管理员的母亲的身上。她当场就吓晕了。几天以后，她死在日本人还未烧尽的半边芦席上。而刘管理员的父亲的左腿，也在那天晚上被日本人的子弹打穿几个眼。

这就是刘管理员为什么在1945年日军尚未投降之前，刚满十五岁就参加八路军的原因。他是为亲人报仇而加入共产党的，而共产党现在交给他的任务却是像亲人那样去照料好自己的敌人。他的泪水能忍住么？

刘管理员的家庭，像千万个农民家庭一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受着地主阶级的深重的剥削与压迫。他家兄妹六个，卖掉了两个姐姐，二哥送人，弟弟饿死。他从六岁起就开始为地主干活，干了整整八年，他所得到的全部财产就是一条遮不住屁股的裤子和两处碗口大的伤疤。

这就是刘管理员为什么在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之后，他英勇参加人民解放战争的原因。他是为解放自己而加入共产党的，而共产党现在交给他的任务却是去解放自己的敌人。他的泪水能忍住么？

刘管理员忍住了。

早在井陉河畔，训练班负责人姚处长等同志就告诉了他关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的最后的那句话：“历来的科学家都是这样或那样去解释世界，但是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姚外长在他最初一见到国民党战犯就分外眼红的时候，又告诉他，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共产党人的双肩。共产党人在战场消灭国民党军队，这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在监狱改造国民党战犯，这是改造世界的又一部分

刘管理员听懂了。他在自己的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

他为了最后解放自己，首先背地里抹去了眼角的泪水，然后带着微笑走在功德林的胡同中间。他的情感是真挚的、朴实的，他不会装哭，也不会装笑。他与生活在旧社会的农民哭在一起，与生活在新中国的国民党战犯笑在一道。他和他的领导与同事，以诚实和正直显露出共产党人的人格，体现出共产党的政策，用以启迪本阶级的敌人的与身躯同时存在的性灵，用以攻克战场上哪怕是一百万发炮弹也无法摧毁的堡垒。

国民党战犯之所以把功德林称为功德之林，那是因为在这里他们看见了世界上第一流的人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