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从《正说清朝十二帝》看经典的形成与特点

宋志军

【题记与作者】

本文作者为中华书局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的责编宋志军先生。他还是《袁崇焕传》、《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阎崇年说清史》（三册）、《清宫疑案正解》、《阎崇年图文历史书系》（八册）等书的策划和责编。宋志军先生先后任中华书局大众读物分社社长、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华文出版社社长等职。

2004年国庆长假期间，阎崇年先生的著作《正说清朝十二帝》甫一面世，就与《狼图腾》一道成为北京地坛书市的“爆品”，出版社库房里的书，都被北京市新华书店“就地截留”。所以长假一过，马上加印。而各地需求之旺盛，仍大出意料之外，因印量不足，一时间供不应求。

经验证明，畅销常与“时尚”相关。《正说清朝十二帝》的“时尚”主要体现在学术与电视的结合，阎先生此前在央视《百家讲坛》所作的《清十二帝疑案》电视讲座广受欢迎，电视观众转化为读者，上至九旬老者，下到六七岁孩童，其数量之大，购书热情之高，确实远远超出传统出版者的经验范围之外。而出版者的另一个经验则是，“时尚”的东西往往不持久。不少与“时尚”紧密贴合的畅销书，当潮流已过时仍大量加印，结果把利润变成了库存。所以不少书店的朋友好心提醒，不要头脑发热，加印量要控制。万圣书园的老板刘苏里先生却不这样看，他预言《正说清朝十二帝》不会只热一阵儿，而会成为经典，“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这本书依然会有需求”。

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刘苏里先生的论断引发了我长久的思考：什么是经典？经典的本质特征有哪些？按照这样的标准，《正说清朝十二帝》是否符合？

一、“经典”的“三性”

经的本义是织布机上的纵线。段玉裁说，“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说文解字注》）也就是说，相对于纬线（横线），经线是先存在的。同时，经线静而纬线动，纬线围绕经线，往来穿梭，遂成布匹。从这个意义上说，经线是相对恒定的，带有决定性的。

典，《说文解字》释为“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也就是说，典指的是上古圣人之作，要供奉起来供瞻仰、学习。“典范”“典则”等语词，揭示了“典”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具有示范性特征。

综上，经典至少有三个特征：开创性，即先于同类作品而存在；恒定性，即持久地“被需求”，不易“过时”；示范性，即有一大批模仿或跟进者。

以此“三性”来衡量，《正说清朝十二帝》无疑都是符合的。

刘苏里先生说的“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是从恒定性的角度定义经典。《正说清朝十二帝》从面世到现在，十六七年过去了，依然受到读者喜爱，常销不衰。这是时间给出的答案。

以开创性论，阎崇年先生从电视讲座到图书出版都是有开创之功的。

阎先生被公认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元勋”，而事实上，他并不是首位登上《百家讲坛》的学者。所谓“开坛”，体现在哪里？我认为，阎先生之于《百家讲坛》，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是帮讲坛找到了学术内容与大众趣味的结合点。具体来说，就是以学术为内核，以大众关注的“话题”为切入点，以故事和评说为主要表达方式。因此，学者不觉其浅，大众不觉其深。《百家讲坛》“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可以说是从阎先生的节目开始比较好地实现的。阎先生的第二个贡献，是在《百家讲坛》确立“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栏目定位和战略方向上起到了“灯塔”的作用。回顾《百家讲坛》的历史，会清晰发现，这档于2001年开播的讲座类栏目，起初选材是比较宽泛的，曾涉及文化、生物、医学、经济、军事等类别，而在2004年、2005年之后，明显向以社科文史为主要类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向聚焦。《清十二帝疑案》讲座的巨大成功以及由此进行的案例总结、经验推广，无疑使得《百家讲坛》的战略定位越来越明晰，此后逐渐形成了比较鲜明的风格和特色。阎先生的第三个贡献，我以为是与《百家讲坛》栏目组一起开创了“主讲人制”。此前的节目形式，大致可以名之曰“主题制”，即围绕一个主题，多位名家讲说。比如2004年3月份，讲坛曾推出一个“女人说话”系列节目，邀请的讲者有张抗抗、李玲、叶广岑、李银河、陈丹燕等七位。由一位嘉宾把十几讲、甚至数十讲的内容完整讲述出来，在阎先生之前似未有过，而阎先生之后，则很快成为讲坛的主要节目形式。有上述三大开创之功，说阎崇年先生是《百家讲坛》“开坛元勋”，诚不为过！

从图书出版的角度，我认为，阎先生及其《正说清朝十二帝》的开创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开启了出版与《百家讲坛》电视讲座成功“联姻”的范例，此后，《百家讲坛》的“坛坛好酒”，几乎都被图书出版者抢购一空。电视讲座为出版预热，出版为电视讲座进一步扬名，成为一种现象、一个模式。二是首先树起了“正说历史”的大旗，在“戏说”泛滥的当时，起到拨乱反正作用。“正说”很快成为当年出版领域最热的话题，响应者多，跟进者众，汇成潮流。三是示范了高质量的普及读物所应有的内核——没有学术积淀的普及既不能深入、更不能持久；缺乏大众表达的所谓普及，只能是“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说清朝十二帝》背后的学术积淀不必多说，我这里想着重谈谈大众表达。大众表达绝不仅是把话说得浅白那么简单，从根本上说，首先要有服务大众的意识。服务的前提是尊重和了解，大众关心的话题是什么，困惑在哪里，了然于胸并认真地去答疑解惑，也就找到了与大众交流的共鸣点。《正说清朝十二帝》从“疑案”切入，这个“点”找得很准。服务大众，也不意味着事事处处曲意迎合。出版物是精神产品，理应对读者的精神世界起到向上的引领作用。而图书市场上确实也有不少以满足人们猎奇心理、低俗趣味而达其促销目的之作品，这样的作品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正说清朝十二帝》的“正”，是正本清源，也是弘扬正气，用阎先生的话说，就是对待历史，要有敬畏之心，不要“戏说”，更不能“胡说”。“正”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实践证明，用“正说”的方式讲述历史，同样能够赢得读者。大众表达还要重在“表达”。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把抽象的道理写直观，把学术话语转换为百姓语言，是极不容易的事，阎先生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该书实际上是以皇帝为线索串起的清朝简史，写十二帝但不局限于皇帝本人，而是通过皇帝写那个时代。这种以人物带历史的讲述方式，是大众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同时，阎先生对每个人物都不是按照一个固定套路来写，而是突出其主要特点，比如写顺治帝的关键词是“关系”（同母后、同皇叔、同爱妃、同洋人、同僧人），写咸丰帝的关键词是“错”（错坐了皇帝宝座、错离了皇都北京、错定了顾命大臣），这样的写法显然不是学术论文的路数，却便于大众读者理解和掌握。关于阎先生和《正说清朝十二帝》的示范性，就无需费词了。根据开卷数据，自2004年以来，冠以“正说”之名的图书，超过250种，足见阎先生和《正说清朝十二帝》的引领力之强、示范作用之大。

二、经典产生的条件

任何事物的成功背后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阎崇年先生论人讲史常言“四合”，即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就是对这种主客观条件的进一步具体化。以“四合”理论来分析《正说清朝十二帝》的经典化过程，我发现也是合适的。

先说“天合”。《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前，多年来戏说历史成风，电视、书籍，铺天盖地。“戏说”泛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众了解历史真相的热情。阎先生电视讲座的播出、图书的出版，恰好回应了这种需求，因此既带热了电视栏目，也拉动了图书市场。这是“大势”，也就是“天时”。如果没有这个天时，虽然好的作品终不会被埋没，但也难以一下就如此深入人心，引起巨大反响。

次说“地合”。阎先生的讲座在中国最权威的媒体之一中央电视台播出，图书在中国最权威的传统文化出版重镇中华书局出版，这样的平台与阎先生的著名学者身份、与“正说”的旗帜多么契合！通过这样的平台进行传播，恰如登高一呼，应者必众。这就是占了地利。

三说“人合”。在图书宣传过程中，阎先生常讲一个“千人糕”的故事。故事说，看起来很普通的一块糕点，实际上凝聚了各个方面许多人的心血，比如生产原料离不开农民，磨成粉需要工人，做成糕点需要技师，再加上各种辅料，更是需要方方面面的人。他的意思是说，《正说清朝十二帝》的形成，也需要方方面面的资源、智慧和心力。这既是自谦，也道出了精品形成的不易。比如一讲内容，不光要过自己这关，还要过家人的关，现场观众的关，电视台的关，电视观众的关，出版社三审的关，广大读者的关……也可以说，这些内容正是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智慧，才百炼成钢的。作为责任编辑，我对这些也是有深切体会的。阎先生闻过则喜的雅量和知错必改的认真，尤其让我印象深刻。记得当时有位同事的孩子，刚上中学，发现书中有一处把“珍妃”的“珍”误写为“诊”，向我反馈。这本是编校人员的失误，不属于内容质量问题，但阎先生还是很认真地给那孩子签了一本书，并写上感谢和鼓励的话。此后，我和阎先生之间有了一个默契，几乎每次临近重印都要打电话问他“有没有修订”，也几乎每次都会有几处修订内容。起初还有所谓的“硬伤”，到后来就差不多都是“精益求精”了。这部书到现在重印了近60次，我离开中华书局也四年多了，前些天见到阎先生，我又问：“现在重印还有修订吗？”得到的回答是：“还有，但是少了些。”

最后说“己合”。这些年随阎先生出席各种活动，听他在不同场合做节目、做讲座，发现他都在做“分内之事”，决不跨行。我觉得这是一种看透了舍与得的智慧。《正说清朝十二帝》之所以得到包括学界同行在内的广泛认可，不也正是因为它植根于阎先生数十年心无旁骛的清史研究之上吗？这就是“己合”，所谓厚积薄发、博采约取！没有这样深厚的根基，经典之花又何从绽放？

阎崇年先生践行“四合”人生，更是“己合”典范。在米寿之年，他仍身健笔健，推出《故宫六百年》等新著。这些新著视野宏阔、立意高远，不论是文笔、剪裁还是思想方法，都炉火纯青；而以《正说清朝十二帝》等为代表的一批旧作，经过岁月淘洗，依然生机勃勃、广受欢迎。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阎崇年先生人高寿，书也长寿，于个人、于读者，都是十分幸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