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让我们好好做邻居——静观中日关系
1.我不是徐福的后代
在京都的伊根渔村温泉旅馆住了一夜，温泉旅馆就建在伊根村附近的绝壁上，下面就是大海。
涛声阵阵催醒人。早上醒来睁眼一看，发现一道强烈的白光从窗帘的缝间透漏进来，“一定是好一场大雪”，我兴奋地起了床。
揭开窗帘，果然是一片银色的世界。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把庭院整个化了个妆。对于像我这样的南方人来说，雪是一份美。
用完早餐，准备赶回东京。陪同我的田村先生说半路上一定要带我去看一个地方，说这个地方和我有关系，还和日本的开国历史有关系。
话题严重了，搞得我非去看不可。
汽车沿着海边的盘山公路跑，20几分钟后，来到了一个小村落。田村指指远处的看板对我说：“到了，你去见见老祖宗吧。”
我是万万不会想到，我的老祖宗会待在这么偏僻的小村庄中。但是，下了车，看了村口的大看板，一下子肃静起来，原来这里是徐福来日本上岸的地方。
徐福何许人也？《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结果是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这话是说，秦朝时有一位方士，说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住着仙人，而且岛上有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大喜，于是令徐福带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结果一去不返，据说到了“平原广泽”之地做了国王。
写《史记》的人，是西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司马迁。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与徐福仅相差七十几年。因此可以断定，当年徐福带数千童男童女入海寻长生不老之药一事还确有其事，不然司马迁是不会把它记录在史的。
问题是，徐福去的“平原广泽”在哪里？司马迁没有搞清楚，那个时代当然也没法搞清楚。因为秦始皇忘了给徐福配手机。
结果，徐福跑到日本来了。
村口的指示牌告诉我，徐福的上岸处在200多米远的海边。我和田村先生一路走下去，看到了一根石柱，上书“东极”两字。记得浙江省舟山近海也有一个“东极岛”，也有徐福的传说。莫非徐福所到之处，必有“东极”相伴，而且还有水仙花撩人？
徐福的上岸处，是一片茂密的树林。田村说，那都是樱花树，春天来时，这里将会是粉红一片。
我有些激动。穿过一个神社，就看到了大海。
右拐，沿着一条小道往下走，看到一个山洞。洞口边上竖的牌子说，这个洞是徐福当年居住过的山洞。
再往前走，看到了一块碑，上书“方士徐福上陆之地”。田村先生说：“徐福可是我们日本的神武天皇啊。”
你还别说，这个上陆之地还真有烟雾缠绕般仙境的感觉。只是山下是一片礁石，数千人的一支大部队，如何在此上岸？我还真想象不出来。
上岸处有一个神社，叫“新井崎神社”。碑文上说，徐福当年从这里上岸后，将带来的数千童男童女安顿在附近，自己还当了村长。
这么来说，京都人都是秦人的后代？——扯远了。
神社很小，有些破落，想必没有人捐钱将它好好维修。作为徐家人的后代，突然有些心疼，掏出1万日元放在钱箱里，双手合十，希望与祖宗有个神灵的对话。
一群海鸥从头顶上飞过，莫非是老祖宗欢迎我的信号？睁开眼，看到田村先生在边上，嘴里嘟囔着：“也实在放得太多，1万日元啊。”或许，他是怕人偷走成了酒钱。但是，我倒有了一个念头，想募集一些资金，把这个神社好好修修。不管老祖宗到底有没有来过此地，日本人如此诚心纪念2000多年前的一位中国人，我们也该有些表示才是。
回到车上后，我打开了iPad，上网查询徐福与日本神武天皇的故事。发现徐福传说与日本之接轨，大约开始于隋唐时期。
史料称，隋大业三年（607年），日本派小野妹子来华。次年，隋炀帝派裴世清出访日本，裴世清在日本九州一带看到有一个风俗同于华夏的“秦王国”，于是就猜想，这大概是传闻徐福居住不归的“夷洲”，但又无法确定。之后，有人就把这个“秦王国”直接比定为日本。如宋代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明确指出徐福所滞留的地方就是日本，并且认为徐福东渡时携带了大量的典籍，才使得中国在遭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部分典籍在日本得以保留。1339年，日本南朝大臣北畠亲房所著《神皇正统记》将此事作为信史记录，称“孔子全经唯存日本矣”。明人薛俊蓍的《日本考略·沿革考》（成书于1530年）中说：“先秦时，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惧诛。止夷、澶二洲，号秦王国，属倭奴。故中国总呼曰‘徐倭’。”
元朝的吴莱热衷于徐福传说，他泛舟东海，寻访古迹，写下了著名的《甬东山水古迹记》，把徐福在舟山群岛中的遗迹一一记录下来，并写下了《听客话蓬莱山紫霞洞》《听客话熊野徐福庙》等诗篇。
据悉，徐福兴师动众到达日本（可能路过舟山）后，因为没有得到长生不老药，担心遭秦始皇追杀，于是滞留不归，并要求同行男女各自改姓成为“秦”“福田”“羽田”“福山”“波田”“波多”等姓氏。在现在的日文中，“秦”和“羽田”依然是念同一个音，都念成“HATA”。
突然想起数年前，在一个酒会上与日本前首相羽田孜相遇，他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两个是兄弟。”因为羽田先生一直认为，自己是徐福的后代，而且是第65代孙。
我估计，除了同姓，一竿子插下去，也不会和徐福沾上边。
日本认为自己的开国皇帝是神武天皇。那时日本还处于绳文时代向弥生时代（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期。日本在九州以及京都边上的奈良出土了中国秦朝的刀币、青铜镜和剑（日本人称这三样东西为“三神器”），也可以怀疑是徐福当年带来日本的东西。徐福就是神武天皇的传说，也持续了数百年。
1975年，“香港徐福会”成立。日本昭和天皇的御弟三笠宫在贺词中动情地说：“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史料记载，从宇多天皇到龟山天皇，由日本天皇主祭徐福达80多次。
不管徐福是不是日本的“国父”，徐福驾驶那些小木船历经恶海巨浪的打击，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优秀的工匠，以及五谷金银，加上数千帅哥美女带到日本，并繁衍后代，不把他当皇帝，也真对他不起。单拿出一把青铜酒樽让那些还用树叶遮体的日本土著人瞧瞧，非把他们吓坏了不可。被顶礼膜拜为王，也是情理之中。
中日之间，纠纠缠缠，但是，历史与文化之脉永远也割不断。
2.到奈良去寻找古长安的影子
上海举办世博会的那一年，黄浦江里驶入了一艘和1400多年前一模一样的日本遣唐使船。这艘没有机械动力的船，其实是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建造好后再运回日本的。为什么选择在张家港市建造，原因很简单，一是日本目前已经没有能够建造这种古船的工匠，二是因为张家港是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时出海的地方。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搁在张家港建造，理由都十分充足，而且相当地有历史意义。
但是，参加世博会“日本周”活动的遣唐使船并不是如当年那样，从日本用橹划了一个多月才划到中国的，而是在日本近海划了一阵子，过东海时，坐上大型运输船，到了黄浦江口才又放到海里划进来。
现代社会，做许多事都重在意义而不在于动真格。但是，日本这么多现代版的遣唐使者，在遣唐船进入黄浦江后，一点儿也没有偷懒，硬是拿出祖宗们的顽强斗志，把遣唐使号划到了世博码头，并举行了庄严的“抵达中国”的仪式。
那么，在1400多年前，在没有机械动力的情况下，日本人为了寻求最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科学技术，是如何冒着随时葬身鱼腹的决心，乘着这样的一艘木帆船来中国“求经”的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去了一趟奈良。1400多年前，奈良是日本的首都，遣唐使就是从那里出发的。而且，奈良县博物馆正举办着“大遣唐使展”，展出当年日本遣唐使前往中国的极其珍贵的文物资料。
从东京坐新干线3个小时到京都，再从京都坐列车1个小时到奈良。这段路在古代，需要走上一个半月，有一个名称，叫“东海道”。如今的新干线也因此称作为“东海道新干线”。
奈良古时叫平城京，上海世博会举办的2010年，刚好是平城京建都1300年的大纪念年。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城京皇宫的遗迹地，有一幅当时平城京的全景图。解说词说，整个都城的建设，是完全按照当年中国长安都城（如今西安）的建设模式复制而成的。虽然那时的规模只有长安的四分之一，但是却是日本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我看了，一阵激动，不仅因为当年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崇拜到了何种程度，连首都的建设都依样画葫芦，同时也感知到，当年日本的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是何等的用心。
如今俯瞰奈良城，城市布局与平城京的全景图相似，可以说，是保留了古长安的城市格局。
平城京皇宫的遗迹地，复制了一座当年的皇宫正门，叫朱雀门，粉红色的建筑，煞是好看。朱雀门的对过，展示着一艘同比例复制的遣唐使船。
日本遣唐使的历史，其实起源于遣隋使。607年，当时的日本天皇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同时派遣大批留学生和僧人渡海到中国学习，开始了日本“遣隋”学习的历史。
日本进入奈良时代，正是中国盛唐时期。631年，日本舒明天皇沿用前朝的做法，第一次派出了一支由学问僧和留学生组成的遣唐使船队。到894年，26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3次，实际成行的16次。但是有1次仅抵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2次是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1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而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遣唐使是12次。
其实，“大遣唐使展”还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当遣唐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中国（大多是在浙江的舟山和宁波地区）时，当时没有电报，也没有手机，唐朝的官吏们也不知道是从哪里突然冒出这么一批衣衫破落，精神疲惫的异人，于是统统地将他们抓了起来，关入大牢受刑。到后来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不知当时有没有日语翻译），再千里快马跑到长安报告，再等朝廷派特使到宁波迎接。这一折腾，也就要一个多月了。即使吃了这么多的苦头，到最后能够跟随遣唐使到长安走一趟的，仅仅是几位高官和少数留学人员，大多数人留在了宁波修船待命。
我也突然醒悟到，日语中许多汉字的发音与宁波方言十分相似，敢情是当年这些日本人在宁波待久了，也没有电视看，以为宁波话就是中国的“普通话”，结果学了一口宁波腔回国当老师去了。
3.遣唐使渡海来中国到底有多艰难
1300多年前的日本，还处于相当落后的时代。国家的税收主要依靠徭役，加上诸侯割据，中央财政十分贫乏。
因此，为了组织一次到中国的遣唐使活动，国家需要用3年的时间来筹备财力，因为打造4艘当时是“超级”的遣唐船，和筹划一支船员队伍，很需要花费一大笔国库资金。
按照现代人的思维，打造一艘长33.6米、宽9.2米的木帆船，实在是太过于简单的事。但是，当时日本科技很落后，尤其是金属加工技术水平很低，因此要用木板和木栓把一条船全部拼合起来，而且要做到不漏水，还要经得起东海巨浪的袭击，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当时的人们对于渡海往返中日之间是何等的恐惧？记录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唐大和上东征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日本邀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法，鉴真问弟子去不去。弟子们吓坏了，说了一句话：“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但是，鉴真还是决定去了，出海6次，最后一次才抵达日本。
日本人渡海来中国学习的艰险，虽然没有如鉴真东渡那样记述得详尽，但是，在奈良博物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当年派往中国的遣唐使船队，一般为4艘，但是，最终能够成功到达中国的，往往只有一艘。那么其他3艘如何了呢？要不就是沉没，要不就是中途折返。但是，即使是中途折返的，能安全回到日本的，几率又有多大？
资料记载，当时的遣唐船其实很小，长33.6米、宽9.2米，但是每艘遣唐船配置的船工有130人，加上一些遣唐使和政府官员、留学人员等，总共有150余人。4艘船至少有600人，但是最终能侥幸抵达中国的，可能只有150余人，其余的都成了这些成功者的“殉葬品”。
我在展览中看到一幅名为《入唐画卷》的古画，其中有遣唐船遇巨浪倾翻，船体破裂，人们在大海里痛苦挣扎的悲惨场面。
所以，日本遣唐使船队每一次出使中国，其实就是许多亲人的生死离别。换成今天，如果中国人送孩子到日本留学，四分之三的人将会中途遇难死掉，估计没有一个父母会让孩子离开家门。但是，当年的日本人为了学习中国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确实到了刀山火海都敢上的境地。这种勇气，差一点儿让我落泪。
正因为如此，每一次遣唐使出访中国，日本天皇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设宴相送。而侍臣们也会唱起天皇亲自作的一首诗为大家送行。这首诗译成现代文的话，大意是：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居船上如坐床，四船联翩，期盼早日归来。
我想象当时的送别情景该是如何的悲壮。也许没有人当场哭泣，但是必定有许多人在心中默默自语：“天皇，臣就此别过，去也。”
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叫《哭晁卿衡》。晁卿衡是谁，值得大诗人一哭？晁卿衡就是随遣唐使到中国留学的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叫“晁衡”）。他19岁到中国，因为学习勤奋，人又灵性聪明，后来居然在唐朝做了大官，官至光禄大夫，因此也与李白同朝为官，情同手足。
公元753年，已经56岁的仲麻吕搭乘遣唐使船回阔别36年的日本，不想中途遇险，船漂流至越南，170多人被杀。也许因为仲麻吕是大唐的部长级官员，又是皇帝的亲信，因此他和10余名随从被免于死罪。遣唐使船遇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白以为仲麻吕已死，痛苦了好久，写下了《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可见当时往返中日，是多么的危险。
因此，成为遣唐使船队的船员，是一件拼命的事情。为了征集船工，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个当时属于很优惠的政策，那就是免除船工一家3年的租税。这一政策使得至少数千名日本男人在十几次的遣唐活动中成了“拼命三郎”。
日本NHK电视台制作的一部介绍遣唐使历史的电视片，其中说到一个细节，当时因为日本纺织技术很落后，没有能力织出一个船帆来，因此使用的船帆，其实是竹帘做的帆。因为竹帘帆漏风，因此效果不是很好。为了保证船的航行速度，需要大量的船工来摇橹，因此，每一艘遣唐使船上配备的船工多达130人，加上遣唐使（分大使和副使）以及留学人员，一艘船上的人员达150余人。150多人在这么一艘小小的船上怎么睡？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当时除了遣唐使可以住在船的上层之外，其他的都睡在下层的船舱内，每个人所占的面积只有1.5平方米，也就是自己躺下的位置。
譬如，遣唐使船从奈良附近的大阪港出发，最后从长崎县的五岛列岛告别日本横渡东海，最终抵达中国的舟山群岛附近，并在宁波上岸，往往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的时间里，这么多人靠吃什么活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史书记载说，当时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方便饭”，也就是说，类似于现代的方便食品。先把大米蒸熟，然后晒干，需要吃的时候，再用水一泡，就变成了稀饭。
食品专家说，“方便米”应该是奈良时代发明的“方便食品”。
因为船上怕有火灾，因此无法生火，所有的食品都是干货和腌制的酱菜。史书记载说，当时遣唐使船队吃的食品，除了这“方便米”之外，还有鱼干、肉干、干海带、腌制酱菜、豆瓣酱、盐水饭团以及柿饼和大核桃。
由于船小，能够携带的货物有限，因此，当时规定全船人员只能一天吃两顿。但是，由于没有机会吃到新鲜的蔬菜，因此，许多船员最后病倒，甚至病死。
4.冲绳岛上的中国人
最近一段时间，总是在出差和开会中度过，一直静不下来，或许还有天气炎热的影响。今天是日本的“海洋日”，难得在家窝一天，下午看电视，看到了NHK播出的一档节目《琉球王国的秘密》，其中谈到了目前居住在冲绳岛上的中国人后裔。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到底中国与古代的琉球王国——现在的日本冲绳县有多少密切的关系？到底冲绳以前是不是中国的领地？中国人移居冲绳的历史，是一把很好的解读历史真相的钥匙。
节目称，这支中国人后裔目前居住在冲绳县的那霸市，当时这里是琉球王国的首都。600年前，一位姓梁的官员被朝廷作为翻译派往琉球王国，并留在琉球王国的宫廷内（首里城）从事翻译工作。后来，这位梁姓官员留在琉球，并繁衍了不少的后代。
现在，这支中国人后裔人数已经达到数百人，他们珍藏有祖先留下的中国家谱，并定期举行中国象棋比赛，在过年时举行舞狮等活动，并建有纯中国式的庭院假山，以不忘自己的祖宗。这支后裔的代表人物是第20代后裔上江洲和男先生，家谱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梁嵩。
梁嵩是何许人？据史书记载：梁嵩是龚州（今广西平南）人，字子高，又字仲邱，生卒年不详。五代十国南汉白龙元年（925年）中状元，深受皇帝赞赏，恩授翰林学士。后获恩准，离任回乡，侍奉老母。梁嵩谢绝皇帝赐宝物，上奏请免其家乡龚州人丁税赋一年，以体恤民情，慰藉乡望，梁嵩甚得民心。回乡时，“急于见亲，野渡无舟，乘白马过河”，人马淹没而死。州人感德，岁祀不绝。龚州有白马庙，为乡人祭祀之遗迹。《全唐文》第八百九十二卷第四千一百三十页中收有梁嵩的《代母作倚门望子赋》一文。
什么时候，我很想去冲绳拜会上江洲和男先生，看看这本家谱。
琉球王国12世纪即存在，初分为南山、中山、北山三国，史称“三山时代”；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三国即正式成为明朝藩属。1429年，中山国王尚巴志灭了其他两国，建立统一的琉球王国。1879年被日本兼并，其间存在了450年。
琉球王国建立时，中国是明朝时代。琉球国王向明朝朝贡，被明皇帝封为中山王。
1591年，萨摩藩岛津义弘致书琉球国尚宁王，指出丰臣秀吉欲出兵朝鲜，命令琉球在明年二月前，将7500人十个月的粮食运至萨摩藩的坊津，然后设法运往朝鲜。有中国血统的琉球王国三司官郑迥认为无理，强硬拒绝，并且遣使向明朝报告日本欲从朝鲜入侵中国。1598年，琉球的进贡船遇风漂至日本仙台，德川家康遣返了船只，要求琉球遣使向日本谢恩，又遭郑迥拒绝。1609年，萨摩藩乃遣桦山久高率军入侵琉球。于是，琉球王国在此后的200多年时间里，事实上是向中国和日本两边朝贡，只是日本没有给琉球国王名义。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大肆进攻邻国，也把手伸向琉球王国。琉球国王向清王朝求救，但是清朝已经是自身难保，没有出兵相救，结果在1871年，琉球并入日本的鹿儿岛藩，次年设置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正式废除琉球王室，宣告琉球王国的灭亡。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明太祖朱元璋为方便琉球贡使往来，准福建的舟工36姓人家赴琉球，这些“闽人三十六姓”居住在首里城附近的那霸唐营（现久米村）。而中国人大量移民琉球王国，是在明朝灭亡之后。琉球王国的正史《中山世鉴》记载，清兵大举南侵，明朝灭亡，一部分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原人，从福建等沿海地区渡海逃来琉球王国。
当时中国人受教育的程度和懂得的技艺比琉球人高，因此，这些中国人很快成为琉球王国的士族，除了当官之外，还负责与中国的贸易和交往。
蔡温是当时在琉球王国的中国人后裔的代表，出生于清康熙年间的1682年。其父亲蔡铎曾任协理府总理司、紫金大夫，也就是在琉球中国人后裔的头。蔡温15岁中秀才，19岁就任通事（翻译）。27岁时，被国王任命为“进贡存留役”前往福州负责与清王朝的交往事宜（当时福州有“琉球馆”）。3年后回国，出任太子尚敬的教师。次年，国王去世，尚敬继承王位，蔡温被任命为国师。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由于尚敬王就任国王需要清朝的册封，因此派出使节团前往北京，蔡温担任使节团的副团长（副使）。当年从那霸出发后，中途遭遇暴风只好折返。次年2月，再度出发，成功渡过大海来到福州，再从福州前往北京，于8月抵达紫禁城，见到了康熙皇帝。1718年2月，携带康熙皇帝对尚敬王的册封诏书，蔡温和使节团离开北京取道福州，于8月回到了琉球王国。次年，蔡温就任琉球王国的三司官，相当于宰相。他执政的20年间，被称为是琉球王国历史上最好的“小康时代”。
说来也是巧合，担任了两届冲绳县最高行政长官——冲绳县知事的仲井真弘多是蔡温的后裔。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正因为自己是蔡温的后裔，因此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冲绳学者伊波普猷、真境名安兴于1916年出版的《琉球五伟人》一书中，列举出了为琉球历史做出巨大贡献的5位历史人物——麻平衡、向象贤、蔡温、程顺则、向有恒。其中，蔡温、程顺则两人是闽人36姓的后裔。
冲绳县的一项不完全统计称，闽人36姓目前在冲绳的后裔人数大约有两万人。大家到冲绳去旅游，说不定为你开车的就是中国人的后裔。
5.甲午战争，清廷为何会失败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中国各学术团体纷纷举行研讨会，媒体也推出专版或专题节目。与中国高度在意这120周年前的战事相比，日本几乎没有人提起这事。巨大的舆论落差，颇让人感觉到中国像一个“怨妇”，而日本则是一个偷着乐的贼。
因为工作安排上的关系，我未能回中国参加有关甲午战争的节目录制和研讨会，但是很认真地看了许多专家的发言。第一感觉是“鬼子太残暴”的诉苦，第二感觉是“狼还在”的警觉，第三感觉是“老祖宗腐败”的怨言。
我前几天去了一趟日本伊豆半岛最南端的城市下田。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贝利率舰队驶抵这个港口城市，胁迫日本开放门户。这就是著名的“黑船事件”。日本幕府政权屈服于美国的坚船利炮，同意与美国，后来与俄国，先后在下田市签署了贸易协定。明治维新历史由此拉开了序幕。
明治维新是日本在闭关锁国几百年之后，第一次向西方列强打开大门，它也因此成为近代亚洲国家中第一个实施改革开放的国家。短短的30年时间，日本从一个光屁股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并在1894年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导致清朝政府耗费巨资经营多年的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这是我们的屈辱，这是中国的百年之痛。
堂堂的北洋海军为什么会败在日本海军手下？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1882年，日本海军还只是以鱼雷艇和2000吨以下的近海铁甲舰为主，无大型铁甲巡洋舰。而清王朝已经从欧洲购入了大型军舰。1886年7月，北洋海军在李鸿章的命令下，抵达朝鲜元山一带巡弋操演“以振国威”，后又奉命前往俄国海参崴访问。鉴于铁甲舰在长途航行后，须回港涂油维护，而当时清廷的旅顺军港尚未完工，李鸿章遂决定由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镇远、定远、威远和济远4舰前往位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检修，并展开对日本的“亲善访问”，这也是清朝海军舰队首次访问日本。清朝的铁甲巡洋舰的公开亮相，让日本政府极其震惊和恐惧。日本于是提出了10年扩军计划，下定决心要超越北洋海军，并企图控制中国和东亚地区。
资料显示，1886年，日本政府委托法国海军工程师白劳易建造4700吨级大型铁甲巡洋舰松岛号防护巡洋舰和严岛号防护巡洋舰。1890年，清朝北洋海军总排水量为2.7万吨，而日本海军总排水量在1.7万吨以上。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当时日本政府年度财政收入仅8000万日元。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再从官员薪水里取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舰队总排水量为7.2万吨，多数是配置有速射炮的新式舰艇，远远超过了清朝北洋海军。当然，这种吨数的统计不见得科学。
从海军力量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北洋海军无论怎样顽强抵抗，都无法逃脱最后的命运。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最后直接影响到几十年后日本再次发动的侵华战争——当时日本已经拥有5万吨级以上的航空母舰舰队，但是民国的海军，只有几艘千吨级的旧军舰。民国的将士们在吴淞之战中浴血奋战，但是面对停泊在长江口外日本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扔下的一颗颗炸弹，他们无力还击。
有一个故事，说当年日本海军为何敢对清朝北洋海军开炮？是因为日本海军司令从单管望远镜里看到了北洋海军的铁甲巡洋舰的炮管上晒着官兵的汗衫短裤，于是认定这是一支不堪一击的军队。
坐在下田的沙滩上，我想了一个问题：120年后，我们纪念中日甲午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诉一通被打之苦，还是继续提醒国人不忘日本狼心？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纪念甲午战争的主题。我们最值得反省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失败？然后如何避免再一次的失败！
当年，清朝花费大量白银从欧洲买进最先进的战舰，但是，我们只买了战舰，却没有（或根本就不想放下身段）引进西方最先进的海军战术与舰队的建设经验。而日本买了欧洲军舰的同时，更是派遣大批年轻的官兵前往欧洲留学，学习欧洲海军的整个制度与战术，包括海军军服，并按照欧洲的经验来编制和训练日本海军。所以，黄海之战，很大程度上，北洋海军是败在战术上。
120年后的今天，日本海上力量在许多领域依然领先于中国。好在我们也已经看到中国海军在奋起直追，并总有一天会超越日本海上自卫队。
甲午之痛，也让我们知道，战争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人。单有强大的舰队是不够的，没有一支意志坚定、纪律严明、不贪不腐、英勇善战的军队，甲午之痛还有可能会再来一次。
我这话说得挺没有志气，并有“助纣为虐”之感。但是，这恰恰是甲午战争留给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最大教训，也是最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应该从反省自己开始。
6.日本老兵证言：确实拿中国活人练刺刀
日本NHK电视台虽然是一家接受政府资助的电视台，但是其“公益电视台”的色彩依然浓郁。在过去几年里，NHK拍摄过许多揭露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电视片，其中《证言记录：日本人的战争》系列电视片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我特别关注这一系列电视片的第一集《被亚洲民众包围的战争》，因为它描述了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的罪行。
这个专题片以日本长野县的一个村庄“中川村”的老兵们为背景，讲述了在战争时期这个村发生的悲惨的故事，并以老兵们的口述作为证言，回顾了这场罪恶战争的渊源和实况。
中川村，原来叫南向村，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整个村有422名男子被征召当兵前往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有近一半的179人战死。另外，整个村子有许多家庭作为“开拓团”前往中国东北地区的伪“满洲国”驻屯，一些人在此后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苏联红军的进攻中丧生。
这部专题片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日本老兵证实自己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犯下了烧杀抢掠罪行的最深刻的电视片，作为一名媒体人，我对NHK的努力表示敬佩。相信许多日本人在看了这部电视片后，会知道他们的先辈在中国犯下了多大的罪行。
中川村有座桥，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400多名中川村的男子从这座桥上走过，满怀“为天皇而战”的激情前往战场。
一位名叫竹本的老太太，今年101岁，还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在她22岁时，她的丈夫战死在中国战场。
竹本是当时中川村的第一名战死者，离开村里才两个月，到中国河北省才5天，被中国军队打死了。
竹本战死的消息传到村里后，村里为这位“英雄”举行了“村葬”。竹本太太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孩子参加了葬礼。
如今回忆当时的情景，竹本老太太说：“当时说什么都是战争第一位，日本国土太小，想要更多的土地。”
那么，当年的日本兵是如何在中国残杀百姓的？节目中介绍了中川村几位老兵的回忆。他们说：“当时八路军常常和一般的平民混在一起，并经常袭击日军的据点。”
一位名叫大岛的老兵回忆了一起袭击村庄的事情。他说，得知八路军在一个村庄里的消息，我们立即组织了部队前去“讨伐”。
这位老兵当时是一位小钢炮炮手，他开炮袭击四处逃散的村民，“爆炸之处，许多人都倒下了。”他说：“当地村民和八路军在一起，所以，不管怎样，我们就是射击。”他说，当时没有因为有住民而停止攻击。“进入村里后，住民们都逃走了，一个人也没有。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掠夺，抢粮食和食物，还有金钱。”
当时的军中资料记载，一个旅中有796人有过抢掠和强奸中国妇女的记录。
另一位名叫岩永的老兵面对摄像镜头说，刚到中国，自己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兵，被集中在一个训练场上练刺杀，而刺杀的对象竟然是中国人，大概有70人，当时自己的手都在发抖。上司命令说：“在‘三八式’步枪上上刺刀。”那一瞬间才明白，自己要杀人了。
上司命令：“对着中国人的心脏部位刺杀。”教官一声令下“突击”，我们就奔过去朝中国人刺杀了过去。
这位老兵在节目中最后说，想想自己现在的家庭，总觉得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人做的事。假如现在发生战争，把我的全家都抓去杀死，那是无法想象的事。他说：“不应该干的事都干了，真是对不起中国人。”
NHK有勇气制作这一节目，这些老兵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罪孽，我们应该给予鼓励和肯定。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安倍政府真的应该借此机会，坦承面对自己的侵略历史，真诚反省自己的罪孽，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宽恕和原谅，实现国家与国家、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和解。
7.寻找日本“731部队”战犯的下落
在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前夕，日本最大的电视台之一的朝日电视台在12日下午2时，播出了一个特别电视节目《“731”部队的真实》。这个节目不仅揭露了“731部队”残害中国人民的事实，同时也是第一次公开了美国控制的远东军事法庭当年为何会免除“731部队”战犯的战争责任的黑色内幕。节目还揭露了“731部队”战犯在战后创建“绿十字”制药公司，制造艾滋血液毒害日本国民的新的犯罪事实。
“731部队”全称“满洲731部队”，是日本侵略军细菌战制剂工厂的代号。为掩人耳目，“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建立了占地300亩的大型细菌工厂。
日本著名的新闻人鸟越俊太郎以走访哈尔滨的“731部队”遗址“平房”，采访被“731部队”杀害的中国人遗族为线索，穿插了大量的原“731部队”士兵与医生的证词，全面揭示了“731部队”的犯罪黑幕。
节目揭露，日军“731部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为了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把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抓到哈尔滨的“平房”（“731部队”驻地代号）进行人体实验。一位当年的日本兵在节目中承认，他参与了杀害5名中国人的实验活动，而这些人都是在被细菌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情况下，被活活地解剖、被活活地取出内脏。大量的历史史料显示，至少有3000人死于“731部队”的毒手之下，其中也包括一部分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
“731部队”将研制出来的细菌撒于中国许多城市乡村，在山东西部地区发起的鲁西细菌战，造成了42.7万余人死亡，使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无人区。在云南西部发动的滇西细菌战，造成20余万人死亡。在浙江衢州发动的衢州细菌战，造成衢州8年传染病流行，传染病患病者达30万人以上，死亡5万人以上。在湖南常德发动的常德细菌战，已经确认遇难人数也有7643人。“731部队”的罪行罄竹难书！
节目说，可恨的还有，在日本投降前夕，“731部队”为了掩盖犯罪事实，司令官石井四郎下令毒死了40多位被关押在“平房”内的中国人，炸毁了大多数建筑，销毁了大量的文件资料。大批带菌动物逃出，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日本投降后，美军司令部为了获取“731部队”的细菌武器的研究成果，征得华盛顿和美军驻日司令麦克阿瑟的同意，以免除“731部队”成员的战争责任为条件，与石井四郎等人进行了一场罪恶的交易：让“731部队”成员提供研究成果，尤其是人体实验的数据，不再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
节目引述当时的一名美军中校的证词：美国人是不可能去搞什么人体实验的，只有日本人敢这么做，这些研究成果是美国最希望得到的。
结果，美军的这个肮脏的交易，导致这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731部队”成员全部被免予起诉，包括司令官石井四郎。
节目指出，这些漏网的战犯们后来有不少人成为日本医学界的权威人物。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日本各医科大学的校长，几乎都来自于这个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尤其是日本血液制品制造企业的经营者，百分之一百来自于“731部队”。他们用杀害中国人民所获取的“经验”，累积起日后的巨富。更为可恶的是，由这些战犯创立的日本最大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绿十字”制药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制造带艾滋病毒的血液制品，导致许多的日本国民感染了艾滋病。其中一位名叫川田龙平的受害者，公开自己被“绿十字”制品感染艾滋病的事实，与“731部队”这些战犯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法律抗争。2007年7月，31岁的川田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参加日本参议院大选一举获胜，成为日本第一位艾滋病国会议员。
一贯敢于揭露日本军队犯罪事实的朝日电视台，在播出这个节目时特别强调：日本政府必须面对自己的战争责任。
1997年8月，中国108名“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起诉状，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对细菌战罪行谢罪。1999年12月，另外72名“731部队”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的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这一诉讼案自1998年2月第一次开庭，到宣判前的2001年12月最后一次开庭，前后经历了近4年时间，开庭27次之多。报道说，在漫长的法庭审理中，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只做了一次答辩，然后在所有的庭审中都保持一种傲慢的沉默。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案进行宣判，驳回中国180名原告的一切请求。但判决书用10多页的篇幅指出日军曾在浙江和湖南等地实施细菌战，造成1万以上的人痛苦死亡。这是日方第一次承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
日本《朝日新闻》当时发表评论说：“通过国家对‘731部队’细菌战诉讼所持的态度，再次深深地感到我们日本人必须马上停止无视过去历史事实的行为。”
8.日本老兵忏悔：当年我们在南京杀人放火
1937年12月17日，是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举行入城式的日子。70年后这一天的晚间综合新闻节目中，日本TBS电视台推出了一集特别报道节目《原日本兵看到的“那一天”》。节目通过多位日本老兵的证言，向日本国民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在我的记忆里，日本电视台如此真实地报道“南京大屠杀”事件，这还是第一次。
长达25分钟的节目，通过一位88岁的老兵三谷翔的南京忏悔之行，和其他4位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的证言，真实地反映了7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极其残忍的一幕。
18岁参加海军，并作为侵略南京日本兵的一员，三谷翔当时服役的驱逐舰停泊在南京码头。三谷说：占领南京第二天，我就看到一群群中国人被卡车拉到江边，只听到“突突”的机关枪扫射声，二三十人一排排倒下，被扔进扬子江里。哪怕是5天之后的入城式结束后，这样的屠杀还是每天在进行。
三谷的女儿律子这次陪父亲到南京忏悔。她说，4年前才知道父亲参加过“南京战斗”。父亲说，自己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把这段历史告诉给人们。这次是相隔70年重访南京，亲戚们都反对，觉得怕惹麻烦，但是，父亲态度很坚决，一定要去，说一生就这一回了。
节目播放了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原日本第16师团几位士兵的证言。他们说：“当时杀中国人就像杀牲口一样，用铁丝穿起来，拉到江边用机枪扫杀。”“江边有很大的仓库，把许多中国人关在里面，然后放火把他们烧死和熏死。”“我跑进一户人家，两个人都被砍了头。”“一个小女孩被5个兵强奸，直到小女孩口吐白沫为止。”
老兵们作证说，部队当时下达了命令：“强盗，强奸，放火，杀人，想怎么做就可以放肆去做。”
日本“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会长松冈环女士在节目中表示，联络会已经收集并录制了150名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的证言，并将这些证言汇编成了一书。
与TBS电视台这一节目播放的同时，日本一个右翼团体拍摄制作了一部抵赖“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电影《南京的真实》在日本上映，电影制作发起人包括以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前通产大臣平沼赳夫为首的12名日本国会议员。募集的资金达到2.2775亿日元（约1200万元人民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为日本最有影响的民间电视台的TBS电视台，能够用25分钟的时间来报道日本老兵的证言，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我由衷地感到敬佩。同时也感铭那些老兵们的良知，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豁出去一回，把自己的罪恶和悲惨历史告诉给后人，在现今的日本需要一种勇气。
9.我问老兵金子的7个问题
接到金子先生女儿圣子的电话，说她父亲很想见我一次。
金子先生是日本一所大学的名誉教授，一直从事统计学的研究，算起来应该有90岁出头，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我去了埼玉县的川口市，金子先生的家就在临近河边的地方。
推门进去，老先生坐在一把椅子上，见到我，他想站起来，但是显然已经很吃力。
圣子女士端上茶来，对我说，父亲最近怎么就突然唠叨起你来，说很想和你见一面。
就着一杯茶，金子先生跟我聊起了中日关系，还有靖国神社问题，看起来他很担忧，很希望中日之间不要再争。他说安倍就是一个浪荡公子，也是一个不会读书的笨蛋，除了张扬，啥都不会。
5年前，金子先生向我表达过一个愿望，说很想再去一趟中国，尤其是想去一趟开封，他说在中国当了6年的兵，最多的时间是在开封，直到投降。
我替他买好了机票，要陪他一起去，结果老先生摔了一跤，没去成。
金子先生找我的一个目的，是觉得自己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想了却一桩心事：在神奈川县的川崎市有一块住宅地，看能不能建成一个留学生宿舍楼，专门给中国学生居住。
我立马答应他，觉得应该以他的名字来成立一个中国留学生援助机构，并建设和运营这栋楼。
金子先生说，有你帮忙，我就放心了。
我知道，老先生想以此来向中国人民赎罪！
金子先生是在大学一年级时，被征兵去了中国。他说是从天津上的岸，然后在塘沽驻扎一段时间，然后坐火车去了开封。打了许多次仗，主要是与国民党政府军打，后来也和当地的游击队打。一起去的同学9个人，死了4个，败战投降后，活着回来4个，有一个因疟疾死在俘虏营里。
我对金子先生说，在中国人的眼里，你是侵略中国的“鬼子”。但是，今天我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我想请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因为这几个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脑子里，有许多原因找不到解读。金子先生说，你尽管问，我一定实事求是地回答。
问：我最近看了一组当年日本兵在中国屠杀蹂躏中国民众的照片，那时日本兵为何如此残酷？
答：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这场改革开放之后，引进了西方的各种制度，成为亚洲最强盛的国家。此后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取得了大胜，因此，日本上下产生了“大日本天下无敌”的狂妄。而中国因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沉沦，国家十分破落，因此在当时的日本人的眼里，中国就是劣等民族，根本就不把它放在眼里。我想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当然，并不是日本兵人人都是那么凶残，相对来说，受过较好教育和城市出身的军人一般都比较守规矩，而来自东北农村的那些兵，相对表现得凶狠。
问：“军国主义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答：当时进行的教育叫“爱国主义教育”，后来称其为“军国主义教育”。当时整个国家教育每一个国民，为了日本和天皇，要随时准备牺牲，奉献自己的一切。所以，你可能也看过一些电影，那时送军人出征，真的是像送英雄上战场一样，全村的人都欢天喜地，我那时也是这样，全村人来送，觉得自己特别光荣。那个时代，日本整个国家都是发疯的。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天皇的话是绝对的圣旨，为了天皇，什么都敢奉献。现在想起来，真的有点儿可怕。
问：你们当时在中国，到底有没有抓过中国女性做慰安妇的事情？
答：这种事情是有的。刚攻打中国时，这种事很少发生，后来占领了大部分中国，局势开始稳定了，闲下来就想着玩女人。我们一段时间驻扎在河北省农村，周围没有什么妓院，于是就绑架农村的妇女到驻地来。有的女性是叫当地的乡长之类的官强迫送来的，有的是我们进村去抓的。女性年纪大小不一，有的才十几岁，关在驻地里，往往就好几个月。现在想来，真的对不起她们，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许多人身体都被搞垮了。
问：日本军队当时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以这么少的兵力侵占大半个中国？
答：我想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是日本很早就学习西方的军事教育制度，办了不少的军事学校，因此日本军队的管理与指挥，是很现代化的。也就是说，是按照当时最先进的现代作战方式侵略中国的。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军，虽然也按照现代军事制度进行组建和训练，但是在战术上与日本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正面交锋时，日本军队往往占优势。
其次，日本当时的武器装备要超过中国的军队，无论是炮还是枪，在当时都属于亚洲一流的武器。尤其是日本拥有航空母舰和大量的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国只有几艘破旧的军舰，战争初期还没有战斗机群，所以，日本在武器装备上也占了上风。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的日本兵都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的洗脑，因此打仗十分凶狠，而且对待中国军人和民众，有时候不加区分就予以杀害，表现得凶残。当然我们也遇到过许多中国军人的顽强抵抗。我记得中国的一个连队被我们包围，最后一名活下来的士兵见到我们，还举着一把上了刺刀的空枪冲过来。我印象很深，现在还记得他那焦黑的脸，那是一名真正的军人。
问：我在中国的电影里，经常看到一种场景，日本兵进村后抓八路军，把整个村的人都集中到一处，要他们交出八路军，不交的话，就开始杀人。有没有这样的事？
答：这种事有过。因为我们是正规军，因此每一位军人在打仗时都是穿军服的，但是中国的八路军，往往穿着和当地民众一样的服装，躲在暗处袭击我们，他们会打冷枪，我们许多战友就是这样被打死。为了抓住这些八路军，于是就采取了你说的这种办法。当然，只要我们开始要杀人，一般来说，穿便衣的八路军人会站出来。但是有时候没有人站出来，那就会发生枪杀人的事件。我想，我们当时伤及了不少一般的民众。
问：据说日本兵在与中国军人拼刺刀时，会先把枪里的子弹退膛，那是因为什么？
答：确有这样的事，而且记得当时还是属于军令规定。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作怪，觉得拼刺刀就是拼刺刀，不能做手脚，不能拼不过了开枪。二是我们当时使用的步枪是“三八式”步枪，当时在世界上也属于最先进的武器之一。这种枪有一个特点，就是威力大，射程远，有效射程在500米以上。而中国当时使用的步枪大多数是汉阳造的，威力不及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当时不把子弹退出来的话，万一在拼刺刀时走火，子弹会穿透好几个人，可能就会伤及自己人。
问：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回头看，你如何看待这场战争？
答：日本当时为什么会发动这么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当时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狂傲的状态，觉得经过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国力强盛，可以征服亚洲，可以抢夺亚洲各国的资源为自己所用。那时天皇发疯，军部发疯，国民也发疯，所以，中国有一句话“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是不赞同的，因为事实上，当时的日本人民也是加害者。没有国民的拥护和支持，这场对外侵略战争是打不起来，或者说规模不可能扩大到那么大。
以我自己的经历，跑到中国去，去侵占这个国家，残杀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一生的耻辱，虽然当时是觉得一切都是为天皇效忠，现在想来是多么的愚蠢。我走不动了，去不了开封了，如有机会，请代我向中国人民，尤其是向开封人民转达我的谢罪。战争结束后，他们没有杀我们，还给了我们不少的关照，让我活到了现在，真的很感激！
告别金子先生时，我对他说：“你还是写一个回忆录吧，把自己对于这场战争的真实经历写出来。”他说，怕是写不动了。
10.日本人为什么把中国地图倒过来看
我喜欢买地图，因为每一个国家发行的地图不一样。中国和日本出版的世界地图是以中国为中心，左边是亚欧大陆，右边是美洲大陆。到了美国，跑到书店一看，发现世界地图变了样，中间是美洲大陆，中国被挪到了左边，而欧洲大陆跑到了右边。这种习惯了的视觉记忆被改变，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新鲜感——原来世界可以变成这样。
家里厕所的墙上就贴着一张世界地图，闲着没事就往上面瞧。渐渐发现，中国的形状像一只大公鸡，而日本的国土像一只袜子。中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所以河流大多是从西往东流，所谓“水从高处流”。隋炀帝发现南方的粮食因此不能北运，于是修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从北京一直修到杭州。日本是一个岛国，岛是因为山被海淹而形成，所以，日本的地形是中间是高山，河流大多是往山下流。因此在过去，日本河流的最大功能是漂运木头，把山里的木头顺流运到沿海地区。
我想很多的中国网友会和我一样，站在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前，会把日本看作中国右手边的一只袜子。时间久了，你会犯一个视觉错误，会认为这只袜子可有可无。或者说，你会觉得这只袜子在地理位置上根本就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但是，如果你一旦把中国的地图倒过来看，那么，你的感觉马上就会变，因为你会发现，日本其实是横在中国家门前的一串铁链。
把中国地图倒过来看的人，全世界只有一种，那就是日本的防卫省。
在日本防卫省出版的年度报告书《日本的防卫》中，中国地图就是倒过来放的。
前天，日本电视台邀请了几位记者谈中国问题，防卫省的这张中国地图被放到了电视屏幕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一张中国地图，突然发现，你无法轻视日本，因为它是你出门必须跨越的一串铁链。
于是，从这个角度看中日两国的关系，不再有“臭袜子想扔就扔”的感觉，而是你必须在乎它。
日本防卫省为什么要把中国地图倒过来看？显然不是为了提醒中国：我是你门前的铁链，你不要忘了我，而是想着如何来封锁中国的“出路”。这就是日本防卫的根本思路。
日本防卫省的年度报告书说，从2008年开始，中国海军的舰队多次演练如何突破“日本岛链”这一课题。但是，最让日本感到震惊的是，2008年4月，中国4艘大型军舰组成的一支舰队，居然从日本本岛与北海道之间的津轻海峡穿过，实现了“日本岛链”的中间突破，而且还围绕日本列岛兜了一圈。
但是，中国军舰走津轻海峡毕竟只是一种对于日本防卫的试探，走出去的通道，主要还是在冲绳附近海域，日本称为“西南诸岛”。于是，日本正在制定中的新的防卫纲要里，“如何强化西南诸岛防卫”，成了最大的课题。
而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有效突破“日本岛链”的阻拦，也是今后海上防卫的关键。
最近，日本媒体一直在强调中国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说。我一直很纳闷儿，这一“岛链说”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和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的几位教授一起，与到访东京的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的张云方副会长一行共餐，请教了这一问题。张会长说，这是冷战时期美国提出的一个说法，原意是日美封锁中国的“岛链”防线。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一“岛链说”却成了日本舆论认为是中国自己设定的海上防卫界线。日本舆论说，在这“第一岛链”内，石油天然气和鱼是“大大地”，所以中国要死守。话说得有道理，也没有道理。
建议中国国防部也把中国地图倒过来看。
11.我与高仓健做邻居
日本影坛泰斗高仓健走了，走得太突然，如同晴天霹雳。
我与高仓健算是邻居，多年来一直在东京赤坂的同一栋楼里办公。
3年前的一天，一楼大厅里突然摆满了昂贵的蝴蝶兰，我从中国出差回来走进大楼，被这一阵势惊了老半天。保安悄悄地告诉我，有人80大寿，这些都是送来贺喜的。这么大盆的蝴蝶兰，价格都在万元人民币以上，谁能享受这番荣耀？后来我终于知道，这么多的蝴蝶兰，是送给高仓健的，他的办公室居然就在我的楼上，隔着一层水泥板，我顶着这位万众男神。
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是真正相遇的只有两次。2012年10月，我在等电梯时，突然过来一位戴鸭舌帽的高个儿男人，一只手插在口袋里，目光炯炯有神。在对视的一瞬间，我马上知道，这是高仓健。
“您是高仓健先生吧？”我唐突地问，因为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高仓健向我笑了笑，说：“是的，你也在这里办公？”
我说：“是的，我小时候是看着您的电影长大的。”
“那真是太感激了。谢谢您！”他说。
他在四楼，我在三楼，走出电梯前，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有机会，再见。”
再后来一次，是在2013年的2月，高仓健驾驶他的那辆黑色奔驰吉普从停车场开出来，我刚好遇到，喊了一声“高仓先生！”他露出微笑，向我摆了摆手。
小时候看外国电影，有一条分水线，那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期之前，中国准许上映的外国电影是苏联、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战争片。偶然放了朝鲜的《卖花姑娘》和《摘苹果的时候》，让我们对朝鲜姑娘迷恋得不得了。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日本电影——严格来讲，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上映。于是高仓健主演的《追捕》《远山的呼唤》以及《幸福的黄手绢》让中国社会爆发了从未有过的“日本热”。
高仓健的硬汉形象，更是让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高仓健在哪里”的大讨论，让无数中国男人在女人面前直不起腰来。人们从高仓健的电影中感受到的不仅是男子汉的魅力，还有日本社会的先进以及日本女性的美丽与温柔。中国社会“吃法国大餐，娶日本媳妇”的梦想，就是在那时萌芽的。
高仓健的“男子汉冲击波”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当我来到日本留学，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有机会接触到日本演艺界时，才发现高仓健的硬汉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硬过了头。高仓健出生在福冈县，高中毕业后到东京上大学，中途进入东映电影公司学演艺，一部《电光空手打》让他一举成名。到他去世为止，高仓健总共主演了205部电影，可以说，1960年后的半个世纪，日本电影时代是“高仓健的世纪”。
就是这么一位巨星，他的婚姻却很不顺。1959年，高仓健与当红歌星江利智惠美结婚，轰动日本列岛。两人随后去夏威夷新婚旅行，在飞机上，美丽的新婚妻子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高仓健居然惊跳起来：“你怎么可以这样？”每每说起这件事，妻子总是对他不满。
婚后第3年，智惠美夫人怀了孕，高仓健很是兴奋。但是智惠美夫人的妊娠反应极其强烈，医生检查后确诊她患上了妊娠中毒症，不得不做了流产手术，盼子不得的悲痛让他们的夫妻感情越来越疏远。1970年1月，高仓健的家被大火烧毁，夫妇俩开始正式分居。在共度12年的风风雨雨后，这段被世人称道的婚姻在1971年终于走到了尽头。
江利智惠美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1982年2月13日上午，人们在她的寓所里发现了她已经僵硬的遗体。司法解剖显示，是因为饮酒过多导致呕吐物堵塞喉咙窒息而死。她时年45岁。3天后，江利智惠美的葬礼在她的母亲家举行，这一天刚好是高仓健的生日，也是他们两人的结婚纪念日。
前妻葬礼举行的那一天，所有媒体记者架好相机，期待高仓健的出席。但是，直到灵车开动，也不见高仓健的影子。正当人们失望时，有人看到，在灵车经过的一个地方，高仓健双手合十，深深地鞠着躬，久久没有抬头。
高仓健在息影多年后，于2005年，第一次，估计也是唯一的一次参加中国电影的拍摄。他接受了他的高级影迷张艺谋的盛情邀请，主演了《千里走单骑》。看了这部电影，我知道了高仓健出演这部电影的一大原因，因为它讲述了一段很美丽很凄切的父子情。对于高仓健来说，他或许想起了自己的妻子，还有未曾出世的孩子。
2011年，高仓健主演人生最后一部电影《只为了你》。这部电影的另一位主角，是著名导演北野武。高仓健和北野武在26年前共演过电影《夜叉》，自那以后，两人虽然同在演艺圈，却一直没能见面。这部电影在岐阜县高山市开拍时，北野武因为参加弟子的婚礼，抵达高山车站时已经是夜里。他走出车站后，发现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高个子男人靠近他，吓了一跳。他说：“我很担心这个人是黑社会的，在这种地方被拍到自己和黑社会成员在一起的照片，那是很糟糕的事。没有想到那个人叫了我的名字，他抬抬帽子，我看清是高仓健，我真的是惊呆了，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在车站外面等着迎接我。高仓健是一位国宝级人物，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电影拍完后，年轻影星绫濑遥在自己房间的桌子上看到一封信，打开一看，居然是高仓健的亲笔信：“这次很感谢您给我配戏，由衷地谢谢您！您很优秀，请多加努力。”绫濑遥兴奋地跑出房间，发现好几个演员都收到了高仓健这位大前辈的亲笔感谢信。
2014年11月，高仓健获得了国家文化勋章。天皇在皇宫举行颁奖仪式时，高仓健的身影又没有出现。媒体报道说，那一天，高仓健有些感冒，他怕前去领奖，传染给天皇。
得知高仓健获得文化勋章的消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对他做一次专访。一个星期后，高仓健给我回了一封信，说最近正在准备新的拍摄计划，时间比较紧，能否到明年再约定？
事后才知道，那时，高仓健正在住院治疗。
高仓健是在2009年被发现患了前列腺癌，他瞒着大家在东京的一家医院里做了癌细胞切除手术。2014年春天，医生发现他的身体里恶性淋巴癌细胞已经转移。住院期间，高仓健的健康状况出现恶化，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惜已经到了晚期。即使如此，高仓健也没有将自己的病情告知亲友，一个人在医院里默默硬撑。
2014年11月18日上午，我走进办公室，看到一份传真，是高仓健事务所发来的：“电影演员高仓健，在准备新电影中突然体调不良紧急住院，虽然一直进行着治疗，但是在11月10日凌晨3时49分，身体突然发生异变，在东京都内的医院里走了。直到最后，他都带着微笑。”
突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内心的一种懊悔深深地谴责着自己：假如再联系一次，假如……
我上楼去了他的办公室，门紧闭着。我深深地鞠下躬，眼泪忍不住流下来。
高仓健去世半年后的2015年5月，承蒙大楼管理公司的好意，我租下了高仓健使用了20多年的办公室。第一次走进整修一新的办公室，我似乎还能感受到他的气息。其实，租下高仓健的办公室，我有两个心愿：一是当年自己因为看了高仓健的电影而来到日本，如今他的办公室能成为我的办公室，隐约是一种奇缘。其二，高仓健走后，他没留下什么，这间办公室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纪念他的地方。
12.日本女人嫁给中国男人时的感觉
突然接到木村先生的电话，问我今晚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饭。木村先生是日本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部长，以前和他约饭局，都得提前两个星期。我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会心血来潮。
约好在银座的一家日本料理店见面，结果他比我先到。刚喝了一口酒，他就开了口：“纯子要结婚了，无论如何请你出席婚宴。”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封好的请帖，上面恭恭敬敬地写着我的名字“徐静波”。
纯子是木村先生的独生女，今年已经28岁，说不上很漂亮，但是属于那种很“日本女人”的女人。
“该为纯子祝贺”，我拿起酒杯。但是木村先生的手没有动，他显然不怎么高兴。
是啊，对于父亲来说，嫁女是最痛苦的事。从小带着她长大，一双爱怜的眼光伴随着她的成长。突然有一天女儿要离开自己，投入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心里的酸楚往往化作婚礼上的热泪。虽然这个男人是自己的女婿，但毕竟不是自己。
木村先生的伤感似乎不仅是这些，他眯了眯眼，嘴里终于吐出7个字：“男朋友是中国人。”
我无语，因为我是中国人。
喝了几口闷酒，我委婉地问：“聪明和诚实，你女婿是哪一个在先？”木村先生回答说：“诚实有余，聪明不足。”
细细盘问，才知道他的女儿纯子5年前到北京留学，爱上了这位中国同学。两年后，纯子学成回国，已经成了她男朋友的河北小伙也悄悄地来到日本，攻读硕士学位。去年，小伙在日本大学完成学业后，在日本一家公司就职。在这个时候，木村才知道女儿找了一个中国人做男朋友。
这位河北小伙几次要求拜见岳父大人，但是木村先生一直是拒绝相见。而这一次是被逼走上“绝路”，因为女儿偷偷地到区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两人成了法定夫妻。木村先生不见也得见。
我问他：“为什么不同意女儿嫁给中国人？”酒喝多了，木村先生吐了真言：“我家是三代单传，到了我这里，就生这么一个女儿，突然要混入外国人的血脉，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先祖。”我突然发现木村很传统，传统得有些保守。
当然，木村先生隐隐约约地有另外一句话没有说全，那就是中国小伙的家庭与木村家实在是有点儿“门第”不相配。小伙的父母是河北农村的农民，而木村家从他父亲开始，三代人均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纯子的爷爷曾经是一位大公司的社长。木村先生就这么一个女儿，木村家就举办这么一次婚礼，亲戚朋友一问“嫁了哪一户人家？”木村先生觉得脸红红的答不出。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木村先生恳求我一件事，就是在他女儿的结婚典礼上讲几句话。我突然明白，我要成为“中国女婿”一家的代表，因为木村的中国亲家此次不准备来东京参加婚礼，另外准备在河北老家轰轰烈烈地搞一场中国式的婚礼。
是啊，对于木村先生来讲，宝贝女儿嫁给了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对于河北的农村亲家来说，儿子娶回来一个日本大公司部长的独生女儿。这种“悲喜”的差异，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感知。
我很敬佩纯子的真诚与勇气，为了爱情不顾世俗。我也很为中国小伙祝福，娶到这么一位聪明又可爱的日本女子。我也理解木村先生的伤感和无奈。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也很感激他最终依然同意女儿的选择，并为女儿操办婚礼。也许在明年，木村家就会诞生“中日之花”。由此想到，中日两国人民真的很需要相互的理解和友好。
写完这篇文章，我查了日本政府的最新人口变动统计报告。早在2007年，中国有11926位女性嫁给了日本男人。同时，有1016个中国男人娶了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嫁给中国男人的年增加率是15%，中国男人越来越吃香。
13.自掏腰包为中国人打官司的日本律师
在东京都港区，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的事务所里，一濑先生和我见面后，还没有喝茶，先讲了一个故事。
他的老家是在日本列岛西南端的熊本县，父亲在大学毕业后，先到长崎船厂当技工，后来被征入伍，扛枪去了中国。从上海一直打到桂林，最后在河北投降。“我小时候跟父亲一起洗澡，发现他身上有好几处伤疤，总是很好奇地问是怎么留下的？”父亲说，是被中国军队的子弹打的。“那你有没有打过中国军人？”父亲总是躲避着不肯回答，我想他一定干了不少的坏事。
我读高中时，常常为了那几处伤疤与父亲争吵，逼他承认自己杀过人。但是父亲总是木讷地离开房间。后来我考上了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单身来到东京，并因此参加了反战集会和反安保行动。
父亲退休后来到东京，和我一起居住。我不再追问他那些往事，我想他一生有过太多的折磨。作为他的儿子，我已经开始帮助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我想我也是在帮他偿还那些旧债。
一濑先生说完这个故事，一直低着头。我是第一次听他说起这个家事。
我和一濑先生并不是第一次见面。1998年，由“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牵头，一濑先生和他的同伴律师，以及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组成了一个宣讲团，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宣讲日军暴行。我是作为唯一的随团记者与他们同行。
一濑先生是诉讼律师团的事务局长，这次的美加之行的大小事情便由他操办。由于英语欠佳，每次关键时候，总是需要王选伸手相救。他总是很敦厚地傻笑一阵，说一句：“回东京后一定支付翻译费。”
除了美国国会，在纽约、华盛顿，在旧金山、多伦多，交流最多的还是当地的华侨以及华人反战同盟，于是，一濑先生学会了一句中文，叫作“打倒倭寇”。
在日本人的历史知识范畴中，“倭”只是一个古代国名，并没有贬义的意思。因此在旧金山，当一濑遇到撰写《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女作家张纯如时，开玩笑地来了一句中文：“我是倭寇。”吓得张纯如大吃一惊，回头问我：“这位日本人有没有毛病？”等我给张纯如做了解释后，张纯如很郑重其事地对一濑先生说：“你是拯救倭寇灵魂的英雄。”
过去15年，张纯如已故，一濑还在帮中国人打官司。
问：好多年没有见面，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契机，使得您承担起为中国的“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的工作？
答：是啊，时间过得真快。与中国受害者结缘，是在1995年8月，我和几位同事去哈尔滨参加“731部队”细菌战问题的一个中日研讨会，会上遇到了来自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几位村民，他们是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他们告诉我，自己受害了这么多年，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但是，要求信寄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后，一直没有得到日本大使馆的任何联系，问我怎么办？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责任，帮助这些不懂日语、求告无门的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申诉正义。于是我接受了他们递交的申诉资料。
回到日本后，仔细研究了这起战后索赔诉讼的可能性，觉得应该作为一种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的契机来帮助中国受害者，于是在这一年的12月，我联络了几位律师朋友，还有研究战后问题的市民团体代表，一起来到浙江省义乌市，走进崇山村，实地调查日军在这个村实施细菌战的犯罪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刚好是日本战败50周年，整个日本和国际社会都有一种清算历史问题的气氛。当年6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强制绑架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代表，在东京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和所属企业提起了诉讼，这就是著名的“花岗事件诉讼案”。这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第一次来到日本起诉日本政府，意义十分重大。而在这之前，只有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的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8月，“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也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中国受害者的战后赔偿问题成了日本社会关心的一个话题，日本法律界也出现了“中国诉讼热”。因此，我们开始参与“731部队”细菌战的诉讼调查，也成为一种当然。
问：当你第一次走近中国受害者时，你心灵感受到了什么？
答：第一次的义乌之行，印象很深，因为遭受了极大的心灵冲击。在崇山村，先是感觉到村民们对于我们有一种敌视甚至一种仇恨的眼光，也许因为我们是日本人，我们的出现触及了他们心灵深处的伤痛。后来，经过说明和沟通，村民们对我们友好起来。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控诉，那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多人争先恐后，抢着说话，那种情景和情绪，甚至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恐惧。日军当年在这个村子撒了细菌，后来又到这个村子掠夺烧杀，整个村子有三分之一404人遇难、23家绝户。许多人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是第一次亲耳听到中国人控诉日军残暴的罪状，心中有一种颤抖。
在离开崇山村时，我和同事们就想到，过去的这场侵略战争，中国人受害最大，遭受的苦难最多，要清算战后遗留问题，必须从中国着手。于是，我们就决定要帮细菌战受害者打一场官司。
问：在中国的调查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答：困难还真不少，首先是当时中国还不怎么开放，对于民间向日本政府的起诉索赔，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方针，所以，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调查的困难。但是，义乌市还是很支持，一些大学的学者们也很支持，所以，我们得以在浙江、湖南、吉林等政府的档案馆里调阅了大量原始的资料。同时，将这些资料与受害者的口述资料进行对比，相互印证。因为我们从事的是诉讼的取证工作，要以事实证据为准，不能出差错。
在调查中，其实遇到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障碍。无论是倾听受害者的倾诉，还是查阅历史档案，我们都听不懂看不懂，必须要有专业的翻译人员。同时，许多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作为律师，我们也没有接触过，所以还要向历史学家们求教，后来干脆就直接聘请日中两国的历史学者，参与我们律师团的工作。
问：听说这么多年来的整个诉讼，所有的费用都是你们自己承担，没有向中国原告团要过一分钱？
答：情况确实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诉讼时，中国受害者原告的一年收入还不够买一张来东京的单程机票，我们怎么可以向他们要钱呢？所以，“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和后来的重庆大爆炸诉讼，无论是到中国现地调查，还是在东京上诉，举行各种会议，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我去中国调查和会见原告等，大概已经超过100次，每次费用如果以20万日元计算的话，那也超过了2000万日元（约120万元人民币）。钱其实是小事，讨回正义和尊严，才是大事。
问：花费这么多的钱，您的太太和家人对此没有意见吗？
答：我很欣慰的是，我的太太很支持我。她的名叫“三和”，命中注定要和平。她是广岛人，了解广岛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后的悲惨，所以对于战争的苦难很有同情心。她不仅支持我，而且还成了我的助手。无论是去中国调查访问，还是接待中国原告来日，她理所当然就成了事务员和接待员。
其实，打这两场官司，已经持续了十几年，我们花费最多的不是去中国调查访问的差旅费，而是大量的中国原始档案资料和调查资料的中日文翻译费以及雇用翻译人员的费用。所以，许多时候，我也是一方面要顾及自己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不能让职员们没有饭吃，另一方面要筹集资金帮中国人打官司。
后来，“731部队”细菌战的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在看到我们这么掏钱，觉得很过意不去，在中国发动企业家捐款，解决原告们来日本诉讼出庭的基本费用。我们在日本也成立了“NPO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和“重庆大轰炸被害者联谊会”，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资金情况有所好转。
问：“731部队”细菌战的索赔诉讼，不知后来结果如何？
答：“731部队”细菌战的调查是从1995年12月开始的，到1997年正式提出起诉时，先后在中国吉林、浙江和湖南等地进行了十多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和证人资料。1997年8月，我们组织中国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赔偿受害者原告经济损失。
对于中国原告的索赔要求，日本政府认为，在1972年，中日签署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已经宣布放弃赔偿，也就是说，有关战争赔偿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经解决。因此，在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级法院均承认日本实施细菌战伤害中国人民的事实，但是不认定日本政府赔偿的法律责任。
而我们认为，日中联合声明中言及的“放弃战争赔款”的内容，只是中国政府放弃了赔款要求，而中国人作为个人并没有放弃索赔的权利。
在一审二审败诉后，我们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但是最高法院称，在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条约》中，战胜国也都已经放弃了个人的索赔权。日中两国在1972年签署的联合声明也继承了《旧金山条约》的精神，因此在2007年5月，做出了“中国原告败诉”的不当判决。其实，中国政府当时并没有参加《旧金山条约》的签署，周恩来总理还为美英等国排挤中国参加签约的行为发表了声明予以谴责。因此，日本最高法院的这一终审判决，是错误的。
虽然“731部队”细菌战原告团经过长达10年的诉讼后，最终被判“败诉”，但是，日本法院并没有否定日本军队的犯罪事实，反而让这些犯罪事实更为明了，犯罪证据收集整理得更全。日本最高法院一下子不会改变自己的判决，但是，我们今后一定会要求最高法院作出纠正，我们正在为此努力。
问：您和您的同事在承担“731部队”细菌战的诉讼时，为什么又承担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们的索赔诉讼？
答：说起来也是很偶然，在2001年，我们在进行细菌战问题调查时，得到多位当年参加过“731部队”投放细菌弹的前日本航空兵的证词，他们承认在重庆也曾投放过细菌弹。依据这些证词，我们专程赶往重庆展开调查，在那里遇到了日军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也第一次知道了日军当年在重庆用炸弹杀害众多百姓的事实。2004年，一些被轰炸的受害者要求来日本诉讼，希望我们能够帮忙，我们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帮助重庆的受害者，于是接受了他们的委托。从2004年12月，开始了证据收集和调查，并于2006年3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起诉。刚开始时，原告是40人，后来有3次增加，最终达到了188人。其实，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诉讼，因为起诉时间的不同，最终是分成了4个诉讼，因此辩护的工作量很大。
这个诉讼目前进展还比较顺利。2013年11月，东京地方法院决定了证人出庭。2014年4至6月，法院将举行5次庭审，将会有6名原告代表出庭，另外有6名中国研究者和3名日本研究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问：日本国民目前对于历史问题，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认识？
答：日本经历过战争的这代人，都已经90岁了，活着的越来越少。这些人在中国、在东南亚做了不少的坏事，他们心中没有美化侵略战争的想法。另外在冲绳的日本人，他们经受过战争的苦难，现在事实上还被美军占领着，因此他们不想再有战争。虽然日本的年轻人，大多数也不期望日本再走上战争的道路，但是他们厌战和反战的强度显然比不过他们的父母辈爷爷辈。加上缺乏很好的历史教育，因此年轻人对于历史的认识比较浅薄，而且容易被政府诱导。
安倍首相不久前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件事不管他以什么样的理由进行辩解，很明显地说明了一点：安倍已经回到了战前的意识。也就是说，日本战前的价值观、天皇中心思想、日本传统的对他国的统治意识，都浮现了出来。而安倍要修改和平宪法，要让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是这一“战前意识”复苏的具体表现。如果日本的年轻人遭受这种意识的熏陶，并因此支持安倍的强军路线，那么，我们不得不要替这个国家的未来担心。
问：您觉得，日本应该如何处理战后的历史遗留问题？
答：日本人常常说一句话：“自己做的事自己处理”，对于历史问题也一样，对中国的侵略，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对东南亚的奴役，都是日本干的，因此日本政府必须进行真诚的反省和谢罪。这是进行战后历史问题处理的根本，可惜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去做。
日本战败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我们注意到，除了以美国为主的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的战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处理之外，日本政府本身并没有对战后问题，包括对战犯们进行过处理，也没有哪一届政府来认定战争的责任，因此留下了许多的后患。
日本政府在过去这些年里，也做过一些口头的道歉，包括《村山谈话》，但都是轻描淡写，没有真正做到彻底的、真诚的反省。同时在教科书问题上，实施了掩盖历史的策略，因此日本在过去犯下的罪行无法在教科书里很好地反映出来，因此年轻一代也学不到真正的历史知识，相反地在教唆他们遗忘历史。
帮助中国受害者在日本开展索赔诉讼，是我们作为律师参与战后处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诉讼，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让日本人了解这些罪恶事实，对他们进行历史教育，帮助国家和国民反省。其实，我们帮助中国人，也是在帮助日本人。
历史问题处理不好，中日两国关系就改善不了。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最后让最高法院收回他们的错误判决，让日本政府承认历史事实，赔偿中国受害者，构建中日两国和两国国民的和解与互信的基础。
一濑先生接受完采访后，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送给我，书名叫《律师之魂》。他说，这是我们的律师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写的书。无论是“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的诉讼，还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诉讼，都是他担任律师团团长的。他帮中国人打了十几年的官司，直到癌症晚期，还坚持挪步走进法庭为中国人辩护。
“这本书本来不应该由我签名，但是，土屋先生已经在2009年走了。”一濑先生签完名，特地在边上补了一行小字：“为了中日友好和友情”。
14.日本驻华大使的任前课
日本政府派驻中国的大使，一般是3年为一期，有的也做满两期6年。从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开始，历任驻中国大使，都是由日本外务省的重量级官员担任。他们大多是外务省“中国班”出身的人士。“中国班”外交官都是学中文出身，而且多次在驻中国使馆工作，属于“中国通”，大多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但是，有一位除外，那就是丹羽宇一郎先生。
丹羽先生是行商出身，长期担任日本著名的国际商社——伊藤忠商事的社长和会长（董事长），没想到很意外地被鸠山由纪夫首相提名出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先生当大使4年多，因为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上曾警告日本政府不要妄动，结果在2012年12月，被野田首相召回，卸任大使职务。同时，日本政府任命木寺昌人出任新的驻中国大使。
即使有如此不悦的气氛，一些日中友好团体还是为他们两个人举行了“迎送会”。
在参加“迎送会”之前，我先参加了丹羽先生的午餐会。我把自己写的一篇博客《送别丹羽大使》和所有网友留言打印成册，亲手交到了丹羽大使的手中。我对他说：“这里面包含着许多中国人对你的感激和惜别之情。”丹羽先生说：“这可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很沉厚，谢谢中国友人们鼓励。”
丹羽先生在午餐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其中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让大家记住了一个词，叫“临界点”。如何控制这个“临界点”，不让它引发灾难，是至关重要的事。所以，日中两国政府在尖阁列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上，最需要做的事，是如何控制这个问题不超越两国关系的“临界点”，而这个“临界点”，就是双方出动军队。如果两国出动军队的话，那就变得没有退路了。为此，丹羽先生认为，要解决好尖阁列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改善两国关系，必须做到三点：第一，停止“尖阁列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我”的这种是黑或是白的争论；第二，承认尖阁列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存在争议；第三，两国政府就如何解决尖阁列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改善日中关系问题展开谈判。
在日本人眼里，丹羽大使已是“过去之人”，说什么都可以。
午餐会之后，我又参加了晚上的新旧大使的“迎送会”。
新大使木寺昌人是从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的位置上调任驻中国新大使的。但是，当我在会场见到木寺大使时，他好一副苦伤的神情，我不由自主地为他捏一把汗。
整个欢送他的酒会，没有见他有过一个笑容。“亚历山大”，还是赴汤蹈火？心中的滋味也只有他本人知晓。
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玄叶光一郎赶来为木寺大使送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困难的时刻去北京赴任，我只能期待你拥有的人间之力。”日中协会会长野田毅代表7个日中友好团体，也说了一句话：本来我应该说“祝贺你荣任大使”，但是我还是想说“有劳你辛苦了”。
送别会开得有点儿泪汪汪。
木寺大使当时59岁，东京出生。他说他的外公曾经在中国大连工作，母亲就出生在大连。因为外公一直对孙中山先生怀有敬意，因此在他出生时，给他取名为“昌人”，因为出生的那一天，刚好是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纪念日。
1976年，木寺大使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直接考入了外务省。他精通法语，在法国担任公使期间，曾经担任过日本天皇的翻译。木寺是一位协调型官员，先后担任过外务省经济协力局局长、中东非洲局审议官，也担任过外务省官房长（相当于外交部办公厅主任）。2012年9月，被任命为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负责首相官邸的外交事务。
日本政府迄今为止任命的驻华大使，大多是外务省“中国班”的人士。但是，木寺先生学法语出身，属于“法语班”外交官，除了“你好”“谢谢”之外，记不得第三句中文。
那么，木寺先生为什么会被选中出任驻华大使呢？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政府9月任命的驻华新大使西宫伸一先生，居然在离家上班的路上因急病去世。西宫还是木寺的大学同学，两人一起进的外务省。二是外务省在重新筛选大使人选时，发现木寺曾经担任过两年半的中国课首席事务官。
木寺大使在迎送会上说，当玄叶外务大臣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你去中国”时，我惊呆了。尽管惊呆，这项任命还是得接受。
好些日本人担心，丹羽先生对中国太了解，所以观点会“亲中”。木寺先生对中国一点儿也不了解，会不会闹出什么洋相？
木寺大使坦承自己这些天悄悄地做了两门功课。
第一门功课，是一一拜会了所有健在的前驻华大使，向他们讨教经验。木寺大使说，我从他们身上听到的一句重要的话，就是外交不是魔术，不可能产生奇迹，持续性十分重要。尤其是丹羽大使给予我的榜样力量很大，要多走一些中国的地方，多与中国民众交流。中日两国是相互搬不了家的邻居，“友好”是唯一的选择。
第二门功课，是与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先生交流。木寺大使说，1992年，我刚好担任外务省中国课首席事务官，那一年是日中恢复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为了准备各种纪念活动，筹备天皇皇后陛下的首次访华，我忙得不可开交。就在那时，结识了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担任秘书官的程永华先生。没有想到，20年后的今天，在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程永华先生是中国驻日大使，而我也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大使，这一切真的没有想到，只能说是一份缘。
在迎送会上，我问木寺大使：“你到北京后立即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他回答说：“马上改善两国关系。”
这句话说了两年，到2014年11月，才迎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安倍首相在北京的第一次会谈。这年月，当驻中国大使、当驻日本大使都不容易。
15.大分县知事的“中国梦”
日本大分县位于九州东北部，这里出了一位名首相，叫村山富市。他的“村山谈话”像一把利剑，搁在日本历届政府的脖子上，不敢翻“侵略历史”之案。
村山前首相家的对面，是大分县政府。这里有一位传奇式的县知事，名叫广濑胜贞。
说起广濑知事，大分县人总是会说起他的祖先——江户时代的大儒学家和汉诗人广濑淡窗。广濑家族自古善兴教育，崇尚中国文化。在家族的熏陶下，广濑知事从小便读中国古诗，对于中国文化是情有独钟。
广濑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就考入日本通商产业省工作。1991年，担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的秘书官。1999年，他成为日本官僚体制中最高级别的官员——通商产业省事务次官（相当于常务副部长）。一当3年，直到60岁退休。
退休后干什么？广濑先生决定离开自己生活了40年的东京，返回大分县老家。
回到老家后，广濑先生并没有去种祖先传下来的兰花，而是决定参加大分县知事的竞选，把自己的智慧和长期在中央机关积累的人脉资源和经验奉献给家乡的发展事业。
2003年，广濑先生在大分县知事的竞选中，获得大多数县民的支持，以高票当选。这一当，就当了整整12年，其间经历了3次重选，县民最终都给予广濑先生很高的信任票。在广濑知事的精心指导下，大分县如今是“日本第一”的温泉县，也是日本外国留学生人数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县，正在成为日本九州地区最大的综合旅游大县。
我走进大分县知事办公室，采访了广濑先生，看看这位74岁的县知事是如何做“地方长官”的。
大分县过去是一个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县。随着“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渔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无法提升大分县整体的竞争力。
长期负责日本国际贸易与产业发展事业的广濑知事，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彻底改变大分县经济的发展模式。他选择“对外开放”，要把大分建成一个“国际县”。
“大分县的优势在哪里？首先它拥有日本最多的温泉资源，温泉的源泉数达到4471个，全世界总共11种温泉，大分县就有10种。尤其是由布院温泉和别府温泉，在日本全国温泉地排名中，始终占据第一和前列的位置。”广濑知事表示，“丰富的温泉资源，使得大分县有条件成为日本第一的温泉天国。”
于是，广濑知事把全县的经济发展重点转移到发展旅游业上来。但是，发展旅游业，不仅要建酒店、修温泉旅馆，而且要建设优美的旅游环境。大分县实施了严格的森林绿化保护措施，有树的长树，没树的种草，不让山体露泥土。“让每一位来大分县的人，随时看到翠绿，能始终保持一种置身于大自然怀抱的愉悦心情。这是我们发展旅游业的一个基本要素。”广濑知事强调说。其次，充分发挥10种温泉资源的优势，根据不同游客的健康需求，提供不同泉质的温泉设施，以特色温泉之旅来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
大分县依山傍海，既有海拔1700多米的高地大草原，又有风光明媚的海岸，山川溪谷，樱花枫叶，兼具山海之美。因此，大分县的农副产品十分丰富，尤其以日田梨和绿橙闻名。而被日本饮食界称为“日本秘藏牛肉”的“大分丰后牛”，因为在高地大草原长大，获得全日本牛肉竞标赛的最高评分，不少“食肉族”搭乘飞机赶到大分县来一品“丰后牛肉”的美味。
“大分县面临太平洋，在蔚蓝的大海之中有着丰富的水产资源，日常捕捞养殖的鱼贝达到上百种。”广濑知事说起大分县的山珍海味，有点儿打不住口。“发展旅游业的关键，是要具备有看有泡有玩有吃有喝诸多元素，缺一不可。”最近，大分县还与邻近的宫崎县合作，利用当地集聚的世界最先进的血液血管医疗产业，打造日本最大的旅游医疗产业。
广濑知事向我描绘了这么一幅美丽的画卷：在一片翠竹之中，泡着日本最好的温泉，呼吸着山峦纯净的空气，接受着日本最先进的健康诊治，吃着山珍海味，喝着清洌的大分烧酒，漫步在古寺老街，享受人生最恬静的日子。
其实，大分县不只是一个农林水产县和旅游县，更是九州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基地。拥有钢铁、石油、化学、半导体、汽车、医疗设备制造等产业，许多佳能照相机就是在大分县制造的，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地热发电厂。
“我们很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友好交流关系”，广濑知事十分诚恳地说。在通商产业省和首相官邸工作近40年，他深知中国对于日本发展的重要性。担任知事后，广濑先生已经访问过中国多次，尤其是与湖北省开展了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制定了《大分县海外战略》，确定上海市、湖北省和中国香港地区作为重点的合作地区。
说起上海，广濑知事讲了一个故事。2010年，他访问上海，参观鲁迅纪念馆时，副馆长王锡荣介绍说，鲁迅先生在自己的寝室里，一直放着一个用大分县别府竹子编的人形，背后有鲁迅先生亲笔题写的一行字“日本别府温泉场所出，1930年10月11日，在上海，鲁迅”。查看了鲁迅先生的日记，发现是在当时的上海内山书店里买的。
熟知中国文化的广濑知事说：“鲁迅先生的故事只是中日交流的一个缩影。中国和日本是搬不了家的邻居，和则两胜，斗则两伤。中国的发展有利于日本的成长，日本的技术与经验可以为中国的发展助力。作为地方政府，我们需要为中日友好与合作做好每一件事，让两国的国民多一点交流，多一点理解。”
说到自己的“中国梦”，广濑知事说：“中国正在朝成为世界第一的大国迈进，我们期待着中国的成功。大分县已经开通了大分机场与上海浦东机场的航线，虽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去年秋天开始航班减少，目前处于暂时停飞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在日中两国关系改善之后，这条航线还是会很快恢复。从上海飞来大分，只要一个半小时，空间的距离很近。大分县山好水好空气好，我们很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客能来大分县观光旅游，让大分县成为大家的一个乐园。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也是一个梦。”
他说：“大分县政府已经在上海开设了代表部。目前有17家大分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并向中国出口梨和乳制品、亦竹牌烧酒和水产品。虽然2012年到大分县旅游的中国人只有两万多人，但是我们对于扩大与中国的交流合作充满了信心，因为在我们大分县留学的中国学生有1500多人，占了外国留学生总数的43%。这些学生都会成为大分县与中国加深交流的鲜花种子。也许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只要我们不懈地努力，日本与中国、大分县与中国的合作前景，一定会越来越灿烂。”
16.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GDP赶超日本”
上海有一家报纸《第一财经日报》，这家报纸在日本挺有名，大概是因为日资企业在上海集中得最多的缘故。
2010年元旦前，报社编辑部早早和我打了招呼，准备在新年第一号的头版头条做一个新闻，讨论“中国的GDP到底有没有超过日本”的问题。给我的任务，就是采访日本的学者，看看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赶超”的问题。
其实，新年期间，日本媒体就在炒这个新闻。从朝日电视台2009年12月30日的深夜讨论节目到NHK电视台的元月2日的焦点访谈，各路英雄费尽口舌，就是没能讨论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来。
“日本人过年，嘴巴里含着生鱼片也在议论中国经济”。乍一听这话有点儿夸张，但是仔细一想，也确实如此。引用日本著名电视主持人田原总一郎的话说：“中国的每一个举动都牵动着日本人的神经。”
那么，到2009年年底，中国的GDP到底有没有超过日本？我采访了两个人，一个说“已经超过”，另一个说“还差一点点”。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增田亮给我算了一笔账。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估计将达到9%左右，而日本的GDP将出现3%-4%的负增长率，两者相差12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占到日本的93%。如果按照这个百分比作为计算基准的话，在2009年12月，中国的GDP已经超过了日本。
但是，日本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拓殖大学教授朱炎却认为，2009年度的中国GDP最多只能算是接近日本，还没有达到超过的水准。朱教授说，中日两国之间的GDP在2008年时确实只相差10个不到的百分点，如果将这10个百分点换算成日元的话，也只有40万亿日元左右（约3万亿元人民币）。但是，2009年与2008年不同的是，日元对美元的汇率高升了10日元左右，也就是说，日元的资产价值高升了十分之一。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动。这就意味着日元的升值部分已经抵消了它的GDP的负增长因素。因此，中国的GDP总量和日本的GDP总量，按照美元计算的话，中国还是没有超过日本，最多占到日本的96%左右。
“超过了，怎么了？没超过，又怎么了？想当年，日清战争（中国称‘甲午战争’）期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4倍，不是照样败在日本的手下？”一位政治姿态十分激进的日本官员对我说了以上这段话。我有些气，因为当今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朝末年，他显然患了高度近视眼。
不过，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对于“中国GDP超过日本”的争论，倒是十分坦然。他在出席新加坡APEC首脑会议接受新加坡媒体访问时表示：“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是当然的事，用不着大惊小怪。从人口的规模来考虑，超过也是应该的。”鸠山又表示：“一个国家只要采取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合理的。我对日本的未来没有悲观，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
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对“中国GDP超过日本”论做出的回应，而且是一种十分积极的回应。鸠山首相认为，中国GDP超越日本，将给日本带来一种新的发展的机会。也就是说，日本经济要积极融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中华经济圈内，日本经济就会有更强劲的发展。
对于鸠山首相的这一观点，日本野村证券研究员中村拓夫对我说，“中国GDP超过日本”，其象征的意义远远多于现实的意义。对于日本人来说，终于感觉到了自己的落后；对于中国人来说，终于拥有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荣誉。因此，鸠山首相说得很有道理，超过是必然的，问题是超过了并不会损害日本的利益。事实上，“中国GDP超过日本”，超过的只是总量，而不是平均。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中国要在人均GDP的占有额上赶超日本，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中村研究员的话，说得客气又实际。
那么，2014年中日两国的GDP总量和平均数发生了什么变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了10.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日本GDP总量为4.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但是，仅仅过去5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1.2倍，增速惊人！
不过，2014年的中国人均GDP为6747美元，位居世界第84位。而日本人均GDP为38491美元，位居世界第24位。中日之间的人均差距，依然有5.7倍。
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我们喜气洋洋地感觉到自己的GDP已经超过日本1倍多的时候，依然会发现，两国的“软差距”其实还是很大。
大在哪里？一位日本大学教授说了四个字：“安全安心”。在日本生活，你不用担心水有污染，蔬菜有毒；你不用担心掏钱买到假货；你不用担心女孩子一个人深夜回家会被当成小姐，或遭人侵犯；你也不用为过年应该给领导送什么礼操心；也不用担心哪一天房子被房地产开发商敲了一个洞；当然更不用担心自己的儿子有一天遭人拐卖。日本社会的一切都是按照一个良性有序、法制民主的秩序在运转。所以，即使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许多，还是有许多东西需要向日本学习。要缩短这种“软差距”，估计还需要几十年。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相信中国有一天一定能够全面赶超日本。中国培育的文化与传统，总不能老在日本开花。
17.日本为何担忧中国人来投资
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时政报道节目“新报道/2001”播满了100期。为了纪念这100期，该台从上午7时半开始，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制作了一档特别的节目，集中讨论日中关系问题。而这一节目的最大嘉宾则是当时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前原诚司。由于事先做了宣传，因此，这档节目颇受人关注。
在这档节目的后半部分，富士电视台播放了数日前对我的一个采访。由于我的回答刚好是放在前原大臣提出要对中国人购置日本土地问题进行限制的发言后，因此这一回答事实上也成了对前原大臣这一发言的反论。
节目在播完有关中日关系现状问题的讨论后，后半部分转到了中国人购买日本土地和房产的问题上来。前原大臣表示，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吸纳外资的数额极少，以2006年的数据来看，投资日本的外资金额只占到当年日本GDP总额的2.6%，而当年韩国的外资比例达到18%，英国更是高达40%。因此，前原大臣认为，日本有必要继续扩大吸引外资的工作。但是，针对中国人在北海道等地购买日本土地山林、购置房产的行为，前原大臣表示警惕。他在节目中说：“有必要对于外国人购置日本土地等问题的危害性进行研究。”显示了日本政府需要制定相应政策，提防中国人在日本“侵吞”土地的意向。
前原大臣话音刚落，富士电视台随后播出了中国人购买日本土地和采访我的内容。我在节目中说，中国人对日投资是中日两国经贸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显示了中日两国的投资不再是日本对中国的单向投资，而是出现了中日双方双向投资的好势头，对于这种势头应该予以欢迎。
我说，中日紧张关系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中国风险论”的抬头，一部分日本企业计划把在中国的投资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但是，中国人对于日本还是保持友好的态度，没有出现“日本风险论”一说。中国对日投资还刚刚开始，今后一段时间，中国人的对日投资势头不会减弱。日本阻止不了中国人对日本的投资，因为这是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必然潮流。
我说，中国人在北海道等地购买日本的山林，事实上也是帮助林农摆脱经济困境、盘活日本林业资源的一种好办法，日本政府不应该搭上“中国威胁论”的车来抵制中国人的投资。
这一节目播出后，我接到了几位日本友人的电话。在野村证券公司工作的中村说，日本人狭隘的岛国心理促使“中国威胁论”的产生。前几年，许多澳大利亚人在北海道买土地造房子，日本政府和舆论都表示热烈欢迎。如今中国人到日本买土地造房子，日本就要反对，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日本如果拒绝中国资本的进入，那么日本经济今后就难以有所发展，甚至一部分领域连生存都成问题。连美国都在渴望“中国资金”，日本从一开始就对“中国资金”进行抵制，那么结果会让日本失去一个利用“中国资金”盘活土地资源和不动产市场的良机。
中村的话，代表了一部分日本具有卓识的经济学者的观点。但是，日本更多的舆论在借最近的“中国渔船驶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事件”，鼓吹新的“中国威胁论”。《富士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这种新“中国威胁论”的狂想腔调：如果不阻止中国人大批进入日本，一旦中国人在冲绳县买土地，取得日本国籍，获得选举权，那么他们就会选出一名坚定的反美知事，而这名获得中国人支持的县知事就会宣布冲绳独立，让冲绳重新回到中华圈的版图中。
富士电视台对我的采访录制了一个多小时，很遗憾，在节目中，有关中日关系的很多论述，该台没有播出。我想，富士电视台应该有勇气让更多的日本观众了解来自中国人的声音，不应该单方面强调日本自己的立场，因为这无助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18.捕捞红珊瑚，事情其实是这样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安倍内阁的大臣们的政治资金丑闻，二是大量中国渔船在日本的小笠原群岛附近海域滥捕和偷捕红珊瑚。
日本海上保安厅称，2014年12月，在小笠原群岛附近滥捕和偷捕红珊瑚的中国渔船，多达500艘。“白天是黑压压的一群，晚上变成灯火辉煌的不夜城”，与几位日本媒体同行相聚时，一位到过现场的记者如此说。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新侵略”。
之所以中国渔船滥捕和偷捕红珊瑚问题会成为日本舆论关注的焦点，我想原因有三。
第一是政府层面。原先日本防范中国人的重点是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因此，日本海上保安厅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量的巡视船昼夜蹲守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但是，如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已经趋于太平，突然发现百艘以上的中国渔船一齐出现在小笠原群岛附近，万一都是“民兵”，那占领小笠原群岛是轻而易举。背后是否中国政府在故意“练兵”？这是日本政府最为焦虑的事。
第二是民间层面。小笠原群岛远离日本本土1000公里，但是行政区域上属于东京都政府管辖。那里的岛民以渔业为生，捕捞红珊瑚也是他们的传统生计之一。如今大量中国渔船连续数月的滥捕和偷捕，造成了红珊瑚资源的短缺和破坏，给他们的生计带来了威胁。
第三是行为道德层面。小笠原渔业协会称，他们捕捞红珊瑚，都是采用传统的兜网形式，不会对珊瑚造成破坏性损害，而且渔船都是5吨大的小船。但是中国的渔船采用石块沉海拖网捕捞，而且每艘渔船都在100吨以上，对海底资源进行了毁灭性破坏。因此他们认为，中国渔船不道德。
2011年，小笠原群岛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附近海域是世界著名的红珊瑚的产地。最近几年，中国市场的红珊瑚的价格出现了10倍以上的飙升，一公斤的原料价格从5年前的3万元，已经升到了现在的35万元。“捕一船鱼还不如捞几根红珊瑚”，成为江浙沿海不少渔民的发财新思路。
一位海上保安厅的干部说了这么一段话：“小笠原群岛附近的红珊瑚资源，严格来说，是公共资源，日本人可以捕捞，中国人也有权益捕捞。对于我们来说，你不要闯入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捕捞，不闯入日本领海就没有理由来阻拦你。问题是，中国渔船的捕捞方式太野蛮，而且出现百艘以上渔船群捞，这对于资源的破坏太厉害，你要知道，红珊瑚50年才长1厘米。”
目前，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部署的日本海上巡视船有几十艘，但是，日本海上保安厅目前好不容易调集的小笠原群岛海域巡视船只有4艘。4艘船要对付100多艘中国渔船，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显然是力不从心。“我们现在是两面受敌”，这位海上保安厅的干部说。
一个月来，日本海上保安厅以违反日本渔业法之名，在小笠原群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和专属经济海域查处了4艘中国渔船，并逮捕了4名中国船长。红珊瑚问题正在成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大新问题。此事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由中国外交部和海洋局、边防武警牵头，会同沿海各省地方政府组成的执法机构，强化了对渔船前往小笠原群岛附近偷捕红珊瑚的打击力度。
日本同行最后问我一个问题：好奇怪，中国人为什么对那些石头（玉石）、那些珊瑚这么感兴趣？
19.中日关系该如何避免“两败俱伤”
一
我觉得，在一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媒体是不应该“自我意淫”的，应该实事求是地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只有这样，才会有公信力。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向日本巡视船发出离开警告，我觉得是必须，因为我们主张拥有主权，这是最起码的举措。但是，也要看到，发了警告，有没有效果，效果有多大，应该冷静分析。如果媒体不做冷静分析，一味称颂，恐怕反倒成忽悠。甚至适得其反。
我说这话的口气，在批判我的网友的眼里，可能是一个“卖国贼”，因为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说话。但是，我又被众多网友们要求，作为一名媒体人必须说真话。但是，说了真话，往往也变成了“卖国话”。那我只能怪我们的一些网友，你们对我的要求太苛刻。
中国媒体最近一直在欢天喜地地报道中国海警船的维权行动，如何让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筋疲力尽。我想中国的海警人员也不是神仙，中国也就这么几艘海警船，每天得一起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上编队巡航，又没有其他可替换的船只，海上一漂就是半个多月，我们自己难道不累吗？说白了，双方都在打疲劳战。
我在上海请几位相识的日本人一起吃饭。饭吃到一半，其中一位趴在饭桌上哭了。他是大阪一家旅行社驻上海的部长，这个月中旬，将被召回国，一起回去的还有5位日本同事。也就是说，他们的上海分公司关闭了。关闭的理由很简单，从“钓鱼岛事件”发生到2013年1月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团的订单。他们的雇佣合同都到2013年3月，“回去就意味着解雇，孩子刚出生，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这位38岁的大男人感到一种绝望。
我本该鼓掌，庆贺我们“抵制日本游”的胜利成果。但是，转眼一想，轮到我如果也面临失业的话，那么，我是不是也会仰天长啸？
与我们通讯社有合作的几家专门接待中国旅游团体的旅行社，最近都搬了家，搬到了小地方，因为已经扛不住。他们的老板都是中国人，或是加入了日本籍的华人。他们大骂石原慎太郎和野田佳彦。
我问了上海一家旅行社的老总，到底中国国家旅游局有没有发通知不要组织“日本游”？他没有正面回答，但是他告诉我一件事，假如中国人还是要申请去日本旅游的话，一定要签一份保证书：“在日期间遇到意外，与旅行社无关，一切责任自我承担。”
拿着这份保证书，还有谁敢去日本？
2011年，日本人到中国旅游的人数是350万，中国人去日本的是130万。经营中日航线的日本航空公司是两家，中国的航空公司是5家。2013年10月至12月，7成日本游客自主决定取消“中国游”，而中国不想去日本或被阻去日本的游客比例，估计也达8成。这说明什么？说明打旅游战，两败俱伤。问题是，中国的媒体报道的，只报日本受伤，没报自己是否也受伤，航空公司的股票跌了多少？一个人觉悟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事实上也就变成了“亡命之徒”，因为我什么都不怕，哪怕只剩下一根裤腰带，于是什么事情都敢干。只是没有想过，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周围人。
中国不少人希望给日本企业上一点儿药，通过他们向日本政府施压喊冤，来达到迫使日本政府投降的目的。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事实上，日本企业再哇哇叫，野田政府依然不理不睬，至今还是拒绝听取经济界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意见。日本企业在谩骂日本政府的同时，也开始埋怨中国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企业经营行为与国家的政治行为毫不搭界，因为日本企业内没有党组织，也不需要听任何政府机关的指示，他们只向股东和职工负责，他们除了纳税，不承担任何的国家责任。但是，我国将他们与野田捆绑在了一起，两边敲脑袋。
日本经济界最近开始加快寻找替代中国市场的新天地，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再度成为日本企业关注的投资地，因为他们认为，那里没有政治风险。毫无疑问，减少对我国投资，甚至一部分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的风潮将会加剧。中国商务部的专家们最近频频撰文，称“日本企业离不开中国”，甚至称“没有中国市场，就没有日本企业的未来”。我觉得这是在忽悠中国的百姓。没有中国市场，日本企业也能活下去。东南亚联盟10国和印度，总人口接近20亿，人家已经准备了一整套优惠措施盼着日本企业去投资，日本企业不会在中国一棵树上吊死。
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投资国，日本也是中国国际贸易的顺差国，这意味着中国赚了日本两笔钱，一笔是日本人的投资款，一笔是贸易利润。钱让你用了，生意让你赚了，你还要打压他们，按照中国人的政治伦理，还嫌不够。摆到国际行为准则上讲，太不合情理。所以，我国的一些做法为什么得不到国际社会的理解？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没有按规矩出牌。不管有关系没关系，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凡是日本的，统统关在一个笼子里一起打，令人难以理解。
有一位网友问我：2012年的广交会上中国对日出口的订单比上一届减少了7成，这意味着什么？我对他说：这意味着一部分中国企业利润大减，有一部分中国人将面临失业。
我反复强调，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问题上，中国应该对日本保持政治和外交上的高度打压，海警船可以天天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宣示主权，但是不能打压日本的经济，因为这对于解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不仅没有明显效果，反而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在中国社会反日情绪日益浓郁的时候，日本社会的厌中情绪也在迅速蔓延。我们不要期望每一位日本人都是清醒的哲学家，会一分为二地去分析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产生的前因后果，会百分之一百地认为石原慎太郎和日本政府是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就像那位在上海的饭桌上痛苦的日本人一样，他说他喜欢中国，但是，最终是中国迫使他离开，他说再也爱不起来。因为这一切直接伤害到他的切身利益和家庭的安宁。
相反，为什么在日本的中国人依然还会留在日本，因为日本社会没有因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而歧视中国人，也没有给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制造麻烦，也没有抵制中国货，中国饭店的生意照样红火。
许多问题，我们必须学会思索。领土问题伤筋动骨，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我们只要坚持“领土属我”的大原则，冷静筹划，总会找到一个最善的解决途径和方法。
二
接到凤凰卫视的邀请，一早从东京坐飞机赶往北京录制“一虎一席谈”节目，谈的还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湖南卫视和深圳卫视做嘉宾时，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中国反弹日本，不能捆绑经济。”也就是说，我是反对因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
领土问题是国家大义，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一点儿不可马虎。但是，有没有必要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并通过经济制裁来逼迫日本政府“投降”，这一点应该予以冷静考虑，因为我们必须权衡得失。
我反复强调一点，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日本也是中国的最大单体国贸易伙伴，日本也是中国的最大海外投资国。两个最大的生意伙伴打架，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
中国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度达到了40%，而中国对于日本市场的依赖度还不到20%。因此中国完全可以打压日本经济，直至它求饶为止。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从哪里得出的。我看了中国和日本官方的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对日贸易额在中国国际贸易中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16%，减少到2011年的9%。相反，日本对中贸易额在日本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上升到20.6%。从上述数据中，确实可以看出，中日对双方市场的依赖比例有“一倍之差”。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可以打压日本经济的根据。
我们不得不看到中日经济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对于日本市场的“隐性依赖度”。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半导体和各类电子产品以及制造高尖端产品的精密机械。换言之，支撑中国这一“世界工厂”的基础材料，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日本。阻止日本产品的进口，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己在减少出口贸易额，让本来已经滑坡的中国出口贸易雪上加霜。
事实上，在中国市场的所谓“日本产品”，大多是中日合资产品。譬如汽车，我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算了一笔账，砸一辆丰田汽车，中国损失多少？日本损失多少？他说：“中国损失60%，日本损失40%。”广州有一家很牛的国企，叫“广汽集团”，它的主要盈利点来自于两家合资企业，一家是“广汽丰田”，一家是“广汽本田”。把丰田车和本田车砸完了，“广汽集团”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也意味着同时在打压中国自己的经济。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风靡世界的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5手机，其核心零部件来自于日本，占到整台手机零部件总数的37%。手机是在中国组装的，作为“中国制造产品”，再从中国出口到世界各国。卡死了日本核心零部件的进口，结果会是怎样呢？富士康工人失业甚至闹事，中国地方政府伸手买“维稳单子”，而中国出口额因此减少，苹果公司将生产基地从中国撤离，富士康迁往东南亚。
在吸引外资方面，中国一直不愿意过多谈及日本其实是中国的最大投资国。这些年来，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了600多亿美金，建设了4万余个投资项目，而且都是实打实的投资，不像一些中资企业到太平洋岛国或中国香港地区转一圈，换一身洋装回来的“假洋鬼子”。
就看2012年上半年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1—8月，海外对华投资减少了3.4%，而日本对中国投资却增加了19%，处于“一枝独秀”的境地。在地价高起、劳动力成本年年攀升的背景下，日本企业还能对中国保持高的投资热情。
如果我们在心底里，还是不希望日本大幅减少对华投资，不希望日本企业从中国大幅撤资的话，那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个教训。
2005年，为了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各地发生了反日大游行，这场反日大游行的结果是日系汽车一辆都没有被砸，日本企业一家也没有遭受袭击，只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被扔了不少的鸡蛋，被砸坏了几扇玻璃。
就这么一个结果，日本企业一夜之间醒悟到一点：“原来对中国的投资，除了经济风险之外，还有政治风险。”从此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向东南亚和印度转移，他们觉得“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好不容易，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中日关系有了些改善，日本企业在遭遇2011年的大地震之后，又开始加大对中国的投资，结果2012年遇到了比2005年更为激烈的反日示威。示威游行表达中国人民的愤怒心声，我认为很有必要，坚决支持。但是公然打砸日资百货公司和超市，放火焚烧日资专卖店，打砸日系汽车，令日本企业和日本社会大感失望。
我采访了深圳几家日资企业，也听取了这些日资企业负责人的情况介绍。他们最感到不满的是，“钓鱼岛事件”发生后，中国的海关开始对来自日本的进口货物施行了比平时更为严格的抽查措施，同时延缓了这些货物的过关时间。虽然中国海关有关部门否认有故意刁难日本企业的做法，但是事实上，平时一天可以过关的货物，现在至少需要3天。
日资企业的几位负责人对我说，日本企业的产业链，基本上实施的是“零库存”模式，需要多少进口多少，一般最多的只有一个星期的库存。如果海关受阻，势必影响在中国的日资企业的生产。
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一点，日本经济已经保持了20多年的低速甚至是负增长，日本社会制度与民众心态，已经能够适应这种低速增长。但是，中国GDP的增长率如果下滑到5%，或者4%，那么中国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这不是“勒紧裤带”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当今的中国，是经受不起低速增长的。
所以，我还是相信邓小平先生留下的一句遗训：“韬光养晦”，中国还没有到可以与日本那样世界主要经济大国打经济仗的时候。如果今天因为政治原因，我们制裁了日本经济，制裁了日本企业，那么，在中国的所有外资企业都会想到，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我是很担忧，如果一定要对日本经济实行制裁的话，那么中日之间会进入一个“政冷经逃”的时代。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问题上，中国应该保持对日本政府的外交与政治层面的高压，但不应该捆绑经济，因为捆绑经济，会伤及一大批对中国经济充满期待的日本企业和日本普通民众的利益，激化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反感，让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寻找到更大的民意支持，造成两国更多的对抗，由“战略互惠关系”变为“战略互损关系”。
我想，近10年来，中国大陆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先行，政治后续”的有效做法，也适用于当前的中日关系。
录制“一虎一席谈”时，有嘉宾主张立即对日本实施动武，武力夺回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这一主张赢得了不少的掌声。但是，我认为：“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不应该被一个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牵扯太多的精力。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等待时间，需要等待双方力量的变化。只要我们表明坚定立场，保持适当的外交与政治的高压，在一定时期一定的环境下，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满意解决。”听了我的这一观点，节目参与者席上举起了不少的“反对”牌。看来，我是少数派。
20.“中国第一股”为何在日本遭遇退市
“男人的西装至少有两个口袋，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对于一个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左边的口袋装着公司的钱，右边的口袋装着个人的钱，一旦把这两个口袋的钱混在了一起，这位经营者必然遭殃，公司也必然跟着倒霉”——曾是日本最大的百货超市集团之一的“八佰伴”前老板和田一夫，在“八佰伴”破产4年后接受我的专访时，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把这段话写在了为他翻译出版的《不死鸟》一书中，期望引起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家们的警示。这句话过去了许多年，如今，一位中国企业家终于应了和田一夫的这句咒语，把两个口袋彻底搞错了。
2008年6月18日，东京证券交易所透露出风声：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第一家中国企业亚洲互动传媒总裁崔建平挪用公司资金16亿日元为自己的另一家公司还债，已遭调查。日本舆论为此哗然：东京证券交易所开张以来，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这么“牛”过，居然可以擅自把股民的钱装进私人的腰包。
这一丑闻被披露时，距离亚洲互动传媒公司在东京上市还不到一年。
2007年3月22日，东京证券交易所发布消息，宣布第一家中国企业将在东京上市，它的名字叫亚洲互动传媒。对于这一划时代意义的上市，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查遍中日文互联网，就是找不到有这么一家公司。我直接找到东京证券交易所负责这一项目的干部，得到的回答是：“亚洲互动传媒是中国企业，但是注册在南美的英属百慕大群岛。”
既然是百慕大群岛的企业，为什么一定要说是“中国企业”？带着这个问题，我直接找到当时作为亚洲互动传媒东京发言人的一位女士。该女士的回答令我一头雾水：“注册在百慕大就不是中国企业了？中国在美国上市的网络公司哪一家不是在群岛上注册的？”我哑口无言。
费了好一阵子，我终于找到了亚洲互动传媒的真正母体——北京宽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宽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4月，由崔建平设立。崔建平何许人也？据该公司提供给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经营者资料显示，崔建平198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校担任教师。其间创办了数家IT企业。2002年，成立北京宽视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04年7月，由他本人全额出资，在百慕大群岛注册了亚洲互动传媒公司，并担任CEO。
有趣的是，在中国压根儿找不到的亚洲互动传媒公司，却一定要作为“中国企业”在日本上市，怎么想也是难以自圆其说。日本的《中国经济新闻》为此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叫《出乎意外，第一家在东京上市的中国企业的迷乱正体》。
《中国经济新闻》指出，一家注册在海外，没有实体的公司，却拿着母公司的业绩充数，打着“中国”的招牌，以经济强劲的中国作为自己的后台，这至少是对股民的一种愚弄。一旦这家空壳公司倒闭，由于法人不同，日本投资家甚至无法找到自己真正可以索赔的公司主体，这样可怕的噩梦为什么允许在东京上演？
4月26日，亚洲互动传媒作为“第一家在东京上市的中国企业”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隆重上市。证券交易所给我发来了采访邀请，我并没有出席。
东京证券交易所号称是亚洲最大的交易所，也是亚洲经济的风向标。但是，自从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外资纷纷逃离，原来在东京上市的300多家外资企业，到2007年时，只剩下30家。东京证券交易所几乎变成了日本国内企业的交易所。与此同时，在经济快速成长的中国，大量的企业奔赴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上市，甚至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眼巴巴地看着一块块肥肉落入他人之口，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危机感日益加重。2006年11月，日中证券业论坛在东京帝国饭店举行，中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中国证监会、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西室社长做了一个中心发言。他强调指出，东京证券交易所要积极创造有利环境，改善外国企业上市的条件，积极吸引中国企业上市。他还透露说，到2007年4月，至少要安排12家中国企业在东京上市。
西室社长在说这话的时候，东京证券交易所在中国还没有代表处，也没有其他的办事机构。但是，已经通过第三渠道与中国40多家企业进行了接触，并确定了以下的方针：让一些与日本企业有业务关系，或者有日本企业资本参与的中国企业率先在东京上市。
西室社长说完这些话后，日本迎来了深秋寒冬。
2007年2月，中国企业到东京上市的消息悄然无声，12家计划上市的中国企业都跑到哪里去了？我致电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一位干部询问，他坦言：中国企业的情况要比想象得复杂。复杂到何种程度？他没有多言。
进入3月，日本媒体开始大量报道中国总理温家宝即将访日的消息，这是中国总理相隔7年对日本的“融冰之旅”。能否在温家宝总理访日期间，东京证券交易所放一颗中国企业“上市卫星”？不仅我关注，中日媒体也关注。3月26日，东京证券交易所终于发布消息，宣布第一家中国企业即将在东京上市。舆论热烈鼓掌，但是怎么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家中国企业，其正体为何？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上市？一系列“为什么”引起了媒体极大的疑问。
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一位干部私下里向我透露说：其实在温家宝总理访日期间，无论如何要安排一家中国企业在东京上市。安排哪一家好？最后确定了亚洲互动传媒。我问他为什么会选择这家公司，他说：“中国证监会也推荐了这家公司。”
于是，亚洲互动传媒虽然未能赶上温家宝总理在日期间上市，却也终于在温总理离开日本之后，敲响了上市的钟声。
亚洲互动传媒既非IT企业，也非制造业，而是一家电视节目网络提供商和电视节目广告销售商。公司上市后，亚洲互动传媒CEO崔建平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访谈时表示，亚洲互动传媒最强的业务是向中央电视台等全国各大电视台提供节目和广告。尤其是中国即将举办奥运会，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电视，因此，电视节目的制作与提供，将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不过，崔建平在访谈中，没有忘记暗示一点，那就是在中国，能够为中央电视台提供节目，不仅需要一定的实力和政治背景，同时也需要有中国政府的特别认可。
没有人能够知道，亚洲互动传媒为中央电视台提供了多少电视节目和广告，甚至没有人知道提供了什么内容。当然更没有人知道，其实注册在百慕大的亚洲互动传媒，在那个群岛上，没有一间办公室，也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所有的“佳话”都是拿北京宽视网络技术公司在说事。崔建平有本事，把两个公司分装在左右两个口袋，需要时可以拿任何一个口袋说事。
不仅东京证券交易所知道这个真相，为亚洲互动传媒做上市财务资料的那家世界著名财务公司和日本的律师事务所，都十分明白。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中央电视台”的大名蒙倒。日本人太吃中国政治这一套。几年前，一家由美国人控制的香港公司“新华财政”，就因为和新华社的一个部门有一点信息提供业务，轻而易举地在中国香港地区这个可以随便取名的地方，公然打出了“新华”的旗号，让许多日本股民冲着“新华社”大掏腰包。
“崔建平事件”被揭露之前，刚好有一件与中国和股票有关系的案件发生。在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上班的一位中国籍职员，利用自己可以提前获知日本公司上市或上市公司有重大业绩发表的机会，把这些信息告知自己的亲戚和朋友，让他们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买卖相应的股票。这几位中国人虽获利4000多万日元，但均遭日本警方逮捕。这一事件给野村证券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不仅遭到日本金融厅的警告和警方的搜查，而且也造成公司股票的暴跌。当然，日本媒体就这一事件，把“中国人”和“金融犯罪”好好地炒了将近一个月。这一案件还没完，跟上来一个“崔建平事件”，居然还是总裁“监守自盗”，让日本人大跌眼镜。
从事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的一位日本投资经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崔建平事件”让日本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目前，在日本上市的中国企业只有两家，另一家北京博奇是实实在在业绩很好的环保企业，也因此受到拖累。他说，日本投资者是冲着“中国”而买亚洲互动传媒的股票，这一事件，也令日本投资者对中国企业家的个人素质与道德品行产生了怀疑。
据悉，日本金融厅已就“崔建平事件”敦促东京证券交易所对中国企业在日本上市严加把关。这一信息显示，中国企业在日本上市的门槛将会提高，对于东京证券交易所和中国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噩梦。东京证券交易所已经把亚洲互动传媒列入“监管”对象，在监管期间，这一股票如果还未能获得股民认可，或无法处理好这16亿日元的款项，有可能被取消继续上市的资格。
在亚洲互动传媒上市仪式上，崔建平说过这样一段慷慨激昂的话：“在东交所上市是亚洲互动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深感自己肩负重任。我保证以信义为重，为把亚洲互动传媒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上市企业与同事们携手共进。作为首次在东交所上市的中国本土企业，我们的另一使命是将我们在日本上市的经验和体会传授给其他中国企业，为更多的中国公司到东交所上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年以后，日本媒体报道说，崔建平敢擅自挪用上市公司16亿日元的资金，正说明在个别中国企业家中，把公司上市当作个人发财的机会。同时根本不知道公司上市意味着什么。“崔建平事件”让日本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失去了信心。
21.为什么中国人一听“日本制造”就上当
这几天有点儿不堪其扰。中国国内有多位朋友打来电话，委托购买日本的“发技伸多”生发剂，说是擦一个月，头发就会茁壮成长，像呼伦贝尔大草原。
上次在东京采访藏传佛教的某位“高人”，被摸过头后，我的头发也日渐稀少。因此对于生发剂也常有关心，可从未听说过3个月就能黑黝黝的。
浙江的一位朋友尤为执着，刚娶了小媳妇也许透支过度，半年不见，头皮越来越光亮。因此他是强烈要求不惜血本，一定要买到正宗的“发技伸多”。
连接了他3个电话，说日本的这种“发技伸多”在中国已经卖疯了。我说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神奇之物。过一会儿，他真发来以下的网络资料，称这种“发技伸多”是由日本著名生发专家铃木仙一研发的，铃木仙一从日本大学松户毛发部毕业，获毛发博士学位。资料附了铃木教授的照片，居然还有一张日本天皇会见这个生发剂研发团队成员赖井富雄的照片。
因为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这种“发技伸多”，于是用日语“髪技伸多”上日本雅虎网（日本最大的搜索引擎）去查，居然一条相关消息也没有（只有中文有）。上谷歌去查，也没有。怪了！
于是我再上日本雅虎网查两位大师的名字，接受过天皇接见的赖井富雄，居然连一个名字都跳不出来。而那位“毛发博士”铃木仙一，倒确有其人，不过是一位牙科医生，与头发毫无关系。
再查了牙科医生铃木仙一的简历，居然与“毛发博士”的简历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宣传的“毛发博士铃木仙一”是“1984年，日本大学松户毛发学部毕业，获毛发博士学位。日本大学松户毛发学部临床教授”，而真正的牙科医生铃木仙一，则是“1984年从日本大学松户齿学部毕业，获齿科博士学位。日本大学松户齿学部临床教授”。而且两人的长相和年龄也大相径庭，“毛发博士铃木仙一”是满头白发的老者，而“齿科博士铃木仙一”则刚满50岁。
我打电话给日本大学总务部，询问大学里有没有“毛发学部”（毛发系）？总务部的工作人员回答说：“本校没有这样的学部，估计全日本各大学也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学部。”
我又打电话给“齿科博士”铃木仙一所在的医院，医院办公室称：“本院的铃木一直以来只是一位牙科医生，与生发剂毫无关系。”
当然，宣传中号称由“日本青田精工株式会社”生产的这家公司，在日本的网络上自然也是查无行踪。
至此，我终于明白了，国内大张旗鼓在网络甚至电视上到处做广告销售的“日本生发剂发技伸多”，其实只是中国不良企业伪造虚假资料，利用中国人信赖日本商品质量的心理，冒用日本专家名字所做的一种极其恶劣的欺诈销售。
这种欺诈销售居然会出现在中国许多门户网站上，这是我感到最为惊讶的一点。难道这些门户网站在替这种不良企业做广告宣传时，收了钱就不确定其真伪了吗？
其实，我最为担心的是，这家企业以每瓶近1000元的高价，打着“日本原装进口”的幌子出售这种生发剂，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对于身体有多少害处？再看广告商几句语法不通的日语，我都怀疑这个“日本原装”是不是在中国的哪个垃圾场里做出来的。中国工商部门应该对这家欺诈销售的恶劣企业实施重拳打击！
其实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许多打着“日本制造”的健康食品或药妆产品，在日本根本就找不到生产厂家。不要一听“日本制造”就上当！
22.一台日本电脑的维修故事
最近，上海一位朋友写信给我，控告日本一家著名的家电公司在中国服务差的问题。那位朋友半年前在中国买了一台该公司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没有想到，半年以后，电脑系统出现了问题。朋友把这台电脑送到了该公司在上海的维修中心。半个月后，她取回了电脑，打开一看，存在电脑里的所有资料都消失了。对于这位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照片以及资料是十分重要的“吃饭工具”，丢失了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于是她找到那家维修中心，要求恢复电脑里的资料。然而，那家维修中心以本人没有当场确认资料是否存在，责任应该自己承担为理由，拒绝接受电脑。双方便争执了起来。
我收到这位朋友的投诉信后，没有把它立即刊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把信转给了这家公司日本总部的公关宣传部部长。这位部长十分重视，当即打电话给中国公司。中国公司又立即打电话给上海维修中心，于是维修中心打电话给那位朋友，邀请她带电脑到维修中心一谈。从部长打电话到维修中心给那位朋友发出邀请电，横跨两国，仅用了3个小时。我因此十分感激那一位公关宣传部部长，他到底是对于自己公司的形象十分在意，做事十分认真。
这样的事情如果搬到日本，那家企业就要倒霉。日本企业不能实行双重服务标准，歧视中国消费者！
维修中心这次是主任亲自出马满脸笑容地接待了那位朋友，并保证免费给她恢复电脑中的数据资料。仅仅过了三天，维修中心就通知那位朋友可以领取电脑。朋友在领取电脑时，听到了这么一句话“数据资料都已经恢复了，本来是要收钱的，这次就免了”。
那位朋友把电脑拿回家，发现数据资料只恢复了40%。于是再次跑到维修中心交涉，维修中心接待人员这次变了脸，拒绝接受电脑，并表示“上次如果没有公司总部的特别指示，我们是不可能为你这么做的”。最后，朋友见数据资料全部恢复无望，于是提出来两个要求：一是把维修保证期延长一年；二是免费增加内存。维修中心答应了第一个要求，拒绝了增加内存的要求。
朋友十分伤心地给我写信说：“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这家公司的品牌，因为它的产品不仅新颖时尚，而且技术也是世界领先。可以讲，我是这一品牌的崇拜者。所以，当我自己有能力买笔记本电脑的时候，我首选的就是这个品牌的电脑。没有想到，这样一家著名的公司，对于中国消费者居然是如此恶劣的服务，多年来培养起来的对这一品牌的爱的情结，一夜之间全部毁灭了。”
这件事后，我在东京做了一场《中国IT产业》的讲演。出席讲演会的，都是来自日本各大电器公司和国际商社的OB，许多人还担任过公司的社长或董事。面对这些日本经济界的重量级人士，我讲了这个故事。会后提问时，一位与会者当场表示：“作为这家公司的前任常务董事，我为此感到难为情，我向那位中国朋友道歉。”他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是公司一直以来的经营方针有问题。据他解释，该公司在海外的所有企业，都实行现地管理，东京的总部不参与海外公司的管理。于是，日本人的那种精心服务的精神没有贯彻到海外企业中，尤其是在缺乏服务精神的国家，这些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
从这件事中我感觉到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正面临着一种服务失控的状态。中国人对于日本产品有一种本能的信任感，一直觉得日本产品是质量又好又耐用。所以，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首先是吃惊，然后是觉得这么著名的日本公司，一定有日本人的那一种真诚周到的服务。没有想到，在这么一个著名的国际品牌之下，实际在提供服务的都是自以为拿了洋饭碗高人一等的中国员工。中国人对付中国人，自然有一套办法。于是，品牌是国际的，服务是中国的，这种高期待与低服务的矛盾，就构成了这个故事的全部内涵。
我在讲演会上特别提醒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在中国加强现地化进程固然重要，但是一定要把日本的那一套真诚周到谦虚的服务精神也带到中国去。如果一个著名的品牌，由于公司没有能够向中国消费者提供一流的服务，甚至无视中国消费者的基本要求，歧视中国消费群体，从而引起中国消费者对这一品牌的愤怒，那么受损失的是日本公司自己。如果日本企业不重视这一个服务问题的话，失去中国市场也是指日可待。
23.在冲绳美国村里闯荡的苏州美女
在冲绳的美国村采访时，看到一幅大型的宣传照，是一对来自中国的美女帅哥的婚纱照，照片的制作单位，落款是冲绳欢乐梦工房，一个很令人憧憬的公司名字。
刚想推门进去，出来一位穿中国旗袍的美女，一看就非冲绳人。一问，竟然来自中国苏州。
她的名字叫张梦雅。
交换了名片，她直喊我“徐老师”，原来是我微博的粉丝。我激动得差一点晕倒！
走进“梦工房”，发现这里是一个摄影棚。张梦雅是苏州未来好结婚产业培训学校的副校长，她作为中方代表，与日本最早上市的婚礼集团公司——日本华德培婚礼集团合作，在冲绳成立了华德培创造摄影株式会社，并给公司旗下的婚纱摄影门店取了这么一个欢乐的名字：冲绳欢乐梦工房，张梦雅出任了社长。
这家公司接待了大批来自中国的新婚夫妇，还有许多来自日本本土的恋人到冲绳来举行婚礼，或新婚旅行。而公司的一个婚纱摄影团队，以蓝天白云和蔚蓝大海及冲绳特殊的奇丽街景，为这些新婚夫妇拍摄大量的外景婚纱照。
在公司里，遇到营业部长渡边太悟。一问渡边还是东京人，是华德培婚礼集团总部派到这家合资公司来负责营业工作的。这位还不太会讲中文的敦厚的日本男人笑着说：“我们都是在张社长的领导下工作。”据说，华德培婚礼集团第一次与外国企业合资成立公司，第一次请外方担任社长。
张梦雅自己开车带我去参观他们在冲绳的两家专门承办婚礼的教堂。
教堂都建在一处蔚蓝的海湾边，外形很美，令人见之会有一种想走进去的冲动。
工作人员把我带到教堂的大门前，并叫我闭上眼睛。5秒钟后，教堂的大门自动打开，睁眼一看，神圣的教堂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天堂”，圣洁雪白的Virgin road引领的远处，不是一个精致的十字架，而是蔚蓝的天空和海湾。
那一瞬间，内心涌起的激情与感动，足以让新郎新娘们泪流三遍。这婚礼太神圣！
张梦雅有一个梦想，她要把冲绳的这家“梦工房”做到巴厘岛，做到夏威夷，做到帕劳，做到巴黎和西班牙教堂，让中国新娘和日本新娘在世界任何最美丽的地方演绎自己最美丽的婚礼。
之所以有这个底气，因为他们还有一支很好的摄制团队，把中国的微电影摄影技术带进了日本，带到了冲绳。这是华德培婚礼集团所没有想到的，也是让他们感到惊奇的一点——中国的婚纱婚礼摄影技术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日本。当然，让冲绳欢乐梦工房感到骄傲的还有，冲绳县邀请他们拍摄了一部介绍冲绳度假婚礼的电视宣传片，而这部电视片如今已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电视台播映。
在美军嘉手纳基地边上的美国村里开这么一家公司，有没有遇到不便？
张梦雅说，虽然每天有这么多的美国兵在这里游玩购物，但是公司没有受到过任何的骚扰，反而吸引了这些美国兵的好奇，前来咨询举办婚礼和拍摄婚纱照的人还不少。公司开办一年多，已经为几位美国新郎新娘拍摄了婚纱照和结婚录像。
但是，在冲绳做事也难，难在中国员工的思维与日本员工思维的差异与协调，也难在中国顾客的随意与日本员工的严谨之间的冲突与调和。我没有向张梦雅打听这个“难”的故事，但是，想象自己在日本经营媒体所走过来的路，一个从新加坡留学归来不久的中国苏州女子，要在异国他乡的冲绳，带领一个由中日两国员工组成的混合团队，甚至在员工之间语言都还存在深交困难的背景下，她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应该是在我之上。
但是，张梦雅显然充满了自信。因为，她庆幸自己是在创造一份幸福与美丽的事业。
24.中国人到日本炒房的麻烦和陷阱
日本不动产研究所举行讲演会，邀请我去讲解中国人来日买房问题。一个星期前，主办方告诉我，出席听讲的日本房地产公司有70多家。22日下午，我走进会场一看，发现是黑压压的一批人，已经坐满整个会场。事后一问，实际到了150多家。我直后悔，这讲演费应该按人头算才是。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忙中国人来日购房的问题。先是帮东京电视台做一档专题节目，其后又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的采访。大言不惭地说一句，研究中国人来日买房问题的，我还是一个专家，因为我跟踪这一问题已经好多年。
日本房地产公司之所以这么热心地来听我的讲演，是因为闻到了“中国肉香”。前几年，日本房地产市场已经跌入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的最低谷。在东京市中心，使用面积80平方米（日本买房均按使用面积计算，而且公用部分不计其中）、三室一厅精装修完毕，而且已经装好了整套的最先进厨房设备和卫生设备的新房，售价才4000万日元左右（约285万元人民币）。如果是十年前的二手房，那么售价只有2500万日元左右（约180万元人民币）。怎么算，都比北京和上海便宜。
但是，这样价格的房子，在日本还是卖不动，因为愿意买房的人越来越少。
更大的问题是，1995年之前建造的房子，因为抗震的标准一般都在7级之内。而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提高了建筑物的抗震标准，所以1995年之前建造的二手房如今大量充斥房地产市场。但是，即使东京的三室一厅的二手房子，价格在1800万日元（约90万元人民币）以下，也还是少有人问津。
加上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外资纷纷抽逃资金撤离，因此搞得日本房地产市场一片萧条。
当日本房地产公司正变成一只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忽然看到了救星，听到中国人高喊：“我来了。”
中国人开始在日本投资买房，大约是从3年前开始的。最先出手的，是在日本的中国人，尤其是在中国国内也炒房的上海女人，她们最先发现东京的房价实际已经很便宜，并坚信日本经济一定还会有回头之日。她们购买的房子大多在东京的新宿区，买的房子也大多是二手房，而且还是一室一厅，或者二室一厅，价格在1500万日元（约75万元人民币左右）。新宿区最出名的是歌舞伎町，那是亚洲最大的红灯区。中国人就把这些买下来的房子租给在歌舞伎町打工、深夜难以回家的小姐们。
在日本买房的第二种人，是在日本留学后已经在日本工作定居的中国人。其实，这些人的买房钱大多不是他们自己出的，而是在中国的父母出的。中国目前流行一种风气，儿女要结婚，做父母的总应该准备一套房子，与其在国内买高价房等待儿女归来，还不如在日本买精装房让他们在海外安心生活，于是人民币便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
电影《非诚勿扰》引发了一大批中国人对于北海道的向往。以北京人为主，中国人开始在北海道著名的观光城市——小樽市买房。这些房子有的是作为自己在海外的别墅，有的则委托当地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出租，等待升值。小樽市的地价和房价均比东京便宜，十多年前建造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售价一般只有1000万日元（约73万元人民币）。我的一位朋友在小樽市买了一套20年前的别墅，连土地在内只花了950万日元（约71万元人民币）。要知道，日本的20年前建造的房子的质量与中国人20年前建造的房子的质量完全是两码事。这位朋友就像捡了宝贝似的，实在感到太便宜太划算。
现今的日本房子确实比北京和上海便宜，但是买了房子之后，也遇到了大问题。那些北京哥儿们在北海道买了房子后，虽然户主是自己，却根本就没法住，因为日本政府不给你住的签证。换言之，日本政府没有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那样，把购房与签证挂起钩来——日本没有“投资移民签证”。
这其实还不算是中国人来日购房的一个陷阱，签证问题最多只能算是一堵“墙”，一个麻烦。真正的陷阱是付款问题。因为中国人能够往海外汇款的金额，一年是5万美金（约450万日元）。是不是可以一次性汇出5万美金？我没有向中国的银行核实过。但是，据我所知，大多数在日本购房的中国人，其购房的钱大多是走中国香港地区的地下银行汇过来的。而中国香港地区的地下银行为了躲避香港和日本相关机构的监管风险，许多时候把汇款人的姓名换成其他人或公司名义，结果，真正的购房人到日本办理购房手续时，因为汇款人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不相符合而被拒绝交易。
拒绝交易还是一件好事，至少钱还可以退。最近在东京发生的一起诈骗案却让中国购房者血本无归。这家中国人开的中介公司一夜之间失踪了，200多万元人民币被骗（估计还不止这个数），至今找不到这些同胞骗子的下落。
上个星期，我参加了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一个产业委员会会议，介绍中国经济的最新动向。在会上，我提出一个建议，既然日本房地产市场期待中国投资家来日本买房，那么，日本政府应该学习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做法，增设“投资移民签证”，让中国人掏钱买了房，还可以有资格在日本居住。同时我还建议日本政府在北海道或九州地区（从上海飞过来只要1小时15分钟时间）设立面向中国人投资的特区。这样，既可以让日本吸纳一部分海外投资，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可以提高日本社会的国际化进程。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要增设“投资移民签证”需要修改日本的“出入国管理法”。而修改“出入国管理法”需要递交国会讨论审议通过，朝野各党有得架好吵，这个程序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到，难度不小。
民主国家有时候要办成一件事还真难。不过，在日本政治家们面露难色的同时，我也感觉到，虽然日本的房地产市场期待“中国热钱”，但是日本的一些老百姓并不完全欢迎中国人的到来。
中国人到日本炒房要做到安全顺畅并得到合法化，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25.中国人能否换个角度看日本
这几天回国，在苏州大学做了一次讲演，同时也在北京录制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这两个活动，给我两个感叹：一是中国的年轻学子们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中日关系问题；二是专家们谈日本问题，依然是充满批判，重复着N年前开始的观点。
在节目中，我给自己封了一个头衔，叫“中日关系理性促进者”。当然，也有网友称我为“汉奸论者”，恨不得塞给我一个炸药包让我冲进日本首相官邸。
中国学界在研究日本问题时，似乎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固定的模式：首先是高举批判的旗子，满怀批斗的激情。日本政府做的事情，不管黑白，都会成为批判的材料，而且很自然地扯到中国身上去。然后，从甲午战争开始说到抗日战争，再从“狼子野心”说到“幕后黑手”，结论永远是“日本鬼子亡我之心不死”，对策永远是“坚决打击，抗争到底”。
遇到一些中国学者，大家对日的立场与观点，甚至语气和词汇都是克隆一般。我很纳闷：为什么很少有人换一个角度，或者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问题：日本政府为什么会这么做？它的国民为什么会对中国越来越厌恶？我们的对策是否出现了问题？我们该做些什么？
古人教导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现在到了都懒得去“知彼”的程度，上来就敲棍子。我很担心，如果你是政府的智囊，以如此的方式研讨日本问题，能够给高层以一个极为准确的战略分析吗？
我在苏州大学对传媒学院的研究生们说了这么一段话：作为一名传媒人，最基本的素质，是不戴任何有色眼镜看问题。因为这会使你迷失方向，找不到真实。传媒人最基本的能力，是不被任何思想与观点左右，独立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在哪。
其实这段话我也很想对我们的一些学者讲，研究日本问题，千万不要先把自己打扮成“愤青”，似乎不愤，觉悟不高。你的职责是要找出日本这样做的理由与原因，分清其目的和手段，得出一个公正理性的分析，引导人们客观地认识日本问题，而不是张贴大字报，处处开批斗会。批判能够解恨，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这几天，我接到日本新闻协会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两个讲演邀请，主题分别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国经济的走向、中国下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由谁构成？
我在中国国内讲演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时，还没有一个邀请单位提出过“安倍之后的日本首相会是谁”“未来5年日本经济的趋势如何”之类的选题，最多的是希望对日批判，有一个“请介绍真实的日本”，已经十分开明与难得。
想想日本人在研究中国什么问题，而我们在研究日本问题上，还停留在什么样的阶段。说实在的，我有点儿着急。因此，我真诚呼吁，中国应该放弃“日本批判学”，尽快开启“日本研究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对手到底几斤几两。
对于一个侵略过中国的岛国来说，它的沉没是许多人最乐意看到的结果。但是，它偏偏是你的邻居，而且还无法搬迁。它以前还听你的话，现在是越来越不听话。但是它在单体国家中，是中国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对中投资国，许多地方比你先进许多年。你仇恨满怀，却又憧憬它的和谐与美丽。怎么办？我想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一个更加兼容的时代，意味着你要不断扩大你的格局，扩充你的心灵，你要放弃偏见地包容一切的存在，哪怕是刻意挑衅你的对手。你要把一份厌恶化作化敌为友的动力，把一份战略变成一个互惠双赢的机遇。
26.杨贵妃是否真的逃到了日本
在日本，有一个非常美丽、非常浪漫的话题，就是中国古代大美人杨贵妃的生死之谜。为什么日本人如此热衷于谈论杨贵妃呢？因为在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杨贵妃被勒死在陕西兴平市的马嵬坡上。两年后，当人们挖开杨贵妃墓，却找不到她的遗体，那么这位绝世美人到底去哪里了呢？据说她是来到了日本。日本如今有杨贵妃的墓，还有供奉她的寺院。
杨贵妃在日本是很有名的。一般的日本人都知道，古代中国有两大名人，一位是孔子，另一位是杨贵妃。中国将杨贵妃列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日本还要厉害，将杨贵妃列为“世界三大美女”之一，另外两位世界级美女，是埃及皇后克丽奥佩特拉和日本平安时代的贵妃小野小町。
小野小町不只是美貌让世人倾倒，还是平安时期著名的诗人，与杨贵妃算是同一时代的美女。
杨贵妃在日文中，念作“ようきひ”，她作为备受唐玄宗宠爱的妃子，她的死是一段凄凉的传奇。公元756年，安禄山带头叛乱，叛军攻入长安城，唐玄宗携带家眷弃城而逃。连日奔波劳顿，所有的将士又累又饿，怨声载道。就在这人心极度不稳的时候，太子李享突然发动政变，杀死了宰相杨国忠，继而要求杀死杨贵妃。
一边是江山，一边是美人，面对这一要挟，唐玄宗心里明白，杨贵妃是无辜的，但是此刻如果不杀杨贵妃，军心必定大乱，不光会失去江山，恐怕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唐玄宗感到无力回天，无奈之下，只得下令赐死杨贵妃。
这一年，杨贵妃三十八岁。她被勒死在佛堂，死后陈尸于天井，让将士们看到杨贵妃真的死了。将士们这才安心，护送唐玄宗继续往西逃亡。
五十年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了一首著名的长诗，叫《长恨歌》。《长恨歌》记录了马嵬坡兵变的历史，因为这首诗，唐玄宗与杨贵妃悲情的爱情故事也就一直流传了下来，也很少有人怀疑杨贵妃是否真的死在马嵬坡。但是唐玄宗作为皇帝，真的会在兵变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妃被勒死而无所作为吗？
有一种说法，杨贵妃其实没有被勒死，死者是替身，这位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爱怜杨贵妃貌美，不忍心杀死她，于是和唐玄宗的重臣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杨贵妃的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得这一替身计划成功实施。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最后从江苏的扬州市扬帆出海，漂流到了日本。
翻开史料，有关杨贵妃东渡日本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的质疑文章中指出，杨贵妃可能并没有死在马嵬坡，而是去了日本定居。
白居易写《长恨歌》，毕竟离马嵬坡事变的发生只有五十年，因为时间上的接近，作者一来可以得到真实的素材，二来又不可能将实情一一写出，所以在《长恨歌》里写下了“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的诗句，暗示杨贵妃逃往了海上仙山。
《长恨歌》里写到的蓬莱仙山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蓬莱山是中国道教所构思的神仙生活的在大海中的一座神山，但是在日本的文学中呢，常常把蓬莱山作为日本本身加以演化。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他多少暗示了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之后其实没有死，可能最终到了日本。
而日本的传说又是怎样的呢？供奉杨贵妃墓的日本古寺二尊院的长老慧学和尚曾经这样记述说：“天宝十五年七月，唐玄宗爱妃杨玉环，乘空栌舟与久津唐渡口登岸。登岸后不久死去，里人相寄，葬于庙后。”天宝十五年，就是公元756年。
公元756年，杨贵妃和她的侍女漂流到了日本山口县油谷町久津的一个叫唐渡口的地方，登陆不久，杨贵妃就去世了，当地人把她安葬在一个往西看得到大海、能够遥望故国的高坡上。后来杨贵妃托梦告诉唐玄宗，她到了日本，已经不在人世，从此天上人间，生离死别，只有来世再见了。悲痛万分的唐玄宗派了白马将军陈安前来祭奠，但是陈安没有找到墓地，把带来的两尊佛像和十三层的大宝塔寄存在京都的清凉寺就回去了。
几百年后，油谷町村的小庙听说此事，要求保存佛像，于是得到了两尊仿制佛像，供奉杨贵妃的寺院二尊院由此得名。
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中，南宫博的《杨贵妃外传》和渡边龙策的《杨贵妃复活秘史》中，都有这样的描述，他们推断杨贵妃确实没死，而是逃到了日本。
和杨贵妃有关的文物，也受到日本人的珍爱。在京都泉涌寺，有一座杨贵妃观音像，这尊像是1255年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从南宋请回来的。由于弥足珍贵，一百年才公开展览一次，1955年以后变为一般公开，1997年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财产。
2016年12月，我去山口县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日本首相安倍会谈时，专门去寻访了杨贵妃的遗迹。
杨贵妃墓所在的长门市油谷町，距离普京总统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谈的温泉旅馆不远，开车30分钟就可到达。当地老人告诉我，油谷町就是安倍首相的老家，他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活。
油谷町有一个美丽的海湾，就叫“油谷湾”，油谷湾的高坡上，有一个寺院，叫“二尊院”，杨贵妃的墓就在这个寺院里。
寺院里有一尊杨贵妃的汉白玉雕像，是1993年油谷町政府出资请中国西安美术学院用汉白玉专门雕塑的，与马嵬坡的杨贵妃像大小相同，在西安雕刻完成后，千里迢迢运到日本。但是日本的这尊杨贵妃雕像，要比马嵬坡的雕像瘦一点，可能是日本人不太喜欢胖美人的缘故。他们觉得瘦才是美，所以二尊院的杨贵妃像是很瘦的，也确实是非常的美！
在雕像的后边有一个五层的石头塔，很高，有一两米高，这就是杨贵妃的墓。塔的下边有很多小的石头塔，一个一个围绕着这个大石头塔。据说这些塔是与杨贵妃一起来的侍女的坟墓，侍女就都埋在这个地方。塔面向大海，据说是为了当杨贵妃思念家乡时，她能够遥望长安。
在离杨贵妃墓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渡口，叫唐渡口，就是唐朝的唐，据说是杨贵妃上岸的地方。
就在这个渡口的附近，还有一个博物馆，叫土井浜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博物馆，建立在沙滩上。从1953年到1988年大概三十年的时间，在海滩这块地方，先后挖掘出来三百具人的尸骨。专家们考证说，这三百具尸骨都是古代中国人。为什么说是中国人呢？因为这些人在埋葬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姿势，他们的脖子都扭着，所有的头颅全部面向着大海，面向着中国的方向。当地人就说，这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听当地人这么一说，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莫非安倍首相的祖先也是中国人？
杨贵妃墓在日本已经被彻底本土化了。它不仅成为日本山口县的指定文物，同时还产生了“守护女性”，帮助女性“安全生育”、从不孕到有孕、帮助找对象结下良缘等种种功能。日本著名歌手山口百惠就曾经说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
日本关于杨贵妃的各种传说，看似有些荒诞，其实有着很深的中日文化交流背景，特别是白居易功不可没。
从2011年开始，长门市将每年的10月7日设定为“纪念杨贵妃火炎祭典日”，邀请山口和九州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与当地民众一起在这里举行活动，通过千古美人杨贵妃的魅力，给中日两国的民众再架一座心灵之桥。油谷町还有很多杨贵妃特产，贵妃馒头里面有豆馅儿，据说吃了能够借贵妃的小宇宙变得更加美丽；当地种植的大米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杨贵妃之梦，据说种子就是当年杨贵妃带来的。
在杨贵妃墓的边上，还有一座旅馆，名字叫锦波旅馆。遗憾的是，这个锦波旅馆的“锦”，不是我这个徐静波的“静”，而是锦绣河山的“锦”。
坐在杨贵妃墓前，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落日将整个海湾，将杨贵妃的墓映照得通红。我在想，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传奇的故事。杨贵妃那看不见的美丽和马嵬坡生死不明的虚幻，给了人们无限遐想的余地，也为中日文化交流创造了一个脍炙人口的佳话。《长恨歌》中那“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美好爱情，历经千百年，依然令人憧憬不已。
27.一年有多少日本新娘嫁到中国
对于国际婚姻，不少日本人还是很排斥的。因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很少有与“异族通婚”的习俗与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宣布战败，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日本女性开始有了与美国大兵接触的机会，尤其是在美军基地里工作的一些女性，开始坠入爱河，产生了不少的“国际婚姻家庭”。但是，日本社会对于嫁给美国人的日本女性，并不是以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而是以一种鄙视的目光。
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社会又兴起了一个国际结婚热潮，这次不是日本女性嫁给美国大兵，而是日本光棍们去菲律宾、泰国和中国寻找美女。上海曾经出现过一百多名渴望出国的年轻女性被一位日本农民挑三拣四的故事。
根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2015年，国际结婚的日本人为20976人，其中日本男人娶了外国人做妻子的为14809人，而日本女性嫁给外国男人的为6167人。这其中，共有5730位中国女性嫁给了日本男人，占了日本男人娶外国人妻子总数的40%。而嫁给日本男人做妻子的美国女性为199人，英国女性为44人。这一统计数据同样显示，有748位日本女性嫁给了中国男人，占总数的11.8%。而嫁给美国男人的日本女性也只有1127人。这一统计也说明，过去20年，中国女孩被日本农村大叔挑三拣四的事情已经很少发生。相反地，中国大叔对日本女性挑三拣四的时代已经到来。
一年有748名日本女性成为“中国媳妇”，这一数字不是很大，但是这一数字比2013年的718人增加了40人。其数量增加的背景，是中国人经济能力的增强和修养的提高，以及日本社会对中国人印象的改变。
在日本人以前的印象中，日本女性嫁给中国男人，有一种嫁给第三世界的落寞感。但是，就像日本电视台前不久所介绍的那样，日本女孩佳织小姐成了上海媳妇后，过上了在日本也很难过上的公主般的生活，而且感到很幸福。这一美好故事，必定会吸引更多的日本女性勇敢地欢天喜地地走进中国的家庭。
但是，国际婚姻并不是有钱就会幸福。日本厚生省的统计报告显示，中日两国的国际婚姻的离婚率，高达30%。也就是说，三对夫妻中，会有一对离婚。而离婚的最大原因，往往是两人的性格不合。而且日本男人娶中国太太的离婚率，要远远高于中国男人娶日本太太的离婚率。
目前，中日两国的国际婚姻中，关系最为稳定的，是大学同学或公司同事之间的婚姻。因为两人的学历、经济能力、年龄都十分相近，也就是生活的起跑线是一样的。从经济角度来说，能出国留学的中国人，家庭条件也不比日本人一般家庭差。而且因为是留学生出身，两人的语言相通，在沟通上不成问题，在感情上也会相互尊重。在我周围的中日国际婚姻中，日本男人与中国女性结婚后，日本老公被中国太太管得服服帖帖的还真不少。而日子过得磕磕碰碰的，大多数是通过国际婚姻介绍所而结婚的中日夫妻，因为两人在经济能力、语言沟通上存在差异，往往导致夫妻之间经常发生矛盾。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民收入的继续增加，中国与日本的生活差距会越来越小，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愿意嫁到中国，成为“中国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