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秦两汉散文
我国散文肇端于殷商，成熟于战国，大盛于秦汉。殷商甲骨卜辞和殷商铭文是最早的散文。中国史官文化发达，有记言和记事之分。《尚书》以记言为主，《春秋》以记事为主，分别开创记言和记事两种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的出现，标志着史传散文的成熟。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散文遂大兴，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的成熟。秦汉王朝一统天下，秦汉散文亦呈现兼容风格，产生《吕氏春秋》、《史记》等鸿篇巨制。
第一节 概述
我国最早的散文是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和兽骨占卜，并把占卜内容刻于甲骨卜兆旁，故称甲骨卜辞。清朝末年，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盘庚迁殷后的遗物。甲骨卜辞涉及祭祀、战争、田猎、疾病等多方面内容。郭沫若《卜辞通纂》第375片记卜雨之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此命龟之辞：癸卯日占卜，问今日是否下雨，且细问雨来的方向。“其”字表疑问，且加强语气。
商周铜器铭文，当是中国最早的记事散文。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皆可制青铜礼器。礼器可用于祭祀、宴饮等多种场合。传世铜器中最著名的有毛公鼎和散氏盘。毛公鼎铭文共计497字，讲述周王赐命毛公之事，盖作于西周晚期。散氏盘亦作于西周晚期，铭文375字，讲散国与夨国争地事。铭文与《尚书》某些篇目同时，记事、记言水平非常接近。
《尚书》原称《书》，汉代尊称《尚书》，记载上古帝王、诸侯的言论和事迹。《尚书》以记言为主，含《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尚书》记述历代君臣言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商书·汤诰》讲帝王之责，云：“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周书》记述周代君臣言论，其《泰誓》记武王誓师之辞，云：“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代重德、重民思想，即发端于此。《尚书》文字“佶屈聱牙”、典雅古奥，记言、记事已非常成熟，成为中国最早的散文集。
周代史官文化发达，周王朝和诸侯国皆置史官。春秋时期，诸侯国皆有国史，保存下来的唯有鲁国之《春秋》。《春秋》以记事为主，经孔子整理，记事和义例更为严密。《春秋》属编年体，记载自鲁隐公元年（前772）至鲁哀公十年（前481），共二百九十二年间事件。《春秋》记事凝练而寓含褒贬，这一特征被称为“微言大义”。
战国初期，有编年体史书《左传》和国别体史书《国语》。《左传》全称为《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是传述《春秋》之作。《国语》以记言为主，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之事，其记晋国事独详，多达九卷。《左传》、《国语》的作者，皆传为左丘明，盖鲁国史官。史官有不畏强权、秉笔直书传统。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权臣崔杼杀齐庄公，云：“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周代实行世官制，父死子继，兄死弟及。齐国史官为维护国史正义，前赴后继，杀身成仁。
战国时期，列国争雄，故多苏秦、张仪等纵横之士。纵横之士往来列国间，合纵连横，其说辞、事迹亦广为流传。此类文章，经西汉刘向整理，定名为《战国策》。《战国策》共三十三卷，分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中山等十二国政事，文风铺张扬厉，然多浮夸之辞，记事往往不可信。《战国策》刻画策士形象，描述世态人情，入木三分。《秦策一》记苏秦不得志时，云：“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又写苏秦富贵还乡，云：“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前后对照，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立见。
春秋之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随着封建制瓦解，贵族身份下降，而庶民身份上升，逐渐形成士阶层。士出身较低微，但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具备从政的能力。春秋晚期，孔子在鲁国开办私学，教以《诗》、《书》，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并逐渐形成儒家学派。《论语》由孔子弟子门人编纂，成书于战国初年，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生动再现孔子及其音容笑貌。孔子最喜欢颜回，经常在弟子面前夸奖。《论语·雍也》记孔子赞颜回，云：“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能安贫乐道，孔子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春秋晚期，堪称思想家者尚有老子。据《史记》记载，老子，楚国人，曾任周守藏史，著有《道德经》五千言。《道德经》又名《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是道家思想源泉。《老子》虽以玄妙为宗，然不乏针砭时弊之文。七十五章讲民生，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三十章讲战争的危害，云：“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饥荒与战乱，让老子希望回到小国寡民时代。八十章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战乱时期，百姓避居山林是常有之事，亦有相关传说流传。陶渊明据以创作《桃花源记》，其思想根源即在于此。
春秋末期，尚有墨家学派，创始者墨翟。墨翟晚于孔子，其所主张亦往往针对儒家学派。儒家讲“敬鬼神而远之”，墨翟著《天志》、《明鬼》，以明鬼神之有灵。儒家尚文，好盛服行礼，墨翟尚质，著《节葬》、《节用》，以养民生。《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竹鹊至巧，然无益于民生，亦属奇技淫巧之流。墨翟尚质，其行文亦质朴无华。
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散文亦大放异彩。所谓诸子百家，指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其中以儒、墨、道、法、纵横五家最盛。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撰《文史通义·诗教上》云：“周衰文鄙，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章氏评论虽不免过誉，却也道出战国文章之精彩。
春秋时期，虽然礼崩乐坏，但礼乐尚存，诸子行文多简约含蓄。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为文多好辩，且善为譬喻。孟子承孔子之学，为文正气浩然。《孟子·公孙丑上》论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游说诸侯，最终目的是让百姓安居乐业。当列国纷争，天下之士务纵横之际，孟子谈性善，讲王道，似迂阔不合时宜，然其爱民之心，可昭日月。
孟轲讲性善，荀子讲性恶，旨趣迥异。《孟子·告子上》云：“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荀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然荀子言性恶，欲人学礼以自持；孟轲言性善，欲人收心以自守；皆未离儒家思想宗旨。孟轲之文气盛，荀子之文气沉。《荀子·劝学》讲为学当重基础，云：“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荀子为文，辞气畅达，从容不迫，巧用譬喻而举重若轻。
韩非师承荀子，发明老子阴柔之术，综合法家法、术、势学说，著《韩非子》，为战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之文，冷峻犀利，读之生寒。此外，韩非创作了许多寓言，故事生动，揭露人性，刻画人物非常成功。《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滥竽充数寓言，云：“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寓言寥寥数语，宣王之浮夸，湣王之苛察，南郭处士之狡猾，三人形象跃然纸上。
至秦统治中国，以法家思想治国，纵横之风熄，百家争鸣之势灭。在秦灭六国之前，吕不韦网罗人才，开始为秦谋划治国方略，并完成巨著《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成于众人之手，思想驳杂，文风也不统一，然亦有可观之处。《孟春纪·贵公》云：“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杂家之学重博览，不守故常。作者通过寓言，生动呈现“公”的多层次内涵。秦代唯一有作品流传的作家是李斯。李斯，本是楚国上蔡人，游说秦王，著有《谏逐客书》，文辞华美，有战国纵横之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多次巡游，并刻石颂扬功德。刻石之文皆出李斯之手，其中《峄山刻石》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为秦文学独创。
秦始皇横扫六国，然二世而亡，给后世留下巨大困惑。西汉初年的思想家，开始思考天下兴亡之理。据《史记·陆贾列传》记载，陆贾劝刘邦读《诗》、《书》，刘邦骂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刘邦遂纳谏，使陆贾著《新语》，陈述王朝存亡兴衰之理。稍后，文帝年间的贾谊，把政论散文推向新高度。贾谊少年英气，所著《陈政事疏》、《过秦论》，皆就现实问题而发，论述纵横捭阖，气势逼人，大有战国纵横之风。景帝年间，晁错著政论散文《论贵粟疏》，文风简洁明快，不重文采，有申韩法家之风。汉武帝朝，董仲舒为群儒之首，后人辑录其文为《春秋繁露》。其中《天人三策》逻辑严密，雍容儒雅，已无纵横家浮夸习气。西汉成帝朝有刘向和刘歆父子二人，以整理皇室藏书著名，所著《别录》、《七略》为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刘向知识广博，采集群书逸闻佚事，著《说苑》、《新序》，寓含讽谏之意。两书上承《韩非子》之“说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等文言小说，是重要的叙事散文集。
至武帝时，汉朝已进入全盛，天下一统，物富人丰。在文学领域，也诞生两部皇皇巨著：《淮南子》与《史记》。《淮南子》原名《淮南鸿烈》，为淮南王刘安召集宾客所著。《淮南子》综合诸子百家之学，有意创为汉代治国法典。《淮南子》论说宏博深奥，无所不包，然以道家思想为主，杂以儒墨、申韩之说，反映出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史记》又名《太史公书》，代表汉代史传文学最高成就。司马迁以总览宇内、贯通古今的宏阔视野，撰成纪传体通史著作。东汉班固著《汉书》，开纪传体断代史先河，代表东汉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
东汉赵晔著《吴越春秋》，记述吴越争霸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开历史演义小说先河。东汉政论散文以王充《论衡》和王符《潜夫论》为代表。《论衡》以“疾虚妄”为宗旨，批驳了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观念，但限于学识，批驳往往不彻底。《潜夫论》也是愤世嫉俗之作，集中指斥时弊，然文风温雅宏博，不为偏激之辞。
东汉碑文较盛行，以蔡邕的作品最为著名。《郭有道碑》和《陈太丘碑》是蔡邕碑文代表作。郭泰和陈寔皆汉末名士，郭氏高蹈隐居，陈氏厚德爱民，皆为士林表率。《陈太丘碑》写陈寔之德，云：“乐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谄上，爱不渎下，见机而作，不俟终日。”《郭有道碑》形容郭泰为士林所归，云：“于时缨
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东汉盛行厚葬，碑文盛行一时，然多颂德谀辞。据《后汉书·郭泰传》记载，蔡邕云：“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郭泰、陈寔德行无亏，故蔡邕所撰碑文亦无败笔。
第二节 《左传》
周代史官文化发达，至春秋时期，诸侯国亦皆有国史，保存下来的唯有鲁国《春秋》。《春秋》经孔子整理，据《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作《春秋》，意在褒贬，故记事有“微言大义”特征。
《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故与《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公羊传》和《穀梁传》侧重讲“春秋大义”，《左传》侧重讲事件、人物，并以“君子曰”的方式，时加点评。《左传》维护周礼，崇尚德政，并以此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周王不尊，位同小国诸侯。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卿士，周王朝执政者。王贰于虢，指周平王欲任虢公为卿士，以分郑伯之权。但周王不敢得罪郑伯，甚至出现以太子为人质的情况，实在颜面尽失。郑伯表示不信周王，且两次报复新君，足见蔑视周王朝的权威。
随着王室衰微，呈现诸侯争霸格局。诸侯争霸，首先是国力竞争。《孟子·公孙丑上》记孟轲论霸主，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霸主虽威服诸侯，然皆假尊王之名。据《左传·僖公九年》记载，齐桓公为葵丘之盟，云：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有事，指祭祀。文武，指周文王、武王。胙肉，指祭肉，祭毕分赐同姓诸侯。齐国，姜姓诸侯，受赐尤为殊荣。诸侯受赐，以礼当下拜。齐桓公拜受天子之赐，体现了对周王的尊崇。
霸主尊王并非空名，实际上承担周王保护诸侯的职责。据《左传·闵公二年》记载，狄人侵卫，卫人迁都于曹，云：“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归公乘马，指赠送卫君四匹马。卫人逃难，器用尽弃，故齐桓公派人保护，抚慰避难君臣、百姓。
《左传》作为先秦史传文学的代表，以善于叙事著称。刘知几《史通·模拟》云：“盖左氏之书，叙事为最。”《左传》尤其善于描述战争，记录大小战争几百次，其中齐楚城濮之战、秦晋崤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鞍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尤为后人称道。《左传》不仅记述大战经过，还注重细节描写。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鄢陵之战，云：
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
晋国争霸，伐郑国，楚国救郑，两军战于鄢陵。韩厥为晋下军帅，曾于鞍之战擒获齐侯，故曰“不可以再辱国君”。郤至为新军副帅，于郑伯为外臣，有君臣之义，故曰“伤国君有刑”。韩厥、郤至不逐郑伯，皆意在尊君，严守君臣之义。
《左传》善于叙事，也善于刻画人物。《左传》刻画人物形象，常于微末之处着手，通过细节、动作表现人物神韵。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君臣多不守礼，各失其义。《左传·宣公四年》记载：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
公子宋，即子公。子家，即公子归生。公子宋的食指动，预示将尝美食，若卫灵公赐食，将成为美谈。卫灵公赐众大夫而不及公子宋，其意不过显示君主独断之权，有失为君之礼。公子宋不得食，深以为耻，怒而染指，遂生弑君之心。
春秋时期，虽曰礼崩乐坏，然礼乐尚存，各国多仁人君子。据《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子罕，为宋国卿大夫。玉人，指能治玉之人。攻之，即治玉。子罕以不贪为宝，可谓君子，又能体察民情，帮助小民，可谓“仁人”。《左传》通过琐碎小事，简短对话，使子罕廉洁爱民形象，小人不安之情，跃然纸上。
《左传》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最具有文学色彩的作品，对后代的史传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左传》的高超叙事手法，简练含蓄的语言，以及褒贬分明的立场，对后世小说、戏曲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第三节 《庄子》
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最具文学魅力。今本《庄子》经西晋郭象整理而成，共33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学界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所作，《外篇》、《杂篇》由庄子后学所作。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曾任漆园吏。庄子虽为吏，却并不贪图富贵。据《庄子·秋水》记载：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途中。”庄子曰：“住矣！吾将曳尾于途中。”
战国时期，列国为富国强兵，竞聘人才，而士人参政亦往往陷入残酷政治斗争，不能得善终。然而，纵横之士往往为一时之富贵，忘掉杀身之祸，不顾长久之计。庄子以神龟为喻，指明世人痴迷利禄，还不如动物明哲保身。
《庄子》之学源自《老子》，更关注内心的自由。《庄子·逍遥游》讲鲲鹏之自由云：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生命要获得自由，首先需要解放自己，开辟广大空间。《逍遥游》开篇，突破人类固有的时空、思维模式。鲲，鱼子名，本为微小之物。庄子言“不知几千里”之鱼，可谓匪夷所思。按生物界一般常识，鱼潜在渊，鸟飞在天，两个物种绝不相乱。庄子讲鱼子化为鸟，绝非世间之事。北冥即北方的大海。南冥，意指南方的大海。鲲化为鹏，自北冥徙于南冥，为求空间之自由。庄子虽身居陋巷，而内心世界实无限广大。
庄子行文，善于运用寓言，别开生面。《庄子·天下》云：“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卮，指酒器。卮言，意指醉话。重言，指肺腑之言。寓言，指虚拟故事、人物，寄寓己意之言。《庄子》的寓言，常假神话传说，富有奇幻色彩。《庄子·应帝王》讲古帝王之德：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以为帝王当无为而治，不能尚贤、好色、好货、好味等。帝王崇尚贤能，欲望外露，将惑乱百姓质朴之性，亦将被伪诈之人所乘。庄子以混沌之死为寓言，意在警告统治者，不要纵欲、炫智，以免自取灭亡。
《庄子》崇尚自然，其寓言喜用自然物象。《庄子》寓言物象中，大树和鱼最为常见。《庄子·人间世》讲“无用之用”，云：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絜，指用绳缠绕。百围，指周长一百尺。厌观，指长久、伫立观看。栎社树至大，令人叹为观止，在木匠眼中，却是无用之木。然而，栎社树正因其无用，才能不被砍伐，生命才得以保全。可见，所谓“无用”是从他人角度看，所谓“有用”是从自身角度看。世人惯于用他人、外在标准衡量自己，故难逃名利之陷阱，最终戕害自己的生命。
在《庄子》寓言物象中，大树是长生象征，而鱼是自由的象征。《庄子·大宗师》讲“无累”：“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自由的前提是“无待”，即不依赖外物。水干了，鱼挤在一起，互相吐泡沫润湿对方，足见鱼之仁爱，却非鱼向往的处境。道德败坏，人们以仁义、礼乐标榜，也不是人类理想社会。在理想时代，人类、万物各得其性，不需要相互依赖，和衷共济。
《庄子》散文以大为美，多写大境界、大物象。《逍遥游》写鹏鸟之大，云：“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鸟类的背部，非常狭窄。然鹏之背若泰山广大，可以想见鸟身之大。绝云气，指飞在云之上。负青天，意谓至高无上。大鹏高飞九万里，足见空间、境界之大。庄子写“大”，常于微末处。钓鱼本是小事，庄子写来却惊天动地。《庄子·外物》云：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
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
巨缁，指粗绳。世人钓鱼用丝线，任公子用巨绳。犗，大牛。世人钓鱼，鱼饵用小虫，任公子钓鱼用五十头大牛。世人钓鱼，坐磐石，任公子钓鱼据会稽山，投杆东海，场面宏阔。世人钓鱼，朝出暮归；任公子之钓，一年，鱼方咬饵。
，通陷，指大鱼下潜。骛扬而奋鬐，指鱼鳍剧烈舞动。常鱼出水，翻动水波；巨鱼出水则如海啸、台风，震动天地。制河，指今浙江。苍梧，在今湖南郴州一带。浙江以东，苍梧以北，指整个东部沿海区域。任公子分割巨鱼，可令东部沿海区域百姓饱餐，亦见其肉多、鱼大也。
第四节 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
《史记》与《汉书》是汉代史传散文典范之作。《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是由司马迁完成的纪传体史书。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其修史宗旨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成一家之言”，即完成独创性著述。《史记》开创纪传体通史体例，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汉书》是班固编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历史上，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称“班马”，《史记》和《汉书》合称“史汉”。《史记》最精彩的篇章在记述楚汉相争及汉初人物，《汉书》之精华在记述西汉大族兴衰。《史记》以笔墨酣畅淋漓取胜，而《汉书》则以笔法精细、叙述严谨著称。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之父，是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博学，著《论六家要指》，见于《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好学，曾向大儒孔安国学《尚书》，向董仲舒学公羊《春秋》，担任太史令以后，更有机会阅读大量国家藏书。司马迁成年后曾漫游天下，至会稽探访大禹遗迹，至沅湘凭吊屈原，至丰沛之地寻访刘邦、萧何、樊哙等奇闻异事，为史书写作打下坚实基础。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因病无缘参加，因临终嘱托司马迁修史书，完成自己未竟之业。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开始秉持颂扬圣君贤臣功德宗旨，后遭“李陵之祸”[1]，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太史公自序》云：“《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传统，提出“发愤著书”，修史不仅是总结历史，而且融入个人对社会历史的深邃思考，抒发自己的忧愤之情。
《史记》是纪传体作品，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司马迁写人物，具有思考命运的强烈倾向。项羽是西楚霸王，曾经叱咤风云，也是司马迁浓墨重彩刻画的人物。《史记·项羽本纪》写巨鹿之战：“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又写垓下之围，云：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项羽勇武过人，所率楚军更是反秦主力，灭秦后号称西楚霸王。然而，不过数年征战，项羽便一败涂地。项羽自恃材力过人，把失败的责任归于天命。项羽是悲剧人物，可惜没有认清悲剧的根源。司马迁评论：“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失败的根源在于好勇斗狠，欲用暴力威服天下，杀伐过甚。在天人感应流行的西汉时期，司马迁能破除迷信，点明项羽覆灭的根源，实属难能可贵。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其父班彪曾续《史记》，作《后传》数十篇。班固博览典籍，有意修国史，后被人举报“私改作国史”，因此获罪下狱。其弟班超向汉明帝申诉，表明班固著述之意。明帝见班固书稿，颇为赞赏，封其为兰台令史，奉诏撰《汉书》。永元四年（92），班固因涉窦宪案获罪，遂死狱中。班固死时，《汉书》之八表、天文志未成，后由其妹班昭和马续完成。
班固有明确的儒家正统观念，写人物注重表彰气节。如《李广苏建传》中，记载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历经磨难的故事，塑造了坚毅不屈的使者形象。《汉书》记述苏武忍受饥寒，云：
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去，埋藏。草实，即草籽。饥寒犹可忍受，难以忍受的是毫无希望的等待。公羊不会繁殖，也就意味着苏武要永远等下去。而《汉书》描写苏武杖节牧羊，只“节旄尽落”四字，尽显主人公的松柏之姿，以及岁寒而后凋的儒家精神。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生大量入仕，逐渐形成一个士大夫阶层。《汉书》记述了许多儒生的传奇经历，展现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风貌。例如具有代表性的《萧望之传》，记述了萧望之耿直的一生，塑造了儒家理想的社稷之臣。汉宣帝初年，霍光主政，多方网罗人才。经人推荐，王仲翁和萧望之去拜见霍光。按规矩，二人必须裸体搜身，才能面见霍光。王仲翁照规矩做了，而萧望之不愿受辱，毅然离开。后来，王仲翁升任光禄大夫，而萧望之还是守门的郎官。据《萧望之传》记载：“仲翁出入从仓头庐儿，下车趋门，传呼甚宠，顾谓望之曰：‘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望之曰：‘各从其志。’”抱关，指看守宫门。《汉书》的寥寥数句，君子小人，人品高下，跃然纸上。后来，萧望之以帝王师身份辅政，想改掉宦官干政的弊病，结果遭小人陷害，遂饮鸩自杀。据《萧望之传》记载：“望之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为非天子意。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卬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所谓“士可杀不可辱”，萧望之不堪小人羞辱，用生命维护了士大夫的尊严。
《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史传文学典范之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既有史家秉笔直书的正气，又具有诗人发愤抒情精神。《史记》和《汉书》，塑造一大批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使百代而下想见其为人。《史记》和《汉书》是古代散文典范，为唐宋古文八大家、明代前后七子、清代桐城派竞相推崇。《史记》和《汉书》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竞相取材的宝库。
思考与练习：
1.简述《左传》与礼乐文化的关系。
2.简述先秦诸子散文演变过程。
3.《史记》与《汉书》差异有哪些？
参考文献与拓展阅读：
1.杨伯峻注译《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2.陈鼓应注《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3.〔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
4.〔东汉〕班固著《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5.郭丹等选注《先秦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1] 据《汉书》记载，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派李广利将三万骑兵征匈奴，复命李陵将五千步兵别出，以分匈奴之兵。李陵将兵出居延，遇匈奴单于，陷重重之围，日夜苦战，矢尽无援而降。武帝闻陵降，问其罪于群臣，群臣皆罪陵，而司马迁独申李陵之冤情，言其孤军苦战之功。汉武帝以为司马迁谤己，讥李广利无功，遂判司马迁“腐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