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蚩尤

苗族始祖蚩尤是东方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与黄帝、炎帝并称中华三祖。据史料记载，蚩尤首先发现了自然铜，并把它用在军事和农业生产中。所以蚩尤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会铸刀造戟的人。

上古时期，在黄河、长江流域一带生活着炎黄、东夷、苗蛮（九黎）三大部落联盟。炎黄部落在陕西一带，东夷部落在山东中南部一带，苗蛮部落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

蚩尤带领苗蛮族（九黎族）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一带兴农耕、冶铜铁、制五兵、创百艺、明天道、理教化，为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使山东阳谷县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蚩尤应该是以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为核心的东部地区的先祖。

黄帝族与炎帝族原先居住的姬水、姜水一带因黄河泛滥，逐渐不再适于畜牧业和农业生产。黄帝、炎帝带领部落沿黄河由西向东迁徙。黄帝族先是沿着洛水南下，到达今陕西的大荔、朝邑一带，之后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向东北迁移，沿着桑干河来到河北涿鹿附近定居下来，开始发展畜牧业和农业。黄帝族在发展农牧业的同时，发展采矿和冶炼，制造农具和武器。

炎帝族顺渭水东下，沿黄河南岸向东迁徙，和东夷部落联盟不断融合，最后定居山东。蚩尤族以山东为基地，由东南向西北方向的中原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到处侵扰周围的部落。蚩尤族与炎帝族争夺地盘，大战于陈州，炎帝不敌，败走山东曲阜，蚩尤追至曲阜，炎帝又败退到河北阪泉，蚩尤继续追击。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族，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

炎帝族战败后，带领他的部族逃到涿鹿。此时，涿鹿已是黄帝部族的势力范围，便派使者说服炎帝归顺，炎帝不服，与黄帝大战于阪泉。炎帝不敌，三战三败，只好归顺，与黄帝共讨蚩尤。

黄帝召集其他部族，在涿鹿郊外与蚩尤族展开了殊死决战。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八十一个支族。蚩尤族倚仗着人多势众、武器优良，主动向炎黄联军发起攻击。黄帝族率领熊部族、罴部族、貔部族、貅部族、貙部族、虎部族，向蚩尤族猛攻。

双方杀得难解难分时，突然下起了大暴雨，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一直延续了三天。黄帝的部众一时迷失了方向，分不清东南西北，军心开始浮动。蚩尤族因长期生活在多雨环境，浓雾和暴雨天气让他们很适应。蚩尤族乘势凶猛冲杀，炎黄联军九战而九败。

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了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此时狂风大作，尘沙漫天，伶伦吹号角，常先击鼙鼓，士气大振。黄帝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风后制作的指南车辨明方向，带领众部族向蚩尤族进攻。六大部族顿时情绪激昂，奋力冲出尘雾，杀得九黎族尸横遍野、血水漂杵，终于在冀州之野擒杀蚩尤黎贪。涿鹿之战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战后，炎黄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炎黄部落联盟和原来在山东境内的东夷部落联盟融合。上古大华夏部落联盟最终形成，中国至此进入了华夏时代。据《史记》载虞、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周流过程，华夏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便逐渐确立了。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涿鹿之战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蚩尤或许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最早例证。失败的蚩尤，在正史之外，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然而，战神蚩尤在民间正义这里，赢得了永生。1992年，历史学家任昌华首次提出了“三祖文化”，并第一次将蚩尤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和黄帝、炎帝并排在一起，打破了传统上的胜者王、败者寇之说，确立了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的观点，明确了始祖文化是爱国主义的精髓和民族团结的基石。

蚩尤的苗蛮部落战败后大部分向南流徙，开始了苗蛮部落多苦多难的迁移史。蚩尤战斗失败很久以后，苗蛮部落的各部族，大部分经过长途跋涉，退回到南方。在江南的洞庭、彭蠡之间，建立起三苗部落联盟。三苗部落辛勤耕耘，经过了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渐渐强大起来。

涿鹿之战后炎黄族战胜东夷族，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活力，开始沿三苗部落北上的道路南渐。河南南阳地区是这一交通线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原部落与三苗部落争夺之地，伐三苗的战争正是围绕着对这一地区的争夺而展开的。

苗蛮部落的强大和参与中原逐鹿的势头无疑使黄河流域的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们感到了威胁，所以开始连续发动了对三苗部落的战争，以解除威胁，进而夺取有利于南下发展的交通要冲，这是尧舜禹伐三苗的根本原因。

尧舜禹伐三苗的战争最终以黄河流域华夏部落联盟的胜利而告终。随着伐三苗的胜利，中原文化进入南阳地区，不仅解除了南方的威胁，还打开了中原文化南下发展的通途，对于后来中原王朝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伐三苗的战争进一步体现了原始战争性质的转变，不再具有血亲复仇的动机，而是为了争夺宜农土地而进行的征服战争。战败者宗庙被夷为平地，祭器被焚毁，战俘及其子孙世代沦为奴隶，即所谓“人夷其宗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这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最终破坏旧的氏族制度，推动了夏王朝的诞生。

汉魏学者多言三苗是以蚩尤为君的九黎部落后裔。尧曾与三苗战于丹水一带，三苗战败，尧将其部分人放逐于三危、崇山，部分三苗人逃到了东海，强大的三苗部落从此分崩离析。禹时，流窜到三危的三苗，斗争不止，禹与三苗进行了一场历时70天的大战，这支三苗人才初步归顺，在三危山一带居住下来。

禹伐三苗以后，中原文献不再有“三苗”的记载。在“荆”、“楚”、“蛮”的抽象掩盖下，三苗后裔又出现于史册。这些称呼把苗和其他族称混同在一起。宋以后，苗族才从若干混称的蛮族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的民族名称。

被流窜到三危的苗人是原来三苗部落里力量最强的一支。他们整体逃迁中屡遭征讨，一次次抵抗，一次次战败，一次次逃迁，从三危山出来，经过大雪山，渡过黄河，朝着南风吹来的方向一步步迁移，过甘肃、青海，经产牦牛、骆驼的“藏彝走廊”，沿金沙江到川南、滇东北和黔西北。

被放逐到崇山的苗人，由崇山往东，曾达到今湖南常德一带，又沿河流到达洞庭、彭蠡之间，后来周王朝视为隐患，宣王“乃命方叔南伐蛮方”。到战国时吴起发兵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这支三苗后裔被迫逃进武陵山区，刚发展强大一点，又遭到东汉王朝的一再围剿，被迫“朝着太阳落坡的地分”逃迁，最后达到今湘西、黔东北、川东南和鄂西南一带。往东海逃迁的苗人，没有在东海岸边长久定居，而是慢慢离开海边，逐步往西归迁。他们中间有的人（约在四千年前后）可能渡海去了日本。

《庄子•外篇•在宥》记载，崔瞿问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愤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欢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

学生崔瞿问老师老聃（老子）说：“不治理天下，如何使人心向善呢？”

老聃说：“你要谨慎不可扰乱了人心。人们遭到排挤、压抑时情绪就低落，受到推崇、器重时情绪就高涨，人心因外界力量而一上一下就会憔悴不堪，人们在遭到排斥时往往表现出柔媚之态以求刚强之人的怜悯，这种人平日的所谓刚贞气节至此已全部刻削完了，此时内心焦急若火，又战惕如寒冰，这种变化疾速如同片刻之间再临四海之外。人心动静不同，其静如深渊一般沉默，其动如高天一般飞扬。亢奋骄矜而不可禁制，这就是人心啊！从前黄帝开始用仁义来扰乱人心，于是尧舜大腿瘦得没有肉，小腿磨得没有毛，如此奔波劳苦来供养天下人的形体，他们愁苦心志来推行仁义，约束情感活动来建立法度。然而仍然不能制服天下，尧于是把欢兜放逐到崇山（湖南张家界），把三苗流放到三峗（青藏高原），将共工流配到幽都（燕山一带），这就是不能制服天下。”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故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圣知之不为桁杨椄槢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故曰：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

“延续到夏商周三代，天下人受到了更大的惊扰。下有夏桀和盗跖一类的暴君大盗，上有曾参和史鳅一类的仁者，而且儒家和墨家也都兴起了。于是快乐之人与愤怒之人互相猜疑，愚钝的人与聪明的人互相欺骗，行善之人与行恶之人互相非议，荒诞之人与信实之人互相讥讽，而天下便日益衰落了；人们的根本德性各不相同，那性命中的自然之情便丧失了；天下人都喜欢智巧，百姓也便汲汲于智慧而丧尽自然本性了。于是用斧锯一类的刑具制裁百姓，用礼法伤害百姓，用肉刑之具判决百姓。天下因人们互相践踏而大乱，其罪过就在于扰乱了人心。所以贤明之人隐居在大山深岩之中，而万乘之君忧愁恐惧于朝廷之上。当今世上被砍头的人尸体相堆积，戴上枷锁的人接连不断，受刑戮的人满目皆是，而儒墨之徒却企盼止乱、高谈阔论于枷锁之间。唉，太过分了！他们不觉惭愧又不知羞耻到极点了！我尚且不知圣智是否为枷锁上的横木，仁义是否为镣铐上的卯眼榫头，又怎么能知道曾参、史鳅是否为夏桀、盗跖出现的先声呢！所以说：抛弃聪明智巧，天下才能大治。”

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颇少，除了荀子在《解蔽》中有“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一句批评的话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评论留传下来，甚至同时期的孟子对他也只字未提。后世了解庄子，主要是通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及《庄子》一书。《列传》对庄子仅有二百多字的记载，但目前看来，这是历史书中对庄子所作的最早的较详细记录，可将其作为了解庄子其人的基本线索；而关于庄子的详细情况，则大部分来源于《庄子》一书。

《庄子》应该于先秦时期就已成书，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十三篇本《庄子》，是经西晋郭象删订并流传下来的。汉代《庄子》有五十二篇十馀万字，这种五十二篇本到魏晋时期仍然可以见到。魏晋时玄风盛行，庄学渐起，为《庄子》作注者多达数十家，但这些注《庄子》者往往根据自身对庄子的理解和个人喜好，对《庄子》一书的篇目做了一定的删改，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庄子》版本。郭象以前，主要的《庄子》版本有崔馔本、向秀本、司马彪本。

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郭象三十三篇本，是郭象在五十二篇本的基础上吸收各家尤其是向秀庄子学成果之后删订的，是郭象对司马彪五十二篇本“以意去取”，并删去其中“十分有三”之后的结果。经过郭象删订的《庄子》，无论从篇章还是字句方面，都更为精纯。由于他吸收和借鉴了向秀及当时各家之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颇富改造性的独特诠释，故为历代所推崇，逐渐成为定本，流传至今。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庄子是“蒙人”，但他并未明指是何国之“蒙”。《庄子•列御寇》中说庄子居宋，汉人也一般认为庄子为宋人。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引刘向《别录》：“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书•艺文志》“庄子”班固自注：“名周，宋人。”张衡《髑髅赋》：“吾宋人也，姓庄名周。”由于战国时的宋在汉代属梁，因此有的隋唐学者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便认为庄子为梁人，如《隋书•经籍志》、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即有这样的说法。

庄子的生活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中期，但其确切的生卒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确凿证据，已无法考证，只能根据与庄子大约同时的人物来进行推测。庄子所处的年代，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战争频发，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文化成为一种强烈的需要，于是“士”这一阶层的人大量出现。这种社会与文化状况对庄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彼时孟子正游说各国，墨家门徒遍及天下，齐国稷下之学也正当鼎盛，而庄子却主动地选择了“无用”和贫困。

庄子大体上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肤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他并非仅仅是对老子思想进行发挥，而是有其独自见解，并形成了其个性鲜明的哲学、艺术特色。

以《道德经》的问世为标志，道家思想已经完全成型。《道德经》的作者为春秋末期的大哲学家老子，关于老子生平及其著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可信的介绍：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末期陈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大约在老子去世后不久，陈国即被并入楚国，所以《史记》又说他是楚国人。

老子曾担任过周朝藏书室史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孔子三十多岁时，曾专程去向老子请教有关礼制的问题。后来孔子在自己的弟子面前，赞叹老子就像“乘风云而上天”的龙一样，因此后人又称老子为“犹龙”。老子对当时的政治状况极为不满和失望，为此他辞官隐居。当他出函谷关时，守关的官员尹喜为这位大学者的隐退甚为惋惜，便劝他著书立说，以便为社会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于是老子就著书上、下两篇，这就是《道德经》。

伏羲一画开天，把“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维开发出来。黄帝把“道”落实在政治上。我们中国从黄帝开始就是“道政合一”了。道政合一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特色。中华民族的认同标准是道统（中道），不是血统。中华文化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现代，一脉相承，都秉承《尚书》所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中道精神。

从周朝起，无论如何改革，都会改朝换代，因为诸侯都想当皇帝，道统亘古未变，是人心善变。以致不论皇帝如何产生，百姓都期待他的道德修养十分良好，而且有生之年，不管在位或退位，都能持续不变。我们漫长的历史洪流中，凡是仁义道德弘扬的，必属盛世。不重视品德修养，不仁不义的时代，自然衰落。看起来是了不起的人在改变时势，实际上却是仁义道德在主宰时代兴衰。人道的力量，实在不可忽视。

在我们的经典文献里，最有资格称为帝王学的，就是《道德经》。《道德经》五千言，其中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讲给君王听的。老子说要当一个君王，必须要具备不出户知天下的本事。只有懂得天下的大道，以一贯之，就能跟道合一，因为道跟天下万物都是合一的。跟道相合，再进行推理，就能不出户，知天下。

老子和孔子都在论述《易经》的道理，老子从阴面讲，孔子从阳面讲。老子讲“太极”以内的部分——“无”，孔子讲“太极”以外的部分——“有”，所以老子是月亮，孔子是太阳。孔子说：“你要走正道”，老子说：“你不要不走正道”。老子是对那些层次非常高的人讲《易经》的道理，孔子是对中层干部讲《易经》的道理。孔子教我们要成为好干部，必须安分守己、尽忠职守。老子教我们要成为好领导，就要效法自然、无为而治。

《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謙謙，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道家出自史官，史官的职责主要为观察星象、制定历法、管理王室典籍和收藏档案。他们连续记载成功失败、生存灭亡、灾祸幸福、古今的道理，然后知道秉持要点把握根本，守着清静无为，保持谦虚柔弱的态度，告诉国君治理国家的方法。

“道家”一词是后世追溯出来的，先秦无此名称，后世所谓的道家诸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属于道家。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形成是以总结、发展、著典籍为主要路径，每一次思想的跳跃都经历了极其长时间的众人积累，这也再一次凸显了道家的生命力。

道家是秦汉后建构出来的学派，先秦时期没有“道家”一派。道家分为“黄老”与“老庄”两支，“黄老”重外王，“老庄”重内圣，但内圣与外王亦有连续性。黄帝、老子、庄子是道家传统中最重要的三个符号，追溯道家三子的起源，可追溯到神话的源头。黄帝源于天子神话，老子源于大母神神话，庄子源于飞仙神话，神话的源头不同，三子的思想定向也就不同。三子在战国时期分别形成各自的体系，并在秦汉后被聚合成一家，即所谓的道家。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提出以“道”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老子主张通过以道治国、推行无为政治来实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当他发现治国理想无法实现时，便选择了退隐，主张守柔不争以保身、修身。与黄老学派的价值观相比，庄子更为理想，他向往的是“至德之世”，主张通过“任其性命之情”以实现这一理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谈玄之风兴起，对老庄的重新阐释，并形成影响深远的魏晋玄学。此后老庄成为道家正统，一直延续至今。庄子后学着重发挥无为政治的现实意义，承认仁义礼法在国家治理中的现实作用，主张对仁义礼法等治国之具进行改造，在批评儒家所提倡的功利性的仁义观的同时，提出“至仁”“至礼”等观点。

当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无法实现自我的时候，道家有独到的发挥。道性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道家对人道十分重视和肯定，只是道家对人性的看法及在人道的实现问题上，走的是与儒家不同的道路。儒家重视人的社会性，道家重视人的自然性。在实现人道的途径上，儒家讲入世有为而“成圣”，故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一套理论；道家讲避世无为而“归真”，想挣脱社会伦理的束缚，通过效法自然的无为来实现人生。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先秦时期的学术流派归纳为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孔丘）、孟子（孟轲）、荀子（荀卿）；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李耳）、庄子（庄周）；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墨翟）；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邹子）；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王诩）；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刘安；小说家，代表人物是虞初。

班固《艺文志》吸收了刘歆《七略》的成果，记载了西汉皇家藏书目录，并综述了各种学术派别及源流，它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一部有价值的重要学术著作。

《艺文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诸子共有十家，其中值得观赏的不过九家而已，都是起于王道政治已经衰微今后，诸侯以武力相征伐，当时的国君，喜好厌恶都不一样，所以九家学术纷纷兴起。各自引用他们的学说，推崇他们学说的好处，用自家的学说来奔走游说，迎合诸侯的心理。他们的言论固然不一样，就譬如水火，是互相没落也是互相生长的；就像仁与义，敬与和，固然性质相反却又是互相生成的。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易经》说：“天下学问的途径虽然不一样但是归趋是相同的，思虑虽然很冗杂但是目标一致。”九家的学者，各自推崇他们学说的长处，用尽了智慧和思虑，来阐明他们学说的要旨。虽然各自有偏见短处，但是综合他们的主要归趋，发现他们也都是从六经分支出来的。假使让他们遇到圣明的君主，能折中采用他们的主张，他们都可以成为辅佐君主的人才。

《艺文志》：“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若能修明六经的学说，观察参考这九家言论，舍弃短处取用长处，就可以通达治理国家的各种方法。

被排除在可观者之外的“小说家”自古不为文人所重。班固将小说家列入“诸子十家”，可是他又将其单独剔除出来，说“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个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小说一直被认为是文之小道，难登大雅之堂。

“小说”一词出自《庄子•杂篇•外物》：“任公子为大钩巨锱，五十辖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骛扬而奋馨鳍，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

任国的公子做了个巨大的钓钩和粗大的黑钓绳，用五十头牛作为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把鱼竿投向东海，日复一日地钓着，一年都没有钩到一条鱼。后来有一条鱼吞食了鱼饵，它牵动了巨大的钓钩沉入海底，伸张鱼鳍，上下乱驰，掀起的白色波浪像山那样高，海水猛烈震荡，发出鬼神般的巨声，使千里之内听到的人感到恐惧。任国公子钓到这条鱼后，把它剖开晾干，浙江以东，苍梧山以北的人，都饱食了这条鱼。

后世那些才识浅陋又好评论讲说的人，都觉得惊奇而奔走相告。要是举着小竿细绳，奔向灌溉用的小沟渠，守候着小鱼，这样想钓到大鱼就很难了。粉饰浅陋的言辞来求取高美的声誉，这对于通达大道而言，相差太远了。因此未曾了解任氏不期求近效的风度的人，也不能与其谈治世之道，因为相差得太远了。

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许多学人策士为说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学说，往往设譬取喻，征引史事，巧借神话，多用寓言，以便修饰言说以增强文章效果。庄子认为此皆微不足道，故谓之“小说”，即浅识小道，非大道所在。这正是小说的本来含义。

东汉桓谭在其所著的《新论》中写到：“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桓谭认为小说仍然是“治身理家”的短书，而不是为政化民的“大道”。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写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班固认为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代表性的解释和评价。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孔子说：“即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可观的地方，但是要据以推求高远的道理，恐怕会滞碍不通，所以君子不愿去研求它。”

孔子主张博学，认为各种技艺，虽然是小道，却也有可取的地方。儒家所反对的并不是小道，而是专任小道，专门研究技艺，想要据以推求更为高远的道理，很困难。技艺很重要，但是做人做事的道理，才是根本。不能够专门注重技艺，而忽略了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

《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小说的奠基历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八百多年的积累和沉淀，到唐代古典小说才正式形成。

小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古典小说的正式形成。宋元两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市井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话本小说，为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高峰，四大名著皆发于此。

自宋代开始小说具有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种不同的小说系统。文言小说起源于先秦的街谈巷语，在历经魏晋南北朝及隋唐长期的发展，文言小说有了明显的进步，形成笔记与传奇两种小说类型。而白话小说起源于唐宋时期说书人的话本，故事的取材来自民间，主要表现了百姓的生活及思想意识。

文言小说的创作主体一般都是高层文人，以唐人传奇的作者来言，几乎全是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科举成名，如元稹、牛僧孺位至宰执；白居易白行简兄弟、沈亚之、蒋防、李复言等一代才子；宋明以来的刘斧、洪迈、瞿佑等作家。宋元以后的白话小说作者，不是出身下层，也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说书先生这类中下层知识分子；冯梦龙、李渔这样的饱学之士不多。

文人小说（文言小说）自七世纪的初唐出现；至中唐极盛，作品都密接现实，宣泄时代心声；九世纪后叶起逐渐衰落，迄宋明而不能复振，虽然余脉不绝，但和全盛时期的唐人传奇相比，大抵仅存形骸，神气萧索。直到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结合了市人小说的情趣，为文人小说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

市人小说（白话小话）从宋元起取代了文人小说而繁荣，因为白话小说是群众的语言艺术，而群众对深奥的文言小说，毕竟有语言障碍，对文人思想也较隔膜。因此，文人小说即使不自行衰颓，也难与广大市民更贴近更能接受的市人小说争一席之地。

市人小说经过了晚明的全盛时期后渐次衰落，这是因为，大量头脑冬烘的文人插手，将小说作为宣扬礼教的工具，这些充塞迂腐教条的作品当然缺乏艺术，甚至没有可读性。更因为，中国陈腐的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末世，缺乏新的美学生机，缺乏艺术创新的原动力。白话小说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问世后，长篇作品立即进入了退潮期，短篇则比长篇更早衰落，明清之际的李渔成了最后一位佼佼者。

所以，不管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都源远流长，两类小说除了在小说文体和美学规律必然互相沟通的趋同性之外，从内容到形式有较明显的区别。

文人小说的作者不论由于现实人生的感兴，或意在评价人生，或意在抒发情怀，文人小说的创作不是为了卖文维生，只是自我娱悦或娱悦周围。白话小说的作者将作品作为在游艺场中谋生的手段，或为了刻印出售。

文人作者可以单凭一己的感兴，有独立挥洒的自主性；市人作者以小说为谋生手段就必须考虑“买方”，关注群众是否接受，顾及社会舆论的评价，受限于公众传媒式的言论自由度。古代没有报刊之类的传播工具，说书人演讲故事，大抵采集周遭近事、民间传闻，带有现代报刊社会新闻报道的作用。除了都城是说书艺人集中之区的缘故外，也有取近时近地的见闻为材料的性质，因而说书艺人有舆论责任的负荷，和文人的著书立说不同。

文人通晓文体章法，有所秉承；丰富的学养使之熟谙文史典故，运用自如；诗词韵语更是得心应手，无所窒碍。唐代传奇作家人人能诗，不以为奇，除了情节必要，极少夹入无谓的诗赋韵语。所以，文人小说简洁典雅，市人小说通俗亲切。元明以后的文言小说大量使用诗词韵语，是文言小说的劣化。

市人多用俗谚俚语，以浅俗之言适应听众；叙述的情节必须更为繁富，细节描写力求生动以吸引听众。比如，临场演述时为了等齐后的听众，正文之前必须先加一个小故事作“入话”，以至市人小说形成一种特定的格式，后来成了案头文学时也承袭不变。

文人小说作者持上层文人圈的价值观、感情和趣味；市人小说作者的意绪、情绪和口味既不同于上层文人，又必须代表市民群众的意识、愿望和趣味。市人小说的作者作为市民的代言人，为市民写心而博得听众（读者）的赏爱，这之间显然要承受市民的进步的或落后的意识和趣味的影响。

所以，作者的社会地位、创作目的和欣赏对象的不同，必然导致其思想观点、感情态度、艺术趣味和美学品位的不同。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我国有几千年的史官文化，相传古时君王身边常有两名史官相随，左边的史官主要负责记录重要言论（即君王语录），是为左史；右边的史官主要负责记录重大事件（如地震、战争），是为右史，即“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史”在古文字中是会意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从又持中”的“中”，形似一个有柄的文件袋，章太炎等人皆有所论证。手持文件袋（中）的人，最初非史官莫属。

所有记录的成果都放到握持的文件袋里。后来就把记录的成果称作“史”，以记言为主的《尚书》，以记事为主的《春秋》，都是“史”；把史官的身份称作“吏”，在“史”上面加了一小横就是“吏”字，君王把身边的史官派到政府机构去管理政务，就是“官吏”；官吏们所处理的事务就是“事”，“事”字是“吏”字的小变。所以“史”“吏”“事”三者原本同义，不仅字形构造大同小异，并且读音相近；后来随着三者义域不断扩大，后人对其相互关系亦不甚了解。

正史就是被官方认定为正宗和正统的史书。最早将正史作为史籍类名的是《隋书•经籍志》。正史有确定的范畴，宋代时有十七史，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到明代，增加了《宋史》、《辽史》、《金史》和《元史》，成为二十一史；清代又增加《旧唐书》、《旧五代史》和《明史》，遂成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正史最为通行的说法；民国时，增列《新元史》，而有的地方则是将《清史稿》列入，于是又有二十五史之称，如果将这两部书都加进去，就是二十六史。

在唐代以前，正史一般为私人撰写，如《史记》为司马迁所著，《汉书》为班固所著，《后汉书》为范晔所著，《三国志》为陈寿所著。自唐代以后，正史就开始由官方组织编写，如《晋书》，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监修，编者共有21人；再如《隋书》，先由魏徵监修，后由长孙无忌连续，编写者则有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颜师古等一大批知名的学者；唐代以后的正史中，私修的仅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等很少数的几部。

官修的正史往往由当朝宰相担任主编，因为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宰相依凭自己的身份可以进行裁夺。虽然正史中难免存有部分曲笔和隐讳，但是它的权威性仍是其他史书所无法比拟的。正史的撰写所依据的资料是最原始的，也是最全面的，而且正史的编撰者一般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和史学家，所以在历史研究中，正史占有基本性的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历代典籍尚有8万余种之多。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刘歆的《七略》。《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该书早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因此《汉书•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

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

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四部之下的各种类目，历代都有所变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今天，“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各类图书馆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科学体系进行图书分类，普遍采用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图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春秋、战国以至西汉有不少关于黄帝的传说，但因为“荒诞离奇”，多数不可信，先秦儒家古书中只有《五帝德》、《帝系姓》中说到黄帝。

司马迁依据《五帝德》、《帝系姓》这两个材料，并吸取了其他学派，甚至秦汉之际的方士的说法，将颛顼、帝喾、尧、舜、禹都说成是黄帝的子孙，商汤、周文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诸国，以及秦、楚、吴、越，甚至周边的匈奴、东越、南越等都被说成是黄帝的子孙，这种说法未必科学，但是“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被确立起来，“明始祖”对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黄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修德振兵”、一统天下的人物，《史记》以之为记事之首，“明一统”的思想是非常鲜明的。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共写了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完成了对古代编年体、国别体、资料汇编体等史书形式的整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后世国史都以纪传体为标准体例，中国古代“正史”二十四史系统就是从《史记》开始的，而《史记》是其中唯一一部通史。读中国历史，不能不读《史记》。

《史记》不仅记述宏富，而且体大思精，其达到的思想高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是少有其比的。首先，坚决不做统治者的代言人，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妥协，不虚美，不隐恶，这种被后人盛赞的“实录”精神的实质就是强烈的批判精神、抗争精神。

在《史记》中很少有对统治者的歌颂，而多是批评、嘲讽，且有些是相当深刻、相当犀利的。例如揭露汉武帝“尊儒”的实际意图，实行酷吏政策造成的社会恐怖，实行官工官商和算缗告缗等经济政策的与民争利，征东越、南越、西南夷、朝鲜、大宛等不义战争的劳民伤财，都是对当时政策痛下针砭，以致《史记》在汉代长期被当做“谤书”。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它与后世粉饰太平、为统治集团歌功颂德的史书拉开了距离，代表了最高层次的“史德”。

其次，歌颂奋发进取、百折不挠，歌颂正义以及为正义进行斗争的各种英雄人物和英雄行为，表现出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史记》全书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动力。再次，《史记》对于很多问题的见解是相当超前的，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司马迁年轻时就很喜欢历史，20岁时就漫游名山大川，到处考察、搜集史料。他承袭父亲太史令的职务后，又得以看到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这些，都是司马迁能够编写出《史记》的重要原因。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这中间，因为司马迁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话，被投入监狱，惨遭腐刑，蒙受奇耻大辱。出狱后，司马迁更加发奋写作，终于在征和二年（前91年），完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煌煌巨著。在他死后若干年，他的外孙杨恽将这部52万多字的巨著公于之世。

在《史记》之前，我国也有史书，如《春秋》这样的编年史，如《国语》、《战国策》这样的国别史，还有《尚书》这样的政治史，但是还没有一部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通史。《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的体例严谨，脉络分明，后代修前朝国史，都遵循《史记》的体例。一直到清代，号称中国“正史”的“二十四史”都是以《史记》的体例为蓝本的。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还是一部文学巨著。它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把中国的历史散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以极具表现力的语言，塑造了蔺相如、屈原、荆轲、项羽、刘邦、韩信、樊哙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汉书》亦称《前汉书》，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问世的又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它主要记述了汉高帝元年（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23）二百三十年的西汉王朝历史，内容全面丰富，其“整齐一代之交，文赡事详”，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西汉社会的一部最重要著作。

《汉书》是经过四人（即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之手，历三四十年时间才最终完成。《汉书》洋洋洒洒80万字，大量原始史料存于此书，数不清的典故出于其中，学术文章层出不穷，历来为史学家所推崇。

班固作《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所不同的是《史记》有世家，《汉书》没有；《史记》记载典章制度的部分叫作“书”，《汉书》改称“志”。《史记》贯通古今，不以朝代为限，所以叫通史。《汉书》纪传所记的都是西汉一代的史实，所以叫断代史。断代为史始于班固，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循例多作断代，为我国“正史”定下了格局，成为后世正史不祧之宗。

《汉书》同《史记》一样，也有文史合一的特点，它是继《史记》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汉书》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从实描写，他还善于根据真实的材料，选择典型的事例，并于每篇传记中抓住一个主题，进行细致、深刻的描写，使人物和事件能够生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有些人物逼真，呼之欲出，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

班固继承《史记》为边疆少数民族和国家立传的优良传统，在《史记》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增补，写成《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西域传》三篇，记叙了汉代周边边疆内外各族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与汉朝交往、战争的历史，为后代研究我国古代边疆各族及周边亚洲国家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班固的《汉书》虽没有司马迁《史记》在文风上的生动活泼，但他笔法谨严，结构严密，炼词简净，显示出了他自己的特色。由于班固本人是写作辞赋的能手，所以《汉书》的文字很讲究，词汇丰富，句法灵活，有一种整饰、铺张的倾向。

作为传记文学的《汉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它对后代的散文有很大的影响。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是精熟《汉书》的。宋代苏轼说：“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叁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宋代黄庭坚也说：“三日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汉书》还汇集了许多西汉作者的政论和辞赋文章，为后人保存了珍贵的文学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