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状元上阵“开炮”

“不期而遇”的好运

19世纪末，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中国就像一头老象，日本就像一只饿狼，1887年，日本制订侵华计划：以五年为期，抓住时机，准备进攻。日本明目张胆地宣布，要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19世纪90年代初，这只饿狼已经组建常备军6万人、陆军预备兵23万人，海军方面，也拥有排水量6万多吨的海军舰艇。

日本参谋本部还不断派遣特务间谍进中国。大量的日本人来到大清，有的人刺探大清的政治情报、军事情报，有的人秘密绘制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总之，一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准备工作在全力推进之中。

在与国内的太平军、捻军较量之后，在与西方列强发动的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较量之后，大清王朝还在喘息，清政府高层里一个重要的政治派别——洋务派也在积极做洋务运动的推进工作，想利用船坚炮利的方式，重振大清王朝。

但是，洋务派遭遇到了重重的阻力。为削弱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中央政权中的实力，慈禧太后故意扶持顽固派和清流派。这两派死死围住洋务派，开展了一场又一场类似于“狗咬狗”的斗争。

慈禧太后不仅玩政治平衡的游戏，还玩“形势一派大好”的游戏。具体来说，就是在1894年，她集中华之物力，准备她的六十大寿。从这年正月开始，万寿庆典的各路筹备工作就开始了，其中一个项目就是特开“恩科会试”。

在过去的那些会试中，张謇已经连续四次败下阵来，对于科举考试他已经没有一丁点兴趣了，连那些专业的考试用具都全扔掉了，这说明他已经决心不再参加考试。然而现实是复杂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中，那些站在十字路口做出的抉择，往往是多方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自己感性的冲动、理性的分析外，还有来自家庭方面的考虑。张謇的老父亲已经76岁了，在那个时代已经相当难得，张爸爸这一辈子的希望有很多，其中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个寄托他平生最大愿望的儿子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荫庇宗族。正是他，用一个老父亲那特有的眼光与语言，苦苦恳求儿子再试一次。

这个年龄的父亲在世上是活一天少一天了，张謇不好过于违拗父亲的意愿，就勉强答应了下来。因为心中不那么情愿，所以他启程很迟。3月29日，他才到达北京，而这天已经是考试入场的时间，匆忙中，张謇来不及购买考试用具，就借朋友的一套考具跑进考场。

考试完，大家都等着发榜，所有人都伸长脖子很不耐心地等着，唯独这位老选手心情平静。因为他已经有了经验，似乎每次考试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这一次也不抱任何希望，连录取消息都懒得打听。

放榜这天，张謇正在大街上走着。后面跟上来一位同乡，大老远地喊着：“张謇，你还有心思在大街上闲逛，还不赶紧复习准备复试！”

“复试？”张謇一脸疑惑。

“我刚去礼部看皇榜回来，你是第六十名贡生。恭喜呀！”

礼部复试很快就到来了。张謇这次考试准备充分，发挥很好，取得一等第十名的好成绩。

收到复试结果后，张謇对接下来的殿试劲头十足，信心满满。望着蓝蓝的天空，张謇忍不住喊道：“我的好运气来了！”

5月26日，殿试笔试。

这天早上，吃过早饭，翁同龢往考场走。5月底北京的天气十分宜人，但翁同龢却无心感受这个好天气，他心里一直在想，上次错认了试卷，这次我得想点办法确保张謇的考卷准确地落到我手里。

快接近殿试考场时，他终于想出办法来了。翁同龢悄悄叮嘱收卷官：“你坐候张謇交卷。他一交卷，你就将他的卷子直接送给我。”

27日，殿试的结果要出来了。七位阅卷大臣围桌而坐，桌子中间放着昨天遴选出来的优等试卷。大家反复研究后，六位阅卷大臣（张之万除外）达成统一意见：将翁同龢选中的那份试卷定为第一名。

28日，乾清宫。

阅卷大臣们手里捧着殿试前十名的试卷进入大殿，光绪皇帝坐在金銮殿中央的金色大靠椅上。大臣麟书按已排定的先后顺序，拆开套封，宣读考生的名字。第一封就是张謇的试卷。在这紧要的关头，翁同龢又向皇帝讲了一句简要的介绍：“张謇是江南的名士，而且他是个大孝子。”名士、大孝子，这样的人，想不给他头名状元都不行。

光绪皇帝一听，自然非常高兴。

当天五更，这些准备参加殿试的进士们已经齐齐等待在乾清门外听候宣召。每一个人既紧张又兴奋，似乎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才听到宣召官高声呼唤：“一甲一名张謇上殿！”

张謇顿时有些手足无措，他努力地镇定自己，还是脚步有些踉跄地进殿跪拜，三呼万岁。状元及第的梦想，26年的苦苦追求，在他41岁时终于变成了现实。

现在本该是张謇狂喜的时刻，然而，此时的张謇却没有狂喜万分，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

看来，之前那些落第的打击，那些岁月蹉跎的经历，已经让他彻底改变。在大起大落面前，他的内心深处都能平淡处之。在大起大落时居然能保持淡定，这正是人们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29日，阳光明媚，风和日丽。金碧辉煌的大殿上，站满了文武百官，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光绪皇帝在太和殿接见当朝状元。

随着“宣状元张謇上殿”的宣诏声响起，张謇缓步走到皇帝面前，行叩拜大礼。

光绪皇帝赞赏了张謇的文章，宣布授其翰林院编修的职务。

这是张謇得到的第一个官职。

张謇刚刚步入仕途，正在举目张望时，国际形势却发生了疾风骤雨般的变化。

李鸿章的难题

1894年7月，朝鲜又一次发生内乱，大清政府又一次接到来自朝鲜的军事援助请求。

日本政府一直在寻找出兵的借口，看到朝鲜发生了内乱，中国在向朝鲜出兵，也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不放，急急忙忙向朝鲜出兵。打败清朝已经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日本军方感到似乎上天也在帮助它，现在不用自己费力，居然就把大清军队弄到朝鲜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这对日军来说，实在是太有利了。

一方是蓄谋已久，一方是毫无准备。清军是去帮助朝鲜平定内乱的，清军高层打破头也不会想到日军会突然蹿出来从背后对他们下刀子。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这样一来，战争就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级别上展开。

对于没有防备的大清军队来说，与日军的战争结果就是一个字——败。大清军队初败于牙山，再败于平壤，日军迅速打到鸭绿江边。此时，大清皇宫内没有一丝战争的气息，慈禧皇太后万寿庆典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从袁世凯（已经升任中国驻朝帮办）那里，张謇了解到，在处理朝鲜的问题上，李鸿章已经犯下一系列的错误。当然，这个“错误”两字，可能要打引号，因为张謇认定是错误的做法，李鸿章认为那才是正确的做法。不仅如此，张謇还了解到，李鸿章手中的北洋军队已经不是当初跟太平军、捻军较量时的湘军、淮军，军队内部变得非常腐败，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对于清政府最高层的决策者来说，这是两个重要情报，自然也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作为一个初入官场的新人，张謇是没有资格单独上奏章的。虽然他已逾不惑之年，在家庭里是顶梁柱，但在论资排辈的官场里，还没有他说话的份儿，只能站在旁边观望。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幸好他还没有上奏章的资格，否则官场凶险有可能把他刚刚开始的美好前途给彻底葬送。此时的张謇虽然人到中年，思想上却非常“愤青”，他不停地寻找发言的机会。终于，他发现了一个泄洪口——他的官场老师翁同龢。于是，他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加进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儿给翁老师讲了。

作为清流派的领袖，翁同龢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给洋务派找黑材料。这会儿，有这么重要而新鲜的黑材料，翁同龢岂能不大用特用？就在翁同龢为李鸿章准备黑材料的时候，国际形势却以“日日更新”的速度发生变化。9月下旬，日军已经开始进攻中国的东北地区了。

在这重要关头，李鸿章却封锁了中国军队战败的消息，向皇太后的报告中，只报喜不报忧，甚至报败为胜。当然，李鸿章这么做也可以理解，毕竟，在所有人都在为皇太后庆生时，你传来一个战败的坏消息，岂不扫了所有人的兴？特别是如果因此扫了太后的兴致，到时自己的麻烦就大了。左右为难的李鸿章，想怪就只能怪他手下这些不争气的军队，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竟然这么不给力。

除了皇帝、皇太后不知道战场的实际情况外，实际上，天下人都知道大清军队已经无暇顾及朝鲜内乱，正在东北吃败仗。清流派的大臣们觉得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能顾及皇太后的庆典，于是他们做出决定，一个接一个地上奏章弹劾李鸿章。

一时间，在皇帝、皇太后的案边，弹劾李鸿章的奏章堆成了堆。现在，最高领导再不给个说法似乎也说不过去。皇太后从心里感谢李鸿章的好意，但现实摆在那里无法回避——朝鲜没能平定内乱，东北告急。虽然这俩地儿离京城很远，但日本军队也不是一定就不跑到京城的地界上打枪放炮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9月17日，军机处召开专题会议，参会的王公大臣在一番争论之后，终于做出决定：眼下仗毕竟是打败了，掩耳盗铃也掩不住。这口黑锅需要有一个人来背，那就李鸿章吧，让李鸿章背着这口黑锅回家烧饭去吧。这个处分的分量，最终还是考虑到皇太后的心意，只对李鸿章做出了“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处罚。这个处分也可以这样理解，李鸿章就是失去了一个装饰物，外加一件黄色的衣服不能随便穿罢了。

墙倒众人推，不推白不推。议处李鸿章的军机会议还在召开的时候，清流派就已经闻到味儿了，他们认为搞倒李鸿章的机会来了。该如何搞倒李鸿章呢？9月29日，大家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57名朝中大臣一起联名上奏折，要求让恭亲王替代李鸿章。

表面上看，他们是要求起用恭亲王，实际上就是要赶走李鸿章。对于洋务派来说，清流派现在玩儿的是有很强隐蔽性的杀招，即传说中的“以退为进”招。随着这封奏章呈现出的，是一个全新的观点：李鸿章一日不去，国家就一日无望。

实际情况是不是像这些奏章说的那样呢？其实，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李鸿章算是那个时代的领跑者，努力地促使洋务运动朝前运行，一个劲儿地为大清制造作战需要的战舰枪炮。而其他的人呢？只顾着在旁边拆台，连啦啦队都算不上，甚至还不停地指手画脚，在李鸿章的每一个成绩面前找碴儿并加以谩骂。

这封联名奏折的确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它最终迫使皇太后做出了一些改变，起用恭亲王，但李鸿章算是腰身硬朗，并没有被赶走。清政府最高层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道理也是显然的——大战就在眼前，正是用人的时候，假如没有李鸿章，北洋军谁能调得动？比起这些只会喷口水的清流派大臣，慈禧更清楚，没有李鸿章，北洋军就玩不转。利用清流派只不过是压一下李鸿章的势，平衡一下各方的权力，不让洋务派太过于狂妄和嚣张罢了。

看到李鸿章这棵大树多少动摇了一些，清流派没有停下那些摇树的手，而是决定再派出一批人继续摇、更加用力地摇。

这次上阵的不是原班人马，换成了翰林院的一帮兄弟。具体来说，这一次上阵的是35位翰林，由丁立钧领衔，联名上奏《请罪李鸿章公折》。

张謇也搭上了这趟班车，以他自己熟悉朝鲜事务为由，单独上了一份《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

新科状元舞出七根大棒

张謇的这份奏折，就像是一颗重磅炸弹，定点投向了李鸿章家的火药库——北洋军。

关于李鸿章处理朝鲜问题、对日本和战问题、北洋军的内部问题，张謇一下子就舞出了七根大棒。新人上场就这样舞刀弄棒的，只能说张謇真是一个无视职场潜规则的直性子。

那么，这七根大棒是什么呢？

第一，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是遇到外国洋人侵略中国的问题，李鸿章就一定、必定坚持和议。李鸿章已经不是一般的“主和误国”，据我细心观察，二十多年来，李鸿章就是一个真正败坏和局的人。

第二，就拿眼前的事来说吧，朝鲜问题发展到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还不都是李鸿章败坏和局造成的吗？读者们看出来了吧，张謇打造出了一个新概念——“主和误国”，就是说，李鸿章主和，就是在败坏和局，这之间的逻辑够深的。大家应该还记得，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命令丁汝昌、马建忠赴朝鲜与英美各国立约（这就是在翻李鸿章的老账了），那都是立的什么约，既同意朝鲜独立，又确定朝鲜仍为大清属国。正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协约，使中国失去了抵挡日本的屏障，还为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次丢掉朝鲜，不是丢在日本手上，而是丢在李鸿章的手上（张謇这套玩法就是传说中的刀笔吏的功夫，真是用笔杆子也能杀人啊）。

第三，前一次朝鲜内乱时，日本军队乘虚而入，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统率六营军队东征平乱，暂时打乱了日本的企图。事后，吴长庆一而再再而三地函请李鸿章制定修政练兵、兴利备患的措施，却被斥为“多事”。正是因为这件事，吴长庆本来立有大功，却因为得罪李鸿章，反而被调守金州，长庆军被一分为二，不复存在。吴长庆也积愤致死（看出来了吧，张謇这就要借机给恩主报仇）。接着，驻朝军队被李鸿章一一撤回，正是他的这一做法，为日本军队敞开了大门。他的做法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日本所要的，他李鸿章全给；日本所惧怕的，他李鸿章为之除去。

第四，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用兵的法理是一样的：战和相济。比如西方列强，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武力征服中国的政策。李鸿章经营洋务、军务已经三十年了，对战和相济这样的做法，如果说他不知道，鬼都不信。然而，今年6月，他做的这件事却让人十分费解，在得到袁世凯数十封密电之后，如果他能公开谴责日本国公然违反光绪十一年（1885）条约的做法（光绪十一年条约规定，中日两国不得擅自向朝鲜派兵，派兵的一方必须得到朝鲜的邀请），那么，日本理屈，这场战场或许就能避免。

退一步讲，他如果能采取当年吴长庆的做法，主动承担保护朝鲜国王的责任，变被动为主动，形成中朝之间捆绑的态势，也有可能让日本畏惧中朝联合力量，不敢轻易进兵。再退一步讲，如果让袁世凯帮助朝鲜改革内政，消除内乱，或许就能堵住日本出兵的借口。

然而，李鸿章却选择了以“牺牲朝鲜”为既定方针，这一方针的结果是，日本无所顾忌，发动了侵朝战争（张謇又给李鸿章扣了一顶大帽子——“牺牲朝鲜”，真是杀人不用刀）。

第五，日军在朝鲜集结后，驻守牙山的清军等待救援。此时清军由卫汝贵、左宝贵率领，就驻扎在平壤附近。大同江距平壤不到二百里，援军应由大同江入平壤，李鸿章却让援军迂回九连城，多行了八百里。也不知他是不是有意这么做，反正是贻误了战机。接着，他又让牙山驻军退往平壤。日军追，我军退，结果造成我军全线溃退，日军大获全胜。

把张謇的意思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说不是李鸿章的错都难。

第六，李鸿章派遣入朝的军队分为三支：淮、奉、豫，各军之间互不相关，各自为战，临大敌居然没有统一的指挥？整得我大清军队之间完全没有达到团队作战、合力击敌的目标！这其中，淮军是李鸿章的嫡系，卫汝贵、叶志超部军纪涣散，临阵脱逃，干的是些什么丑事呢？全是些抢掠奸淫的勾当。我大清的军队在朝鲜因此失去民心，面对如此恶劣的状况，左宝贵、马玉昆电请盛宣怀转禀李鸿章赶紧想办法。而对这么重要的电报，他却置之不理。

宋庆是德高望重的资深将领，大敌当前，他自请领兵出战。但李鸿章不给他调度军队的权力，自己担任统帅，玩“隔海调度”的游戏。

朝鲜地形复杂，有山有险，可攻可守，他却严令一万八千人困守一城，结果造成了等待日军围歼的恶劣局面。他的玩法真的很让人看不懂，哪怕是不懂军事的人也看不懂。平壤清军的溃败，他立即变得瞠目无策。一句话，朝鲜大败都是李鸿章一手酿成的。

第七，对于御史们揭露北洋军的腐败情形，如倒卖枪炮、接济日军粮食、临敌避匿，李鸿章都不闻不问；对于英勇牺牲的林国祥、邓世昌等将领，他就像没有这些人一般，完全无视。对遇敌即溃、贻误战机的叶志超、丁汝昌，他却保奏奖叙。

李鸿章被砸下课，日本却打了进来

在舞出上面的七根大棒之后，张謇说了一句上纲上线的话：“统胜兵精卒五十营，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这是一句最要人命的话，皇帝、皇太后最怕听到的就是手握兵权的大臣“胁制朝野”，现在，张謇就把这顶大帽子给李鸿章牢牢地扣了上去。

那么朝廷该如何安置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呢？这是一个不能不解决的大问题。张謇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一是另简重臣，以战定和；二是专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富贵晏安，以终其身。

这么看来，张謇又站在了朝廷的角度替皇帝考虑了难题。用民间的说法，张謇就是一个管杀还管埋的人。

这么多人都在使劲地搅李鸿章的局，清政府最高层也真的给搅乱套了，就将对日事务丢给了恭亲王去处理。然而，在日本的进攻面前，恭亲王始终没有拿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

现实是，战场上没有了大家都不看好的李鸿章，战事却仍然节节败退。10月11日，战火从朝鲜烧到国内，山海关告急。

应该说，残酷的现实也给了这位多谋的张謇当头一棒。这天，张謇夜访翁同龢，对眼前的局势，两人除了相对落泪无言，眼下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于是，在大敌面前，清流派、顽固派、洋务派全部采取了同一个行动准则：失声。所有人都不说话。

10月15日，张謇离开北京城，因为这一天，他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中日之战就这样在日本高层高度坚定一致、大清高层争论不休中进行着，结果也可想而知，第二年，也就是1895年，中日之战以大清的大败而画上句号。最后，胜利的日本指定要，而且只要李鸿章到日本去签订和约。最终两国签订的《马关条约》中，中国割让澎湖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的巨款，中日战事这才算是告一段落。

在家守丧的张謇在日记中痛恨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过错：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锄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无可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