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黄国华，一个不寻常的警察

黄国华的警察人生结束了。他以为退休了，离开了公安局，心结就没了。然而这以后的几十年，那个女犯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还像烙印一样刻在黄国华的脑海里，怎么也忘不掉。

他依然固执地认为徐骊不该被枪毙，依然觉得他的一等功是她用性命换来的。整整28年里，他每个周五要理一次头的习惯也一直没有变过。一开始是进理发店，后来干脆买个电推自己理，但依然是在星期五这一天。无论走到哪里，这个心结还是一直纠缠着他。

有一次，他提前了一个月和我约好时间要来我家吃饭，至于为什么约了这天，我没在意，他也什么都不说。等他来了我才知道，这天是他的生日。我想，这些年许是他太孤独了——不是说他生活里少了吃饭热闹的场合，而是缺少可以一起聊心中真正郁结的朋友。

每次见到他，他谈及最多的就是他的母亲。黄国华年轻时相貌英俊，大家都说他像母亲，不仅是长得像，性格更像。他说他母亲总是先考虑别人。

从公安局申请早退前，唯一让黄国华举棋不定的，是母亲对这个决定的态度。他是家里的小儿子，也是三兄妹中母亲最疼爱的孩子。黄国华问母亲：“您怎么想？”母亲只有一句话：“儿子，你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就去做吧。”

退休后，黄国华的生活有些拮据。当警察时，黄国华没攒下什么钱，单位分的房子房贷还没还清，儿子也还在读中学。于是，他去老战友那儿打些零工，在外地东奔西走。

那是2007年，黄国华46岁。准备离开杭州的行李箱里，除了母亲的相片，也装着他摘掉徽章的警帽和警服。母亲问他：“你不回来了吗？”黄国华说：“回来的，但这身衣服穿惯了，想随身带着。”

母亲看儿子经常不在杭州，觉得心疼，总是想方设法地凑钱帮他。黄国华回忆：“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年，我母亲为了能省几块钱，每天骑自行车从观音塘到彭埠，来回16公里，去买最便宜的菜。而那时，她老人家已经73岁了。一直到她生病前都是这样，来来回回总有五六年的时间，她从生活开支里省下一些贴补我。”

黄国华的叹息，让人心头一酸。也许，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案件，他不会变得那么消沉，生活和家庭也不会变得那么支离破碎，更不会因为辞了工作远走他乡打工，而对自己的老母亲照顾不周。

讲起那天，黄国华的眼里始终有泪：“母亲是傍晚送进医院的，突发脑溢血。我接到妹妹电话，从黄山一路飞奔回城。等赶到重症监护室，我说，妈，我回来了。她的眼皮动了一下，但是没能睁开眼睛再看我一眼。我忍不住流泪，母亲的眼角也有泪滑落。”

“我问值班医生，如果开刀能救我母亲吗？医生说，已经开始脑死亡，做手术最多只有5%的希望。我和哥哥妹妹商量，只能放弃治疗。”

“我想起上一次母亲住院时，我陪着她。晚上，看到同病房邻床阿姨病痛抢救的情景，母亲不禁触景生情。她悄悄和我说，如果她以后到了这一天，不希望搞得这么复杂。她希望干干净净地走。”

“我母亲插的管子，是我到家里给她拔掉的。为母亲守灵的那三天里，我没怎么掉眼泪。看母亲的样子，就像睡着了一样。我每天晚上和母亲讲，我说，老妈，你不要和我开玩笑，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走。”

“母亲出殡那天，在灵堂告别仪式结束，棺材抬进去的那一刻，我整个人彻底崩溃了。永远站在我身边的母亲，永远无条件支持我的母亲，从此真的就天人永隔了。我扒着棺材不放手，我心里明白，只要一进去就永远也见不到最爱我的母亲了。”

这些年来，每到母亲的忌日，黄国华总会在母亲遗像前摆上蚕豆、鲫鱼、豆腐干和红烧肉，这些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每逢初一、十五，他也会在母亲遗像前，点一炷香，念叨一下自己的近况。

有时，黄国华想到母亲，也会想起徐骊，想到她回忆自己儿子时的那种脉脉深情。她或许是一个罪犯，但为了儿子，不管承受多大的痛苦也在所不惜，儿子是她走过人间地狱的唯一动力。至少，在她儿子心里，她应该是一个好母亲。

“我母亲知道，我是破了案子，但解不开自己的心结，所以才去剃了个光头。记得当时她看到我光头的样子蓦然一惊，但马上恢复平静说：‘儿子，只要你问心无愧就好。’有时母亲到分局找我，会笑着跟门卫说，我是你们这儿光头的妈妈。一说光头，全分局的人就都知道了。这就是我的母亲，从小到大，她总是无条件地支持我、信任我、理解我。可是世界上最了解、支持我的母亲却走得那么早，那么猝不及防。我总觉得母亲是因为我才走得那么早的，我对不起母亲。”

黄国华讲，三个孩子中母亲最偏宠他，是因为觉得他为家里挑了担子。在黄国华的人生中，下乡当知青和当兵这两件事对他影响最大。

1977年4月，响应政府上山下乡的政策要求，每个家庭要有一个孩子下乡去当知识青年。哥哥身体不好，黄国华就自告奋勇地代哥哥去，当时，他还悄悄地把年龄改大了一岁。

下乡地点在新安江边的建德下涯镇。16岁的黄国华，一米八的大个子，身体强壮，挑担子一点儿也不输于当地农民，别人挑一百斤，他会挑一百五十斤，直到累得把腰都扭伤了。在秋收最辛苦的时候，黄国华会和同宿舍的知青半夜出动，一晚上把村民的稻子收割完成。然后等着第二天看村民们惊讶、欣喜又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他们躲在一边偷偷地乐。这以后，黄国华和当地村民结下了浓厚的感情。

一直到现在，他和下涯镇的老乡都还常常联系。村子有什么喜事，大家总想叫上他；只要有时间，他一定赶去，和他们大碗喝酒、闲话家常。

1978年征兵，黄国华家里本是妹妹去参军。但家里只有妹妹一个女孩儿，父母亲和兄长都舍不得，黄国华又从插队的下涯镇大洲公社直接出发，主动代替妹妹加入了部队这个大熔炉。军旅生涯更加强化了他乐于助人的性格。

黄国华所在的特务连，相当于部队的精英连，当兵5年，他业务技能样样拔尖，一年不到就跳过副班长直接当上班长。在各项军务技能评比中他总是遥遥领先，甚至连擦枪，也比军械处的同事干得专业。他还考到了神枪手、特等射手级别，同时他是一个好教官，为连队带出了9个神枪手、13个特等射手。那一年，他带领团队去南京军区参加全军大比武，夺得了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

当班长时，他把该得的所有荣誉统统给了战士们。如果按照他在部队的表现，十个三等功都拿到了，但是他一个都没要。因为他觉得来自农村的战士更需要，有利于他们日后转业分配，而自己回城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

1983年，黄国华从部队转业回杭州，刚好当时杭州市人民警察学校正在招聘军体老师。只可惜，当年为了顶替大哥插队，他高中毕业文凭没拿到就下乡去了。招聘方对黄国华的学历有些迟疑。黄国华不甘心，写信给当时的杭州市市长，信里表达了他想去警校当老师的心愿，他也在信里问，到底是文凭重要还是专业技能重要。

黄国华回忆：“有人告诉我，写信找市长，不要在信封上写‘市长收’，那样信会被秘书收去，要写市长的名字。我不知道市长是否真的收到我的信了，但没多久，我就真的如愿去警校当军体教师了，主要教队列、射击、擒拿格斗。”

在警校，黄国华是出了名的好教官。上军体课练习倒功，他从不要求学生们倒地时发出响亮的声音，反倒是要求声音越小越好。他认为，虽然倒地声势浩大更磨砺血性，但倒功的动作要领原本就难，还是安全第一。

学校里，黄国华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学生们想要改善大锅饭的口味，他就帮着买教工食堂饭票。学期末，他又会把办公室腾出来，让给学生用来复习迎考。他跟学生们说：“课堂上45分钟我是你们的老师，下课后我们就是兄弟。”

黄国华童年时，在杭州天长小学读书，因为擅长跑步，被选进杭州市少年足球队。有一次黄国华踢比赛，他父母特意请假半天，到现场来看黄国华踢球。

“我是守门员。大家都想进球，不愿意守门，那我就上了。球队里总要有人守门吧。守门员的作用就是守住球门，有时还要匍匐在地上。那也是唯一一次我父母两人一起来看我比赛，我很想能表现得好一些。但直到下场，我才知道，我母亲不断用手蒙着眼睛看比赛。她从来没有看过足球赛，想看看足球赛到底是怎么比的，但是她看我突然就要去扑球，又紧张地蒙住眼睛。”

“后面，不论是我当教官还是当警察，我总会想起我母亲看我踢球的情景。每个孩子，即使已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也还是父母最珍视的小孩。”

1990年7月，一个偶然的机会，黄国华从杭州市警校调至涌金派出所，成为一名治安警察。

刚到派出所工作时，黄国华有些不适应：“不干这行，不会这样直观地面对社会，了解各种人间疾苦。我一直以为，人从来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有时候犯罪嫌疑人也有可能是受害者。看多了，很多时候会陷入迷茫，会觉得束手无策。帮不到你以为你可以帮助的人，这感觉糟透了。讷河案里的徐骊尤其如此。那个案子结束后，我梦见过徐骊好多次。在我同事看来，我被这件事情绕进去了，有了心结，出不来了。”

在很多人的眼里，黄国华是个有点儿不一样的警察。

黄国华办过不少刑事案件，更多的是治安案件。涌金派出所地处上城区，管辖范围从西湖一公园到六公园，那里是外地游客最密集的地方。而那几年，警察黄国华一来到这儿，总是需要处理与卖淫嫖娼有关的案子。

在办理这些案件中，黄国华从来不会去冲宾馆房间，也从来不会动手打犯罪嫌疑人，这是他给自己定的原则。黄国华记得他唯一一次动手，是有个线人打伤了和他搭档的工纠队员。当时一下气急了，抡起一把扳手就朝线人头上砸过去，眼见得一道血流从眉毛处涌出来，瞬时让他惊出一身冷汗。从此之后，再没有对任何人动过手。因为他知道，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出手很重。

对儿子的教育也是如此。他从来没有打过儿子，但警告过儿子，一旦老爸哪天动手了，那一定会出半条人命。有一次，儿子逃学去网吧玩游戏，被黄国华从网吧里揪回家。儿子知道他曾经说过的话，也知道老爸说一不二的脾气，居然跟当时在一起的同学说，赶快报警，否则回家就没命了。

甚至，为了时时提醒自己不能轻易出手，他在自己胸口刺了一个“忍”字。而这么多年来，他也确实从未对任何人动过手。

在20世纪90年代，处理卖淫嫖娼案件时，公安部门有一条规定：对嫖客的罚款决定需要书面寄送到家庭或单位。

黄国华说：“如果有当事人请求，不要把治安处罚决定通知寄到家里或单位，我也会同意，并且会当着他们面把处罚通知撕碎。这样的事情总有几十次了，虽然违反了工作规定，但我从不后悔。我认为有很多家庭因此避过了风险，也有很多人真的吸取了教训，再也不会犯此类的错误。对这些人来讲，只要他认识到错了，就达到了教育目的。而如果家庭没有了，或者工作没有了，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了，也许，他还会自暴自弃。”

有的卖淫女在被关押进妇教所之前，黄国华都会出于工作习惯，问一句，需要点什么东西？如果对方要求，他甚至会把他妻子不穿的内衣也送给这些女人。他说这不是看不起她们，而是她们真的需要。如果每件都要去买新的，自己经济上也承受不了。而且她们也不嫌弃，毕竟有的穿就很好了。

黄国华这样的做法，在当时肯定是有些风险的。但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合乎人情，也能让自己心安。

这些事、这些话让我有特别深的感触，我看到了这个普通警察那颗朴实的心。我相信，一个人的善良不仅仅表现在一个方面，它贯穿一个人待人接物的始终，会在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得到映照，它是人性中最温暖的部分。

黄国华觉得，办案子有时候就跟行走江湖一样，法律是依据，是准绳，绝不能忘，但在此基础上，偶尔也要讲“忠义”二字。为人也是如此，这是父亲教给他的。

“那时候，我父母亲都在医院食堂工作。周日休息时，有的人家请他们去做婚宴，我总是跟过去打下手。战友夸我杭帮菜烧得好，尤其是油爆虾、糖醋排骨，其实，这都是年少时和父亲学的。”

“但在我小时候，没少给父母惹事。和小伙伴打架，因为我个头高，总把别的小孩打得鼻青脸肿，时常有邻居来家里告状。我父亲从不为此动怒。父亲对我的鼓励特别多，他常给我讲做人的道理，会说我哪一件事情做得不对，为什么不对。”

“从小到大，我爸只打过我一次，但这一次让我终生难忘。当时，医院病房有个病人很穷，医药费都付不出，吃饭就更没钱了。我觉得他可怜，我想，反正我父母亲都在食堂里面，把食堂的饭票拿来给他，能让他吃好一点儿。后来，医院护士发现了，问怎么这段时间这个付不起医药费的人吃得好起来了？”

“查明原因后，我父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想躲在母亲身后，可母亲也拉不住。我父亲用补轮胎的锉刀在我脸上锉了一刀，这个疤留到现在。它让我始终记得父亲的教训：任何事情都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哪怕是要助人为乐。”

“我家的管区警察大老王看到我父亲，常说，老黄，你家小儿子要管管牢。后来，我立了一等功，也是大老王跟我爸说，你家小儿子不错啊，我干了一辈子警察，连个三等功都没有。我爸嘴上不说什么，但我知道，他是以我为骄傲的。”

2012年，黄国华母亲去世后，他带上父亲一起在黄山生活。因为他答应母亲，会替她照顾好她这辈子最爱的人。

黄国华说，他总在想，一个人要怎样才算不虚度此生呢？当年一起办讷河案的同事梁宝年，立了二等功。后来，他当了湖滨派出所副所长，干起活来也是没日没夜不要命。但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皮肤病，去世时不到40岁。对于他的家人来说，一块冷冰冰的奖章和一个活生生的人，显然后者更有意义，然而，干上了警察，又不可能尸位素餐，消极无为。

好好活着，好好地陪伴家人，再无奈、再平凡，也是有意义的。每逢春节，一向很少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动态的黄国华，总会和父亲自拍一张合影，写一句：“祝老爷子春节快乐，身体健康！”有朋友很久没看见黄国华，一看见合影，就给黄国华留言：“你怎么还是光头啊？”

此后的大半年里，当我一次次如朋友般走近他，倾听黄国华的一身苦涩，总会意识到，他的心结，以及他在这个案子里感受到的百感交集，也许并不是个案，每位警察估计都或多或少体会过法律与人情的冲突和撕裂。每一次的选择都会让人接受一遍世事无奈、命运残酷的洗礼。想到这儿，曾从警22年的我，心中莫名涌起一种巨大的忧伤。

尼采曾说，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为什么我们总在寻访老警察？尤其是那些为城市治安做出过贡献的优秀警察？为什么警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职业？在对黄国华的采访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警察的牺牲，不只是生命，不只是幸福的机会，不只是个人的名利，他们这些看起来无比坚强的人，内心也有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郁结，而这种情绪和心理上的隐形牺牲，更不为人所知。

也许，在面对危难时，这些坚强的人选择前进还是后退，并不是最大难题；更难的是，在短时间里，接触到各种犯罪之下，卑劣的人性，极端的黑暗，惨烈的现场，纠结的人间悲剧。心理不强大，扛不住的人，往往会被这些拖入到灰暗之中。

很多的警察虽然一如既往地办着案子，但普通人看不出来的心理损耗却日日夜夜不曾停歇。好与坏、是与非，如火焰一般，在他们的内心摇曳燃烧。他们带着这些回家，带着这些睡觉，直到不得不讲出来，或者根本没机会讲出来。

黄国华就是这样，无论走到哪里，这个心结始终纠缠着他。

黄国华告诉我，他余生最大的心愿，除了照顾好父亲，就是真的很想见见徐骊的家人。他想告诉他们，他是破获讷河案的警察，在这个案子沉默如谜时，是徐骊的坦白，才让案子浮出水面。而让她主动开口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一包卫生巾，而是确认主要团伙成员都已被警方控制，威胁家人生命的可能终于不存在了。黄国华还想说，他见过很多女犯，但徐骊能一直忍辱负重，甚至自己也和魔鬼沦为一丘之貉，都是因为惦念着儿子的安危。

那年夏末，黄国华和我最后一次在我家中碰面。

窗外，天灰暗了下来，屋子里也是灰暗的。对面住家有几点灯光，在越来越深沉的暮色中闪动，好像很远，又像很近，仿佛黄国华正在回忆的往事一样，闪闪烁烁。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既然黄国华那么多年心结都放不下，我们何不去一趟当年的案发地？

黄国华天性忠厚，为人随和，他的委曲求全，他的总替别人担心的习惯，让他成了这样一个他。然而，一个人的人生，有多少个28年？28年都受一个问题困扰，代价不可谓不沉重。这沉重到底值不值得呢？是不是有必要来一次现场重组？回到从前，回到现场，直面发生过的一切，让真实的事实来决定，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什么是值得？什么是辜负？28年前的那个案子，到底是怎样的情况，让这样一个原本不应该被裹挟的人，命运随之改变？

这样一个大胆的决定，就在2019年的秋天开始实施了，尽管那时我们谁也无法预测，在那片遥远的黑土地上，还存留了什么，能遇见些什么。那时，我们心中涌起的执念，就是去尽最大努力还原。

2019年9月22日，我和前杭州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真水无香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余伟民一起，陪着黄国华踏上了开往齐齐哈尔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