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基本需求的似本能性质
重新审视本能理论
1.重新审视本能理论的必要性
前几章所勾勒出的基本需求理论，哪怕仅仅是为了区分基本和非基本需求、健康和不太健康的需求、自然和不太自然的需求，也有必要重新考察本能理论。此外，我们不应无限期地推迟对某些相关问题的考察，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这一理论和其他基本需求理论而来（Murray，1938；Goodman，1968），如对文化相对性的忽略等。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其他理论、临床和实验上的探索，一直指出有必要重新评估本能理论，或以某种形式恢复它。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当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是否过分强调了人的可塑性、灵活性、适应性和学习能力？事实上，人的自主、自我调节能力似乎远比现代心理学所提出的强大得多。
（1）坎农（W. B. Cannon，1932）的稳态（Homeostasis）概念和弗洛伊德（1930）的死亡本能理论等。
（2）口味或自由选择或自助餐厅实验。（Young，1941、1948）
（3）列维的本能—满足实验（Levy，1934a、1934b、1937、1938、1944、1951），以及他关于母亲过度保护（1943）和影响饥饿的研究。
（4）精神分析学派的各类研究，有关过度排泄训练和强制断奶对儿童的负面影响。
（5）大量的观察结果，促使许多教育工作者、幼儿园工作人员和临床儿童心理学家在与孩子打交道的时候，倾向于依赖自我选择。
（6）罗杰斯疗法（Rogerian therapy）的概念体系。
（7）活力论者（vitalist）（Driesch，1938）、新兴进化论者（emergent evolutionist）（Bergson，1944）、实验胚胎学家（experimental embryologist）（Spemann，1938）和戈尔茨坦派（Goldstein，1939）提供了许多神经学和生物学数据，讨论了损伤后机体的自动调节问题。
各方面的研究都强有力地主张，人体远比一般所认为的更值得信赖，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自我引导、自我控制的能力。此外，还可以补充一点，近期的各类发展已经表明，有必要从理论上假定机体内存在某种积极生长或自我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同于机体内自我保存、平衡或稳态倾向，也不同于适应外界刺激的倾向。关于这种生长或自我实现的倾向，亚里士多德、柏格森等思想家和哲学家早就提出过各类较为模糊的形式。戈尔茨坦、比勒、荣格、霍妮、弗洛姆、罗杰斯等许多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也认为提出这种假设很有必要。
然而，或许支持重新考察本能理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心理治疗师的经验，特别是精神分析学家的实践。在这个领域，各种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虽然有些模糊不清，却绝不会错。治疗师不得不将更基本的愿望（或需求、冲动）与不太基本的愿望（或需求、冲动）区分开来。原因很简单：某些需求遭受挫折会导致病态，另一些却不会；某些需求得到满足会带来健康，另一些却不会；这些更基本的需求十分顽固，难以应付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它们拒绝一切花言巧语、替代、通融或贿赂，除了真正的内在满足，什么也解决不了它们。人们总在有意无意地渴望这些需求，努力满足它们。这些需求的表现也十分固执、不可削弱，是一种无法拆分的终极事实，只能作为既定现实或不可怀疑的基点。值得重视的是，精神病学、精神分析、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或儿童治疗等所有学派，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都假定了存在某种有关似本能需求的学说。
这些经验不可避免地提醒我们应考虑到种群的特性、素质和遗传，而不是肤浅的容易操控的习惯。如果必须在这两难处境中做出选择，治疗师总是宁可选择本能作为基石，而不是条件反射或习惯。这当然很不幸，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有一些不那么极端、更恰当的对象，可供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也就是说，选项并非只有两个。
然而，根据一般的动力理论的要求来看，本能理论，特别是麦独孤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论，具有某些当时未被充分理解的价值。之所以未被充分理解，或许就是因为错误太明显。本能论认为，人具有自我驱动力；人的本性和所处环境都有助于决定行为；人的本性会为其提供先决的目的、目标或价值体系；在良好的条件下，为了避免疾病，一个人所意欲的常常就是自己的需求（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全人类形成了单一的生物族类；如果不能理解行为的动机和目标，行为就没有了意义；总的说来，依赖于自身资源的机体常常显示出一种生物学上的高效能性或智慧，这一特点有待于进一步解释。
2.本能理论的谬误
我的观点是，本能理论学者的许多错误尽管扎根很深，需要被修正，但绝不是本质上的或不可避免的问题。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本能论者及其反对者共有的错误。
（1）最严重的是语义错误和逻辑错误。有人指责，本能论者专门创造了“本能”一词，来解释他们无法理解或无法确定起源的行为——这种指责确实没错。但是，当然，既然得到了适当的预先警告，我们就不需要混淆标签与事实或提出无效的三段论了。如今，我们对语义学了解得更深入了。
（2）现在，我们对民族学、社会学和遗传学的了解比从前深入得多，能够避免简单的种族中心主义、阶级中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倾向曾使早期的本能论者忧虑不已。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本能论者对种族主义幼稚的反冲如此极端而彻底，以至于本身就成了一个错误，比如说文化相对性。文化相对性这一理论在过去的20年里广受推崇，影响很大，现在却饱受批评（Fromm，1947）。当然，类似本能论者的做法，寻找跨文化、跨种族的特征，现在又重新受到尊崇。显然，我们必须（也确实可以）同时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和过度的文化相对主义。举个例子，很明显，比起基本需求（即目标），工具性行为（即手段）的文化差异更大，更容易受到当地文化影响。
（3）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的大多数反本能论者（如伯纳德、华生、郭任远等）批评本能论的根据是，本能不能用特定的刺激—反应概念来描述。简而言之，就是指责本能不符合简单的行为主义理论。这是对的，本能确实不符合简单的行为主义理论。然而，现在的动力心理学家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并不在意这一批驳，他们一致认为，刺激—反应概念本来就不能解释人类任何重要的完整品质或完整活动。
试图用刺激—反应概念来解释一切，只会引起混乱。最典型的问题就是将反射与标准的低等动物本能混淆起来。事实上，前者是纯粹的运动肌肉动作，后者则涵盖了更多，还包括先定的冲动、表达性行为、应对性行为、对目标的追求以及感情色彩等。
（4）即使只考虑逻辑，我们也没有理由一定要在完全的本能（各部分都充分发展）与非本能之间进行取舍。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极端呢？为什么不能有残存本能、似本能但仍然属于冲动或行为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程度的本能、不完全的本能呢？
太多作者使用“本能”一词，不加区别地代表需求、目的、能力、行为、知觉、表达、价值和情感，有时候代表单一一项，有时候又代表几项的结合，结果就形成了不精确的大杂烩，正如马默尔（Marmor，1942）和伯纳德（Bernard，1924）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反应，都被各位作者描述成了“本能”。
我们的主要假设是，至少在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人类的欲望或基本需求是先天的。那些与此有关的行为或能力、认知或感情则未必是先天的，而可能是（根据我们的观点）经过学习、交流或表达获得的。当然，人的许多能力或智能都主要由遗传决定，或由遗传提供可能，例如色觉，但这些能力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关。这就是说，基本需求的遗传部分可能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一样盲目、没有方向，可能只是简单的意动性缺乏，与任何固有的目标取向的行为无关。（下文将继续谈到，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的因素，似乎也可以由某种方式确定为内在固有的）需要学习的部分是目标取向（应对性）行为。
本能论者及其反对者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用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考问题，而不区分程度。一整组复杂的反应，怎么能说要么完全由遗传决定，要么完全跟遗传无关？哪怕是最简单的结构也不可能只由基因决定，更不用说完整而复杂的反应了。哪怕是孟德尔（Mendel）的甜豌豆也需要空气、水和营养才能生长。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能脱离环境的影响，哪怕是基因本身也不能。
从另一极端来看，问题同样明显，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脱离遗传的影响，因为人也是一个生物物种。遗传是人类一切行为、能力、认知的前提。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人类中的一员，而这种会员资格是世袭的。
这种二分法完全没有意义，会导致一种令人困惑的结果：只要显露出了学习的迹象，就会被断言为非本能；反之，但凡有一丁点儿遗传影响的证据，又会将之判定为本能。对于大多数甚至可以说全部的冲动、能力或情感而言，都很容易证实双方面的影响，因此，二分法的争论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
本能论者和反本能论者都过于极端，我们当然不必重蹈覆辙。这种错误完全可以避免。
（5）本能理论家所用的范例是动物本能，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包括没能发现人类特有的本能。由于只研究低等动物，他们推演出了很具误导性的教训，认为本能十分强大而牢固，不可改变，无法控制，也无从压抑。然而，这对鲑鱼、青蛙或旅鼠也许是真实的，对人类却未必。
我们认为，人类的需求有明显的遗传基础，但如果我们仅凭肉眼寻找本能，认为只有在某种性质明显地独立于环境且比所有环境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它才是本能，那么，我们很可能就犯了大错。为什么就不会有比较容易受压抑或控制的似本能需求呢？为什么就不会有容易被习惯、暗示、文化压力、内疚等掩饰、更改乃至压抑的需求呢（例如爱的需求）？也就是说，为什么不会有弱本能（weak instincts）呢？
也许，文化主义者攻击本能论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的误解，那就是将本能等同于压倒一切的力量。每个民族学家的经验都与这种假设相抵触，所以攻击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对文化和生物两种因素都有适当的尊重，如果能再进一步，将文化视为比似本能的需求更强大的力量，那么，下述主张就不再是谬论，而是理所当然的了。如果我们要让弱小、微薄的似本能需求不被更强大、更有力的文化吞没，就应该保护它们，而不是相反。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似本能需求也很强大，因为它一直在坚持要求获得满足，一旦受挫，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后果。
为了说明这一点，或许可以提出一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观点。我认为，揭露、顿悟和深度疗法——实际上就是除了催眠和行为疗法之外的所有治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揭露、恢复和加强我们那些弱化、消失了的似本能倾向和本能残余，恢复、加强被遮盖了的动物性的自我，恢复、加强我们的主观生物学。在所谓的个人成长研讨会上，这一终极目的表露得最为直白。这些心理疗法和工作坊的做法都需要人们付出昂贵、痛苦、长期的努力，投入一生的斗争、耐心和毅力，即使这样，最终还是有可能失败。但是，有多少猫、狗或鸟需要帮助才能知道该怎么做一只猫、狗或鸟呢？它们因冲动而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清晰、不容怀疑，而我们的声音却十分软弱、充满困惑、容易被忽视，以至于必须有人帮助，才能听清它们。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动物的自然性在自我实现者身上表现得最明显，而在神经症患者或“普通病人”身上则比较模糊。我甚至可以说，疾病往往意味着一个人丧失了其动物本性。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下面这一看似悖论的事实：最明显的人性和最清晰的动物性，同时矛盾地呈现于最具灵性、最圣洁和最睿智的人身上。
（6）只注意动物本能还会带来另一个更糟糕的错误。或许只有某些清醒的历史学家才能解释明白这个离奇的问题，总之，西方文明普遍相信，人类身上的动物性是恶的，大多数原始冲动都邪恶、贪婪、自私而充满敌意。[26]
神学家称其为原罪或恶魔。弗洛伊德学派叫它本我，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也赋予了它各种各样的名字。达尔文极为认同这种观点，以至于只看到了动物世界的竞争，完全忽视了同样普遍的合作，而克鲁帕特金（Kropotkin）轻而易举地发现了这一点。
这种世界观的表达方式之一，就是把人类的动物性比作狼、老虎、猪、秃鹫或蛇，而不选稍好一些或至少更温和一点儿的动物，例如鹿、大象、狗或猩猩。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将人类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但应指出，如果非要从动物类推到人的话，最好选择那些与我们最接近的动物，如类人猿。因为总的来说，那些可爱、美好的动物与人类也有许多共性，我们将其统称为美德。也就是说，比较心理学（Maslow，1940）并不支持动物本性都是邪恶的观点。
（7）关于遗传性状的不可改变性和不可修正性的假设，还必须牢记另一种可能性：即使某种特质主要由遗传基因决定，它或许也可以改变——如果在我们的发现中足够幸运的话，甚至可能很容易改变或控制。如果我们假设癌症具有很强的遗传成分，也不必停下寻求治疗方法的脚步。如果只是基于先验的理由，我们也可以承认智商具有可测量的先天遗传性，但与此同时，适宜的教育和心理治疗仍然可以提高智商。
（8）比起本能理论家的观点，我们应该为本能留出更多的可变空间。对知识和理解的需求似乎只显著地表现在聪明人身上。在头脑简单的人身上，它们要么几乎不存在，要么表现得非常初级。列维（1943）提出，不同女性的母性冲动差异非常大，有些人甚至几乎根本没有。音乐、数学（Scheinfeld，1944）等特殊才能很可能存在遗传决定因素，大部分人没有这种天赋。
本能冲动可以完全消失，而动物本能却不会。举个例子，在精神变态的人格中，爱与被爱的需求没有了，就我们今天所知，这往往是一种永久性的损失。目前已知的心理治疗技术都无法治疗变态人格。还有一些更老的例子，比如对一个奥地利村庄失业问题的研究，表明了长期失业可能会严重打击士气，甚至摧毁某些需求。即使环境条件有所改善，这些被摧毁的需求也不会再恢复了。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纳粹集中营里。巴特森和米德（Bateson & Mead，1942）对巴厘岛人的观察也可能与之相关。以西方人的视角来看，巴厘岛的成年人缺乏爱心，也不打算有爱心。来自巴厘岛的影片说明当地的婴儿和儿童会哭泣，也会表现出对缺乏关爱的愤怒与痛苦。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情感冲动的丧失是后天造成的。
（9）我们已经看到，在系统尺度上，本能和对新奇趋势的灵活、认知性的调整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对其中一个了解得越多，对另一个的期望就越低。正因为如此，从历史后果来看，将人类的本能冲动和理性一分为二是个重大的悲剧性错误，而这种错误早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很少有人想到，冲动和理性可能都是人类的本能，更重要的是，二者的结果或隐含目标可能是一样或协调的，并不存在对立关系。
我们的观点是，认知和理解的冲动可能与归属或爱的需求同样属于意动。
一般的本能—理性二分法或对立论，对本能与理性的界定都存在很大问题，所以才认为二者是相互对立的。如果根据现代知识对它们进行正确的划分，就不会将二者视为对立，甚至不会认为二者截然不同。如今，健康的理性是可以定义的，而健康的似本能冲动也与之指向同样的方向，并非南辕北辙（但在不健康的人身上，二者可能是对立的）。作为一个单独的例子，所有现存的科学数据都证明，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儿童需要得到保护、接纳、爱和尊重。与此同时，这也是孩子（来自本能）的需要。通过这种可以通过科学测量的视角，我们断言，似本能需求和理性并非对立，应该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可能是病人具有排他性的专注，造成了二者看似明显的对立假象。如果事实证明这是对的，我们就解决了这么一个古老的问题——本能和理性谁是人类的主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过时了，就像是问，一段好的婚姻里，丈夫和妻子谁应该是主宰？
（10）正如帕斯托雷（Pastore，1949）在分析麦独孤和桑代克（可能还有荣格和弗洛伊德）时所做的结论，全盛时期的本能理论包含了许多极为保守乃至反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这是由于本能理论（错误地）将遗传视为宿命，认为它不可阻挡、不可抗拒也不可改变。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结论是错误的。弱的似本能需要一种适当的文化环境，才能实现其外观、表现和满足感，而且很容易受到糟糕文化环境的影响。例如，在弱的遗传性需求可能被满足之前，我们的社会还必须有相当大的改善。
在任何情况下，帕斯托雷提出的相关性都不是只有一个内在的连续体，而是两个。即使在科学问题上，自由—保守的连续体也已经让位给了两个连续体，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独裁。现在我们可以将人分作环境—专制—社会主义者、环境—民主—社会主义者和环境—民主—资本主义者等。
无论如何，认为本能和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存在内在的对立，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彻底回避。在病态的社会和个人身上，这种对立确实有可能是正确的。然而，正如本尼迪克特（Benedict，1970；Maslow，1965；Maslow，1964）所证实的，这似乎有问题。在健康的社会，或至少是她所描述的社会中，它不可能是对的。在健康的社会条件下，个人和社会利益能够相互协调，而非对立。这种错误的二分法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在糟糕的社会和个人条件下，这种对立的概念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11）像其他大多数动机理论一样，本能论没有认识到不同的冲动互相关联，组成了不同强度的结构层次。如果我们将冲动分开独立处理，那么许多问题就无法解决了，还会出现很多伪问题。例如，一旦动机生活本质上的整体性或统一性被掩盖了，无法解决的动机清单问题就随之产生。此外，一旦失去了价值或选择原则，我们就会说某种需求比另一种需求更高尚、更重要乃至更基本。到目前为止，将动机生活原子化，带来最重要的单一结果就是打开了通往涅槃、死亡、平静、稳定、自满、平衡的本能之门。这是因为将需求孤立了之后，它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去追求满足，也就是它自己的毁灭。
这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任何一种需求的满足都会消解它本身，从而将其他更弱的需求推向台前。需求永不停息，一种需求的满足会推出另一种需求。
（12）将本能解释为恶的动物性的同时，人们认为，在疯子、罪犯、神经症患者、弱智或绝望者身上，这些恶的动物本能表现得最明显。这很自然地产生于这样的学说，即良心、理性和伦理不过是后天获得的表象，与表象下的真实内容截然不同，二者的关系一如手铐和罪犯。这种误解使文明及其所有机构——包括学校、教堂、法庭、立法机关——都被描述为用来抑制恶的动物性的力量。
这个错误非常严重，充满了悲剧色彩。从历史意义上来讲，它堪与以下错误并肩：相信王权神授、迷信某一宗教的唯一合法性、否认进化论或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任何一种使人不信任自己、不信任他人的想法，任何对人类各种可能性抱有不切实际的悲观态度的信念，都必须对每一场战争、每一次种族冲突、每一次宗教屠杀负部分责任。
奇怪的是，这种关于人性的错误看法，至今仍被本能论者和反本能论者共同坚守。那些希望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人、乐观主义者、人本主义者、一神论者、自由主义者、激进分子和环保主义者往往倾向于恐惧并反对本能论，因为误认为它会迫使所有人进入丛林世界，走向非理性、战争、分裂和对抗。
本能论者同样存在误解，但他们不愿意与无可避免的宿命斗争，时常耸耸肩就放弃了追寻乐观的未来。当然，也有些人连耸肩都欠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
在此，我们想起了这样的现实例子，有些酒鬼是出于主观意愿爱喝酒，有些人则是迫于无奈勉强喝酒，但最终的结果没什么不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弗洛伊德在许多问题上与希特勒站在同一阵营，也能解释为什么桑代克和麦独孤这样优秀的人，会被恶的动物本能这一错误逻辑导向汉密尔顿主义（Hamiltonian）[27]和反民主论。
一旦认识到似本能需求不是邪恶的，而是中性或好的东西，无数伪问题就此得到了解决，灰飞烟灭。
仅举一个例子——对儿童的训练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甚至不需要再用“训练”这样的字眼，因为它常与许多糟糕的含义相关。当我们开始承认动物性需求有合理的一面时，就会促使我们更好地满足它们，而不是让其遭受挫折。
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丧失了部分天真但尚未完全融入文化的儿童，也就是说，尚未完全失去健康、正常的动物性的儿童，仍会用能想到的一切孩子气的方式，不断要求赞赏、安全、自主性、爱，等等。对此，久经世故的成年人通常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哦，他不过是在炫耀”，或者“他只是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然后就把孩子轰走。也就是说，这种判断像是一种禁令，不给孩子想要的东西，不注意、不欣赏也不赞美。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种被接受、被爱和赞美的要求当作正当的要求或权利，就像对待饥饿、口渴、寒冷或痛苦的抱怨一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满足者而不是挫伤者。这样一来，孩子和父母都会拥有更多乐趣，更享受与彼此相处的时光，从而更爱对方。
请不要误会，我所说的并不是完全、不加区别地放任孩子。一部分最低限度的文化融入，如训练、纪律化、养成文化所需的习惯、为未来做准备、发现他人的需求等很有必要。如果孩子的基本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这些训练就不会造成什么特殊的麻烦。这并不代表无底线的纵容，对于神经质、上瘾、习惯、熟悉、固定、行动或其他任何非似本能的需要，应该有所限制。最后，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挫折、悲剧和不幸有时候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正面影响。
似本能理论中的基本需求
上述所有考虑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基本需求在某种可察觉的程度上是由体质或遗传决定的。截至目前，由于欠缺所需的遗传或神经学技术，这种假设无法直接证明。其他分析方式（如行为、家庭、社会、民族方面的研究）往往并不支持遗传假设，尤其是在不太明确的案例中，而我们的假说显然本身就不够明确。
下面我们会尽可能地收集一些可利用的资料并提出一些理论（Maslow，1965），用以支持似本能假设。
（1）提出新假说的主要缘由是旧有的解释失败了。本能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此前的一系列复杂的环境论和行为论几乎完全建构在联想学习律的基础上，是一套基本完整的解释工具。
整体而言，可以说这种心理学方式完全不能解决动态的问题，例如价值、目标、基本需求、需求的满足与挫折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包括健康、精神病理问题、心理治疗等）。
没必要通过详细论证来证实这个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工作者和其他所有临床医生几乎都不会使用行为主义理论。在没有充分理论基础的前提下，他们非常坚强，尝试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建立广泛的实践结构。比起理论学者，他们更接近实践者。注意，这些临床医生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粗糙、不成体系的动态理论，认为本能在其中起到基础性作用，一如改良版的弗洛伊德理论。
一般来说，非临床心理学家只认同饥饿、口渴等心理冲动是本能的。在此基础上，借助于调节过程，就可以假定更高级的需求都是派生或习得的。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我们学会爱自己的父母，只是因为他们养育了儿女，提供了许多帮助。在这样的理论里，爱成了商业买卖或物物交易的副产品，成了广告从业者口中的“客户满意度”的同义词。
笔者所知的任何单个实验都说明，对爱、安全、归属、尊重、理解等需求而言，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它一直被简单地假定为没有进一步的麻烦。这一假设之所以始终存在，可能只是因为它实际上从未被仔细研究过。
当然，条件作用的数据并不支持这样的假设；相反，这种需求表现得更像非条件反射，而不是二级条件反射。在完全基于“内在强化”的操作性条件反射中，这些似本能的给予被简单地认定为理所当然，称之为学习理论。
事实上，哪怕是在普通的观察层面，这一理论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为什么母亲如此热切地奖励子女？这些奖励是什么？怀孕、分娩的痛苦该如何回报？如果亲子关系说到底只是一种利益交换，母亲为什么要签署这么糟糕的商业协议？此外，为什么所有临床心理学家都认为，孩子不仅需要食物、温暖、照料等奖励，还需要爱呢？为什么他们将爱作为某种超越、凌驾于那些奖励之上的东西？爱只是一种累赘吗？高效而冷漠的母亲，会不会比低效（或贫穷）而慈爱的母亲更好？
还有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奖励——哪怕是生理上的奖励？我们必须假定，它是一种生理上的快乐，因为这一理论旨在证明所有的快乐都源自生理。不过，安全需求的满足（如温柔的拥抱、轻柔的对待、不摔跤、不害怕）是生理上的吗？为什么对婴儿咕咕哝哝、微笑、拥抱、关注、亲吻会让他开心？给予、奖励、喂养孩子，为孩子牺牲自己，怎么能算是对父母的奖励呢？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奖励的方式和奖励本身同样有效。这对奖励的概念本身有什么意义？规律、可靠的喂养是否能满足饥饿的需要，或者还有其他方法？纵容能满足哪些需求，尊重孩子的需求？要在孩子愿意的时候再断奶或训练上厕所吗？为什么过度制度化的孩子这么容易患上精神疾病，不管他们的生理方面得到了多好的照顾？如果对爱的渴望归根结底就是对食物的需求，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进食满足爱的需求？
在这一点上，墨菲（1947）的“穿通作用”概念非常有用。他指出，无条件刺激和其他任何刺激之间可能存在任意关联，因为后者只是一个信号，而不是满足感。当人们在处理生理需求（如饥饿）时，信号不会起作用，只有满足感会。只有食物能解决饥饿。在一个相当稳定的世界里，这种信号学习才会发生并起到作用，如就餐铃声。然而，更重要的学习方式是穿通作用，例如学会什么是适当的满足感，什么不是；哪些满足感是最好的，或者是由于其他某些原因而最受人欢迎的。
我们观点的重要性在于笔者的观察，包括爱、尊重、理解的需求，以及穿通作用的可能性，即一些本能的适度满足，而不是任意的联系。当后者发生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神经症和神经性需求（如恋物癖）。
哈洛等人在威斯康星灵长类实验室（Wisconsin Primate Laboratories）做了许多相当重要的实验。其中一个著名的实验将母猴从猴子宝宝身边带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能提供食物的铁丝模型；另一只离开母亲的小猴子则获得了柔软的毛圈布模型，却不能提供食物。小猴子们都愿意选择柔软温暖的代理母亲，不愿意接受“铁丝妈妈”，尽管从铁丝模型身上能获得食物。被铁丝模型“抚养”长大的猴子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异常，包括完全丧失了它们的“母性本能”。可见，对于猴子而言，只有食物和庇护所是远远不够的。
（2）本能的一般生物标准对我们没多大帮助，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数据，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必须允许自己对这些标准本身抱有相当大的怀疑。——参见豪厄尔（Howells，1940、1945）的开创性论文，其中指出了一种绕过问题的全新可能性。
正如上文所述，早期本能论者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是过分强调了人类与动物世界的共同点，却没有强调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深刻差异。我们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他们的著作中有一种毋庸置疑的方式，用一种普遍化的方式来定义、列举本能，从而掩盖了某种动物的特有本能。正因如此，单独存在于人类身上的冲动（其他动物没有）常常不被认为是本能。当然，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证据，大家也能相信，在人类和所有动物身上共存的冲动或需求（如进食、呼吸）属于本能。然而，这并不能反驳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些本能的冲动可能只存在于人类身上，就像爱的冲动只存在于人类和黑猩猩身上。信鸽、鲑鱼、猫等动物都有独特的本能，为什么我们人类就不能有独有的特征呢？
唯一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是，我们在进化中走得越远，本能就越容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适应性，而这种适应性建构在学习、思考和交流的能力大大提高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用低等动物的模式定义本能，认为它由先天的不需要决策的冲动、感知准备、工具性行为和技能、目标对象组成（如果我们能找到合适的观察方式，或许还会发现伴随着情感），或许这一理论看起来会比较真实。在小白鼠身上，我们用这种定义发现了性的本能、母性本能、（相互）喂食的本能等。在猴子身上，母性本能仍然存在，喂食本能有所改变，性本能消失了，只留下类似本能的冲动。猴子必须学会选择性伴侣，也得学会有效地进行性行为（Maslow，1936）。以上（以及其他）本能，人类都没有。性冲动和进食冲动仍然存在，母性冲动甚至也可能存在（Levy，1943），尽管已经非常微弱，而工具性行为、技能、选择性知觉和目标对象都需要学习（大部分通过穿通作用）。人类没有本能，只有本能的残余。
（3）本能的文化标准（“所讨论的反应是否独立于文化？”）非常重要，不幸的是，目前的数据仍然很不充分。笔者认为，这些数据要么支持这一理论，要么也可以与之兼容。然而，必须承认，面对同一批数据，有些人可能会推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由于作者的田野经验仅限于与一个印度群体的短暂相处，而且这个问题有待于民族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的未来发现，我们在此不再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
（4）前文已经提到，可以将基本需求视为自然界的似本能的原因之一。所有临床心理学家都相信，这些需求受挫会带来精神病理学问题。对于神经质的需要、习惯、上瘾、熟悉的偏好、工具或手段的需求而言，这是不正确的；只有在一个特殊的意义上，它才是正确的，那就是对于行为—完成的需求、刺激感官的需求以及天赋—能力—表现的需求。（至少这种需求可以从操作或实际的角度加以区分，并且应该根据理论和实际的差别加以区分）
如果所有价值观念都由社会创造、灌输，那么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价值观念受挫时才会让人产生心理疾病呢？为什么其他价值观念不会？我们学会了每天吃三餐、说“谢谢”、用餐具桌椅；我们穿着衣服、鞋子，晚上睡在床上，说英语；我们吃牛羊肉，但不吃猫肉狗肉；我们保持清洁，为等级而竞争，渴望金钱。然而，这些强大的习惯受到挫折的时候，都可以不带来痛苦，有时还会造成积极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身处独木舟上，或是露营旅行时，我们能松一口气，抛下所有，承认它们并非人类的本质需求。但对于爱、安全或尊重，永远不可能如此。
因此，很明显，基本需求在心理和生理上都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它们与众不同。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否则我们就会得病。
（5）基本需求的满足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结果，产生有益、良好、健康、自我实现的效应。“有益”和“良好”这两个词是从生物学的意义而不是先定的（priori）意义来说的，它们符合可操作性的定义。只要条件允许，健康的机体本身就倾向于选择它们，并为获取这些结果而努力。
在论及基本需求的满足问题的章节中，已经概述过这些心理和身体上的后果，在此不再进行进一步讨论，只是仍需指出，这一评判标准没有什么奥秘，也没有不科学的地方。我们只需记住，这与为一辆汽车选择合适的汽油没多大区别，可以很容易地以实验甚至工程为根据来验证这一标准。假如一辆汽车用某种汽油能运转得更好，就足以说明这种汽油比其他汽油更适合这辆汽车。普遍的临床发现是，当安全、爱和尊重需求得到满足时，机体就能运转得更好，感觉更敏锐，智力的发挥更充分，思维更准确，更能有效地消化食物，更少生病等。
（6）基本需求满足物的必需性，使它们与其他需求的满足物区别开来。出于本性，机体自己指明了满足因素的固有范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它。而对于习惯性需求乃至神经症需求而言，却是可替代的。这种关系同样可以证明，需求最终会与满足物通过穿通作用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任意联系。（Murphy，1947）
（7）心理治疗的效果对我们的目的相当有利。在笔者看来，似乎所有主要的心理治疗方式都培育、促进、加强了我们称为基本的似本能的需求，同时削弱或完全消除了所谓神经症的需求，直到它们认为自己获得了成功。
特别是对那些直截了当宣称能让患者复归自己内在本质的疗法（例如罗杰斯、荣格、霍妮等人的疗法），这是重要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人格本身具有某种固有的本质，不是由治疗师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本人释放出来，按原有的风格成长、发展的。如果顿悟和压抑的解除会让反应消失，就有理由认为这种反应是异质的，而不是内在固有的。反之，如果顿悟使反应更强烈，就可以认为它是本质的。同样，正如霍妮的推论，如果解除焦虑会让患者更充满爱、减少敌意，这不就说明对人的本性来说，爱是基本需求，而敌意则不是？
对于动机、自我实现、价值、学习、一般认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适应与反适应等理论来说，从原则上讲，应该有一批宝贵的资料可供开发利用。不幸的是，关于治疗导致的变化、影响等数据目前尚不充分。
（8）对自我实现者的临床和理论研究明确地指出了基本需求的特殊地位。只有满足了这些需求（而非其他需求），才有可能获得健康的生活（见第十一章）。此外，这些个体很容易被认为是冲动—接受，因为本能假设需要接受冲动，而不是拒绝或抑制。然而，总的来说，我们得承认，就像探索治疗效果的研究一样，此类研究尚未彻底完成。
（9）在人类学中，第一次对文化相对主义表达不满的呼声来自田野工作者，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提出的人们之间的差异过于深刻而不可调和，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这么严重。笔者从实地考察中学到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是，印第安人首先是人，是个体，是人类中的一员，然后才是印第安乌足族（Blackfoot Indians）。与不同人种的相似之处相比，差异无疑是存在的，但也十分浮于表面。在文学作品中，各个民族的人都会表现出自己的骄傲，希望被人喜欢，寻求尊重和地位，避免焦虑。此外，体质上的差异在我们的文化内部以及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存在，例如智力上的高低、坚强与否、充满活力或死气沉沉、冷静理智或情绪化等。
即使在已经看到差异的地方，也可能证实普遍性的感觉，因为它们通常是立即可以理解的，即任何人在类似的情况下都容易发生的那种反应，例如对挫折、焦虑、丧亲之痛、胜利和濒死的反应。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感受相当模糊，无法量化，几乎无法进行科学研究。然而，结合以上提出的其他假设，例如似本能基本需求的微弱声音、自我实现者意想不到的超脱和自主性、自我实现者对文化适应的抵抗、健康和调整概念的可分离性等，似乎有助于重新考虑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从而赋予个体内在的力量以更大的重要性，至少在健康的人身上是如此。
如果一个人在成长时不考虑这一基本需求的结构，他的确不会立即折断骨头，也不会立即出现明显的病态。然而，大家一致认为，或迟或早，或现或隐，病态早晚会出现。可以引用普通成年人的神经症作为例子，说明早期伤害了机体内在需求（虽然很微弱）后会产生有害结果，这并非说不过去。
因此，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完整性和内在本质而对抗文化习俗，应该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一个值得尊重的研究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说，积极地向文化中的扭曲力量卑躬屈膝的人，或许还不如那些违法者、罪犯和神经症患者健康。这些人的反应或许正表现出他们足够勇敢，敢于反抗折断自己精神脊梁的文化。
此外，从同一考虑中还出现了一个乍看似是颠倒黑白的悖论。大多数人认为，教育、文明、理性、宗教、法律、政府都是在本质上约束本能的压制力量；但是，假如本能对文明的恐惧真的大于文明对本能的恐惧，假如我们仍希望出现更完善的人、更美好的社会，就应从相反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教育、法律、宗教等至少应该保护、促进、鼓励似本能需求（包括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的表达和满足。
（10）这一观点有助于解决和超越许多古老的哲学矛盾，包括生物性与文化、天生与习得、主观与客观、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揭露治疗、自我探索治疗、个人成长、“灵魂寻求”技术等都是为了发现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自己的客观生物本性、动物性和人类性。
无论属于哪个流派，大多数心理治疗学家都认为，人的核心一直存在，却总被病态的表面覆盖、掩藏和抑制，透过心理病症深入这一核心时，实际上是在揭露或释放某种更基本、更真实、更实在的人格。霍妮谈及透过虚假自我深入“真实自我”这一问题时，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Horney，1950）。关于自我实现的论述也强调使一个人已有的状态变得真实或实际，虽然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对认同的追求与“成为真正的自己”意义相同，使自己成为“技能健全的人”、“充分的人”、独一无二的人或真实的自己，意义也是一样。
显然，这里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意识到，一个特定的族类在生物、气质和素质上是什么样子。这正是各类心理分析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帮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需求、冲动、情感、快乐和痛苦。这是一种个人内在的生物性、动物性和人类性的现象学，通过体验生物性而发现生物性。我们可以将这种生物性称为主观生物性、内省生物性、体验生物性等。
这就等于是对客观性的主观发现，也就是对人类独有特征的发现。它还等于是一种个人的发现，发现的内容却是普遍性、全体性的东西，以及非个性化或超越个人（甚至超越人类）的东西。简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家更常用的外部观察，通过“灵魂探索”，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研究似本能。生物学不仅是一门客观的科学，也可以是一门主观的科学。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对麦克里施（Archibaeb Macleish）的诗稍加诠释，可以这样说：
他并非想要成为什么人。
那就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