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问题中心与方法中心

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官方”科学的缺陷与罪过。但是，除了林德（Lynd，1939）的卓越分析之外，几乎没人讨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本章试图说明，传统科学（尤其是心理学）中许多缺陷的根源在于用以方法为中心（means centering）或以技术为中心的方式来解释科学。

方法中心指代的是这样一种倾向：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使用的工具、技术、程序、方法，而不在于提出的疑问、问题、功能或目标。简单形式的方法中心混淆了科学家与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实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师、机器操作工人等职务的区别，最高层次的方法中心论则体现为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为一谈。

过分强调技术

过度强调优美、完善的技术与设备，常常导致意义和重要性的下降，也会降低整体上的创造性。几乎每个心理学博士生都明白这句话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一个实验只要方法上令人满意，哪怕实际上非常琐碎、缺乏意义，也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大胆、具有开创性的问题，由于可能会“失败”，往往还没开始就被批评扼杀。事实上，科学文献中的批评往往只针对方法、技术和逻辑性。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几乎想不起有哪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于琐碎或没有意义。[3]

这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本身无关紧要——只要把它做好就行了。换句话说，论文不必做出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博士生只需要了解研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和现成的累积数据，未必要有好的研究观点。这样一来，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成为“科学家”。

在较低的层次——高中和大学的理科教学——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我们鼓励学生从操作手册中学习死板的程序，然后照猫画虎地操纵实验装置，认为这就是所谓科学。一句话概括，就是鼓励学生遵循他人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从来没有人告诉学生，科学家与技术员或科学书籍爱好者不一样。

这些论点很容易被误解。我无意贬低方法，只是想指出，即使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容易与目的相混淆。但首先要有科学的目标或目的，才可能使其方法受到重视，得以证实。有作为的科学家当然必须重视方法，但这仅仅是因为这些技术能够帮他达到目的，即解决重要的问题。一旦科学家忘记了自己的目的，就变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人——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擦眼镜片上，以至于根本没时间戴上眼镜看世界。

方法中心论往往将技师、“设备员”放在科学的核心地位，而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我不想造成极端而不真实的割裂，但仍然可以指出，只知道“怎么做”的人和既知道“怎么做”也知道“要做什么”的人有所差异。前者人数众多，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学术界的神职岗位，成为仪式、程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只不过是些讨厌鬼，但现在，由于科学已经成为国家和国际政策层面的问题，他们也随之可能成为某种危险因素，有可能产生影响。由于外行人难以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却很容易对操作者一知半解，这就使上述倾向的危险性加倍了。

方法中心论往往过高地估计了量化关系，并将其视为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过度强调表达的形式，而非内容。这样一来，形式的优雅与精确，便和内容的针对性和广度形成了对立关系。

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让自己的问题适用于方法，而不是反过来。他们往往一开始就问：我现有的技术和设备能解决哪些问题？而不是遵照通常应有的规范，问自己：眼下最关键、最紧迫、最值得我奉献精力的课题是什么？大多数普通科学家将毕生精力耗费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领域，而这一领域并不是因什么事关世界的根本问题而划定的，而是由某件设备或某种技术的限制而界定。[4]在心理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动物心理学家”或“统计心理学家”这样的概念有多可笑。它们指的是那些只要能用上自己的动物资料或统计数据，就不在乎它们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人。最终，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个著名的酒鬼故事，他一直在路灯下找自己的钱包，而不是去丢钱包的地方寻找，理由是“路灯底下光线好”。也可能让我们想起这么一个削足适履的医生，他只会一种治病的方法，所以不管病人是什么病，都套用同一个药方。

方法中心论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将科学划分等级。他们认为物理学比生物学更“科学”，生物学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又比社会学更“科学”，这种分级的假设可能只是基于这一学科的技术是否优美、精确、完善。从问题中心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分级法不可能出现，因为谁会认为失业、种族歧视或爱没有恒星、钠或肾功能相关问题重要？

这就意味着方法中心论倾向于将科学划分得过于刻板，在它们之间筑起高墙，使它们分属彼此分离的疆域。有人问雅克·洛布（Jacques Loeb）究竟是心理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还是哲学家，他只回答：“我解决问题。”这本应是个最寻常的答案。假如科学界多一些像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受到了哲学上的明确抵制，这种哲学要让科学家成为技师，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而不是富有冒险精神的真理追求者。

如果科学家将自己看作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师，就会有更多人愿意拥向最新的科学前沿，前去探索那些我们了解最少也最需要了解的心理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进入这些领域呢？假设研究物理或化学的科学家有100个，为什么研究心理学的只有12个呢？这种人数相差悬殊的现象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应该让1000个充满智慧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或者，就算是更好的青霉素吧），还是应该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剥削的问题？

方法中心论在科学家和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划分了深深的鸿沟，在理解问题、寻求真理的不同方法之间制造了极大的分裂。如果我们把科学定义为对真理、顿悟和理解的追求，定义为对重要事物的关注，那么，要将科学家和诗人、艺术家及哲学家区分开来一定很困难[5]，因为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当然，我们还是得承认，它们之间有语义学上的区别，并且必须承认，这种区分主要是为了防止方法和技术导致出错。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间的壁垒不再像今天这样难以逾越，显然会更有利于科学的进步。方法中心论只是将他们划分到不同的领域，而问题中心论则将他们视为互帮互助的协作者。多数伟大人物的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比前者更接近真实。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本身也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帮助，不亚于科学同行。

方法中心和科学正统

方法中心论往往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科学上的正统，而正统一旦出现，就会将其他领域排斥为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无法用公式来表达，也很难将其一一分类，塞进档案系统。过去的问题不再是问题，而是答案。将来的问题还未出现。不过，我们可以用公式归纳过去的方法与技术，并对其进行分类。于是，这些公式就被称为“科学方法的准则”。它们被奉为圭臬，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从而成为对今天的束缚（而不仅仅是起到启发和帮助作用）。在缺乏创造力、胆小怕事、墨守成规的人手中，这些“准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采纳前人解决过去问题的办法，解决今天的全新问题。

这种态度对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来说尤其危险。人们常将“真正的科学”解读为使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技术。这样一来，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学者就开始倾向于不去发明创造新技术，而是模仿旧技术。然而，这些领域的发展程度、要研究的问题、所掌握的资料与自然科学有本质上的差异，因此，新技术不可或缺。在科学中，传统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恩赐，而忠实则代表了绝对的危险。

科学正统的危险性

科学正统观念的主要危险在于它倾向于阻止新技术的发展。如果科学方法的准则被视为公式，那我们能做的就只是应用它了。新的方式方法必然很可疑，容易受到敌视，如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等。这样的敌意可能是因为新的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所需的同时并存且相互关联的逻辑学、统计学与数学方法尚未发明出来。

通常而言，科学的进步是协作的结果。如果没有协作，有局限性的个体怎么能做出重要甚至是伟大的发明呢？如果没有合作，发展就会停止，除非出现了某个根本不需要帮助的天才。正统就意味着拒绝异端。既然“正统”和“异端”领域都少有天才，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正统科学能持续、缓慢地向前发展。我们可以想象，异端观点在长期被人忽视、受人反对的情况下饱受阻拦，然后突然冲破障碍（假设它们是正确的），随后成为新的正统。

正统观点还有一种也许更危险的倾向，即对科学的权限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这种倾向也是由方法中心论所滋养。正统观点不但会阻碍新技术的发展，还会阻碍许多新问题的提出，理由很容易猜到，就是因为即便提出了新问题，也无法用现有技术解决，例如那些有关主观、价值和宗教的问题。正是这种愚蠢的原因导致了人们毫无理由的认输，也带来了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非科学问题”的概念，让人们不敢提出问题，更无从解答。事实上，任何读过且懂得科学史的人，都不敢谈论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只会对尚未解决但可以解决的问题高谈阔论。只有敢于提出问题，我们的行动才会有明确的动力，推动我们进一步发挥创造力。根据当前科学正统观点，我们用（已知的）科学方法能做些什么？我们被鼓励走向科学的反面，甘愿作茧自缚，放弃人类感兴趣的广大领域。这种倾向会走向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极端。近期，国会试图设立一个全国研究基金会，在讨论时，竟然有一部分物理学家提出，所有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都不应享受基金会的好处，理由是这些学科“不够科学”。这些人只看重精雕细琢的高精尖技术，完全忽视了科学探究的本质，也看不见科学根植于人的价值观和动机这一事实，否则怎么可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呢？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该如何解读这些物理学家朋友的类似嘲讽呢？我应该使用他们的技术吗？这些技术对解决我的问题毫无用处，物理技术怎么解决心理问题呢？难道心理问题不应该得到解决吗？还是说科学家应该完全退出这个领域，将其还给神学家？这可能只是一种人身攻击式的冷嘲热讽，为了表示心理学家愚蠢而物理学家聪明？这种毫无来由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是个人印象吗？那么，我就必须谈谈我的印象了。我觉得每个科学领域都有蠢人，哪儿都不特别多，却也不会特别少。哪种印象更有根据呢？

我认为，只能说他们暗自将技术置于首要位置——或许也是唯一考虑的位置，除此之外，我实在找不出其他可能的解释。

以方法中心论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安全、冷静、稳妥”，而不是“大胆、无畏”。这使得科学家的事业仿佛是在平坦大道上一寸一寸往前挪动，而不是在未知的领域开辟全新的道路。它使人面对未知时更趋保守而非进取，从而使科学家成为定居者，而非开拓者。[6]

对科学家而言，最适宜（至少偶尔需要）的处所应在未知、混乱、朦胧之中，必须面对难以应付且尚未表达明晰的神秘事物。问题导向的科学家能够根据需要随时进入这种状态，而方法中心论则会阻碍这种状态。

过分强调方法和技术导致科学家：（1）高估自己的客观性，低估主观性；（2）不关心价值。方法在伦理上是中性的，而问题和疑难则未必，因为后者迟早会招来关于价值的难以调解的争论。回避价值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不强调目标，只强调技术。的确，科学的方法中心论的主要根源之一似乎就是竭力追求尽可能客观（价值中立）。

正如第一章所述，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也就是说，科学不可能独立于人类价值之外。更进一步说，科学是否应该努力做到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有可能达到的客观程度），这一点也很值得商榷。本章及前一章中列举的所有错误，都证明了忽视人性缺点带来的各种危害。神经症患者不仅要为了这种徒劳的努力付出巨大的主观代价，讽刺的是，其思维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

由于这种想象中的独立于价值之外，价值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如果方法中心论哲学非常彻底（事实上它们很少做到彻底），始终完全如一（实际上它们不敢这样，因为害怕得出蠢得很明显的结果），那就无法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实验，只能区别技术上优越和糟糕的实验了。[7]如果只以方法作为标准，毫无价值的研究就能和极富成效的研究获得同样的重视。当然，实际情况并未表现得如此极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人们会加入其他尺度和标准。虽然这种错误很少表现得特别明目张胆，但还是经常以不太显眼的形式存在。科学史中充满了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实例：本来就不值得做的事情，当然不值得把它做好。

如果科学只不过是一整套规则和程序，那和国际象棋、炼金术、防护学（umbrellaology）或牙科实践有什么区别呢？[8]

“或者他们整日持着钓竿坐在泥沼旁边，因此而自以为深奥；但无论是谁，沉湎于在没有鱼的地方捕鱼，我甚至说他们还不如浅薄！”（Nietzsche，1937，p.117）

“运动爱好者”其实只是坐着观看运动员比赛的人。

“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所有答案。我们不知道的只有问题。”——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A. MacLeish），《麦克利什的小村庄》（The Hamlet of A. MacLeish），米夫林出版公司（Houghton Mifflin）

“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只是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Einstein，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