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伦理”的含义

现在咱们进入下一个单元，中国传统里“伦理”的含义。请你们找到“汉典”的主页，这个网站非常好用，可迅速检索汉字的含义和字源字形，至今仍免费。此外，“国学大师”和“国学导航”也不错，可检索典故。例如，你们在“汉典”里检索“道德”，先检索“德”字，再检索“道”字，可知甲骨文已有“德”字，金文有“道”字。再看看“伦理”的“伦”字和“理”字，可知甲骨文已有“伦”字（通“仑”字），金文有“理”字。我们知道甲骨文早于金文，据此推测，在中国传统里，先有“德”字和“仑”字，后有“道”字和“理”字。至于“道”与“德”连用或“伦”与“理”连用，应当更晚。这是因为，写字太贵。古文，惜字如金。先用单字表达，单字实在不够用，再用双字。直到纸张普及之后，才有四字成语的流行。

道、德、伦、理，用“汉典”检索的结果，我贴在实时版地图里了，就在“第一讲”题目的周边，见图1.24、1.25、1.26。

先看看这个“德”字，甲骨文的字形如图1.25所示，象形，意思是在十字路口，从天上垂下一只眼睛，所谓“天垂示”，上天的指示。十字路口的意思是不知道走哪条路，陷入困境，希望上天提示。这是“德”字的最早含义，甲骨文，殷墟出土最多。周取代了商，文字的含义可能有差异，“德”字的金文，见图1.25所示，西周早期的意思仍是十字路口天垂示。注意，这个字左侧的双人旁与“人”字无关，表示十字路口，秦统一文字，隶书写成双人旁。许多简化字遮蔽了古文字的许多含义，可谓贻害无穷。当然，这是秦朝隶定的后果。总之，“德”的意思是人在困境中获得天启。殷商的人敬鬼神，重天启。周取代商之后，特重祖先崇拜，形成宗法社会传统，“德”字的金文含义沿袭了甲骨文的含义，没有发生重要改变。只不过老子写《道德经》的时代赋予“德”字新的含义。马王堆帛书《老子》中，“德经”在“道经”之前。

在印刷版心智地图右侧中间区域，有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一段文字，如下引文所示。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父亲，公元前2世纪的人，中国传统里，史官与百工一样，都是世袭的，即所谓“职人”，技能世袭积累。根据太史公司马谈的分类，先秦思想主要有六派：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后来的历史家对“百家”试行分类。第一个试行分类的人是司马谈（卒于公元前110年），他是作《史记》的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的父亲。《史记》最后一篇中引用了司马谈的一篇文章，题为“论六家要指”。这篇文章把以前几个世纪的哲学家划分为六个主要的学派，如下：

第一是阴阳家。他们讲的是一种宇宙生成论。它由“阴”、“阳”得名。在中国思想里，阴、阳是宇宙形成论的两个主要原则。中国人相信，阴阳的结合与互相作用产生一切宇宙现象。

第二是儒家。这一家在西方文献中称为“孔子学派”。但是“儒”字的字义是“文士”或学者，所以西方称为“孔子学派”就不大确切，因为这没有表明这一家的人都是学者以及思想家。他们与别家的人不同，都是传授古代典籍的教师，因而是古代文化遗产的保存者。至于孔子，的确是这一家的领袖人物，说他是它的创建人也是正确的。不过“儒”字不限于指孔子学派的人，它的含义要广泛些。

第三是墨家。这一家在墨子领导下，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它的门徒实际上已经自称“墨者”。所以这一家的名称不是司马谈新起的，其他几家的名称有的是他新起的。

第四是名家。这一家的人，兴趣在于他们所谓的“名”、“实”之辨。

第五是法家。汉字“法”的意义是法式、法律。这一家源于一群政治家。他们主张，好的政府必须建立在成文法典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儒者强调的道德惯例上。

第六是道德家。这一家的人把它的形上学和社会哲学围绕着一个概念集中起来，那就是“无”，也就是“道”。道集中于个体之中，作为人的自然德性，这就是“德”，翻译成英文的virtue（德），最好解释为内在于任何个体事物之中的power（力）。这一家，司马谈叫做“道德家”，后来简称“道家”。第一章已经指出，应当注意它与道教的区别。

你们读上述文字，要注意冯友兰的注释。也许如牟宗三批评的那样，冯友兰犯了以西学注释国学的错误。也许是我理解不深。我之所以引用上面这段文字，是因为司马谈的“六家要旨”本身值得关注。中间四家，儒墨名法，今天仍是可以辨别的。前后两家，阴阳家和道德家，今天我们普通人不容易辨别。冯友兰的注释，我读了，继续困惑。

现在讨论“伦”字的含义，古文中与“仑”字相通，如图1.26所示。甲骨文和金文每一个字都很贵，偏旁也贵，能不用就不用。甲骨文的“仑”，字形的解释可以是：（1）谷仓里堆放的典册，（2）与“龢”字相通，音调和谐的意思。图1.26“楚系简帛”里的“仑”字，与“龢”的左半部分完全一致，是一种乐器。

我倾向于乐器的解释，和谐的人伦关系，犹如音乐的龢。也许你们有其他解释，共同讨论。可是通常的解释是谷仓典册，因为谷仓往往也是孩子学习的场所。韩国的成均馆大学，古代是“成均馆”，就是贵族子弟的学校。这个“均”字的意思是公平分配粮食，成均，意思是学习公平分配粮食，现在检索“成均”一词，源于《周礼》，意取“成人才之未就，均风俗之不齐”，已经没有谷仓的意思了。不论哪一种解释，伦或仑，与“天”无关，仅仅是人伦之序。这是中国古代“伦理”与“道德”含义之间的本质差异，不仅商代甲骨文如此，周代金文也如此。后来的老子，之所以能写《道德经》，也许因为“德”与“天道”之间有原始联系（至少始于殷商时期）。孔子如果在老子之前留下几千字，他也许写《人伦经》。老子讲天道，孔子讲人道，这是他们两位思路的字源学差异。

金文的“道”字，见图1.27，也是在十字路口，中间没有“天垂示”，而是一个“首”字，意思可能是，在困境之中，“首”提示如何做。

金文的“理”字，不必看图了，因为争议很小，意思是琢磨玉石的时候要顺着它的纹理，所以有一个“王”字旁，玉石嘛。读音从“里”，意味着内在的纹理。

以上所述，是在字源学视角下，汉语里“道德”和“伦理”的含义。字源学方法，海德格尔系统运用于存在哲学，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的理由在于，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生命史，最初的含义往往被后来世代赋予的含义层层叠叠地遮蔽，于是，当代人很难从这些字的当代含义洞悉它们的古代含义。我引用过多次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关于“惰性观念”（inert ideas）和“有生命力的观念”（vital ideas）的讨论。任何重要观念最初都是充满生命力的，因为那时的重要性感受首次借助这些观念获得表达。观念带着自己的重要性感受，经过广泛传播之后，常常蜕变为惰性的，因为观念使用者们不再从这些观念感受到最初的重要性。海德格尔卓有成效地运用字源学方法，层层剥离覆盖在这些观念之上的历史尘埃，因而现代哲学能够还原人类最初的重要性感受，并将重要性感受注入惰性观念，让它们再次成为有生命力的观念。阿伦特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能力，或者说，她被老师激活的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能将新的生命力注入旧观念的那种天赋。

概括上述古今中西的道德观念与伦理观念，在西方传统里，自斯密和康德以来，道德（古希腊的伦理）与神密切相关，融入上帝审判人类的“外在超越”传统。在古希腊传统里，伦理是英雄人物的情志，与神为人安排的命运及英雄人物对神定命运的反叛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里，殷商以来，道德与天密切相关，伦理只是人间的秩序。不过，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儒家传统里，伦理逐渐演变为天命流行下注至人心的“内向超越”思想，所谓“天人合一”。

这里，我需要解释何为“中国传统”。我的解释当然来自我认同或我喜欢的流派，有我的局限性。汉唐以来形成的儒家传统以“六经”为核心，这是孔子确定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但是《乐经》佚失，汉代只设置“五经博士”，教授《诗》《书》《礼》《易》《春秋》。大儒董仲舒“春秋决狱”，相当于法官判案，根据就是《春秋》——孔子整理的鲁史。孔子“笔削春秋”，意思是历史不仅记录事件，而且要对历史人物给出评价。董仲舒是大儒，春秋决狱是要通过判案来弘扬孔子儒学。唐初李世民拜孔颖达（574—648年）为“国子祭酒”（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主持编纂《五经正义》。到了清代，阮元主持编纂《十三经注疏》，原有的“五经”之外，还有《孝经》《尔雅》《论语》《孟子》，以及“三礼”和“《春秋》三传”。这是儒家传统，所谓“官定版”。

马一浮指出，孔子之前，文王周公的传统里，还有“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六艺时期，非身通六艺者不得称儒。与孔子“六经”对照，射是武艺，引申包含兵法，御是驾驭战车的艺术，引申包含治国术。这两门艺术，孔子“六经”是没有的。另一方面，古六艺的“数”，涵盖极广，不仅有伏羲文王的八卦，还应包括周髀算经这样的数学，以及连山易和归藏易这样的前朝遗产，和各类谶纬之术。孔子“六经”有“鲁春秋”，古六艺当然没有。

官定版儒学传统和古六艺传统，还要补充以晚近百年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字和诸如马王堆“帛书老子”这样的出土文献，以及1990年代以来最引人瞩目的“上博楚简”和“郭店楚简”。注意，1990年代以来，国内还出现了一些楚简，学界争议很大。只要有利可图，就有文物造假。我相信李零的考证，他是北大文博学院的古文献学家和考古学家。郭店简和上博简，都是李零去整理的，条件艰苦，简牍残破，哪一片接着哪一片，颇费踌躇。你们不妨读李零写的《郭店楚简校读记》和《上博楚简校读记》，这也是我常备常读的书，内容极丰富。

宋代儒学，集大成者朱熹。那时没有智商测验，可是皇上常招揽天下人才，其中不乏天才。以我的判断，朱熹应当是一位天才人物。当然，“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都是天才。

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你们看印刷版心智地图“中国文化精髓”椭圆形文字框的第二条引文，在那里朱熹解释了中国文化的精髓。这精髓最初只有四字，“允执厥中”，尧传给舜的。到《尚书·大禹谟》，舜传给禹的时候，四字扩展为十六字，流传至今，你们在商学院也许经常见到或听到，称为“十六字箴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朱熹讲的故事，值得你们反复诵读，会毕生受益。孔子的大弟子是颜回，但他在孔子之前去世。于是孔子的接班人就是曾参。子思是孔子之孙，是曾子的接班人，他的弟子是孟子。朱熹讲的是《中庸》的传承故事，子思觉着即将辞世，恐怕道学失传，于是口授《中庸》给孟子。四字箴言，传至夏禹成为十六字箴言，再传至孟子成为很长的一篇文章。这是因为，古人淳朴，四字足矣。今人杂念丛生，且文字早已脱离古代情境（我称之为“文字的官僚化”），非有长篇文章而不能澄清层层误解。从那时流传至宋代，《中庸》已成为“四书五经”之一，更增加了许多注解（例如《中庸集注》）。“四书”的简称是“语孟学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循序渐进，《中庸》在大学之后，是研究院的课程。

关于“伦”字的含义，晚近出土的文物似乎更多支持伦理源于乐律的假说。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几十只陪葬骨笛，多数是七孔笛，说明那时已有七音而不是五音。根据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的报告（刊发于《自然》杂志），贾湖三期出土的八孔骨笛，测定为8000年前的，可吹出完备的七音音阶。据此，乐律的发展可能早于天文。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那么，“仑”字很可能源于乐律，而不是谷仓典册。当然，天文的发展可能更早，例如万年之前，这有待出土文物印证。

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庸”（golden means），与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似乎是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共同伦理原则。以公元前5世纪为轴心，上下300年，各古代文明的思想先驱，不约而同地运用自己的智慧探讨人伦秩序的基本原理。以中庸之道考察“善”（共同的善），遂有《礼记·大学》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典时期，就是轴心时代，西方伦理实践的基本问题与中国伦理实践的基本问题一致，我们应如何做才是“止于至善”？西方文化以“求真”为核心价值，西方人在“求善”的时候首先询问“何为善”，这也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议题：何为至善？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社会经历了千年宗教时期。由于这一漫长时期对人性的熏陶，西方人相信，至善的根源是上帝，他是人不可企及的至善之源。理性启蒙之后，康德论证，人可以有“道德律令”，只要人勇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当然，斯多亚学者和继承斯多亚思想的斯密，以及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将“至善”问题留给神学。轴心时代之前也许数千年，中国文化已与西方文化分道扬镳，至少在《尚书》的时代，人与天地相参，允执厥中，已成为中国人对“至善”的基本理解。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有一段阐述，我贴在印刷版地图里了：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里已经有了后来儒家所说的“义利之辨”，他们认为义利之辨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

紧邻上面的引文，仍在印刷版心智地图里，上端的正中有一个很大的黄色文字框，其中的文字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孟子以“距杨墨”为己任，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墨子·滕文公下》）……人只有在人伦即人与人的关系中，才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发展。……君若没有圣君必备的道德条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杀了君，也不算弑君之罪。……如果圣人为王，他的治道就叫做王道。照孟子和后来的儒家说，有两种治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种类。圣王的治道是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霸主的治道是通过暴力的强迫。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在这一点上，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要达到仁，最好的方法是行忠恕。通过行忠恕，他的自我、自私，都逐步减少了。一旦减无可减，他就感觉到再也没有人与我的分别，再也没有人与天的分别。这就是说，他已经同天，即与宇宙同一，成为一个整体。由此就认识到“万物皆备于我”。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了孟子哲学中的神秘主义成分。……若要更好地了解这种神秘主义，就得看一看孟子对于“浩然之气”的讨论，在其中，孟子描述了自己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孟子·公孙丑上》告诉我们，有一位弟子问孟子有什么特长，孟子回答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位弟子又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回答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浩然之气”是孟子独创的名词。到后来，孟子的影响日益增大，这个名词也就不罕见了，但是在先秦仅此一见。……养浩然之气的方法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可以叫做“知道”。道就是提高精神境界的道。另一方面，孟子叫做“集义”，就是经常做一个“天民”在宇宙中应当做的事。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孟子说的“配义与道”。……“名家”这个名称，译成英文时，有时译作“sophists”（诡辩家），有时译作“logicians”（逻辑家）或“dialecticians”（辩证家）。名家与诡辩家、逻辑家、辩证家有些相同，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相同，这更是事实。……《吕氏春秋》也说邓析、公孙龙是“言意相离”、“言心相离”之辈（《审应览·离谓·淫辞》），以其悖论而闻名于世。……道家第二阶段：老子（冯友兰认为老子晚于孔子而胡适认为老子早于孔子）……道家同意儒家的说法：理想的国家是有圣人为元首的国家。只有圣人能够治国，应该治国。可是两家也有不同，照儒家说，圣人一旦为王，他应当为人民做许多事情；而照道家说，圣王的职责是不做事，应当完全无为。……道家第三阶段：庄子（冯友兰认为道家第一阶段是杨朱）。……庄子对于道、德的看法同老子的一样。例如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末形。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所以我们的“德”，就是使我们成为我们者。我们的这个“德”，即自然能力，充分而自由地发挥了，也就是我们的自然本性充分而自由地发展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幸福的。……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它们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其自然能力的时候，它们将是同等地幸福。

根据这段引文，止于至善，是一个人的毕生实践，如孔子那样。其次，如冯友兰阐述的孔子那样，毕生实践的核心是忠恕之道，逐渐摆脱“我”的执念，由“无我”境界转入“天人合一”境界，典范是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朱熹也每天静坐半日，调息冥想。人与天地相参，一分为三，静以通天下所感，也许是古儒止于至善的方法。

中西文化差异，核心是“真善美”三者的重要性排序不同。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求善”，西方文化的核心是“求真”。也许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观察仍正确，那么，印度文化的核心是“求美”——黑格尔说印度人永远生活在梦里。

印刷版心智地图右下方，有一个蓝色椭圆形文字框，里面是我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排序：善、美、真。这个蓝色文字框有三条分支，分别给出“汉典”中“真”“善”“美”的字源字形。

根据“汉典”，“美”字见于甲骨文，而“真”和“善”仅见于金文。《说文》解释“美”，从羊，从大，羊大则美。可见，这个字的最初含义是“美味”，而且延续到金文，含义不变。金文“善”的字形，从羊，从言，《说文》解释“吉言”。似乎，善是美味的延伸。可是，我们已介绍过民国时期黄建中《比较伦理学》的阐释：道德之目的在善不在利，善恶之别在心不在迹。

甲骨文“美”字和金文“善”字的含义，如何演变为这两字的现代含义，有待字源学的澄清。我检索《四部丛刊》，“美”字多见于音乐和文学。“善”字与“恶”字连用，见于先秦诸子文献。

炼丹术，是金文“真”字最初表达的含义，见图1.28，这些字形都有炼丹炉，尤其是第一行第三字和第二行第一字。楷书“真”字下部的两点，其实是炼丹炉的架子，下方生火。第一行第一字的费解之处在于上方的“匕”，象征匕首插入脑中，下方生火。也许符合《庄子》的描写：“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说文》解释：“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老子》：“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先秦时期道家炼丹术有内丹实践，“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印证了《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的描述，又引申为老子的“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炼丹术的“真”，演化为“真诚”与“诚信”，于是有了“真”字的现代含义。不过，现代汉语与英语一样，不能区分“真相”与“真理”，二者都是“真”。

印刷版心智地图“真”字左侧黄色文字框内，我注释：西周早期“真”通“贞”（纯朴）。真，见于《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说文》）按：六经无真字。庄子的时期，是“彼是方生”，含义接近现代汉语的真字。

回到这门课开篇给出的定义：伦理学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智慧。既然是智慧，就不是知识。智慧，更多是实践智慧。你可以有知识但没有智慧，你也可以没有知识但有智慧。当然，王阳明认为，知行合一，如果不能实践，那么知识也肯定没有。知行不一，不知也。孙中山认为“知难行易”，反王阳明之说。不过，孙中山理解的知识，还是西学传统的知识。在西学传统里，知行不合一，是常态。

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排序：真、善、美。若运用亚里士多德“黄金中庸”于“求真”意志，则西方人不应无限制地求真。偏离中庸，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恶”。不过，他辞世之后的2000多年，西方经历了漫长的宗教偏激时代。在偏激的时代，求真的意志走到极端，陷入尼采预言的“虚无主义”。

现在返回图1.24，“第一讲”的右侧蓝色椭圆形文字框，伦理学基本问题：善，止于至善，黄金中庸。怎样才是“至善”，我们怎样做才好？

在图1.24“第一讲”右侧另一个蓝色椭圆形文字框内，我写了伦理学的经典定义：伦，人伦，人伦之理。然后，右侧黄色文字框内写着：“我不知其彝伦攸叙。”（《书·洪范》）“有伦有义。”（《庄子·齐物论》）

“书”，特指《尚书》，孔子“修诗书，订礼乐”，就是修这部《尚书》。以往70年，顾颉刚“疑古”，李学勤“走出疑古”，《尚书》各篇的真伪问题始终无解。我的态度是《大禹谟》这篇，宁可信其为真。

学界公认《洪范》不是伪书。“彝伦攸叙”可能就是最早的伦理文章。到了《庄子》的年代，写“有伦有义”，伦理与正义之间有了密切的关系。

所以，印刷版地图在上述两个蓝色椭圆形文字框之间，有第三个蓝色椭圆形文字框：义，正义，政治哲学。注意，这里仍存在中西差异。我在研读斯密《道德情操论》时写过一篇文章，将斯密著作的核心观念“合宜性”与儒学传统里的“义”字相互联系，可以说，二者含义最为接近。不过，“正义”和“政治哲学”，中西差异太大。我们讨论这些差异之前，必须如海德格尔那样，对“正义”和“政治”有足够深切的字源学研究。

根据黄建中的“淑世主义”伦理学，每一个人都应与其他人一样享有某种基本的善，在这一基础之上，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否符合伦理。淑世主义关于基本善的公平享有，是问迹不问心的，很接近罗尔斯后来提出的正义原则。请注意，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是1944年的，罗尔斯的《正义论》是1974年的，当然，我们知道，罗尔斯在出书之前的十多年里已设想了正义原则。

根据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每一个人都应与其他人一样享有某种基本的善，在这一基础之上，社会允许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如果这些差异有助于改善全体福利。不过，罗尔斯《正义论》有一章讨论他的正义原则的心理基础，他称之为“正义原则的稳定性”问题。他的心理学来自皮亚杰，略显过时，但仍能成立。基于常识，任何缺乏社会心理基础的正义原则，都是很难实施的，缺乏稳定性。很遗憾，罗尔斯生前始终没有解决稳定性问题。每次讲到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我都会想到他的生命路径。根据传记资料，罗尔斯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并不优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应征入伍，参加了太平洋战争。他目睹战友们的死亡，尤其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丛林里的日本士兵并不知道这一消息，必须有人冒险走进丛林引导日军放下武器走出丛林。罗尔斯要求进入丛林。由于有这样的生死体验，返回哈佛大学之后，他决定研究正义问题。

心理学在脑科学时代的研究，可能为罗尔斯正义原则提供心理根据。在印刷版地图里，“第一讲”的下方显著位置有“扳道岔悖论”的三张图示。这一悖论是对功利主义伦理原则的严重挑战，桑德尔正义演说第一讲就引用了这一悖论。MIT脑科学明星萨克斯（Rebicca Saxe）领导的小组，以及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讲师贝伦兹（Jeff Behrends），都在研究这一悖论。

根据维基百科“Judith Jarvis Thomson”词条，这位女性哲学家汤姆森1929年出生于纽约市，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是伦理学与元伦理学，1964年成为MIT的劳伦斯—洛克菲勒讲座哲学教授，1989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随后成为MIT荣休教授，2012年获得美国哲学会颁发的“蒯因奖”，2016年当选不列颠科学院通信院士，2020年11月20日，以91岁高龄辞世。《纽约时报》2020年12月3日发布悼念文章，称她“创造了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扳道岔问题的实验哲学”，源于她197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MIT校园里，她被誉为“哲学巨人”。她和英国的一位女性哲学家、美国第22届和第24届总统克利夫兰的外孙女富特（Phillipa Foot，1920—2010），被认为是扳道岔悖论的共同提出者。不过，这一悖论可追溯至更早，1905年哲学教授夏普（Frank Chapman Sharp，1866—1943）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份调查问卷。根据维基百科“trolley problem”，在发表于1967年的一篇关于堕胎的论文里，富特讨论了扳道岔悖论这一类的伦理困境。

有一位同学在微信群里希望讨论人工智能伦理学，那正是哈佛年轻讲师贝伦兹研究的主题。他在MIT网站设置了扳道岔悖论的问卷调查，然后，将人们认为符合伦理的决策输入人工智能扳道岔决策程序，他称之为“道德机器”。所以，他的道德机器只能模仿我们人类的判断，不能解决扳道岔悖论。根据维基百科“trolley problem”词条，关于扳道岔悖论的许多调查问卷显示，赞同为挽救5人而牺牲1人的，占问卷总数的90%，在一次仅面向专业哲学家的问卷调查中，赞同为挽救5人而牺牲1人的，占问卷总数的65%，这两套数据充分说明，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在西方社会仍是主流。

今天这一讲就结束了。可以认为，印刷版心智地图的脉络和细节都是围绕下列主旨展开的：伦理学的定义，伦理学基本问题，企业文化，企业家问题或“每一个人的英雄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