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2　族群，知识，制度

避免遗传学探讨，在这篇短文里，“族群”定义为共享着一些可观测特征的有机体集合。又根据“基因与文化共生演化”（gene-culture coevolution）的学说，族群不仅表达着基因类型（genotypes），而且表达着文化类型（cultural types）。避免关于“文化基因”的探讨，我更喜欢我自己使用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维理解框架。我在20年前论证过（《制度分析基础：一个面向宽带时代的讲义》），任一现象或观念，最好建立这样的三维理解，参阅图1.30。两维或一维，不够充分。四维或更高维，很难直观。所以，康德、韦伯、迈克尔·曼以及其他重要作者的重要著作，或隐或显，总是在三维理解框架内叙述他们的主题。

图1.30　这是若干年前我为EMBA授课时手绘的“生活世界”示意图，我将“市场”标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平面之内，类似地，“家”“企业”“政府”，大致也在这一平面内。我将“教育”标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这一平面内，类似地，“正义”也在这一平面内。从原点出发，我画了一条绿色曲线，按照红色箭头标识的方向演化，是普通人可能的生活路径，它是三维空间里的一条曲线，新生儿的发育主要沿“物质生活”方向展开，但也有亲子交流这样的社会生活，随后的阶段，更多是沿着“社会生活”维度发展，同时也有精神生活，但往往必须遭遇“意义危机”，生活路径才更多地转入“精神生活”维度。注意，由三条蓝色线段构成的曲面界定了一个狭小空间，是韦伯定义的“传统社会”里普通人的生活世界

例如，“文化”，在物质生活这一维度表现为“器物”（或广义的技术），在社会生活这一维度表现为“制度”（或与制度共生的行为模式），在精神生活这一维度表现为“宗教”（或信仰及共享的意义）。又例如，“知识”，哲学传统的定义是“有根据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为避免陷入这样的内涵式探讨，一种外延式的描述是，知识，在物质生活维度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集合，在社会生活维度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集合，在精神生活维度表现为“人与更高存在”之间关系的集合。

我需要提醒读者，首先，这些定义都是外延式的，因为我根本怀疑任何内涵式定义在演化视角下是否可能。其次，凡外延式的概念定义，基于可观测的性质，必依赖于视角。请参阅我的另一篇博客文章（《发现价格》），观察现象有局外人的视角，有局内人的视角。外国人观察中国的文化或知识，是局外人的视角，与中国人自己的局内人视角互补。最后，可感受的未必可表达，而可观测的集合只是可表达的集合的子集。例如，图1.30所示，社会生活维度的“深层情感交流”，虽常可表达，却很难观测。

由文化的外延式定义可知，“制度”局限于社会生活维度。表现为“模式”的制度=博弈均衡+共享意义。肖特尔（Andrew Schotter）1980年代提供了一个狭义好用的定义：表现为“规则”的制度=博弈均衡。但是，我在《制度经济学三人谈》里强调过宾默尔（Ken Binmore）的一个洞见，博弈均衡可因漂移而失稳。有鉴于此，我赞成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家佛利格斯坦（Neil Fligstein）的建议，均衡行为必须伴随与它相适应的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s）才具有稳定性，表现为“模式”。博弈参与者们可能不再共享意义，“漂移”（drifting）使行为不再是“模式”（pattern）。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视角下，任何“模式”都只有相对稳定性。也因此，青木昌彦教授在自己的制度经济学著作里接受“半参量”这一无可奈何的概念。

现在我试图扩展的，是一个知识社会学命题，源于费孝通和吴晗1948年出版的著作《皇权与绅权》由费孝通撰写的前三章，在多年教学中，我习惯称之为“费孝通命题”，简单表述为：“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积累什么样的知识。”理学家倭仁坚决反对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因为，“天不变道亦不变”，西方的算学和天学可能颠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意义漂移导致行为模式瓦解。在演化论视角下，“社会结构”只有相对稳定性，故而是表现为模式的社会制度。根据我尚未发表的著作《收益递增经济学》，在全部逻辑可能的行为规则当中存在一些互补性足够强烈的规则，称为“模式”——如果构成这一模式的规则集合，不宜增加也不宜减少任何规则。所谓“不宜”或“宜”，基于判断，而判断所据，阿罗称为“社会偏好”，源于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详见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简单而言，就是被社会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所谓精英群体）关于他们感受到的各重要议题之备选方案优先度的共识判断。常见的情形是，也许因为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也许因为价值体系不相容，也许因为相关的知识不足，求解真正重要议题的备选方案不能获得显著优先的排序，致使社会陷入危机甚至瓦解。凡此情形，都可称为“精英失灵”。简单社会和复杂社会，都很难避免精英失灵而来的崩溃。不过，简单社会的重组代价远低于复杂社会的重组代价。迄今为止的社会演化史中，尚未出现长期有效的纵向流动性选择机制，也许不可能有这样的机制。所谓纵向流动性选择机制，其实就是我常说的民营企业家的接班人问题，或者精英群体的“吐故纳新”问题。

族群的发展，在局外人视角下，纯然依赖族群掌握的知识。不难想象某一外星智慧已有数百亿倍于地球族群的知识，从而足以影响地球族群的演化路径。在局内人视角下，知识如何增长，密切依赖族群采取何种制度。例如，我常引述杰出的智利裔经济学家齐齐尔尼斯基（Graciela Chichilnisky）的命题：文明能够达到的高度，取决于文明在它内部能够允许的不致瓦解文明自身的最大自由。如果自由太少，文明很可能被其他文明征服。如果自由太多，文明很可能自我毁灭。

（财新博客2020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