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是嫖娼致死还是天花夺命

同治皇帝（1856—1875年），名爱新觉罗·载淳，咸丰帝长子。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立为皇太子，十月即皇位，年仅六岁。由东西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一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才亲政。亲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重修圆明园，但闹出风波，最终大权旁落。第二年十二月初五，病死于养心殿。同治死后，谥号毅皇帝，庙号穆宗，葬于惠陵。

年纪轻轻的咸丰帝三十一岁就命归西天，他死后由他的儿子载淳即位，并定元年为祺祥。辅政大臣被杀后，这位幼帝才刚刚八岁，理所当然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了，于是又将元年改为同治。时间如梭穿跃，转眼几年就过去了。同治到了应该娶后纳室的大婚之年了，挑来挑去，终于在同治十年（1871年）冬天，挑选了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崇绮的女儿已经19岁，凤秀的女儿年仅十四岁。慈禧因阿鲁特氏是咸丰皇帝遗命辅政八大臣之一、后被赐死的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不愿让她做皇后，而拟选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但表面上免不得要与慈安太后商量。慈安认为崇绮的女儿端庄谨默，德性最好，很配中宫。慈禧心下不乐意但没表现出来，她说：“凤女虽是年轻，闻她却很贤淑。”慈安道：“凤秀的女儿太轻佻，不宜选为皇后，只能当一个贵人。”这句话刺痛了当贵人出身的慈禧，不免对慈安和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怀恨在心，但又不好争辩，只好提议说让奕参酌。不料恭亲王奕也主张选年长的为后。

同治帝大婚，册封崇绮女儿阿鲁特氏为皇后，并封凤秀女富察氏为慧妃。这时皇帝已经成人，两宫太后撤帘归政。这本是慈安太后的主张，慈禧太后不便辩驳，又想同治帝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将来如有大政，总要禀告母后，暗中仍可揽权。当即随声附和，下了懿旨。

慈禧私下唆使慧妃，要她使出柔媚手段，抓住同治的心，让同治迷恋她，也就不怕皇后专权了。然而他们却不知同治和皇后的感性非常亲密，皇后气质高雅，毫无半点轻浮模样，同治非常敬重她，夫妻两人常在宫中相守。皇后熟读诗书，平常在宫中同治常和她谈论诗文，志同道合。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同治皇帝亲裁国政，一年以内，倒也不敢怠慢，悉心办理。只是性格刚强，很像慈禧太后。慈禧虽已归政，遇有军国大事，仍着内监密行查探，探悉以后，即传同治帝训饬，责他为何不来禀告。同治帝也很倔强，他想母后既已归政，为什么还来干涉？母后要他禀报，他却更加隐瞒，因此，母子之间产生意见。同治新婚燕尔，遵照旧例，便天天陪同皇后早晚两次到两宫皇太后前叩头请安。慈安静养深宫，凡事不去过问，且当同治帝进谒时，总是和颜悦色，并没有丝毫怒意，慈安见着皇后，也很是钟爱，从不疾言厉色。同治帝因慈安太后和蔼可亲，所以常去省视，反把生母抛诸脑后。慈禧太后心中更加不高兴，有时就把皇后传入宫内，叫她从中劝谏。皇后虽是唯唯遵命，心中恰与皇帝意旨相合。花前月下，私语喁喁，竟将慈禧太后所说的言语，和盘托出，反而给同治皇帝带来懊恼。皇后背后言语，总有疏虞，传到慈禧太后耳中，慈禧太后便索性迁怒皇后，且对她恨之露骨。

慈禧非常喜欢听戏，她把外城戏班的人，召进宫来，称为供本。慈安性情和蔼诚实，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但在慈禧太后的怂恿下，便也听戏消遣。满清旧例，婆媳之间，礼节最繁，皇后也便时常陪侍左右。所演的戏多是男女偷情和奸杀淫乱一类，皇后的性情原不是轻浮佻达，所以看到这样的剧情，便把脸转向墙壁，看也不看。

慈禧见她这般模样，便道：“这种戏演得很好，你怎么不看呢？”

皇后道：“淫秽到这般地步，还值得一看吗？”慈禧对她更加恼怒。有一天，皇后正陪着两宫太后看戏，同治无意中闯了进去，见过太后，皇后便微微地笑着，站起来迎接。慈禧便斥道：“见着皇上，应该好端端地迎驾，怎就放出狐媚手段，去迷惑圣心？”皇后无端地受了一番训斥，难过地低头首无语，同治见了便忍着气走了。慈安见皇后羞愧难当，不觉疼怜起来，便搭讪着和皇后说了几句。直到戏散，皇后戚然回到自己的寝宫，想起此事胸中积闷，放声大哭起来。

慈禧见同治和皇后打得这般火热，心里很不高兴，并替慧妃不平，于是对同治说道：“皇上当知祖宗创业艰难，千万不要常至中宫，应当勤于政事，况且皇后不很贤慧，更未能熟谙礼节，比较起来，实在不如慧妃，皇上以后就该好好地款待慧妃才是。”同治当时听着，口里虽唯唯应允，心中却大不为然。回到自己的内宫，依旧不与慧妃亲近，慈嬉又下谕给皇后道：“皇上初次亲政，国事为重，不可常宿中宫。”消息传到慈安那边，慈安心想慈禧下了此谕，未免有些蹊跷，本还想将同治和皇后两人依旧撮合在一处，只因慈禧的谕上所说，应以国事为重，用了这种大帽子来压人，倒觉得无可措辞，也就只得忍着不说了。

皇后被慈禧强迫和皇帝分离，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痛楚万分，天天早起遵守规例，仍往两宫皇太后面前叩头请安。慧妃因为得了慈禧的宠幸，又眼见皇后已遭训斥，心中十分得意。有时在慈禧宫中，和皇后相遇，她眼见慈禧对待皇后的样子，也便摆出一副鄙视的态度。慈禧私自嘱咐李莲英，待同治有时召幸妃嫔的时候，把慧妃背到御床。谁知同治见了慧妃，触起慈禧太后待皇后的心事，便理也不理地挨到天亮。同治不能和皇后呆在一处，想要召幸别的妃嫔，又因李莲英常把慧妃背来塞责。同治的帷帏之私，实已毫无趣味可言。同治从此也不再召幸妃嫔。

同治帝接连几天郁郁不乐，时常无端暴怒。内监便想出法子，带着同治帝微行，到民间采风观俗，其实就是嫖妓。

同治皇帝与太监周道英夜间出宫，穿过六街三市，到了南城一带。那里，一向是娼寮聚居的地方，花天酒地，金吾不禁。他微服出游，最怕碰见王公大臣。因此，凡是大的娱乐场所、大店铺、大饭馆都不敢去。他光顾的地方是天桥夜市场、韩家潭妓院以及冷僻街道的茶馆、酒店。当晚同治便与窑姐一宵恩爱，说不尽几许风流。春宵苦短，天不亮，就要回到乾清宫。同治仍旧按照惯例，到前殿上朝，大臣们都没有丝毫察觉。退朝回来，同治也仍到两宫太后处请安，两宫皇太后也是毫无察觉。从此以后，每天到了晚上，同治皇帝便到窑子中间嫖逛，到天亮才回来。光阴荏苒，一晃过了数月。日子渐久，胆子也渐渐地大了，便不再叫周道英跟着，独自走动起来，所认识的窑姐儿也越来越多。秦楼楚馆的温柔滋味与宫中大不相同。这些民间妓女个个妖艳，眉挑目语，无非卖弄风骚，同治皇帝真愿此生长老于此温柔乡。

翰林院侍读王庆祺是花月场里的老手，同治与他时常切磋，而后君臣同嫖。不久又加上恭亲王的儿子载澄。载澄曾在弘德殿伴读，自小与同治帝相伴。载澄是有名的纨袴子弟，一向把性命看得很轻，常常酒后发兴，只求眼前一时快乐，却不顾后来的情形，不惜重金，到处寻觅春药。与这样的纨袴子弟在一起，同治“近墨者黑”，也时常服那春药以求一时之欢。日子久了，北京城里逐渐传遍了同治帝微服出游的事，只瞒着慈禧太后一人。

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一天，同治在街市闲逛，忽然看见一名二十来岁的少妇，打扮得十分明艳，那一双媚眼，更是澄清朗彻，和秋水般似的。抬头看见同治站在面前，笑了一笑。同治逛窑子已很久了，一眼就料定到少妇不是良家妇女，于是就挨近少妇身边，少妇又回头对同治笑了一笑。同治帝虽是久经风月的人，但仍受不了少妇的媚态，像失了魂魄似的。同治这时大着胆子，抢步上前，挨近她身边说：“姑娘奔跑太劳，何不同去歇息？”少妇假装羞涩模样。同治便与少妇找了一家客店，谁知风流过后，同治染上了花柳病。

同治在乾清宫，一觉醒来，觉得下体有些疼痛，起初不在意，他仍然悄悄地溜出宫来，到花柳巷里消遣。但是这种风流毒疮传染蔓延很是迅速，遇到身体虚弱的人更是来势凶猛，往往当天发作，立刻溃烂，也就十来天不治而死，也有月余不治而死的。同治拼命在花月场中厮混，身体本来就很虚弱，现在又染了风流疮毒，这种疮毒便无孔不入地钻了进来，同治的风流地方又肿又痛。等到天亮，身体又发起热来，宫监们去奏知两宫太后。不多时，太医到达，问起病情，同治便说偶然发些寒热罢了。太医们便斟酌开上药方，照方配药。隔了几天，同治满面起了疮疥。两宫太后见了十分惊讶，却又以为同治是发了痘疹，于是召太医们入宫诊视。太医见了同治的模样，大吃一惊，心想这种模样分明是梅毒发作，但同时又认为皇帝不应生此恶疾，听了两宫太后声声说是痘诊，只得开了痘疹的药方。同治发恕道：“我不是患天花，何得以天花治！”太医奏：“太后命也。”

染上淫毒，起初还可支持，等到十月（同治十三年，1874年），连头皮上都发出了疮疥。宫廷上下，都称皇上生了天花。蕴毒越深，受病越重。十一月初，同治御体竟不能动弹，皇后前来看望，不敢闯进屋内，只得隔窗问候。慧妃正向宫中来，听了皇后的声音，急忙转身走到慈禧太后宫里说：“皇上大病才有转机，见了皇后怕又要糟蹋了身子，再发起病来可不是玩的。”

皇后退出以后，不一会儿慈禧来了，便问道：“可有人来过？”小宫监不敢隐瞒，就直说：“皇后娘娘来过一道，隔窗说了几句话。”慈禧太后听着，也不出声。隔了一天，同治病忽然又发作了，疮疥又红肿起来。慈禧太后见了露出惊讶的表情，立刻传旨把皇后唤来。皇后战战兢兢地来到乾清宫。慈禧照皇后的脸打了几巴掌，直打得皇后脸青唇肿。慈禧太后叱道：“骚狐精！我打了你，你可心服吗？”皇后答道：“老佛爷应当责打的，怎敢不服，只是奴才有何罪名？”慈禧道：“好个骚狐精，自己做的事，还敢躲赖吗？我先问你，皇上病到这般地步，你还是妖媚无耻，想必把皇上的命送掉了才休止吗？”

皇后听着，才知道是为了自己昨天问候的事情，便跪奏道：“奴婢昨天到此问候，因为老佛爷有旨在先，不敢进内，隔窗请了皇上圣安，立刻退出的，怎敢妖媚无耻，伏叩老佛爷圣鉴。”慈禧听了，哼哼地冷笑了几声，叱道：“不打总不肯招。”说罢，就命李莲英把皇后拖出去笞责。同治在床上想挣扎起身来跪求饶恕，只因病势已重，哪里还挣扎得起来，便伏枕叩头道：“老佛爷请息雷霆之怒，姑且饶她一次吧！”慈禧见同治出来说情，便照准皇后的脸上又是几下。慈禧十指上带着那金指甲套，把皇后的面上抽得血痕缕缕。同治情急之下晕倒在床上。慈禧这才罢手。同治帝从此卧病不起，且日益恶化。

同治心情忧郁，加上药又不对症，不多久便下部溃烂，臭不可闻，面颊肿硬，牙浮口粘，头发也慢慢脱落。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死于养心殿东暖阁，终年十九岁。民间流传着两句口号：“不爱家鸡爱野鹜，可怜天子出天花。”皇后为自己渺茫的前程感到绝望，于是就吞了金屑，经抢救暂且脱险，后来又绝食，到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二十日猝死在储秀宫，年仅22岁。

关于同治的死至今有多种说法。至于“死于天花”之说，根据内廷李越缦、翁同龢的笔记所载：“十一月穆宗生天花，偏体蒸灼。”徐艺圃撰《同治帝之死》也认为同治死于天花。清代档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得病，召御医李德立、庄守和进宫请脉起，直到十二月初五日夜同治病死，前后37个脉案、所开的处方、共配了106服药的情况。据这份脉案的记载，同治是死于天花。同治帝的“脉案”，留到今天，确实有助于解决和澄清一些历史上存疑的问题。但脉案背后由更深的政治动作决定。“梅毒”二字，御医是不敢说的，也不敢按照梅毒来治，脉案上就不会记载。

清皇室对天花相当畏惧，顺治帝就曾颁布“避痘谕旨”，但他最终还是难逃天花，据说清廷后来选择了康熙的原因，即因他已经出过痘，终生对天花免疫。同治贵为天子，他怎么可能没有接受过种痘呢？如果确实接受了种痘，天花就算不幸在他身上发生，他也应该具有一些抵抗力，不至于如此脆弱。中国民间有句俗话说：“生了孩子只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完。”据记载“两宫太后俱在御榻上持烛令诸臣上前瞻仰”，照理说天花是一种极强的传染病，满洲人视之为毒蛇猛兽，但两宫太后与诸臣子竟然还敢上前瞻仰，这与清初宫廷恐怖避痘的措施大相径庭。其实这也是同治是否得天花的一个疑点。

在大多数外史里都记载同治死于梅毒的传闻。外史有时并非一定不可信，外史有时可以反映出正史的矛盾之处，而发挥它的史料价值，或是提供人们不同视角下所显现出来的历史图像。《清稗类钞》中认为同治死于梅毒。清朝初年，从顺治到雍正，颁布过几次调令，采取过一些措施，禁止和取缔卖淫嫖宿。顺治八年（1651年），奉旨停止教坊女乐。雍正年间，又谕令废除官妓。但是过了不久，反而进一步地蔓延发展了起来。雍正之后的几代皇帝对于娼妓的活动也多听之任之，令虽行而禁不止，乾隆皇帝巡视江南时甚至亲自召幸过女伶昭容和雪如。乾隆以后，娼妓兴盛，当时来华的日本人也有记载，《唐土名胜图》认为，古今风土变迁，最可玩味者，莫如戏楼与妓馆。其中《东西青楼之图》，是在北京的灯市口之东一带，妓均长袍盛妆，弹筝侑酒，绣帘红烛，迥非今世所见。咸丰时，北京的妓风大炽，“胭脂石头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夜，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此褫官者。”况且当年乾隆都可以下江南嫖妓，同治就近在北京风流也是有很大可能的。

另据当时外国人推测同治可能死于政治原因。1875年1月17日的《纽约时报》做了这样的猜测：“一些悲观失望的外交家很可能会推测，正如当两位日本天皇相继暴卒时他们所推测的那样，这次同治皇帝之死是真正在幕后执政的那些人所策划的，他们期望以此能推阻洋人修约的计划。同治皇帝没有自己的儿子，他把皇位留给了一个未成年的继承人，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权将因此再次落到摄政者的手里。”其报道大意是同治之死是政治阴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