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亚洲银行业发展报告(《21世纪经济报道》深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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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风险状况

疫情期间,亚洲银行业与其他区域基本同步扩张资产负债表,但在资产使用方向上更偏重实体经济,由此导致自身资产信用风险承压加大。疫情冲击、隔离之下,企业大量关门歇业,员工失业居家。随着实体经济环境加速下行,无论是企业经营贷款,还是个人消费贷款,抑或家庭住房贷款,都出现了巨大的违约风险。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全球银行业面临最大的风险是信贷违约。面对全球广泛而持续的经济动荡,许多银行不得不大幅增加贷款损失拨备计提额度,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贷款质量进一步恶化。截至2021年6月末,全球1000家大银行已额外计提3520亿美元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较2020年末增加26%。其中,亚太地区银行业贷款损失拨备增加25%,增幅比非洲、中东和欧洲地区(分别为22%、22%和17%)略高,但大幅低于北美地区。北美地区,由于美国实行当前预期信用损失(CECL)会计准则,要求银行必须有效地提前应对贷款期限内任何时间可能发生的预期损失,导致2021年以来贷款损失准备金翻了一倍(106.1%)。相比之下,中国内地银行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不太重视,2020年以来仅增长20.0%,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不过,如果仅从不良贷款率指标来看,银行业面临的资产信用风险似乎并不高。2020年,全球银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上升0.13个百分点。在疫情防控较好、经济恢复较快的亚洲两大银行市场中,中国内地银行业2020年不良贷款率下降0.2个百分点,日本则上升0.1个百分点,基本上没有变化(图1-9)。经济发达地区虽然疫情防控不力,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却并不太大,整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其中,美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增加30%,不良贷款率上升0.24个点至1.18%;英国不良贷款余额增加17%,不良贷款率上升0.24个百分点;欧元区不良贷款余额增加17%,不良贷款率上升0.2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贷款质量下降更快。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南非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加16.3%、10.3%、12.4%、12.2%、41.8%,不良贷款率同比分别提高0.7、0.02、0.57、0.67、1.29个百分点。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各国采取逆周期调节政策,银行业对因疫情影响而出现短期还款压力的企业,采取了调整贷款合同、展期等缓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不良资产率的上升。另一方面,疫情下为支持实体经济,银行新增信贷投放力度增大,对不良贷款率上升也起到缓释作用。之所以新兴经济体表现相对较差,主要因为其政府政策空间有限,而其银行业自身能力不足,资产信用风险更容易暴露出来。

图1-9 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央行和监管机构,中国银行研究院

是否会出现政策退出后银行资产信用风险集中暴露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不过,即使最终出现这一情况,以银行业目前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也足可以应对。疫情爆发后,各国加强对银行业的资本监管力度,采取延缓或暂停股票回购与派息的措施,让银行预留更多资本金以对冲坏账增加所造成的资本金损耗压力。与此同时,居民和企业存款迅速增加,为银行补充资本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资金。得益于上述因素,全球银行业资本金大幅增加,风险抵补能力显著上升。截至2021年上半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一级资本已达到9.9万亿美元,较年初增长12.7%。从图1-10来看,几乎所有经济体的银行资本充足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2020年,美国、欧元区、英国、澳大利亚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5.5%、20.1%、18.9%、17.6%,同比分别上升0.8、1.9、1.4、1.9个百分点;泰国、印尼、南非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20.1%、24.6%、16.6%,分别上升0.5、1.2、0.02个百分点。

对亚洲主要银行市场来说,与盈利能力下滑的压力相比,更需要担心的是资产信用风险隐患。从账面来看,作为亚洲最大的市场,中国内地银行业不良资产率2020年四季度已开始持续下降,至2021年二季度已降至1.76%,甚至较2019年一季度还低0.04个百分点。但是,其他亚洲市场不良贷款率仍在上升。截至2020年四季度,亚洲代表性经济体不良贷款率平均为4.54%,同比上升0.28个百分点。此外,中国内地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固然得益于政府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政策措施得当,帮助大量受损企业和失业人群摆脱困境,随着复产复工的持续推进,借款人还款能力和意愿提升,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因政策因素被掩盖或者因新增贷款迅速增长而被延缓的贷款信用风险,这些风险有可能随着相关政策的退出,经济复苏放缓等因素而集中出现。

图1-10 亚洲主要经济体银行资本充足率

数据来源:CEIC,亚洲金融合作协会(AFCA)

当然,如上文所述,资产信用风险虽可能会对未来银行盈利能力造成负面影响,但目前远未达到危及亚洲银行体系安全的程度。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亚洲银行业保持着高水平的资本充足率,具备较强的资产信用风险补偿能力。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初,除菲律宾外,中国内地、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资本充足率均较东亚金融危机、非典、全球经济危机时有所改善(图1-10右)。其中,印尼超过20%。二季度,除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略有下滑外,亚洲代表经济体的银行业,二季度资本充足率均有所上升。三季度,大部分亚洲经济体银行业与上季度持平,资本充足率平均超过20%,总体上仍保持在稳健的高水平。四季度,亚洲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为20.28%,环比下降0.15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巴塞尔协定的相关要求。不过,主要亚洲经济体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都没有显著下降(图1-10左),上述变化更可能是一些小经济体银行系统调整了策略,使得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大于资本的增长。但不管怎样,考虑到信用风险释放一般存在滞后,亚洲银行业仍需强化风险管理,将资本充足率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