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门』的谜局

北京老城格局的五行底蕴

北京城是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在城市营造方面最完美、最全面的体现。

几千年间，占据中国核心地位的哲学思想是阴阳五行说，后来人们常常把这一学说归为道家独擅，其实，阴阳五行说覆盖了先秦诸子各种不同思想，高屋建瓴般地占据着形而上的最高位置，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名家等学派，几乎所有学说都是从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点出发对应哲学的不同侧面作出阐发并构建起分支系统。

阴阳五行思想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那是伏羲氏时代。

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一个墓葬中，一具完整骨骸的两侧用蚌壳排成一龙一虎的形象，龙头龙爪、虎头虎尾俱全，而且龙身呈飞腾状，虎腿呈健走状，极为生动。然而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它们在遗骨旁恰为龙居左、虎居右，这岂不是流传至今的“左青龙、右白虎”吗？

按照五行方位学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是为四方之象，居中为“招摇”。西水坡墓葬虽只有左右之象，但作为五行方位说的早期状态，已再明显不过了。事实上，阴阳五行说有一个不断充实发展的过程，大约到战国时期终于完善。

有史料记载的五行学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周武王伐纣灭殷后，向大学者箕子问计治国，箕子列举的九项要则中的第一项就是遵从五行法则。箕子将五行诠释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

五行说把宇宙万物归纳为五种性质的构成，并认为五种性质之间存在“相生相克”关系，它们之间的相生规律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的规律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任何一行，都有“生我”“我生”两个方面。在相克的两个方面，任何一行，都有“克我”“我克”两个方面，相生相克，往复无穷，构成纷繁多彩的大千世界。

与五行相配合、联属的哲学思想是阴阳意识。考古证明：阴阳概念的产生时代至少应上推到商代以前的氏族社会时代，这可以由《周易》的八卦阴阳爻予以证实。阴阳观念来源于中国古人对天体、世间万物以及人自身的观察与认识，认为事物都有“阴”和“阳”的不同侧面，这是对宇宙的极其深刻的认识，而且，阴阳说认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彼此是一个动态过程，绝不是铁板一块。俗称为“阴阳鱼”的太极图阴阳说与五行说的融合形象地展示了这种动态思想，由一条曲线分割为“阴阳”两半，一边黑，一边白，然而“黑鱼”的“眼睛”为白色，“白鱼”的“眼睛”为黑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说明着宇宙处于不断的变化动态之中。阴阳与五行的结合，成为中国古代极为完善的哲学体系。

阴阳五行说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又与干支和卦爻相融合。中国先民以干支作为时间和空间的定位方式，1900年发现的甲骨文历经诸多学者研究解析，确定为殷商时代遗文，王国维考证出最早记录为商代始祖帝契时事。而甲骨文中出现最为频繁的字眼、同时也是纪年方式的字眼，就是干支。

所谓“干支”，是十天干、十二地支的简称。天干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组成，地支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成。天干与地支分别配合，成六十种组合，亦即一个甲子，成为六十个年头。天干又用来与五行相配合，甲乙木为东方，丙丁火为南方，戊己土为中央，庚辛金为西方，壬癸水为北方。

阴阳五行说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哲学理念，举凡天文、地理、农事、建筑、民俗等所有传统文化，都受着它的指导和统辖。中土社会大至营造国都、小到修建民居，以至皇家建陵、民间造墓，阴阳两宅仍严格而顽强地恪守阴阳五行学说，它浸润到中国社会的极深层面，甚至很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样貌。

整个老北京城，阴阳五行思想几乎无处不在。

今天的北京是元代奠基的，那之前，辽南京、金中都的位置在今广安门一带，元世祖忽必烈定鼎中原，开始了一场震铄古今的造城工程，将新的都城向金中都旧址东北方向移动，以金章宗的禁苑太液池为中心位置，筑造元大都。

《光绪顺天府志》形容京师“左负辽海，右引太行，喜峰、居庸，拥后翼卫，居高驭重，临视乎六合。”从元到清，历代朝廷无不认同京师所据为最佳建都位置，上应北斗七星之象，下合山川环抱之势，处于一条亘古不变的“龙脉”之上。所谓“龙脉”是潜于山底的，这条龙脉远自昆仑山而来，一路迤逦，到燕山山脉形成巍峨屏障，继续向南而以昌平天寿山为显端，明成祖朱棣甫一定都北京，便延聘风水高手寻觅建陵宝地，看中的即是天寿山，这就是后来的明十三陵所以建于此的风水缘由。

元朝只存在不足百年，它奠定了北京堪舆取向的大格局，细部完善实际上到明朝最终完成。明成祖对元大都的改易，最显著的是景山的营建。景山可以说是从“显”和“隐”的两方面完成了明王朝的风水和环境需求，是明代北京在都城营建中最为精彩的一笔。

都城必建于龙脉。道家认为，北京的龙脉发端于昆仑山。远从昆仑山经太行、燕山而来的龙脉，遇山而行，遇地而潜，抵达昌平天寿山而涌出，天寿山成为这一龙脉的气口。明成祖将元代紫禁城北的宫苑拆除，以挖掘宫城筒子河的土堆在皇城中心位置成为一座城中之山，意在将龙脉从天寿山继续南引，至此涌出，使得紫禁城得其龙脉气象。有人认为，景山设立在元代宫殿旧址之上，是为弹压元朝王气，但这只是比较“显”的一面，更大的底蕴则在于龙脉的引进。

景山最初称煤山，亦称万岁山，山上也并无建筑，后来的五座亭子是到清代才逐步建成的。

景山的存在，成为北京城内一个制高点，为平面的北京增添了立体感和风景线；而同时，登临景山，整个帝都在眼前展开举世无双的辉煌景象，站在那儿，你才能真正领会“画卷”两字的意义。

景山确乎是帝都的镇山，它是平毁了元代延春阁后堆起的，是北京中轴线上矗立起的一个标志，又成为紫禁城的背倚之山，结龙穴于紫禁城中，在风水学上的意义超乎寻常。整个北京，靠山襟水，北京的山成为太师椅形，远有昆仑山、太行山次第而来，群山奔驰，形成重重屏障和倚靠，力压华北平原，收住南方之气；近有燕山、天寿山和景山，将远道而来的龙脉引进帝都。

这还只是北京“山”的风水组成部分中北面所靠；中原之外，东方青龙之位为泰山；西方白虎之位为华山，南方之山为风水中之“案山”，第一层是嵩山，第二层是淮南诸山，第三层是岭南诸山。如此，帝都之势雄视宇内，力扼九州，无可匹敌。

北京城的大环境背山面水，这是最好的城市格局。

水是生命之源，财帛之源，多水的地方必然富庶，少水的地方难免贫瘠。帝都是不可能建在贫瘠之地的。事实上，北京历史上是一个水乡，永定门外丰台地区、西直门外海淀地区等地，1900年前还到处是水潦湿地。元代勘测、规划大都，水是与山同时被看中的，按照堪舆学的概念，北京四围有水：南方朱雀之水为卢沟河，出自山西桑干河，由宛平入京；西方白虎之水为玉河，出自玉泉山，自西直门水关入京，流经紫禁城内，为内外金水河；东方青龙之水为白河，南注通州大运河；北方玄武之水为高粱河、温榆河，自西向东入白河。

“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为阴，水为阳，帝都背山面水，负阴抱阳，远承昆仑之气，南俯江淮河汉，历朝历代长守北京而不离不弃，环境根源俱在于此。

北京“门”的数术

北京是一座数字之城。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阴阳五行说从来是以数术解析宇宙奥秘的，所以，浸润到建筑以及社会伦理各方面的观念都特别重视数字的意义。

从元世祖营造大都开始，帝都就充满了数字之讲究。以后又不断完善，使北京到处是数术谜团。

最为重要的是体现皇权至尊的“九五”之数。

明成祖营造皇城、紫禁城时在中轴线上设置“天子五门”，从南至北依次为大明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清代改称大明门为大清门、改称承天门为天安门、改称奉天门为太和门，民国改称大清门为中华门）。从一到九的数字序列中，五为居中数字，九为最大数字，五为地，九为天，所以帝都很多建筑和设施都极力张扬这两个数字。

紫禁城完全可以看作北京最大的四合院，规模为三路九进，筑屋九百九十九间半，数取极阳。

“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帝都有着最为充分的体现，占地最大的设施是京城五坛：中央为社稷坛，南方乾位为天坛，北方坤位为地坛，东方离位为日坛，西方坎位为月坛。五坛布局正合八卦先天方位，同时又与“五色”对应，我们至今还可在社稷坛上看到这五色：中央戊己土，黄色；东方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

紫禁城前殿后宫俱为黄色琉璃瓦覆顶，取中央“土色”。东部文渊阁、撷华殿等建筑为绿色琉璃瓦覆顶，取东方“木色”，文渊阁又以黑色琉璃瓦剪边，取“水色”克火，因此地为皇家藏书楼，最忌火灾。北京的钟鼓楼位于全城北部，亦取“水色”，为黑色琉璃瓦绿剪边覆顶。

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为横向九楹、纵向五楹，取“九五”之数。太和殿于清康熙八年改建为横向十一楹，与纵向五楹相乘，得数五十五，合中央之数。该殿为重檐庑殿顶，八条垂脊加中央横脊，为九脊巨殿，仍合“九五”的天地之数。

北京城垣元代奠定基本规模，明初向南缩北面城墙五里，废东西两侧最北面的光熙门和肃清门。明代修筑的北京内城周长四十里，外城二十八里。明代北京改元大都十一门为内城九门，九门之内设东西南北中五城，分别由“九门提督”和“五城兵马司”管辖，亦为“九五”之数。

按照《周易》理论，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从传统文化看来，任何环境，全阳或者全阴都不可取，最佳状态是阴阳协调。整个紫禁城就是一个精心运用阴阳数术以达协调的整体，设计之初，运用之精细无处不在。除“九五”之数，运用得最多的还有“三”和“六”。紫禁城前三殿为“三”，是八卦中的乾卦之相，为“阳”；乾清门北面后东西六宫为“”，是八卦中的坤卦之相，为“阴”。这样，紫禁城主格局阴阳协调之数奠定下来。此外，东西六宫合为十二，是十二地支之数；乾清门东五所与西五所，又合而为十天干之数。暗合天干地支之数的地方还有天安门，门楼之上共有巨柱六十根，恰为一个甲子。天安门前正对金水河有石桥五座，左祖右社前门各有石桥一座，合而为七，暗合北斗七星之数。天安门高九丈九尺，楼横九楹，纵五楹，合“九五”之数。紫禁城中还有一个用“一”与“六”相对应的地方，那便是御花园中的钦安殿。此殿奉祀道家的玄天大帝，紫禁城专门设施这样一处道观，似乎透露了“天机”：整个紫禁城、皇城和京城的营造理念来源于此。钦安殿大门匾额题为“天一门”，与殿前设置的一座六龙石雕恰为呼应，暗喻“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钦安殿位于紫禁城北端靠近玄武门（清代避玄烨名讳改称神武门）的位置，为戊己水之位，又含有以水避火的深意。

皇城最前面的门为大明门，但古人不会让这里存在孤门现象，事实上，大明门除了本身开辟三个门洞以躲避孤数之外，红墙向北延伸，内有两侧廊房，称“千步廊”，至天安门前向左右转弯，然后在长安街形成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这样，天安门前就呈现三座门楼的样子，既方便出行，又规整有序。每逢殿试之后，录取进士的皇榜就张贴于东面的长安左门旁的红墙上，而武举皇榜则张贴于西面的长安右门旁的红墙上。

以上所说“千步廊”，在大明门内由南至北两侧各有一百一十间，转弯后平行向东西两侧延伸至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各三十四间，俱为阴数。此一阴数与门的阳数相对应，形成一种均衡。除此之外，各处殿宇、院落的台阶级数、墙砖层数，也都达成主次间的阴阳平衡，用心极为良苦。采用阴数较多的地方是太庙。太庙为祭祀之所，为阴宅，所以多用偶数。最大的建筑为享殿，横向十一楹，纵向六楹，合六十六楹之数，为阴。丹陛台阶除南向用三层五级以显皇家级别外，其他东西向台阶俱为阴数。

北京最大的门中，正阳门、天安门、太和门等都以横九纵九的门钉表达极数，但东华门却是横八纵九，为七十二之阴数，何故？

东为木位，按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木”克“土”。但“土”为皇天中央之位，岂能被“克”？于是在门钉上用减损法去掉一列门钉，使东华门成为“阴木”而非“阳木”，“阴木”是无法克土的，问题便告解决。也正因为东华门属于阴数之门，所以大内之中每逢有人亡故，只能从此门运出。

皇城、紫禁城外围到底多少门？这是一个问题。

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长期以来，有一个特别偷懒的说法：“内九外七皇城四”，把皇城之门认定为四座，分别为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和地安门消失后，又有人把紫禁城的天安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误认为“皇城四”，这是把仍可看到的紫禁城当作已经看不到的皇城了。这种混乱在年轻人中普遍存在。

此外，皇城南门究竟是天安门还是大明门，也历来存在不同说法。由此影响到皇城到底有几门？罗哲文先生生前曾经归纳为“四门说”“五门说”“六门说”“七门说”“八门说”，他老先生比较认同“七门说”，即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但这里仍存问题：紫禁城的正门从哪座城门算起？通常所认为的是午门，但如此一来，介于天安门与午门之间的端门算到哪一系列中？而如果视端门为紫禁城正门，恐怕会引起更多人的不认可。

相比较而言，《光绪顺天府志》对明代营建北京城垣诸门有过非常明确的记述，这部动用李鸿章、张之洞、缪荃孙等几十位当朝重臣主持编纂的权威史志，以北安门、东安门、西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大明门为“外围六门”，它们所“围”起来的应该正是皇城；紫禁城则以南向三重门为正门，“一重曰承天门（今天安门），门内东太庙，西太社、太稷，二重曰端门，三重曰午门”，午门外为“左掖门、右掖门，转而向东曰东华门，向西曰西华门，向北曰元武门（今神武门）”，“此内围之八门也”。

按照《光绪顺天府志》的概念，皇城六门，紫禁城八门。而且，外围墙角环红铺七十二处，内围墙角环红铺三十六处，每铺安排戍卫十名，夜间持铜铃巡哨。七十二为地煞之数，三十六为天罡之数。另据《宛署杂记》，紫禁城内掘井七十二眼，亦为地煞之数。

堪舆提供可能性而非必然性

五行学说对北京规模、布局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到今天还在发生作用。天安门广场在20世纪50年代大兴工程，布局为历史博物馆在东，人民大会堂在西，可谓“左祖右社”观念的最新延续。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进一步将中轴线北延，亚运村、奥运村场馆都围绕中轴线两侧营造，而且更在北端营造出奥林匹克山，成为新北京中轴线的远端起点。

五行学说对城市建设、民俗生活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它是一种环境学，是在自然背景下的人文选择与调整。

把五行学说视为“迷信”，是一种简单粗率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人特有的对宇宙的文化理解与诠释，它是东方民族对宇宙认识的形象化表述，它不可避免地蒙有一层东方神秘色彩，它们表里那种完整而幽深的理论框架容易让人莫测高深。

中国堪舆学理论最早来源于《易经》，许慎《说文解字》：“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堪舆学实际上是环境学+生态学，研究对象是天、地、人的关系。它以河图、洛书为基础，运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审视地形、地貌、空间关系，从而判断命运的顺、逆、吉、凶。

城市和人居亦如此。在北京，城门的名字都不是随便起的，正阳门之东为崇文门，因为东方为春，主生发涵养；之西为宣武门，因为西方为秋，含肃杀之气。故而崇文门为税关，财富生发得越多越好；宣武门外为法场、校场，著名的行刑之地菜市口在那里，每年对重刑犯勘定死刑称为“秋审”，从长安右门传达出死刑决定，赴菜市口执行。大明门两侧的朝廷衙署，左为文职的礼部、吏部、户部等，右为武职的刑部、都督府等。紫禁城内，东路南端为文华门，内为文华殿、文渊阁，通道中有文昭阁；西路南端为武英门，内为武英殿，通道中有武成阁。中央太和殿的殿前丹陛上，左设日晷，右设嘉量。雍正时为着西北边疆军务而设置了军机处，办公地点定在西侧隆宗门内。所有这些规划，都体现着左阳右阴、左文右武、左祖右社、前殿后宫、前朝后市等，是规矩，也是民俗。

整个北京中轴线，明确地划分阴阳，所有的皇家主建筑都坐落于这条线的正中，南端为永定门，北端为钟鼓楼，之所以钟鼓楼后不设城门，而是在其两侧分设德胜门和安定门，是出于“收气”之需。在民间，也从无在院子正后方开设后门的做法，即使需要，也要开到靠一侧的地方，道理是一样的。

不同民族、地域的风俗、习惯、传统，对环境有具体要求。好的环境使人健康、愉悦，不好的环境使人沉闷、抑郁、身心不悦、易患病。堪舆学讲究“得气”“藏气”，“风”载“气”而行，“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晋代郭璞《葬书》）。北京的山环水绕不但符合这种“得气”“藏气”的要求，而且，是游牧文明、狩猎文明、农耕文明的结合点，草原、山林、平原交集于此，是最佳的文明交汇之地。

环境对人是有反作用的。中国堪舆学说非常重视这一点，择地而居成为最重要的一件事。不能不看到，客观环境对人有所制约和影响，儒家也如此认为，“昔孟母，择邻处”即为显例。明代，太祖朱元璋最初建都凤阳而失败，就因为凤阳不具备统驭天下的地理条件，而北京则是成功的例子。

但堪舆绝不能理解成保万年之策，北京城地理环境的作用在于统辖全国，而非保一家一户的家天下，否则，就不会有元、明、清的相继更迭。它提供的是一种可能性，“天”“地”都有了，还需要“人”，此“三才”缺一不可。再好的环境条件也需要人的调度运用。

“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今天的北京，依然美好，历史留给人们的一座座大门，是文化，是风景，是打开一个个故事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