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全球治理体系与难民危机

1.欧美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注18

近来不断有欧洲学者和政客宣称，欧洲难民危机是全球出现的普遍现象，是对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国际“责任危机”，因此需要全球治理，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大国不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须主动承担国际责任。

令人担忧的是，若难民危机久拖不决，西方一些人可能利用其舆论强势地位炮制“全球责任论”作为所谓“新道义标准”，给相关国家制造舆论压力。比如，最近有人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之口，呼吁将欧洲难民“全球化”，还有人批评中国对欧洲难民危机“事不关己，袖手旁观”。上述言论难免有些牵强附会，甚至别有用心。

对欧洲当前面临的难民危机，应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出深刻反思，而不仅仅是忙于分摊责任。这场难民危机与欧美在西亚北非地区推行的“民主化”在发生时间和程度上有着密切关联，暴露出欧美主导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起码有三个方面的结构性缺陷。

一是西方国家在冷战后高举价值观大旗，强力推行制度输出，结果不仅事与愿违，更给国际秩序造成混乱，特别是致使西亚北非地区的原有政治架构瓦解，引起空前的人道主义危机，国际恐怖主义肆虐，人民流离失所，直接导致大批难民逃往欧洲。这是当前难民危机的根本原因，它表明价值单边主义和制度输出的失败。

二是大批难民涌入欧洲，似乎突如其来，使欧盟措手不及。欧盟既未预测到危机来临，也未拿出应急处理方案。这表明现行治理体系的预警功能和应急功能已经失灵。

三是强力推行制度更换、武力介入国际纷争，不仅没有实现欧美国家希望出现的“民主化”，反而给“民主化”带来威胁，这种威胁甚至直逼欧洲“民主堡垒”。这再次证明，以武力或威胁施加武力解决国际问题，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使国际、区域安全局势失控。

由上观之，国际社会应尽快携手解决欧洲难民危机，但不应“病急乱投医”，就事论事地搞“责任分摊”。应该认识到，欧美主导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本身就是危机的根源，起码是主要根源。欧洲的学者和政府官员更应客观反省，而不是试图把自己区域发生的危机描述为全球普遍现象，让各国来承担其制造的后果，更不该由此设置国际道义和舆论制高点，向他国施加压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确在解决国际难题方面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然而，与欧美一些国家崇尚武力的国际干涉主义不同，中国反对搞制度输出，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以武力解决国际纠纷。中国发挥作用的程度与事态是否以和平方式解决有正向关联：国际争端中各方越是不单边逞强、诉诸武力，中国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这或许为持久解决欧洲难民危机提供深层次启发：在国际关系中不能依仗强力搞价值外交和制度输出，那样做不仅给世界带来安全和人道危机，到头来也使自己陷入道义和责任困境。

2.欧洲难民危机的根源^注19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欧洲难民危机都具有全球意义，需要持续关注。

就历史而言，按以色列历史学家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的观点，现代人类源于非洲，由此向世界各地迁徙繁衍，迁移的原因是为了逃避灾难或是寻找更好的生活，人类在不断“逃难”中创建新的文明，也破坏着所到之处原有的生态。比如，17世纪初欧洲人大规模逃难到北美洲“新大陆”，引发了历史进程的“破”与“立”：原有文明消亡，包括“原始居民”印第安人几乎被灭种；新的文明和生活方式由此出现，欧洲难民在向外迁徙过程中的“破”与“立”形成了欧美体系，影响了此后全球历史的发展演变。

就现实而言，当前欧洲再次卷入大规模难民迁徙事件之中，但与前次不同，这次是由大量外来难民涌入引起的危机，其未来发展趋势尚不明了，依旧是问题多于答案，但若沿循历史轨迹似乎可以预见，这次危机也将催生新的、针对欧洲自身的“破”和“立”，使欧洲及其“欧洲体系”成为被历史改变的对象，这在近现代史上是少有的，其走向也可能对全球局势和治理产生历史影响。

可以看到，欧洲已经处在“破”“立”之间。当前大批难民涌入欧洲是洲外移民进入欧洲整体事件的局部，欧盟一些主要国家中有洲外移民背景者已占人口的1/4。德国一项研究表明，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在递增，而传统基督教文化圈人口在下降，伊斯兰教已是欧盟多国的主要宗教之一，主要来自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在改变着欧洲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甚至饮食结构。如不久前德国政府坚持猪肉可以留在中小学午餐食谱中，此前穆斯林学生和家长要求把猪肉清除出学校午餐，引起非穆斯林学生的不满。这些结构变化对许多欧洲人而言，尤其是在那些无力应变的低层民众中间，被视同于“破坏”的负面力量，撼动了欧洲人身份认同的基础，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精神恐惧和抵抗，“欧洲是白人的欧洲”“反对伊斯兰化欧洲爱国运动”等思潮已形成实际的政治力量。

欧洲需要追问：当前难民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可以发现，这次难民“运动”的形成与仍然主导着全球治理模式的欧美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互为因果。

当资本和技术推动的全球化树立起的“增长无国界”成为原则时，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优劣”被放在了效益的天平上衡量和排序——没有增长、缺乏增长成了落后的唯一标准；当人作为劳动力资源被全球调配时，“落后”文化圈的民众受到选择性的鼓励，进入“先进”文化圈的国家的社会大生产中去，支撑增长持续扩展，文化多元主义应运而生，以融合移民带来的异质文化，避免社会的分裂；当全球化受到欧美体系外弱势民族国家的抵抗时，“人权高于主权”又成为强势体系推行全球治理的普遍原则，尤其是在冷战之后，干涉主义盛行，国与国之间使用武力的行为有了合理性。

在这一波欧美体系治理全球的努力中，增长、多元、人权和民主等被赋予了绝对的道义力量，违者将受到广泛的谴责和惩罚，强大的舆论和学术提供了道义和学理的铺垫，强大的军事力量提供了行动上的支撑。西亚北非是这场治理的试验场之一，截至目前的试验结果是，这一地区的经济崩溃、维系国家完整性的政权瓦解及无政府乱局中滋生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仇恨进一步摧毁了民众赖以寄托的精神家园。失去了物质基础和精神依托的人们能够选择的就是逃亡，最理想的目的地自然是发达的欧洲。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受到欢迎和接纳，欧洲的增长是有国界的，欧洲的文化多元主义也是有限制的，欧洲的道义主义也是有前提的。欧洲目前就难民问题呈现给全球的依然是国家利益至上，换句话说，国家利己主义在回归。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现出了道义的品质，但她因此受到了孤立，这很具有悲剧的色彩。

因此，应该从足够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视域中去考察当下欧洲的难民问题，宏观地思考全球治理的现实和未来。世界历史经历了300多年“现代”阶段，即全球历史阶段，西方文明以强势的姿态扩张至全世界，这种扩张既伴随着侵略战争与经济掠夺，也伴随着西方价值观主导下产生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发展模式的输出与推广。冷战结束后，欧美体系加大“治理全球”的力度，但世界并没有被改变得更安全、更美好，甚至连欧洲也被拖入动荡之中，成为被改变的对象。欧洲的政治家们正忙着解决眼下的难民问题，这当然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找出问题的根源，欧洲需要反思，我们也需要反思，全球治理事关每个国家和民族，也关系到每个个人的命运。

难民危机，是个深刻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