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放异彩的汉化蒙服：你没见过的时尚混搭

“士庶咸辫发垂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以上这段话出自《明太祖实录》，意思是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的时候，对中原汉人“穿胡服、为胡名、习胡语”深恶痛绝，不禁感慨“无复中国衣冠之旧”。

元朝统治者要求汉人必须穿蒙古服吗？

作为一个复古主义者，朱元璋认为汉唐时代是最好的，而元朝汉人的服饰让朱元璋看不惯，毫无疑问就是因为他们背弃了祖先衣冠，也就是说，元朝汉人所穿的服饰是有别于以往的汉服的，这种差别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元朝强迫汉人易服呢？

其实并不是，翻阅元朝的史料，基本没有元朝政府要求汉人普遍性地易服、易法的证据。当然，如果说元朝对汉人服饰完全没有规定也是不客观的，在元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还真的对汉人尤其是所谓的“南人”有过一项规定，那就是不准他们穿蒙古族人的服饰，除了蒙古服饰，其余自便。

作为征服者，反倒担心被征服者被自己同化，不得不说元朝统治者的思路还真的是非常奇葩。然而，这样的规定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随着元朝政局稳定，民族融合开始加快，元朝的统治者惊奇地发现，不但蒙古贵族开始穿汉服了，很多汉人也照着蒙古服饰的样子，对汉服进行了加工、改造。

蒙服被汉化：从曳撒到比甲

在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幅名为《明宪宗元宵行乐图》的明代宫廷绘画，绘画的内容是大明皇室在元宵佳节这一天的行为。在画中，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宪宗皇帝的服饰有些奇怪，不像是传统的汉服，反倒是有点类似于蒙元皇帝的衣服。其实，明宪宗身上穿的，就是带有元朝色彩的“明曳撒”。

“曳撒”就是前文说的质孙服的汉人叫法。质孙服从早期的蒙古贵族服饰变为蒙古人的常服，加之汉人长期与蒙古人打交道，于是这种简单、轻便的日常服装就慢慢为汉人所接受。

曳撒在汉人身上一穿就是上百年，到明宪宗时期，虽然明朝与北元日日刀兵，但宪宗却对曳撒情有独钟，在宫里最常穿的衣服就是曳撒。

除了曳撒，元朝汉人服饰中另一个来自蒙古族的元素是比甲。比甲简单来说就是坎肩加开衩长裙，据史料记载为忽必烈皇后弘吉剌·察必所创。

《元史·世祖后察必传》记载：“（后）又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去领袖，缀以两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

从史料中能够看出，比甲一开始是作为皇帝日常便服出现的，为了骑马方便，“比甲”前面没有衽，后面很长，没有领子也没有袖子，在腰部缀上两个带子，骑射时穿上它既暖和又方便。但是，经过时间的洗礼，这种比较奇怪的服饰却被汉族女性看上了，于是，比甲便从棉料变成了丝织料，颜色也越来越多样，比甲上的花纹也越来越复杂、精美，以至于最后几乎成了时尚服饰。

曳撒、比甲之外，元朝汉人来自蒙古的服饰元素还有袄裙、补子、云肩、交领、通袖襕等。到这里，我们可以小结一下元朝汉人的服饰，那就是一种引入了游牧民族服饰元素的宋代汉服，或者一种增加了汉人元素的蒙古质孙服。

朱元璋在要求全国服饰复古的时候特意强调：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明　佚名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元朝中后期汉人的服饰是以非圆领、两截衣等为代表的蒙元服饰，这并非元朝政府强制推行的结果，而是文化影响下汉人的自发行为。

而且，因为元朝政府对于汉人服饰的宽松态度，导致汉人服饰文化异常繁荣。元朝时朝鲜汉语教材《老乞大》中提到元朝人服饰的时候就说：“春间好青罗衣撒，白罗大搭胡，柳绿罗细褶儿。到夏间，好极细的毛施布布衫，上头绣银条纱搭胡鸭绿纱直身。到秋间是罗衣裳。到冬间，界地纻丝袄子，绿绸袄子，织金膝栏袄子，茶褐水波浪地儿四花袄子，青六云袄子，茜红毡段蓝绫子裤儿，白绢汗衫，银褐纻丝板褶儿，短袄子，黑绿纻丝比甲。这般按四时穿衣裳。”

四时都穿不一样的衣裳，这正是元朝时期服饰文化空前繁荣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汉人在接受元朝文化的时候的抵触性没有那么强烈。不仅大量的汉人穿蒙古服饰，更有大量的汉人拥有蒙古名字。

当年，朱元璋在韩林儿手下做大将，因为战功卓著而得到外号“拔都儿”（蒙古语勇士的意思），连朱元璋自己都曾经拥有蒙古名字，并引以为傲。只是不知道当建立自己的明帝国之后，朱元璋让全国百姓无论汉蒙一律易服不许胡姓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过自己“拔都儿”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