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安倍时代的“安倍经济学”

2020年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一职。9月14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自民党内投票中获胜，至少将担任首相至2021年。菅义伟已经表示将沿袭“安倍经济学”，但2021年下半年日本将举行大选，首相职位或生变数。

“安倍经济学”得失参半，但在全球走向“日本化”[1]的今天，分析其经验教训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影响日本乃至全球的重要政策思路，“安倍经济学”是否会在日本长期延续下去？

安倍执政7年的成与败

2012年二度当选日本首相后，安倍推出以“三支箭”为代表的“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是通过日本央行开展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旨在推升通胀、贬值日元、提高贸易竞争力，鼓励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消费；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基建投资拉动总需求，以企业减税激发投资积极性，以上调消费税填补财政支出缺口；第三支箭是结构性改革，旨在克服日本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障碍，包括劳动力不足、中小企业信贷短缺和农业竞争力下降等。

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到安倍“二进宫”，日本经历了“失去的20年”，居民、企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人口下降和老龄化则损害了长期增长潜力。在此背景下，市场不乏批判观点，认为“安倍经济学”无用，是日本走向绝望和灾难的体现。

但现在看来，“安倍经济学”的确发挥了效用。虽然2014年消费税上调引发短暂衰退，但日本经济维持稳定，小幅增长；2008～2012年平均实际利率达到2.85%，2013～2017年降至0.43%，资金成本明显降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从2012年11月的97降至2014年的70；日本股市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自安倍上任以来翻倍；企业利润显著提升；安倍力主的“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初具成效，提倡灵活就业使得女性就业人口在2012～2019年间共增加12.6%，远高于男性的3.1%。

“安倍经济学”之外，安倍在国际经贸领域建树颇丰。在任期内，安倍的对外政策向现实主义转变，成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代言人。日本不仅在美国退出TPP后牵头其余国家形成CPTPP，主导RCEP谈判，还与欧盟、美国分别谈判自贸协定，试图修复之前被破坏的对华、对韩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但安倍的努力还不足以根治“日本病”。日本消费者支出依然较为低迷，2%的通胀目标未能实现，贸易竞争力也没有明显提升，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从2012年的4.3%下降至2019年的3.7%。

一方面，“安倍经济学”存在设计缺陷和力度不够的问题。安倍任期内，为填补公共支出造成的财政缺口，于2014年和2019年两次上调消费税，但每次均对本已脆弱的日本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导致GDP陷入负增长。安倍意图通过企业减税间接实现雇员涨薪，但事与愿违，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上调消费税的冲击尤为严重。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固有问题也导致安倍政策的成效不及预期。例如日企偏好“离岸生产”，制造业在日本本土生产的占比较低，这使得日元贬值对日本国内的出口提振有限。而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十分严重，单凭解放国内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尽管能够提高劳动力供给，但对需求帮助不大。

安倍之后，谁来接棒

菅义伟能否像安倍一样长期稳坐首相职位，仍有一定不确定性。安倍辞职前支持率已经降至34%，为任内最低水平。在安倍两次担任首相的间隔期（2007年9月～2012年12月），日本更换过五届首相，在疫情反复、经济疲软、自民党内派系林立的情况下，“短命首相”再次出现，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竞争者仍有机会在2021年角逐首相。安倍在自民党内的最大对手石破茂在民调中以34%的支持率领先，深受地方民众欢迎，但因在自民党党内缺乏足够支持，未能在此次没有民众参与的党内投票中胜出。前外相、“岸田派”领袖岸田文雄深耕党内多年，拥有自己的党派阵营，能够有效应对官僚制度、避免争议，多年来被安倍视为接替自己的人选，只是近年来他在政治方面并未下足功夫，地位有所动摇。一旦日后菅义伟地位动摇，两人必然将会加入对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职位的争夺。

从经济政策上看，“安倍经济学”大概率将延续较长时间。菅义伟是“安倍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已经表示希望日本央行继续以超宽松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冲击，并考虑在2020年年底前制订后续的经济刺激计划。岸田文雄亦表示，“安倍经济学”下实施的财政、货币刺激难以取消。只有石破茂的政策主张与安倍差异较大，他反对超宽松货币政策和上调消费税，力主拿出实际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对移民放宽永居条件，但其本人也赞同短时间内维持安倍的经济政策。

对外政策方面，首相候选人的主要分歧在于修宪。修宪问题指是否修订日本“二战”后实行的和平宪法，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前往海外参与联合国维和及反恐行动，是安倍任期内力主推行的政治议程，但日本国内对此争议较大，中国、韩国则坚决反对修宪。在此议题上，全盘继承安倍路线的菅义伟表示，将向修宪等课题“发起挑战”，岸田文雄态度谨慎，石破茂则坚决反对。如果日本推进修宪，那么东亚局势很可能生变，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或再度拖延。

当然，修宪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华强硬。事实上，安倍在任期内推动修宪的同时，也在积极改善中日关系。只要日本仍然追求多边主义，它就没有寻求对抗中国的动机。预计无论谁继任首相，日本下一届政府大体上都将维持对华温和立场。除了修宪，中日关系的主要变数，一是中美紧张升级，导致日本无法继续维持中间立场；二是日本在经贸上有意绕开中国，转而与东盟、印度、澳新等经济体发展经贸联系。

重视后安倍时代的结构性改革

从大萧条到“失去的20年”，紧缩在历史上给日本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惨痛教训。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降档失速、经济弊病难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经济学”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了日本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遗产有望在日本长存。

更进一步说，日本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启示意义。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多国陷入大萧条以来甚至有史以来最深的衰退。安倍政府当初在高政府杠杆、低经济增速的压力下大胆起用刺激，市场最初预期的政府债务危机也并未出现，这给予了各国政府使用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影响的勇气。而疫后，全球进一步走向“日本化”，中长期增长趋势下行，低增速、低通胀、老龄化不仅困扰日本，也在侵袭欧盟乃至美国，“安倍经济学”的成功和不足都值得全世界借鉴和总结。

当下，日本货币和财政均面临制约。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日本央行宣布加大量化宽松，每年最高可购买12万亿日元ETF、20万亿日元商票、20万亿日元企业债以及无限量的国债。笔者统计，截至2020年8月底，日本央行购买政府债54.37万亿日元、商票2.68万亿日元（13.4%）、企业债1.79万亿日元（9.0%）、ETF5.74万亿日元（47.8%）；共持有政府债535.7万亿日元、商票4.9万亿日元、企业债5.7万亿日元、ETF资产34.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99%。目前日本央行已经持有约一半的日本政府债和80%以上的ETF资产，考虑到继续量化宽松的边际效果减弱，以及流动性陷阱已经出现，实际操作中购买资产的幅度可能比较有限。事实上，疫前日本央行已在“节省弹药”，购债规模仅相当于其指引（每年80万亿日元）的1/4。

财政方面，疫中和疫后私人部门需求恢复较慢，接下来较长时间里，政府财政支出仍将是托底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消费税已对家庭储蓄产生巨大挤压，日本政府或需考虑让手握大量现金的大企业承担更多税负，例如调整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和对企业海外现金征税。

因此，后安倍时代的“安倍经济学”的实施也将不同于以往，重中之重将是已被呼吁多年的结构性改革。日本能否切实出台结构性改革政策、对劳工市场进行深刻改革，发挥第三支箭的效用最为重要。目前看来，结构性改革恰是安倍任期内的最大短板。

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例如，考虑到提高生育率政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奏效，日本或需加大引进移民的力度，以公民权吸引外国人进入日本，扩大劳动力资源和税基；“终身雇佣制”的遗毒需要破除，从终身雇佣和灵活就业的二元制向同工同酬转变；企业和政府需要增加信息技术（IT）和数字化投资，以提高运营效率；收入分配也亟须“二次改革”，将更多红利向居民而非大企业倾斜。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一个铁腕、有魄力的首相推进，难度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