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身处危崖

这应该是个为人熟知的进程，发生在万千世界里——一颗新形成的行星平静地绕着它的恒星旋转，生命缓慢地形成，生物在千变万化的过程中进化，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智慧，为生存赋予巨大的价值。接下来是技术被发明创造出来，智慧生物开始意识到所谓自然法则的存在，这些法则可以通过实验来揭示，而且对这些法则的认识能够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拯救或夺走生命。他们认识到科学赋予的巨大力量，弹指之间，他们就能够创造改变世界的复杂事物。一些星球文明找到了正确出路，对可行和不可行之事加以限制，因而平安度过危机，其他缺乏这种幸运和审慎的星球，则灰飞烟灭。

——卡尔·萨根

对人类的未来而言，我们生活的时代有着独一无二的重要性。要知道这么说的原因，我们需要从整体上回顾人类的历史，看看我们如何走到了今天，下一步将去往何处。

我们的主要焦点是人类不断增长的力量——我们既有力量来改善我们的生存状况，也有力量来造成伤害。我们会看到，人类历史的重大转变如何提升了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取得非凡的进步。如果我们能避免灾难，那么我们就能谨慎地预期进步将会持续：负责任的人类将拥有无比光明的未来。但是，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也带来了重要性堪比以往的新转变——向我们身处的危机时代的转变。

我们如何走到今天

人类的故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得到了讲述，因为可以讲的实在不多。20万年以前，智人这个物种出现在非洲大草原上。在漫长得难以想象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美好的爱与友情，承受艰辛与痛苦，我们探索、创造，并思索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然而当我们想起人类在历史上的伟大成就，能想到的几乎都是在泥板、纸莎草或纸上记录的事迹——这些记录只能回溯到差不多5000年前。我们很少想到约7万年前第一个踏足澳大利亚这一新奇世界的人，很少想到第一个命名和研究人类所到之处的动植物的人，也很少想到人类历史早期的故事、歌谣和诗句。但这些都是真实而非凡的成就。

我们知道，在农业或文明出现以前，人类就是世界上的一股新鲜力量了。利用航海、纺织、取火等简单却富有革命性的技能，我们比从前的任何哺乳动物都走得更远。我们适应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在全球开枝散叶。

是什么让人类在发展的襁褓阶段就如此出色？我们不是体型最大、最强壮或者最能经受磨难的动物。把我们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不是身体因素，而是心智能力——我们的智力、创造力和语言能力。

然而，即使有了这些独特的心智能力，荒野中的人类个体也不算突出，他也许可以生存下去，毕竟智力可以弥补体力上的不足，但很难成为主宰。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了不起的不是人类个体，而是全体人类。

在大型动物中，人类个体与群体中其他人合作的能力是独一无二的。这一能力让我们创造出超越自身的事物。随着我们的语言表达更加丰富和抽象，我们得以充分利用群体的能力，来汇总我们的知识、想法和计划。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但能跨越空间合作，还能跨越时间合作。如果每一代人都不得不从头学起，那么以我们的技术能力，可能连一把粗糙的铁铲都造不出来。但我们可以向前人学习，加上自己的少许创新，再把这些传授给我们的下一代。这不是只有几十人的合作规模，我们有无数人通过世世代代的合作，在漫长的时间里保存和改进我们的想法。靠着一点一滴的累积，我们的知识和文化得以发展起来。

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出现过好几次重大转折：人类境况的改变加速了能力的累积，塑造了其后的所有事物。我将重点阐述其中三次转折。

第一次转折是农业革命。大约1万年前，在中东的新月沃土地带，人们开始种植野生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作为采集食物的补充。通过从长势最好的植物上择优取种并再次种植，他们利用进化的力量，培育出种子更饱满、产量更高的新品种。这种方法也用在了动物身上，使得人类能更容易获得肉类和皮毛，还有牛奶、羊毛和肥料。人们利用役畜的体力来协助耕地或运输收成，是人类自学会取火以来获得的最大功率补给。

新月沃土地带常被称为“文明的摇篮”，事实上很多地区都是文明的摇篮。在世界上各个气候和本地物种相适合的地方，发生了彼此完全独立的农业革命：东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新几内亚，美洲南部、中部和北部，也许还有别的地区。新的劳作方式从这些摇篮地带向外扩散，让很多人的生存方式从采集变为耕种。

这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合作的规模。农业出现后，养活一个人所需的土地量是以前的1%，大型的永久定居点得以形成，随着时间推移，定居点又结合成了国家。以采集为生的人类群落的规模或许只有几百人，而最早出现的一些城市能容纳成千上万人。苏美尔文明在最繁盛的时期大约有100万人。2000年前的中国汉代，人口达到了6000万——这是过去以采集为生的群落人数的约10万倍，是全世界采集者总人数达到最高峰时的约10倍。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分享他们的思想和发现，技术、制度和文化迅速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交易，这使得人们能够投身于专门的领域，比如终生从事管理、贸易或艺术工作，我们也得以更加深入地发展相关的思想。

在农业文明的前6000年里，我们取得了翻天覆地的突破，包括书写、数学、法律、交通工具等方面的突破。其中，书写对增强我们跨时空合作的能力尤为重要：书写可以让更多的信息一代代传下去，使所传递的信息更加可靠，让思想传播得更远。

接下来的一次大转折是科学革命。人们自古以来就在实践科学的早期形式，在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中世纪学者的著作中可以寻找到经验主义的种子。但是，直到400年前，人类才发展出科学方法并见证科学进程突飞猛进。这让对自然世界的细心观察代替了对既有权威的依赖，并能为我们所见的事物寻找简明、可验证的解释。验证和抛弃错误解释的能力帮助我们摆脱了教条，第一次使人们对自然界运行规则形成了系统性认知。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新获得的知识来改善周围的世界。因此知识加速累积，技术创新的速度也随之加快，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力量与日俱增。这种快节奏让人们在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这些提升带来的变革性成果。“进步”这个现代概念由此兴起。以前，衰落或循环叙事是这个世界的主流，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个新的叙事：一个齐心协力共建更好未来的宏大计划。

此后不久，人类经历了第三次重大转折：工业革命。以煤和其他化石燃料形式存在的大量能源储藏被发现，使这场革命成为可能。这些燃料由史前生物体遗骸沉积而来，我们利用它们来获取照耀地球千百万年的阳光中的一部分能量。此前，我们已经利用从风、河流和森林中获取的可再生能源来驱动简单的机器，而化石燃料带来的能量则大得多，其储存形式也更为集中和便于利用。

但是，能量如果无法转化为可用的功来实现我们想要的变化，便毫无用处。蒸汽机让煤炭蕴含的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这种机械能被用于驱动机器，为我们完成大量劳动，使得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加工过程比以往更快速、更经济。而通过铁路运输，这些财富可以实现远距离的分配和交易。

生产力和繁荣度开始加速提升，接连不断的创新提升了自动化的生产效率、规模和种类，迎来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近现代。

这些转折带来的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农业革命之后的几百年里，人类总体上劳作得更多，得到的营养更少，疾病也在增加。科学带来的杀伤性武器一直困扰我们至今。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时期之一，繁荣成果分配不公和劳动剥削导致了20世纪早期的革命动荡。

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大大加剧（这一趋势直至过去20年才有所扭转）。化石能源的利用排放出了温室气体，而由化石能源驱动的工业则危及各个物种，破坏生态系统，污染我们的环境。

然而，尽管面临这些现实问题，人类今天的生活总体上还是比以往各个时期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摆脱贫困。在最近1000年的历史里，直到200年前，人类力量和繁荣程度的增长都是与人口增长齐头并进的。人均收入几乎没多大变化：在丰饶的时期稍高于维持生计的水准，在匮乏的时期则稍低于这个水准。工业革命打破了这一规律，使收入增长的程度领先于人口增长的幅度，带来了延续至今的前所未有的繁荣。

我们经常从富裕社会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增长，在已经很富裕的社会中，很难明确看出进一步增长是否还有改善生活的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极端贫困人群的影响最为显著。当今世界上，每10个人里有1个穷得只能靠每天不到2美元过活——这是公认的“极端贫困”的标准。这么多人生活得如此匮乏，是我们时代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一直是我的关注焦点。然而，回望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每20个人里竟有19个靠每天不到2美元糊口（即使在根据通货膨胀和购买力进行调整之后）。在工业革命之前，任何繁荣的成果都只限一小部分精英独享，极端贫困才是普遍现象。而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有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而且这个速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快。每天2美元远谈不上富裕，这个数字对那些仍陷于贫困的人来说也提供不了什么宽慰，但改善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的生活并不只是在物质方面有所改善。我们来看一下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情况。学校教育的普及极大提升了人们的教育水平。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上10个人里只有1个识字，而现在10个人里有8个识字。人类的预期寿命在农业革命后的1万年里徘徊在20岁至30岁，现在则增加了一倍多，达到72岁。这些成果和识字能力一样惠及了全世界。1800年，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是冰岛，仅有43岁；而现在，各个国家的预期寿命都超过了50岁。工业时代的人类整体上比以往更加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寿命更长。但是，我们不应该因这些惊人的成就而自满。人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大的成果，更应该去积极解决剩下的苦难和不公。

我们还看到了道德思想方面的巨大进步。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道德共同体范围的逐步扩大，妇女、儿童、穷人、外国人、少数族裔或者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得到了承认。社会在道德上显然越来越不接受暴力。过去60年里，我们将环境和动物福利纳入了常规道德图景，这些社会变革不是随着繁荣局面而自然产生的，而是由改革者和活动家促成的，并受到我们能够甚至必须改进的理念的激励。在这些新理念实现之前，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且进展可能会十分艰辛缓慢，但回望过去，哪怕只是一两个世纪以前，我们也能发现，人类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

当然，许多缺陷和例外依然存在。这条发展的道路崎岖蜿蜒，事情通常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好而在别的方面却更糟。有选择地看待历史，构建一种从野蛮过往到今日荣光的简单的进步叙事，无疑是危险的。然而从人类历史的全景出发，我们看到的不是帝国的兴衰，而是人类文明在世界上不断变化的面貌，进步的趋势清晰可见。

我们经常感觉身边的一切都在崩塌，这种时候可能很难相信趋势是进步的。之所以会有这种怀疑，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或所在共同体的日常经验，时间跨度是以年计的——在这样的时间跨度里，会发生的坏事几乎和好事一样多。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往往更关注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留意风险胜过关心机会：这种依靠经验的做法对指导我们的行动有所帮助，但在试图客观评估好事和坏事哪个更多的时候就不管用了。而当我们试着克服这些失真的印象，尽量客观地寻找生活质量的全球指标时，就很难对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的巨大进步视而不见了。

而且，我们不应对这些趋势感到吃惊。每天我们都受惠于上万年来人类的无数创新。技术、数学、语言、制度、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千亿前人留下的思想，塑造了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这是一笔极为灿烂的遗产，我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无法确保朝向进步的趋势能持续下去。但是，鉴于进步趋势有如此韧性，悲观主义者似乎有责任解释为何他们认为衰退会发生在当下。长久以来，人们都在预言衰退即将发生，而他们的判断则时常落空。托马斯·麦考莱说得好：

我们无法完全证明那些人是错的，他们告诉我们好日子到头了，社会已经来到一个转折关口。但我们的前人都曾提出过这番论调，给出的理由似乎也同样充分……回望过去，我们看到的都是进步的成就，而面对将来，我们却认为一切都会衰败下去，这是什么道理？

他在1830年写下了这些文字，此后又是历时190年的进步，以及进步将会终结的预言的落空。在那些年里，人类预期寿命翻倍，识字率激增，10个人里有8个摆脱了极端贫困。未来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我们将去往何处

人类20万年的历史，与个人的一生相比简直长得不可思议，和地质年代相比又是短暂的，而从整个宇宙的时间尺度来看更是不值一提。我们的宇宙存在了140亿年之久，而就算这么长的时间，与最宽广的时间跨度相比也不算什么。我们的前面还有万亿年，还有广阔无垠的未来。

这样的未来有多少是人类能看到的呢？化石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指引。哺乳类物种在灭绝之前一般能存活约100万年，我们的近亲直立人（Homo erectus）差不多存在了200万年。如果我们把100万年看作一个人80年的一生，那么今天的人类仍处于青少年时期——16岁，刚好是血气方刚又爱惹麻烦的年纪。

不过，人类显然不是一个普通的物种，我们不久前获得了足以毁灭我们自己的独特能力，而这也是本书讨论的焦点。但是，我们也有保护自己免于外部摧毁的独特能力，因此有潜力比我们的近亲物种存续得更久。

我们还能在地球上生存多久？我们的星球还有约10亿年的宜居时间。这个时间足够让万亿人繁衍生息，足够让山脉崛起、板块碰撞、轨道改变，也足够医治我们在未成熟时对人类社会和地球造成的创伤。

而且，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时间。正如一位火箭学先驱人物所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登陆其他星球并移居其上，但似乎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障碍，最主要的困难似乎在于掌握相关技术所需的时间。这让我感到乐观。毕竟，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在1903年首次飞行，此后只过了68年，人类就能发射宇宙飞船前往别的星球了。我们这个物种学习速度很快，尤其在最近的这些时代里，而10亿年又是一段漫长的学习期，我觉得人们远远用不了这么久。

如果我们能抵达其他星球，那么整个星系都将向我们敞开。仅在银河系内就有超过1000亿个星球，其中一些会存续几万亿年，这大大拓展了人类可能的生存时间。而在银河系外，还有数以十亿计的星系。如果人类能达到如此广阔的未来，我们后代的数量一定非常惊人，他们将利用时间、资源、智慧和经验，创造出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万千奇迹。

尽管人类已经在繁荣、健康、教育、道德包容性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疟疾和艾滋病、抑郁和失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虐待和压迫，当今世界仍饱受创伤。但有了足够的时间，我们就能终结这些恐惧——建立一个真正公正和人道的社会。

而且，没有痛苦和不公的世界只不过是美好生活的下限，科学和人文研究者还没有找到它有什么样的上限。在生活最美好的时刻里，我们能找到一些线索：一瞥纯粹的欢乐、灿烂的美感、喷薄的爱意。我们在这些时刻里真正地有所觉醒，这些时刻不管多么短暂，都指向可能远远超越我们的现状和当前理解能力的繁盛高度。

我们的后代可以利用新的手段，在极其漫长的岁月里去探索这些高度。而且能实现的不只是幸福的生活，任何你珍视的事物，比如美、理解力、文化、观念、自由、冒险、发现、艺术，我们的后代都能将其推动至更远的地方，也许还会发现我们一无所知的全新价值范畴。那将是我们耳边无法欣赏到的音乐。

危崖时期

但是，这样的未来岌岌可危。因为不久前，我们改变世界的能力经历了另一次转折——这次转折至少和以往的农业、科学以及工业革命一样重要。

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引爆，人类的一个新纪元开启了。在那一刻，我们快速增长的技术力量终于抵达了足以毁灭我们的临界点。人类自身带来的威胁第一次超过了自然界，在这个关口上，人类的整个未来都悬于一线。前人的一切进步也许会变为徒劳，后人可能取得的所有成就也将无法实现。史册有一大部分将不再有人书写，叙事中断，留下空荡荡的页面。

核武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力量的突破性变化。在广岛投下的一颗原子弹，其破坏力相当于成千上万颗炮弹。6年后，第一颗氢弹爆炸时释放的能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程使用的所有爆炸物还要大。

显而易见，使用这种武器的战争会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地球。各国领袖、核科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认真看待核战争引向人类末日的可能性：要么是种族的灭绝，要么是文明的崩溃。人们早期主要关注的是放射性沉降物和对臭氧层造成的危害，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焦点转为一种叫“核冬天”的情况，核弹引发的大火在燃烧的城市里卷起高高的烟雾，进入大气层。在云端高处，烟雾将长年积聚于此，不能变成雨落下，天空被染黑，地球变冷，农作物枯死。在这种机制下，核战争将会引起不只是交战国，而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大饥荒。核爆会直接导致千百万人死亡，紧接着就是数十亿人死于饥饿，人类的末日很可能会随之而来。

我们离这样的战争有多近呢？损失如此惨重，核战争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我们或许指望这样显见的危险会带来某种安全——各国领袖必然会从战争边缘退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冷战内幕被曝光，我们越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曾与全面核战争擦肩而过。

我们看到了瓦西里·阿尔希波夫如何以一己之力避免了核战争在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刻爆发，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当时短短的几天里，人类数次濒临险境，全靠少数几个人的决定才把我们从灾难边缘拉回来。

这场危机的主要事件是在一周之内发生的。1962年10月22日，星期一，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发表了一次电视演讲，向全国通告苏联已经在古巴部署了战略性核导弹，直接对美国造成了威胁。他警告，任何使用这些核武器的行为都会让苏联遭遇全面的核报复。他的顾问已经拟定了计划，准备对已发现的48枚导弹实施空中打击，对古巴发起全面入侵。美国军队响应级别调整为三级战备状态（DEFCON 3），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做好准备。

10月24日，星期三，美国实施了海上封锁以阻止更多导弹运到古巴，并把核武部队响应级别前所未有地提升到二级战备状态。核导弹已准备好发射，装载核弹头的轰炸机升空，随时全力对苏联发起核打击。这场危机在星期六发展到了顶点，苏联的地空导弹击落了一架U–2侦察机，机上飞行员遇难。

然而，到了星期天早上，紧张局势一下子缓和了。苏联做出了让步，令人意外地宣称将从古巴撤回全部导弹。但是，这场危机完全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结束。

这场危机离核战争有多近，对此有大量讨论。而随着过去数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细节浮出水面，人们认识到当时的情况其实要严重得多。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竭尽全力与鹰派政客和将军们抗衡，试图挽回危机。然而，这样的可能性也确实存在：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一场没有哪一方希望发生的战争也会爆发。在那一周里，事态发展越来越复杂，超出了他们的控制，他们只能勉强阻止危机升级。美国对古巴的攻击已是箭在弦上，而这引起核报复的可能性比任何人的预期都要高得多，局势进而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变得更大。

在这场危机中，美国有两次险些就对古巴发起攻击了。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肯尼迪已经同意一旦有U–2侦察机被击落，美军就可以立刻攻击古巴而无须再召开军事会议。接下来那个星期六，就有一架U–2侦察机被击落了。但是，肯尼迪改变了主意，取消了反击命令。实际上他秘密下达了一道最后通牒，通知苏联如果不在24小时内撤走导弹，或者再有一架美国飞机被击落，美国就会立刻发动空中打击，而且几乎必定会全面入侵古巴。

苏联方面的攻击也一触即发。因为美国人不知道赫鲁晓夫对古巴的苏联军队的控制力如此之弱，实际上那架U–2侦察机就是一位苏联将军在赫鲁晓夫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击落的。赫鲁晓夫对古巴本国部队的控制力更弱，后者的防空炮火已经击中过一架低飞的侦察机，并且很迫切地想要再击落一架。赫鲁晓夫知道无法阻止自己这边的人再击落一架飞机，而这会引发美国的进攻，于是，他在美军继续开展清晨侦察飞行之前赶紧发布了一份声明来终结危机。

如果美国真的发动了攻击，将会怎么样？美国领导人认为，完全常规（非核武）的攻击只会遭遇同样的常规反击。他们认为苏联绝不会用对美国本土发起核打击来回应，但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美国在古巴发现的导弹只是苏联运到那里的一部分而已，苏联一共运去了158枚核弹头，其中超过90枚是战术核武器，其目的正是让苏联能够首先使用核武：在美国入侵古巴的舰队登陆之前摧毁它们。

而且，卡斯特罗急于使用这些核武器。实际上他直接请求赫鲁晓夫在美国试图入侵古巴时发射核武器，即使他知道这会摧毁自己的国家：“古巴会怎样？它会被完全毁灭。”而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前所未有的行动，他放弃了对战术核武器的中央控制权，把密钥和下达发射指令的权限下放给前线指挥官。听到肯尼迪的电视讲话后，赫鲁晓夫下达新命令，表示未经他明确许可不得使用核武器，但他开始担心这些命令在冲突白热化的时候不被执行，就像他禁止对美国侦察机开火的指示那样。

所以说，美国军方领导层并不知道，对古巴的常规攻击很可能会使美国军队遭遇核打击。而这种核打击又极有可能导致美方的核反击，这样的核反击很有可能超出与古巴开战的范畴，一下子把美国卷入与苏联的全面核战争。在星期一的电视讲话中，肯尼迪明确提出：“美国的立场是：从古巴发射针对西半球任意国家的任何核导弹都将被视为苏联对美国发起的攻击，苏联将会遭遇全面的报复行动。”

要分析这场危机升级为核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是非常困难的。肯尼迪不久后对一个心腹顾问说，他认为这场危机以与苏联进入核战争告终的概率“在1/3～1/2之间”。而根据危机终止前一天披露的消息，保罗·尼采（Paul Nitze，肯尼迪的一位军事会议顾问）预测这一概率是10%，他认为军事会议其他成员预测的概率会更高一些。而且，对于在古巴的战术核武器的底细、赫鲁晓夫对军队缺乏控制力的情况、B–59潜艇上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全然不知。

虽说我不愿去质疑这些靠自己的决策就能发动战争的人物，但我原本认为，考虑到他们当时掌握的信息，这些人都过于悲观了。然而，古巴方面的真实情况后来披露出来以后，我的估计也变得和他们大体一致了。我会将这场危机升级为与苏联进行核战争的概率判定为在10%～50%之间。

在写到这些千钧一发的事件时，人们倾向于将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等同于文明或人类自身终结的可能性，但这是不必要的夸大，因为我们需要把发生这次核战争的可能性和这场核战争导致人类或文明末日的可能性结合起来看，而后者是很难确定的。不过即使是这样，古巴导弹危机也堪称人类20万年历史中最关键的时刻之一——也许是我们距离失去一切最近的一次。

即使到了今天，当冷战已经成为记忆，核武器依然是人类的威胁。我写作本书的时候，最有可能引起核冲突的应该是和朝鲜有关的事务。但不是所有的核战争都是规模相当的，朝鲜拥有的核弹头数量不足俄罗斯或美国的1%，而且体积上要小得多。与朝鲜发生核战争会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但现在看来，它对人类长期的发展潜力威胁不大。

相比之下，今天核武器造成的生存性风险很可能依然来自美国和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储备。洲际导弹的研发使双方都有能力摧毁对方的大部分导弹，过程中的预警时间只有30分钟。因此两国都把很多导弹调整为“一触即发”的响应等级——10分钟内就能发射。处于这种响应等级的导弹非常容易误射，也可能因为误报警而被有意发射出去。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里看到的，冷战结束时还发生了一系列可怕的误报警事件。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还会有其他风险出现：其他国家可能发展起庞大的核武储备，军事技术创新有可能削弱核威慑原则，地缘政治局势改变也许会再次引发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

核武器不是人类面临的唯一威胁。只因为核武器是首个威胁到人类的风险，所以才会至今仍是我们的关注焦点。然而，其他风险也还是存在的。

工业革命带来的繁荣程度指数式上升的背后，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迅速增加。工业化进程的小小副作用，最后竟演变成对健康、环境、国际稳定的威胁，甚至可能危害到人类自身。

核武器和气候变化有明显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它们都会大幅改变地球温度，从而对人类造成威胁，但一个是使温度降低，另一个是升高。一个作为意料之外的科研突破产物横空出世，另一个则是旧有技术在数个世纪里持续扩大规模。一个骤然加剧为灾难的风险程度较低，另一个则是持续渐进的过程，其影响迟迟才开始产生，但必然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灾难，主要不太确定的是会糟糕到何种地步。一个涉及机密的军事技术，由一小部分手握大权的实施者控制，另一个则牵涉到全世界每个人的选择所带来的微小效应的总和。

随着技术继续进步，前方出现了新的威胁。比起气候变化，这些威胁可能跟核武器更像：由意外的突破、骤然发生的灾难和一小批实施者采取的行动引起。我尤其关注两种新兴技术，本书第五章将谈到它们。

自农业革命以来，我们一直在改造周围动植物的基因以适应我们的需要。但是，遗传密码的发现，以及读写遗传密码的工具的发明，让我们为了新目标而重塑生命的能力出现了大爆发。生物科技将带来医药、农业和工业方面的重大进步，但它也会给文明和人类自身带来风险：不管是合法研究中的事故，还是经过基因改造的生物武器，都会带来风险。

我们还见证了人工智能系统能力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在认知、学习、通用智能等传统上薄弱的领域产生了巨大进步。专家们认为，人工智能有可能在21世纪就在通用智能方面超越人类水平——具备克服各种困难以实现目标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在有限的领域里领先。把人类提升至掌控万物的地位的正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脑力，如果我们把这种能力传给我们的机器，那么占据这种独特位置的将会是它们。这种情况让我们不禁思考人类还能不能继续掌握主导权。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让越来越聪明、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的机器和人类的利益保持一致，并且需要在这些机器变得比我们更强大之前做到。

人类面临的这些威胁，以及我们应对它们的方式，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核武器在20世纪出现，带来了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真实风险。在技术持续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如果不为保护人类做出真正的努力，那么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风险在21世纪会更高，而在下个世纪里，随着技术不断进步，风险还会增加。人类自身造成的种种风险超过了所有自然风险的总和，因此，人为风险决定了人类还剩多长时间可以悬崖勒马。

我不认为科学进步必然导致人类灭绝，甚至说这并不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我要提出的是，在人类力量的增长中有一股强有力的趋势，当这股趋势到达某个节点时就会对我们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威胁。我们如何应对这类风险取决于我们自身。

我也不反对技术。技术已经证明其本身对提升人类生存状况有巨大价值，而且，技术是人类实现长期发展潜力的基础。没有技术，我们会在小行星撞击之类不断累加的自然风险中灭亡；没有技术，我们将无法实现本有能力实现的高度繁荣。

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技术的泛滥，不如说是人类智慧的缺乏。卡尔·萨根说得很好：

我们面临的很多危险实际上源于科学与技术——但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变得更强大，却没有相应地变得更有智慧。技术赋予我们改变世界的力量，手握这种力量的我们需要具备从前不曾有过的深思熟虑和高瞻远瞩。

甚至有位美国总统在任时也提倡这种理念：

人类这个物种特有的那些闪光点——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语言、我们使用工具的能力、我们独立于自然并根据自己意愿改造自然的能力，恰恰也是它们赋予我们造成最大破坏的力量……技术的发展若不伴随人类制度的相应进步，就会使我们遭遇灭顶之灾。有了能实现原子裂变的科学革命，也应该有一场道德革命。

我们必须获得这种智慧，进行这场道德革命，因为我们无法从灭绝中重生，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必须积极行动起来。而且，由于获得智慧和发起道德革命都需要时间，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我认为我们可以渡过这个难关。不单因为这些挑战较小，还因为我们会奋起反击。正因为这些风险是人为造成的，所以人类也有办法应对它们。失败主义的情绪毫无必要，只会适得其反——让预言自我实现。相反，我们应当在需要保护的长期未来积极愿景的指导下，以清晰而严谨的思考正面迎接这些挑战。

这些风险到底有多大？很难给出精确的数字，因为这些风险是复杂的（因此无法应用简单的数学分析），也是空前的（因此无法通过长期频率来估计）。不过，至少有必要试着进行量化估算。“人类灭绝的严峻风险”这类定性说法代表的风险水平，可以理解为1%～99%这个区间内的任何一个，只会让人更加困惑。因此我将提供量化的估计，当然，估计不可能精准，有待进一步修正。

据我推测，20世纪人类灭绝或发生不可恢复的文明崩溃的风险水平是1%。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我认为21世纪人类灭绝的风险水平大概是1/6：一次俄罗斯轮盘赌。如果我们不齐心协力，如果我们继续让自身力量的增长超过智慧的提升，我们在下一个世纪面临的风险会更高，而且还会不断增加。

这些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如果我对风险规模的测算大致没错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在这些风险中生存太久的。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风险水平。因此这段生存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持续超过若干个世纪。人类要么掌控住风险并将其降低至使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水平，要么自取灭亡。

若将人类历史比作一次穿越荒野的壮游，行程中必有误入歧路和艰难跋涉的时候，但也会有突飞猛进和邂逅美景的时候。20世纪，我们已翻越崇山峻岭，并且发现前面只有一条崖边小道：紧临摇摇欲坠的险境边缘。往下面的深渊望去，会令人头晕目眩。如果我们掉落下去，一切都将终结。我们不知道掉下去的概率有多高，但这是我们遇到过的最大危机。

在人类历史中，这段相对短暂的时期构成了特殊的挑战。我们的应对方式将定义我们的故事，未来的历史学者将为这个时期命名，学童们将学习这段过往。但我想我们现在就该给它一个名字，我称之为“危崖时期”。

危崖时期给我们的时代赋予了巨大意义。在历史的漫长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存续那么久），这正是让后人铭记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因为这个时代危机重重，也因为人类打开了视野，开始成熟起来并确保自身的长期未来能丰饶昌盛。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

我并不是在美化或抹黑我们的时代，我想表达的是，我们的行动事关重大。我们是伟大的还是可怖的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这个机会。我希望我们能生存下来，告诉子孙后代我们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完成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

保护人类免遭这些风险应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和首要任务。我并不是说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议题，人们应当放下其他一切重要的事情。但如果你发现自己能发挥某种作用，比如你有相关的技能，或者你年纪尚轻，可以塑造自己的道路，那么我认为保护人类度过这段危机岁月是你所能追求的最崇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