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多样民族 多彩风情
广西是多民族共同生息、和睦相处的边疆地区，这里不仅是秦汉时期百越系族群西瓯、骆越及其后裔壮侗语民族的繁衍之地，也是外来族群的扎根之所，苗瑶系族群的苗族、瑶族，华夏系统的汉族及其支系客家人，来自西南地区的彝族，来自越南境内的京族等民族，共同构成了广西这块大地的主人。广西各民族和谐相处，相互包容，形成了高度依存的民族关系，创造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谱写出中华民族百花园里的绚丽篇章。
一、西瓯、骆越广布
殷商时期，岭南西部的百越族群已经初步形成了西瓯、骆越两大支系，并在战国时期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分异现象。从今人对西瓯、骆越的释义来看，都与山林、山麓有关，可见这是古代岭北之人根据岭南西部多山的地形和民众居住的山地环境对当地族群进行的一种命名。西瓯又作西呕，本为瓯，为了与“东瓯”区别，故称为“西瓯”。骆（或雒）应与山麓、雒田有关，岭南之人多居住在山麓地带、山间谷地，垦食山麓之田、山间峒场，因此这里的人被称为骆人（或雒人）。因为骆人是岭南越人的一个支系，因此又被称为“骆越”。
战国时期，西瓯、骆越两个族群已经在今广西境内建立了两大方国，其中西瓯大致分布在今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浔江流域一带，因此当秦始皇派大军从湘桂走廊和潇贺古道进攻桂东地区时，遭遇到了西瓯人的顽强抵抗。西瓯人在君长译吁宋的领导下顽强抵抗秦军，在译吁宋战死后，又“相置桀骏以为将”。他们采取丛林游击战术，依仗岭南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与秦军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战争。史称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伏尸流血数十万”，连秦军统帅屠睢本人也死于与越人的战争[22]，足见战况之惨烈。骆越是先秦时期广西境内的另外一大族群，主要分布于广西西部和南部，此外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以及越南北部都有骆越人居住。而广东茂名至广西陆川、博白、玉林、贵港、灵山、合浦一带，则是西瓯、骆越交错聚居的地区。在秦朝通过开凿灵渠扭转在岭南西部的军事颓势，取得对西瓯战争的胜利后，骆越人也随之归附了秦朝，秦朝最终实现了对岭南地区的统一。
秦朝在岭南西部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实施行政统治，其政区的设置无疑既要考虑交通便利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又要考虑西瓯、骆越人的分布情况。秦朝在岭南西部设立的桂林郡、象郡两个郡级政区，显然考虑到了西瓯、骆越人在地域分布上的特点，其中桂林郡主要管辖广西东部、中部的西瓯人，而象郡则主要管辖广西西部、南部和越南北部的骆越人。因此，西瓯、骆越是今广西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后境内较早的两大族群，他们经过不断演化，大部分演变成后来的壮族。首先是西瓯人的分化。西汉中期，汉武帝派兵平定南越的叛乱后，西瓯人内属，其中一部分西瓯人融入汉族，一部分则与骆越人结合为瓯骆，成为壮族的主要先民[23]。其次是骆越人成为今广西境内非汉族群的主体。从与骆越人分布有关的地名（雒、洛、六、陆、渌、罗等）来看，几乎涵盖今广西全境。与此相对应，《汉书·地理志》将岭南地区设置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7个郡划入百越族群分布的范围。据《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载：“粤（通‘越’）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汉朝统治者对岭南地区的治理，也充分考虑到了岭南地区作为越人聚居区的社会现实。汉高祖刘邦将赵佗封为南越王，以统治岭南越人之地，以及南越王赵佗自称“蛮夷大长老”，穿着越人的服饰，采用越人的起居方式，以便“和集百越”，都反映出骆越人是岭南大地的主人。
西汉前期，南越王赵佗大力拉拢西瓯、骆越人，其中用财物贿赂和委任官职是最重要的两个手段。汉高后时，赵佗“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24]。在南越国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机构中，文官上至丞相、下至郡县级官吏，武官从将军到小校，都有大量的越人。特别是作为南越国军队的重要兵源，西瓯、骆越士兵的人数也比较多。汉武帝时担任南越国桂林郡监的居翁，本身即是越人，当他听说汉军已经攻占南越国都城番禺后，就劝说西瓯、骆越兵40余万投降汉朝，为此获封湘成侯[25]。笔者认为这40余万应是指西瓯、骆越之民，其军队人数不可能有如此之多。范宏贵先生认为西汉时期苍梧郡、郁林郡境内的西瓯人大约有40万，而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境内的骆越人大约有100万[26]。
综观之，汉代岭南西部百越族群两大支系的分布格局大致可以描述为：西瓯主要分布于郁林郡东部和苍梧郡，相当于今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即今桂东南和粤西南地区；骆越则主要分布于郁林郡中西部、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和日南郡，相当于今广西西部、南部和越南中北部。到了东汉时期，经过将近200年的发展，西瓯、骆越的称谓逐渐为乌浒人、里（俚）人所取代，于是东汉时期岭南西部的人口形成了以乌浒人、里人为主体，以汉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族群结构。
二、汉族移民进入
秦始皇统一岭南，在今广西境内设置桂林郡、象郡，并移民实边，便揭开了岭北汉族移民迁入广西的序幕。汉代移居到岭南西部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的汉人已经达到了一定数量，逐渐成为桂东等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江中游地区因为岭北汉族移民的渐次迁入，甚至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促进了今广西东部的开发和民族融合。至此，岭南西部的人口形成了以土著民族为主体，以汉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族群结构。但自汉至唐的1000年间，虽然曾发生过两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的浪潮，即西晋末年永嘉丧乱和唐中期安史之乱后的大移民。但这两次大移民的潮头都没有到达广西境内，因此进入广西的北方汉族移民总体上数量有限，而且分布范围较小，对广西民族构成的主体格局影响不大，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较为有限。入宋之后，上述局面日渐改观。北宋皇祐年间狄青率领宋军征讨侬智高的军事事件，逐渐演变为后来许多广西人记忆中的“移民事件”，在今天操平话的平话人中体现得尤其明显。邕州（今南宁）作为宋军征讨侬智高后驻防的重要城市，这些军士及其家属成为南宁较早的汉族居民，并在南宁地方风俗、语言的形成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故《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五《南宁府志》载：“人品同青兖，言语类荆襄。”这是宋代来自青兖（今属山东）、荆襄（今属湖北）地区的汉族移民在南宁留下的印记。随着宋王朝对广西各地控制的加强，带动了各类移民的到来，在桂西南今崇左境内，“有仕宦、商贾落业者，有宋皇祐从军来者，山东人十之六，江南、河南、江西、广东人十之三”[27]。融州（今融安、融水）“惟自宋置清远军而后，民族之来自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福建者日益众，或以官而家焉，或以商而家焉，或以从军戾止而家焉，或以垦殖生产而家焉”[28]。宾阳县在宋代“狄武襄（指狄青）奉命南征，擒渠扫穴，事平置戍以去。当时随征健儿来自山左，遂多占籍，此间北方文化相与俱来，邹鲁之风讫以南峤”[29]。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导致了中国历史上自北而南的第三次大移民，这次移民规模甚大，其前锋波及广西，许多北方汉族移民迁入桂北和桂东南地区。今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也迁入了不少汉族移民，“宋大观元年，曹、荣、龙、李、潘、杨、欧、马、蓝、侯、龚、谢十二姓，避金兀术乱，自闽入粤，溯柳江而上，卜居古宜，沿浔江流域以居”[30]。在桂东南容县境内，“宋南渡后，北客避地者多”[31]。宋人蔡絛记载了南宋初年博白境内因为北方汉族移民剧增，导致人类与老虎争夺生存空间，迫使老虎主动攻击人类的事件。他说：“吾以靖康岁丙午（1126年）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而虎寖伤人。”[32]与宋代相比，明代广西的汉族移民进一步增多。其中，军事移民是最为突出的一种类型，这与明朝实行卫所军士世袭驻防有关。明代广西的卫所在洪武时期初建，经过不断调整，到嘉靖时共有10个卫、21个守御（或屯田）千户所[33]。凡是卫、所驻防地，都有一批军事移民，所操语言为官话，亦称为军话。此外，还有大量来自广东肇庆府、广州府的汉族移民，他们溯西江水路而上，迁入广西梧州府、浔州府等地，并将所操粤语传入桂东南。[34]正如徐松石所说：“现在广西自称为汉人的，十之八九来于明清两代。东南方面，以自广东搬来的为最多，北部则以湖南迁来的为最众。”[35]当然，明代广西境内的汉族移民不仅仅来自广东和湖南，还包括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故道光《博白县志》记载：“博邑土音有三：地老话是唐宋前遂居此；新民话在有明间多自江浙来，故声音与江浙相近；漳州话自闽省来。”[36]在明代汉族移民迁入广西的背景下，大致形成了东、中部汉族聚居区与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分布格局。据嘉庆年间广西巡抚谢启昆记载：“广西为南方边徼，秦汉始置郡县，历代号为瘴乡。元明以来，腹地数郡四方寓居者多，风气无异中土，然犹民四蛮六，习俗各殊。他郡则民居什一而已。”[37]元明以来汉族移民分布的广西腹地数郡，即今广西桂林、柳州、贺州、梧州、贵港等市境内，而桂西各地仍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族移民很少。这一分布大致以今天的湘桂铁路线为界，此界也是明代广西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布区的一条重要界线。
如果说宋代开启了岭北汉族移民大量迁入广西的大幕，明代形成了以湖南、江西籍为主体的岭北汉族移民迁入桂东北，以广东、福建籍为主体的岭南移民迁入桂东南的分布特征，那么清代则是汉族移民大规模迁入广西并形成今天广西民族分布格局的关键时期。有清一代，以广东、湖南籍移民为主体的外省汉族人口长时间、大规模迁入广西，有力地推动了广西的开发进程，并不断重塑广西各地的民族分布格局。清前期，外来汉族移民主要分布在广西的东部、北部，迁入桂西土司地区的汉族移民相对较少。随着乾隆中期广东、湖南等省的人地矛盾日益凸显，而广西作为后开发地区对广东等省移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乾隆帝因时而变，下令放宽对人口流动和移民土司地区的限制，为外省移民迁入广西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在此背景下，清中期广西迎来了外来移民的高潮，不仅东部涌入了大批移民，而且西部土司地区的汉族移民数量也十分可观。汉族移民通过购买等手段，逐渐获得了一部分土官田地的耕作权。道光初年，越来越多的广东、湖南等省游民前往广西租山种地，其中大多数在广西落籍定居。在道光朝的奏折、上谕中，经常谈及加强管理广西各地种山移民的问题[38]。道光、咸丰年间，汉族人口已经占到广西总人口的60%～70%，这是清代广西人口民族构成上的一大转变。清人姚莹在《平贼事宜状上赛节相》中说：“广西土著民人，皆苗、瑶、侗、僮，不过十分之三。其七皆来自外省之客民，湖南最多，广东次之，贵州又次之。”[39]汉族移民在广西的分布格局，以平乐为界，北部主要为湖南移民，南部主要为广东移民，故咸丰时右江道员严正基在《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中说：“通计土著十之三四，柳（州）、庆（远）、桂（林）、平（乐）四郡，楚南垦荒贸易者多，粤东间有民人，亦略相等，闽省差少。梧（州）、浔（州）、南（宁）、镇（安）、郁（林）等府州，半与东境毗连，垦荒贸易占籍者多系东人，闽人间亦有之。”[40]道光三十年（1850年），刑部尚书杜受田在奏折中也说：“粤西自平乐、浔、梧、郁林及南、太、泗、镇，大半皆属广东口语。”[41]足以窥知广西境内广东、湖南移民之众。
在明末以来迁入广西的汉族中，有一支被称为“高山汉”的汉族，他们生活在桂西北高山地带，主要来自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省，讲西南官话，当地壮族将他们称为“布哈”，意为“转移居住的人”[42]。从有关史料的记载看，西南和中南地区的汉族移民迁入桂西北山区定居，大致来自两个时段：一是明末清初因为躲避战乱或随张献忠大西军余部迁入；二是清前中期因为人地压力迁入桂西北山区开荒谋生，尤其是清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迁移到桂西北的高山汉人较多，在咸丰、同治年间已经形成了广西汉族中的一个特殊族群。雍正年间，广西巡抚金在《檄拿汉奸牌文》中说：“粤西土属为湖广、江西汉奸聚集之薮……为此牌仰该司官吏即便速饬南、太、庆、思、泗各府，严饬所属汉土地方各官遵照，凡在土司现有湖广、江西等人居住境内者，即查其来由，作何事业。”[43]广西官府发布的该条禁令，实际上就是针对来自湖广、江西等地的“高山汉”，害怕他们进入桂西土司地方后，要么挑拨土官与官府的关系，要么危害土民。乾隆年间放开移民桂西土司地区的限制后，迎来了“高山汉”迁入桂西北山地的高潮。东兰土州“湖南、四川、贵州诸省人民迁徙踵至，散居各哨山峒间，其言语流布亦广，即今所称湖广语”[44]。随着这些汉族移民的到来，逐渐改变着桂西地区的民族结构，并推动形成新的民族关系。“高山汉”和清中后期来自广东、福建等省的汉族移民一道，构成了桂西地区的汉族群体。与广东、福建等省的汉族移民主要分布于桂西的城镇、圩场中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不同，“高山汉”则主要分布于山区从事农业垦殖，因此形成了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领域与壮、瑶等民族交往的格局。
汉族移民经过清代的大规模移徙过程，历经民国，直至今天，汉族人口都在广西人口中占据优势地位，这是2000多年来汉族移民不断迁入并长期生息繁衍的结果。
三、壮族大本营
广西是壮族的集中分布区和聚居之地，是壮民族几千年来生息繁衍的“大本营”。从秦、西汉时期的西瓯、骆越，东汉时的乌浒、蛮里，两晋南朝至隋唐时期的俚、僚，到宋代逐渐分化形成的僮人，明代的僮人、俍人和土人，清代的僮人、土人，直到今天的壮族，广西都是壮族先民及其后裔生息繁衍的根本之地。两千多年来，广西境内的壮族不仅分布范围广，而且人口数量众多。在清中期汉族人口超过广西人口的一半以前，壮族曾长期占据广西人口的优势地位，是广西当之无愧的主体民族。即使在汉族占据广西人口多数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壮族在广西人口中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30%以上。20世纪50年代初，著名学者费孝通在《关于广西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一文中，对当时广西壮族的分布情况和族群特征做了详细描述：“广西有一种人自称为土人或本地人，分布很广，除了东南角靠近广东的十多县外，没有一个县没有土人。从桂林到南宁的铁路以西，土人在乡村中占主要地位。百色专区境内，土人人口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广西全省说，约有六百万土人，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他们说土话。……土话又称僮语，依语言学的分类，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但并不属于同一语族。……至民国时期，尽管当时桂系统治当局认为广西僮族人只数万人，且大半已汉化之，但从1935年《广西年鉴》民族语言统计，有91个县有讲僮语的人。广西的土人用他们的土话自称‘布越伊’（puyueyi）或‘布伊’（pu-yi）。‘布’在僮语中是‘人’的意思，布越伊即越伊人。他们又有若干支系。”[45]费孝通写作此文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对广西的“土人”进行民族识别，但却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僮族是广西历史悠久、分布非常广泛、人口数量众多的土著族群。正因如此，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僮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族称为“僮”。1965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把“僮族”改称“壮族”，取强壮、壮大之意。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地理环境的隔离，壮族形成了许多支系，其中黑衣壮是最为典型的一支。黑衣壮主要分布于广西与云南毗邻的那坡县，按照自称和语言可划分为12个族群，人口约5.2万人，占那坡壮族人口的33%。黑衣壮以黑色为美，并以黑色作为族群的标识，近年来其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征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黑衣壮大多聚居在那坡县境内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大石山区，以农耕为生。其居住的房屋为古老的石木结构干栏式建筑，往往沿着山坡建成阶梯式排房。黑衣壮的形成，与唐宋时期桂西南地区爆发的两次大规模壮族人民起义有关。一次是唐中后期的西原少数民族大起义，至德元年（756年）二月，西原黄洞（今左江一带）人民在首领黄乾曜、真崇郁的领导下，联合陆州（今钦州西南）等地100余洞的少数民族人民，共20万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起义，时间持续数年之久。此后还有潘长安、黄少卿等相继领导西原黄洞人民进行斗争，直到879年，西原人民的起义才被彻底镇压。另一次是北宋皇祐年间侬智高领导的起事，侬智高建立了“南天国”，最终在狄青率领的宋军的镇压下失败。失败的壮族起义者为躲避官军的追剿，被迫携家带口躲入位于今广西、云南和越南交界的那坡县境内的山区，世世代代在封闭的环境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简朴生活，同时也使得古老的黑衣壮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下来。黑衣壮至今都沿用着最古老的纺织技术，他们穿着自种、自纺、用野生蓝靛染成的黑色土棉粗布服装。如今，被誉为“壮族的活化石”的黑衣壮，正尝试用他们独特的民俗风情敲开山外的大门，走进多彩的大千世界。
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壮族人口将近1700万，其中广西壮族人口为1600多万，约占全国壮族人口的94%。可见广西是中国壮族人口分布的绝对核心区。而广西的壮族又主要聚居于百色、河池、崇左、南宁、来宾、柳州6个地级市，占全区壮族人口的90%以上。
四、瑶族主要聚居地
瑶族是一个起源于黄河、长江中下游的民族，其主要来源是古代的九黎和三苗，是从九黎部落集团和其后三苗部落集团的一个分支发展而来[46]。由于受到汉人的压迫，便沿着湘黔间的民族迁徙走廊不断向南迁徙，于隋唐时期到达南岭山区，宋元时期逐渐深入岭南，明清时期进一步扩散开来，在广西境内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宋代是瑶人较大规模迁入广西境内的重要时期，但此时瑶人分布的重心仍在湖南境内。《宋史》称宋代瑶人广泛分布于南岭两侧的山区，地跨湘粤桂之境，所谓“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徭人”。[47]宋末元初，瑶人大规模南迁至两广腹地，岭南地区逐渐成为瑶人活动的中心。但广西成为岭南瑶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并由广泛分布到逐渐聚居在几块固定的山地，则与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对岭南地区的经略和汉族移民的大规模迁入密切相关。明代广西瑶人不仅分布广，而且人口多、势力强。据《明史》卷三一七《广西土司传》记载：“广西瑶、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衍。”清初闵叙也在《粤述》中记载明代广西“地瘠而陷，多山林溪峒，瑶、僮诸蛮连络而居，视编氓盖十之七”。
明清时期广西瑶人的地理分布经历了一个从东向西、从北向南的扩散过程，从明代主要分布于桂北、桂东、桂中，到清代逐渐向桂南、桂西南和桂西扩散，形成了清代广西所有府级政区都有瑶人分布的格局，并在清中后期进一步迁徙到云南和越南等地。从广西瑶人分布的中心区看，明中前期已经形成了大藤峡核心分布区，明后期随着瑶人从桂中逐渐向桂西迁移，思恩府境内的土司地区逐渐成为广西瑶人分布的又一个聚居地。清中后期，广西瑶人的地理分布逐渐呈现出收缩的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清中期广东和岭北等地汉族移民的大规模迁入，不断压缩瑶人的生存空间，许多生活于低山丘陵地区的瑶人选择了向深山退却或向外地迁移，或者逐渐与外来汉族移民融合；另一方面也与瑶族“居山游耕”的生活习惯有关。虽然从史料上看瑶族曾经广泛分布于广西各地，但若仔细考察其数量和分布的具体区域，可以发现他们主要集中在有广阔山地的地区，而在缺少山地依托的地区则很稀少，而且瑶族游耕的生活习性使得他们在一个地方耕种一段时间，地力耗尽后，便选择迁徙他处，所留下的地盘则多为汉族移民所占据。随着瑶人从游耕向定居的转变，定居的瑶族依托几块大的山地逐渐形成了几个稳定的分布区域，包括大瑶山区、桂东南岭山区、都阳山—大明山区、十万大山区等，而其他地区散布的瑶族要么与别的民族杂居或融合，要么迁徙他方，最终形成了今天广西瑶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五、广西特有的世居民族
广西历史上的世居民族除了汉、壮、瑶等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族群，还有人口较少、分布范围较为有限的一些特有民族，比如毛南族、仫佬族、京族。
毛南族的前身是“茅难蛮”，“茅难蛮”即分布于宋代桂西北宜州境内茅滩地方茅难团的“蛮族”，与抚水蛮毗邻而居，具有共同的渊源，都是从百越族系的僚人分化而来，后来逐渐演变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共同体。有学者认为毛南族是从水族中分化而来[48]。虽然宋代“茅难蛮”已经从僚人中分化出来，但是完全形成今天的民族共同体毛南族，却可能迟至明清时期。今天毛南族的族源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魏晋时期僚人的一支，二是明清时期外来的汉族移民。
仫佬人是在元明时期从桂西北庆远府天河县境内分布的一支“伶”人中演变出来，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而“伶”人是从侗人中分化而来的，因此仫佬族与侗族存在亲缘关系。仫佬人的族称经历了从宋代的“伶”向元代的“木佬”和明清时期的“姆佬”演变的过程。元明时期，有一部分迁入罗城、天河的汉族移民通过联姻，也逐渐融入仫佬族之中，这是人口较少的外来移民融入迁入地社会的普遍路径。
京族是广西境内特有的少数民族，由于其主体在越南，也被称为越族。京族的民族语言为京语，文字为“字喃”，是13世纪末京族人民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的本民族文字，现在京族人通用汉语的粤方言和汉字；广西的京族主要聚居于东兴市江平镇的尾、山心、巫头三个海岛上，人口有2.8万多人，故该地素有“京族三岛”之称。京族是从古骆越部族演变而来，广西京族的祖先大约在16世纪初陆续从越南涂山等地迁移而来，最先居住在巫山岛和江平镇附近的寨头村，后来才逐渐向尾、山心、潭吉等地发展。根据京族中人口较多的刘、阮二姓的追述，他们的祖先原先居住在越南吉婆岛，后迁至越南涂山沿海，以打鱼为生。一次他们追捕鱼群来到今东兴市的巫头岛，看见这里荒无人烟，又有较好的渔场，于是定居下来，至今已传十六七代。清朝曾在京族聚居的江平地区设置巡检司。中法战争期间，尾、巫头等地的京、汉各族群众，在尾村京族人杜光辉的率领下，参加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抗击法国侵略者。京族人信仰多神教，包括祖先崇拜、地方神灵崇拜等，也兼信道教、佛教和天主教。京族具有独特的民族乐器独弦琴，独弦琴与京族人的“唱哈”“竹竿舞”被誉为京族传统文化的三颗珍珠。
六、中国第三大客家人聚居省区
客家人是汉民族中的一个独特民系，它以客家话为语言，具有特色的文化习俗和特别的客家精神。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中原，后迁入广东、福建、江西三省毗邻地区，形成客家民系，因此赣南、闽西和粤东北是客家人的祖地。广西境内的客家人主要是从客家祖地迁移而来，并逐渐成为仅次于广东、江西的客家人分布第三多的省区，有700多万人。在广西109个县级政区中，有80多个县级政区分布有客家人，可谓遍及广西各地。从历史上看，广西各地、各民族对客家人的称呼也不相同。一般来说，梧州、贺州、桂林、柳州、玉林等地多把操客家方言的人称为客家人、客人，而南宁、百色、河池、钦州、北海、防城等地则多把操客家方言的人称为新民。很显然，客家与新民是与本地、土著、地老等称呼相对而言的，属于他称[49]。由于客家人称“我”为“<氵厓>”，因此一些文献中又将客家人称为“<氵厓>”“僾”“挨”“霭”“艾”等，属于同音异写，实际上可视为客家人的一种自称。而一些记载中之所以将客家人又称为“麻介人”“麻界人”“麻戒”“倪解”“勿鸡”，则是取其语音附会而成。广西的客家人呈现出“高集中、大分散”的分布格局，形成了四大片集中分布区，即桂东南的玉林片，桂西南的北海、钦州和防城片，桂中的贵港、柳州和柳城片，桂东的贺州片。如果在桂林市至凭祥市之间画一条直线，那么客家人在广西的分布格局是东南密、西北疏。
广西客家人具有“勤俭耐劳、诚信睦邻”的优秀品质，广西客家人有句俗话：“早起三朝当一工，早起三秋当一冬。”并编唱歌谣教育子孙：“勤俭丰足之本，耕读兴家之本。勤俭定能立业，奢侈导致贫困。春日一刻千金，季节绝不饶人。一年只望一春，一日又望早晨。有事莫推明日，今日就想就行。……勤俭先贫后富，懒惰先富后贫。兴家如针挑土，败家如水洗尘。用物检点节约，破烂要多费神。房屋田地再多，乱用不久必贫。宁可自食其力，不能坐食山空。”[50]客家人的精神甚至为外国人所赞叹。英国学者布克斯顿在《亚细亚人》一书中记载客家人的优点是“勤劳耐苦，节俭慷慨，团结爱国，敢作、敢为、敢当”。美国人文地理学者亨廷顿在《美国地理学杂志》中写道：“客家人的坚忍不拔，刻苦耐劳，是其男女的共同特性。”而广西作为中国第三大客家人聚居的省区，客家人对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做出了巨大贡献。柳城县的客家人“性殊强悍，勤苦耐劳，男妇终岁工作不辍”，民国时期柳城县“各大市场及柳河沿岸多为该族聚居，经济权亦渐为该族所操。……闻其初来时，亦殊穷苦，然能以勤俭自持，努力奋进，由雇农而佃农而自耕农，迨今成为大地主者不少”[51]。民国时防城县的客家人开垦“土人之隙地，由是县境之田亩日辟，农业顿为之改观”[52]。正是通过自身的勤苦劳作和努力，客家人不仅在广西争得了生存权，而且实现了很好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广西的农业开发和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七、中国第三大侨乡
广西籍华侨主要来自桂东南和北部湾地区，以客家人为多，主要分布于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居住在新加坡的广西籍华侨华人超过万人，建立了同乡会组织三和会馆，全称“桂廉高三和会馆”，是1883年由广西、廉州和高州三地华侨华人创办，1992年更名为“广西暨高州会馆”。马来西亚的广西籍华侨华人有五六十万，分布在马来西亚各州的城市和乡镇，建立了40余家同乡会、会馆或总会组织，主要经营橡胶、可可、棕榈等。泰国早期的广西籍华侨华人主要是从马来西亚移居的，分布于泰国南部的勿洞府，建立了八桂堂和勿洞泰国广西会馆，经营橡胶业，这些华侨的祖先主要来自广西容县。后来进一步向曼谷、清迈、合艾等地发展，建立了曼谷的泰国广西会馆和合艾的泰南广西会馆。泰国境内的广西籍华侨华人达数万之众[53]。数十万广西籍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创业发展，为东南亚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广西特别是桂东南和北部湾地区也成为中国的第三大侨乡。玉林市是广西最大的侨乡，全市有华侨及港澳台同胞200多万人，其中玉林市所辖容县的华侨及港澳台同胞有80万人，北流市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有30多万人，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北部湾地区的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也是广西籍华侨的主要来源地，人数超过100万，其中钦州市有华侨近40万人。
八、人口变迁
广西作为边疆民族地区，虽然自秦代以来已经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但是作为王朝实施有效管辖的一项重要制度，人口调查统计制度在广西境内的全面推行却是缓慢而渐进的。尤其是在桂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直到清代改土归流后，大多数地方的人口才纳入官方的户口汇总发布系统，从而正式进入国家的版籍。从“无籍之民”到“编户齐民”，见证了广西各民族逐渐进入国家体系的过程。与人口调查统计制度的推行过程相适应，历史上的广西官方人口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广西境内人口的实际情况，而是存在大量未纳入统计的人口，特别是长期处于羁縻、土司制度下的少数民族人口。广西人口数量的变迁，固然是土著居民自然增长的结果，也与外来人口迁入造成的机械增长和繁衍生息密切相关。因此，两千多年来广西人口的变迁过程，是广西境内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西汉以前，有关广西的人口缺少最基本的数据，也就无从推算得知其数量。而从西汉开始，根据历代正史《地理志》对各地政区户口的记载，再结合有关的人口史料，我们已经能够大致推测其数量情况。西汉时期，元始二年（2年）的广西人口约有27万。东汉时期，永和五年（140年）的广西人口约有100万。西晋太康初年（280—282年），今广西约有37万人。刘宋大明八年（464年），今广西境内人口约有64万。隋大业五年（609年），今广西人口约有107万。唐贞观十三年（639年），今广西境内约有84万；天宝元年（742年），今广西境内约有111万。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今广西境内约有168万。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今广西境内约有260万人。明万历六年（1578年），今广西境内约有民籍人口300万，加上军籍人口约50万和未编入户籍的少数民族人口50万，合计约有400万人，其中汉族人口约100万、少数民族人口约300万[54]。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今广西境内约有1044万人；宣统二年（1910年），今广西境内约有1589万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今广西境内约有1399万人[55]；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今广西境内约有1566万人。
长期以来，汉族在广西人口中并未占据多数。直到清中期，汉族人口才超过广西总人口的一半，成为广西人口最多的民族。在民国时期广西人口的民族构成中，汉族人口占多数，壮族次之，而且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1941年，广西（不包括钦廉地区）总人口1425万，其中汉族800万～900万人，占60%；壮族500万人，占37%；瑶族约20万人，占1.4%；苗族5万～6万人，占0.3%。汉族虽然占据广西人口的多数，但是分布的地域却主要集中于桂东地区，约占广西总面积的1/3；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桂西和桂北地区，约占广西总面积的2/3。[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数据也是广西历史上第一次涵盖了境内各民族居民的最为全面、准确的数据，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据统计，1953年今广西境内共有1975万9637人，其中位于桂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桂西壮族自治州、宜山地区、百色地区的人口有873万9309人，约占广西总人口的44%。[57]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广西各族人口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条件，人口总量急剧增加，从1949年的1845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5159万人。平均每年增长近5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0‰，人口密度也由每平方千米78人提高到218人，高于同期全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和人口密度。根据2010年广西人口普查数据，汉族约占63%、壮族约占31%、瑶族约占3%、苗族约占1%、侗族约占0.6%、仫佬族约占0.4%。[58]可见自清中叶以来的200多年间，广西一直维持着以汉、壮民族为主体的人口结构。
九、民族演进
壮族是世代生活在岭南的土著民族，由春秋战国时期的西瓯、骆越发展而来，其间经历了不断的分化、重组，并融合了其他一些民族成分而形成。东汉时期，西瓯、骆越人的称谓逐渐发生演变，其中分布于桂东的西瓯人逐渐演变为乌浒人，分布于桂南和今越南北部的骆越人逐渐演变为里（俚）人。东汉时乌浒人虽然因承袭西瓯而得名，但其分布地域却大大突破了秦和西汉时期西瓯人的活动范围，活动于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而其核心地域则位于郁江干流的今贵港、横县等地。虽然东汉前期“里（俚）”人经历了一段与“骆越”并存的时期，但骆越之民逐渐被称为“里（俚）人”则是一种必然趋势。至三国两晋南朝时期，“乌浒”消失，出现了被称为“僚”“俚”的族群，因为僚人大多与俚人杂居，故史籍中多将俚、僚并称，“俚僚”成为岭南非汉族群的一种泛称。“俚”“僚”都是以骆越为主体发展而来的，之所以出现了称谓的分野，主要原因在于中原士人因其分布地域不同而得出的认识，其中俚人分布的核心区位于今广西东部的郁林郡、苍梧郡，僚人则主要分布于今广西西部和越南北部。
魏晋时期岭南西部广泛分布的俚人，到隋唐以后已经少见于文献记载。很显然，这些俚人不是凭空蒸发掉了，或者远徙他地，而是随着王朝势力的日益增强，俚人势力日渐式微，大多接受王朝的直接统治，并进而融合进汉族之中，成为王朝在岭南地区新增的编户齐民。俚人的式微是南朝以来岭南地区俚人加速汉化的结果，其标志性事件就是高凉太守冯宝与俚人首领冼夫人的联姻。冼夫人家世代为俚人的首领，嫁与冯宝后，约束本族，依从民礼，使汉文化在俚人中自上而下地渗透，加快了俚人的汉化进程。俚人在文献中的逐渐“消失”，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反映。隋唐时期岭南地区俚人的“消失”，实质上是俚人与汉人融合的结果。而聚居在岭南西部特别是桂西山地、开化程度较低的非汉族群，则被统治者称为“山僚”“洞僚”“生僚”等，于是唐代僚人便逐渐成为岭南西部非汉族群的泛称。[59]有关研究表明，“僚”与俚、乌浒、西瓯、骆越具有继承关系。此外，唐代桂西、桂北和桂南边缘一带的壮族先民也被称为蛮，其中分布于桂西南左、右江地区的壮族先民被称为“黄洞蛮”或“西原蛮”。
宋代是广西境内的僚人、蛮人渐趋分化、形成各民族共同体的关键时期，其中绝大多数在南宋时演变为壮族先民“撞人”，其余则演变为壮侗语族的其他民族（侗、毛南、水族等），比如宜州管下南丹州蛮演变为壮族先民之一，茅难蛮演变为毛南族先民，抚水蛮演变为水族先民，融州管下峒蛮王江蛮、仡伶演变为侗族先民等。而外来的瑶人则逐渐成为影响广西境内民族构成与地理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宋代是壮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壮族逐渐从隋唐时期的僚、蛮族群中分化出来，并出现了“撞（僮）”的族称，昭示着壮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确立，而且在语言、分布地域、生计方式和文化心理等方面都具备了成为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水族的前身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闽越族群，直接源自唐宋时期桂西北的抚水蛮，此时水族作为一个新的族群已经从僚人中分化出来，分布于今贵州南部、东南部，以及广西大、小环江流域周围地区。毛南族源于茅难蛮，茅难蛮是分布于宋代桂西北宜州境内茅滩地方茅难团的蛮族，与抚水蛮毗邻而居，二者具有共同的渊源，都是从百越族系的僚人分化而来，后来逐渐演变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侗族源自唐宋时期分布于湘西、黔东、桂北一带溪峒地方的“峒人”“峒蛮”“溪峒诸蛮”“溪峒之人”和“伶人”，而“峒人”“伶人”等又是从僚人分化而来。“峒人”“峒蛮”冠以“峒”称，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宋代“峒人”“伶人”仍属于两个不同的族群，因此峒蛮、仡伶并称。在此后的发展演变中，侗人日益强盛，而伶人日渐式微，最终伶人大部分融入侗人，民国时期伶人作为一个族群的称号消失。
元代广西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僮人和瑶人，其中僮人集中分布于桂西、桂西南的左右江地区和桂西北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境内，这也是唐宋以来僮人的传统聚居区，而桂东、桂中等地则是僮人的散居区。右江地区的僮人被称为“僚”，其中“峒僚”“山僚”显然是指居住在较为闭塞的山区、开发程度不足的僮人。明代广西境内已经形成以僮、瑶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结构体系。明代广西的僮人有“僮”“俍”“僚”“侬人”“土人”等称谓，其中桂西南左右江流域的僮人被称为土人（或俍人、僚人），桂北的僮人又被称为俍人，他们集中分布于今湘桂铁路线以西的地区，也是广西土司政区集中分布的地区。清中前期，壮族被称为“僮”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几乎遍及全广西及广东西部，但布、土、侬等称谓仍然并存[60]。壮语中“布”的含义即指“人”，所以“布壮”即“壮人”，“布土”即“土生土长的人”，等等。清代广西瑶人的分布范围比明代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几乎所有府、直隶州和直隶厅都有瑶人居住，以僮、瑶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结构稳定形成。
民国时期广西的民族结构与分布格局承接清中后期之余绪，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随着政体的变革，民国时期的政治家和学者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着手建设新的民族国家，并在“五族共和”的观念下建构新的中华民族。旧桂系、新桂系的领导人受到上述思想观念的影响，在处理广西民族关系的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近代做法。他们从尊重少数民族的认识出发，曾明令将广西各族族称原有的“犭”旁改为“亻”，比如将“猺”“獞”“狑”等改为“傜”“僮”“伶”等。[61]尽管如此，民国时期的广西当局在政策上还是执行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比如在称呼上将汉族以外的各民族统称为“特种部族”，甚至在1939年向国民政府建议：“请通令全国，以后对苗、夷、蛮、傜、倮、僮以及少数民族等名称，禁止滥用。”[62]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各民族才真正迎来平等、团结、繁荣的新时代。今天广西12个世居民族成分的确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指引下，通过严肃认真、科学扎实的民族识别实现的。从1951年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广西各地自报的民族称谓有30多种。经过1953—1956年的一系列民族识别，确认了僮族、毛难族、仫佬族、京族的族属。1958年，韦国清在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宣告，广西有僮、汉、瑶、苗、侗、仫佬、毛难、回、水家、倮倮（彝）、仡佬11个世居民族，人口有1900多万。因为此时北海、钦州、防城尚隶属广东，因此分布于防城的京族未计算在内。后来随着钦廉地区划归广西，京族成为广西的第十二个世居民族。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使各民族“返本归原”，广西的世居民族被确认为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京、回、彝、水、仡佬12个民族[63]。其中，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瑶、苗、侗族也是广西人口较多的世居民族，仫佬、毛南、京族则是广西特有的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