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时国都：身份定位与城市想象

泱泱中华的国都，当是一座大城。国都的气象，自当楼宇绵延，街衢严整繁华，文人雅士麇集，典章文物鼎盛。如此，方显国都气象。而战时重庆是否算得上实至名归、名正言顺的国都？

以四川为抗日基地，当局在1934年就已“预定”[1]。历史学家威尔斯（G.H.Wells）也曾预言，“中日战争底最后一幕，是中国军队的主力先退入四川，然后再由四川冲出夔门，一战而胜日本”[2]。也就是说，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所在的四川即已被寄予抗战建国的厚望。

抗战军兴，国府西迁，自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告移驻重庆，到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还都令，重庆作为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抗战司令台达八年半之久。尽管如此，战时重庆的“名分”并不明确。战时重庆的身份该如何指称，陪都、行都、国都抑或直属市？对战时重庆城市身份的定位和理解，将影响作家看待和想象重庆的方式。

在战时文学创作中，对重庆城市身份的指称，除了“雾都”“山城”之类源于自然属性的指称外，与国家政权相关联的城市身份则有“陪都”“行都”“国都”“战都”“战时首都”“战时国都”“新都”等。重庆的“都”身份是朝野认可、确定无疑的。不过，“陪都”“行都”与“国都”不能混为一谈，“国都”“新都”与“战都”“战时首都”“战时国都”也不能画等号。

在汉语中，国家的都城有多种称谓，如：京、京师、京城、京华、上京、都、首都、上都、国都等。国都、京城的词源含义，各种典籍对之的解释较为一致：“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释名》）“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公羊传》）“京”字“象宫观崔嵬之形，在古素朴之世非王者所居莫属。王者所居高大，故京有大义，有高义”。[3]概而言之，在古代中国，“国都”为君主居住之地，人群聚集之所，建筑宏伟高大。

由皇权时代进至五族共和的民国时期，“国都”的含义自当有所变更。在现代国家观念中，国家元首所居之地已不是定义“国都”的首要条件，中央政府所在城市即为国都，国都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城市。然而，战时重庆是个例外。1937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所做《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演中谈到：“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所早已预定的，不过今天实现而已。”[4]蒋介石的讲话，把“国府迁渝”解释为早已筹划的战略布局。然而，当局并没有给重庆以“都”的正式名分，“直属市”（“直隶于行政院之市”）的身份也是1939年5月5日才给的。[5]而“明定重庆为陪都”[6]，则已是1940年9月6日。

这与1932年国民政府移驻洛阳的情形有所不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迫于形势，仓促决定国府移驻洛阳办公，稍后又决定以西北为立国生命线，设立西京陪都。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各院院长联合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言中写到：“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7]。3月5日，国民党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8]然而，仓促“迁都”，引发了社会的不满。《国难会议与行都》一文指责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是向敌人“示弱”，“示弱于敌人，终成致命之伤”，政府“仓皇播迁，有类亡命”，所谓迁都内陆“以表示不签字之决心”和“长期抵抗之决心”，根本不可信，“所谓国难会议者，恐无过于一种‘逃难会议’而已”。[9]《行都印象记》更是把行都洛阳看作“落魄的统治者的避难所”，而前往洛阳的公务员就像谪贬戍地的“囚徒”，满怀怅惘和哀愁，失望于洛阳的简陋、枯燥，不愿在洛阳待下去，唯有古城的“香艳的巢穴”能引发他们的热情。[10]行都洛阳了无生气，令人厌烦，随迁都而来的官员有着流放的悲哀，耽于淫乐。总之，这是一座让人感到绝望的行都，是“他城”。

洛阳行都和西京陪都这两次迁移引发了国民政府的信用危机，故国府迁渝后，国民政府并没打算给重庆以明确的名分，却安排重庆各界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欢迎仪式，媒体也对之大加报道。[11]这显然是吸取了“迁都洛阳”的教训，防止国府迁渝引发民心动摇，危及国家统治和抗战事业。当年的《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确实在字里行间皆流露出面对强邻入侵，国民政府容忍退让、委屈示弱和寄希望于国际社会调停的心态，行都洛阳的形象也因此显得灰头土脸。与之相对照，《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则满纸皆宣扬将士抗日的英勇和政府抗日的决心，并号召民众齐心协力，与国土共存亡，继而在抗战的壮烈叙述中，引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迁驻重庆”[12]。

然而，重庆民众对国府迁渝不免有所非议。“一般意志薄弱及浮浅者流，行为大惊小怪”，观念错误，不理解“国府迁渝”乃为了“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此，重庆抗敌后援会特制定十一条宣传标语，对“国府迁渝”“国府主席莅渝”事件进行正面解读，其中前四条标语为：“（一）国府迁渝是表示长期抗战的决心；（二）国府迁渝是与敌人持久奋斗的表示；（三）拥护国民政府持久抗战的决策；（四）拥护国民政府主席领导全民抗战到底”。[13]“国府迁渝”虽为重庆人的无上光荣，是长期抗战的需要，但对国家、对政府来说，多少意味着失败、示弱和屈辱。因此，国民政府这次只字不提“迁都”，只以“国府迁渝”四字来应付，也不急于考虑定重庆为“陪都”还是“行都”的问题。

国府迁渝后，“抗战司令台”重庆经受了大轰炸的考验，并成了大后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枢纽。鉴于此，国民政府于1940年9月明定重庆为陪都，“藉慰舆情，而彰懋典”，并在10月1日组织数万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过了一年又下令撤销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西安重归陕西省管辖，这意味着取消了西安的陪都资格，“盖中央之意，以为今日之陪都，只应有一，故专以陪都之名称重庆”[14]。然而，笔者注意到，在《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的表述中，冒出了重庆的另一个身份——“行都”，命令全文如下：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树抗战之基局（扃），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藉慰舆情，而彰懋典。此令。[15]

该命令以追认的方式，把国府移驻重庆后的城市身份表述为“行都”。“行都”与“陪都”有别，要不然，当局也没有必要在同一命令中将之前与之后的重庆分别以“行都”和“陪都”来指称。“行都”古已有之，帝王“外出巡狩，凡所驻跸之地，皆曰行在，言其为帝王行幸所在也”，“盖南宋尝本古人称帝王巡狩驻驿之地为行在之义，称临安为行都。然吾国体为民主，虽有元首领导于上，然不得被以行在之名，以明其尊严之无二，称曰行都，是为得之”[16]。“行都含有必要时朝廷前往驻扎之意”[17]，1932年定洛阳为行都，即为此意，那时国都南京并未沦陷。国民政府在命令中指称重庆为行都，显然是把1937年国府移驻重庆与1932年国府移驻洛阳看作同一性质。1940年关于重庆的书写，频繁出现以“行都”来指称重庆的情形，如：老舍《行都通讯》、林禄如《我们的行都》、何瑞瑶《行都战时杂景》、姚苡《行都新竹枝》等文。“行都”称呼对于重庆来说，更多属于“追认”性质。

抗战后期对重庆的称谓更多是“陪都”，因为这是国民政府“明定”的，而且是“永久”的，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还出台了“陪都十年建设计划”。陪都的最初出现，源于古代中国的两京制乃至多京制。“历代成例，往往于京师之外，别立一京或数京，亦当称之为都，是即近人之所谓陪都，亦称陪京。”[18]陪都是一国的副都，对国都起着呼应、补充、配合的功用，“陪都一般不设中央政府机构，并非全国政治中心”[19]。然而，陪都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在地，是“抗战司令台”，有“国都”之实，而无“国都”之名。实际上，当局对重庆陪都的解释，包含“替代性国都”和“暂时国都”的意味。1940年10月1日，在陪都建立大会上，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对重庆陪都做了恰如其分的解释：“什么叫做陪都呢？陪都就是一个国家为了应付非常的事变与适应战时的需要，在国都之外，建立一个代替国都职责的首脑部，这就叫做陪都。”[20]把重庆定为“陪都”，赋予其国家“首脑部”的地位和功能，同时“以明首都仍为南京。首都为中华之神京，其他都会所不敢比拟，故降称为陪都，正以为神京之尊无二也”[21]，以此唤起“打回南京”“光复中华”的抗战决心，打消对政府“偏安”的猜测。

不过，战时重庆有时还是被官方机构、新闻媒体和文人称为“国都”或“首都”。如：《大公报》的社评《祝重庆陪都》有言：“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国府宣言移驻重庆，重庆之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抗战司令台，迄今已两年又十个月。”[22]《重庆市警察局关于1941年度户籍工作的报告》既称重庆为“陪都所在”，又称重庆为“战时国都所在”。[23]“中央社讯”也有“本市为战时首都，应有振奋严肃气象”的说法。[24]向海外传播的《现代华侨》杂志所刊发的《新生中的陪都》一文写到：“国府宣言移驻重庆，重庆便变成了战时首都”[25]。称重庆为“战时国都”或“战时首都”，是在重庆被明定为陪都之后，在这之前，几乎未见称重庆为国都（首都）的，1938年记叙“重庆现状”的一篇文章，只是小心翼翼地写到：重庆“目下已成为后方重镇的——不，简直是当作新都了”[26]。20世纪40年代称重庆为“首都”或“国都”，必加上“战时”二字，意味着重庆的国都身份是战时的，也就是暂时的，暂时“代替国都职责”。

重庆是一座因抗战失利而兴盛，因抗战胜利而落寞的城市。国府迁渝的初衷即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设立陪都也是为了“树抗战之基扃，赞建国之大业”。抗战还未结束，中央大学的一位教授就认为，“战争未结，建立陪都，以为发号施令之地，自属必要。他日战事结束”，选好建好首都才是大事，“而建立陪都一事，无论其数多少，窃以为非经国之要图也”[27]。由于重庆作为陪都是1940年9月才“明定”的，而1937年11月国府即已迁渝，而且，考虑到重庆在战时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和所具有的影响，笔者认为，用“战时国都”来指称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更为合适。

战时国都身份对重庆形象的塑造，有着明显的制导作用。国都是国家的象征符号，在认同上应视为“我城”。把战时国都看作“我城”，符合抗战需要，符合民族意识和国家政治的表达。不过，按照同样的逻辑，在抗战、民族和国家观念的审视下，国都重庆也可能蜕变为“他城”。这由司马对都邮街的描绘中可见一斑：

抗战司令台下的吸烟室，东亚灯塔中的俱乐部，皮鞋的运动场，时装的展览会，香水的流域，唇红的吐纳地，领带的防线，衬衫的据点，绸缎呢绒之首府，参茸燕桂的不冻港，珠宝首饰的走廊地带，点心的大本营，黄金的“十字街头”……

这就是都邮街。[28]

都邮街是战时重庆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也是抗战意味最浓厚的一条街道。如果不考虑重庆特殊的战时身份，那么，司马以罗列方式对都邮街的物质景观和身体装饰的呈现，不过给人以摩登都市的观感，移来描述上海的南京路、霞飞路，也大致妥帖。但是，这段描绘都市街景的文字，中间夹杂着“抗战司令台”“东亚灯塔”“防线”“据点”“首府”“大本营”等联系着战时国都的修辞，其意味就变得复杂起来，摩登身体与国都身份之间的裂隙对都邮街、对重庆这座城市构成了暗讽。都邮街直通象征民族抗战决心和意志的“精神堡垒”（一座木结构的塔形建筑，被日军空袭毁坏后，代之以一根高耸的旗杆，所在地叫“精神花园”），文章叙述完都邮街，最后写到：“再过来就是精神花园了，景象颇为萧疏，但偶然也飘过和树叶一样鲜艳的红衣女人。”[29]这一句，再一次以抗战和国都的名义，对都邮街的摩登繁华进行了反诘。

因而，“战时国都”不仅是全面抗战时期重庆的政治身份，同时也决定了流亡者进入城市的方式和态度，决定了重庆的空间格局、社会构成和消费娱乐的调整和变迁，决定了市民与城市相互打量时的期望值，决定了城市感召力的增强或减弱，决定了进入城市叙事中心的人物类别和体验差异。